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一國的打黑英雄、人大代表關鍵時刻夜奔美領館,當主政渝都的封疆大吏因受賄罪、貪污罪、濫用職權罪而鋃鐺入獄,你就可知道在中國煊赫一時的,引無數人讚不絕口的,被吹得震天響的“重慶模式”是什麼東西。這個在當時讓眾多國人目眩神迷的政治泡泡被吹得舉世聞名,在西南王的光環下閃爍著耀眼的思想光芒,儼然是新時期的又一次重大理論突破,社會主義政治舉措的重要開拓創新,由此產生了書山文海數量級的各類專著、論文以及形形色色的交流會、座談會、研究會,不知浪費了多少民脂民膏,肥了多少私人的錢包,追究下去又是一個政治黑洞,內幕驚人。
但泡沫終歸是泡沫,“重慶模式”隨著薄王的垮臺,也終究破滅,成為一堆歷史垃圾被拋棄在一旁,再也無人問津。在我看來,“重慶模式”在理論上毫無價值之處,這不過是一些趨炎附勢的學者、專家、文棍、政客所搞出來的蠱惑人心的東西——說穿了就是政治騙局,包裝得再漂亮,口號再多、學術的名詞再專業,也抵擋不住這堆政治垃圾所散發出來的催人嘔吐的惡臭。一想到當年這麼多公職人員、企事業單位人員還被動員起來圍著這堆垃圾專專心心的學習、認認真真的表演,就知道中國人精神麻木到什麼駭人聽聞的程度。
但“重慶模式”也不是絲毫沒有價值可言。正面價值沒有,反面價值卻堪稱一座金礦,裏面值得研究的課題,足可以產生幾個響譽中外的學術大師,或是中國國情專家。比如《黑吃黑:如何利用打黑撈錢》、《紅更紅:如何利用紅歌上位》、《重慶模式中知識份子的醜態》、《如何讓老百姓助紂為虐還帶有正義感》、《怎樣發動群眾成為炮灰》、《重慶模式中的權色交易》、《重慶模式與文化大革命的關係》、《什麼樣的代價才會讓中國人做壞事:看重慶模式中人性的墮落》、《重慶模式:紅二代的政治博弈》……
我相信,如果中國人不去認認真真的研究這些問題,解決這些問題,那麼再次做奴隸不過是遲早的事。中國人的很多學問,就是圍繞著如何做一個成功的奴才,而不是做一個正常的人。如果中國人不能洗心革面,不能端正自己的態度去面對這些社會的重大問題,那麼他們的孩子將生活在奴役之中,正如他們的父輩對他們所做的一樣。
但極多中國人寧願世代為奴,也不願痛改前非。是因為極多中國人早已被摧殘得失去反躬自省的能力,及改過自新的勇氣。他們寧願把時間與精力浪費在弄虛作假上面,也不願意改邪歸正,中華民族沉淪日久,不是沒有原因。正如鐘祖康之言:“一個民族裏面若有小部份人不腳踏實地是可以的,但要是整個民族,或當中大部份人都不腳踏實地,不拿出誠意和一點人溺己溺的人道精神來正視人生,而只一味以強淩弱收拾弱者,或虛應故事,或萬般狡辯,則這樣的民族,從常理推之,從人類歷史觀之,不可能有光明前途。”
“重慶模式”臭名昭著後,還有一個值得觀察的看點,就是當初參與創造、吹捧、宣傳的專家、學者、政客、官員在事後的反應。正常的國家,是站出來誠懇道歉,認真反省,承擔責任辭職下臺。但是在中國,我沒看到有任何一人出來謝罪。中國官場之污穢,正是《聖經》裏的一句話:“沒有義人,連一個也沒有!”這些當年靠著或妄圖靠著“重慶模式”升官發財的人,不是若無其事的、面不改色的照常生活,毫無羞恥之心,就是改換門庭投奔新主,把“重慶模式”改頭換面後再重新拿出來繼續忽悠。倘若追問他們前塵往事,這些奴才自有一套自打嘴巴不臉紅的轉換臺詞。由此可知,在中國當壞人、做壞事,已是一種制度性的常態,大家都覺得坑蒙拐騙理所當然,並無什麼不妥之處,即使謀財害命也多視作等閒,只要能達到個人目的,可以不擇手段。而這種環境,也正是產生“重慶模式”的一大之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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