十幾年前我路過豫南一個村子，去看一個做田野調查的朋友。車在土路上顛了兩小時，下來時已近黃昏。村裏靜得像被抽空了，只有幾隻雞在牆根刨食。朋友說這村子年輕人都走光了，只剩些老人守着舊房子，像守着一堆不能燒的柴火。我住在村委會的小院裏，房間對着一根歪斜的電線杆，杆頂掛着個高音喇叭，蒙了厚厚一層灰，像個被遺忘的神龕。第二天早上六點，我被一陣刺耳的電流聲驚醒，接着是渾濁的男聲從喇叭裏炸開，在空曠的田野上迴盪。那聲音帶着失真的顫抖，像從罐頭裏倒出來的，隔了好幾層鐵皮。朋友說，那是老趙，村裏的廣播員，當了三十年村支書，退下來後就管這大喇叭。每天早上六點準時開播，雷打不動。
我去找老趙時，他正坐在村委會的小屋裏，面前擺着一隻話筒，話筒旁是一隻搪瓷缸，茶泡得濃黑，像墨汁。他六十多歲，背挺得筆直，穿一件洗得發白的藍色中山裝，扣子一絲不苟扣到領口。見我進來，他點點頭，繼續對着話筒唸報紙。唸的是省報上的社論，一字一頓，像在朗誦聖旨。唸完，他放下報紙，按下錄音機鍵，喇叭裏傳出《東方紅》，聲音被風吹得支離破碎。他端起茶缸喝一口，眼睛盯着窗外的電線杆，像在檢閱自己的軍隊。
朋友說老趙年輕時是生產隊長，後來當支書，管過全村的口糧分配、計劃生育、修路挖渠。那時候村裏有兩千多人，開大會時黑壓壓一片，他站在臺上講話，底下鴉雀無聲。他的聲音天生洪亮，不用喇叭也能傳出去老遠。有人說他嗓門大是因爲小時候喊牛喊出來的，也有人說是因爲他心裏憋着一股勁，不喊出來就堵得慌。他自己從不解釋，只是每次講完話，都要喝一大口濃茶，像要把聲音壓回肚子裏。
村子空了是這十幾年的事。先是年輕人出去打工，接着孩子跟着走，老人也陸續被接走或去世。村裏的小學關了，衛生所關了，供銷社也關了。只剩村委會還亮着燈，因爲老趙還在。他每天早上六點開播，讀報紙，放紅歌，通知打疫苗，罵誰家的狗在路上拉屎。有時候他對着話筒喊，三組的王老太，你家爐子煙太大，薰到鄰居了；有時候他唸，今天降溫，大家記得多穿衣服。那聲音在空蕩蕩的村子裏迴盪，驚起幾隻烏鴉，又歸於寂靜。朋友說村裏人都笑話他，說他是對着空氣發號施令。可老趙不在乎，他說只要廣播還響，這村子就沒散。
我問他爲什麼還要播。他沉默了一會兒，端起茶缸又喝一口，說，習慣了。他說這話時，眼睛還盯着窗外的喇叭，像在看一個活物。我看着他，覺得他不是在看喇叭，而是在看自己一輩子的位置。那個位置在電線杆頂上，在聲音能到達的地方，在他曾經說了算的那片土地上。哪怕聽衆只剩風和烏鴉，他也要坐在那裏，對着話筒，把聲音送出去。
有天早上我起得早，看見老趙站在電線杆下，仰頭看喇叭。晨光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長，像一根釘子釘在地上。他手裏提着工具箱，是要去修喇叭。那喇叭線路老化，時常發出刺耳的雜音，有時乾脆不響。每次出問題他都親自爬上去修，不讓別人碰。朋友說有次他爬到一半腳滑了，差點摔下來，下來時手都在抖，可第二天照樣六點開播。我問他爲什麼不換個新喇叭，他說換了就不是這個了。
老趙年輕時也想過離開。那是八十年代初，村裏有人去深圳打工，回來時穿着皮夾克，手上戴着手錶。老趙動過心，可他是支書，村裏的事沒人接手，他走不了。後來他兒子考上了大學，在省城安了家，讓他過去住。他去住了半個月，覺得渾身不自在。城裏沒有土地，沒有喇叭，也沒有人聽他講話。他回到村裏，對兒子說，我還是回來吧，這裏習慣。兒子說你固執。他笑，說可能是。
有次廣播完，我和他坐在院子裏曬太陽。他問我從哪裏來，我說從南方。他點點頭，說南方好，熱鬧。我說其實也不熱鬧，人多但各過各的。他想了想，說，那跟這裏也差不多了。我看着他，覺得他說的是實話。村子空了，可他還在這裏廣播，就像城市裏那些各過各的人，也在用自己的方式填補空曠。只是他的方式更孤獨一些，因爲他的聽衆已經散了，只剩回聲。
後來我離開那個村子，臨走前又去看了一次老趙。他還是坐在話筒前，茶還是泡得濃黑。我問他打算播到什麼時候，他說，能播多久就播多久吧。他說這話時沒有看我，眼睛盯着窗外的喇叭，像在等一個迴應。我走出村委會，聽見他的聲音又從喇叭裏傳出來，在空曠的田野上飄蕩。那聲音像一條看不見的線，連着他和這個村子，連着過去和現在，也連着他自己和那個已經不存在的位置。
我想起他那杯泡得發黑的茶，想起他筆直的背和一絲不苟的扣子，想起他站在電線杆下仰頭看喇叭的樣子。權力這東西，像聲音，在空氣裏傳播，碰到障礙就反彈回來。可他不在乎反彈，他只要那個聲音還在，就覺得自己還在。而那個村子，那片土地，那些已經散去的人，也許也需要這個聲音，哪怕只是一種習慣，一種證明自己曾經存在過的方式。
風吹過田野，喇叭裏的聲音斷斷續續，像一首沒有結尾的歌。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