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中旬到額濟納，胡楊正黃。千百棵樹從沙地裡長出來，枝幹虯曲，葉子黃得透亮，風一吹，滿天都是金屑。公路上排著長隊的旅遊大巴，遊客扛著三腳架，凌晨四點就站在河灘上等日出。我沒有去擠，在旗府後面的小旅店住下，第二天一早沿著一條乾河床往北走，想找個清靜的地方。
走了大約一個鐘頭，看見一間土房，房前一圈用胡楊枝紮成的籬笆，院裡拴著兩峰駱駝，一峰站著，一峰臥著嚼草。門口坐著個老人，披一件舊皮襖，兩手抄在袖筒裡，眼睛眯著，望著我走過來。我說想討碗水喝。他說，屋裡有，自己舀。
他叫達瓦，土爾扈特人，七十出頭，臉膛黑紅，顴骨很高，一對眼睛陷在眼窩深處，不大，卻不閃。屋裡很暗，一口水缸，一張矮炕，牆上掛一支老式的栓動步槍，槍托的漆全磨掉了。炕邊有一本日曆，翻到十月十五，每一天的格子裡，都用鉛筆畫了個小圈。我問這是什麼。他說，看水。
我沒有聽懂。他也不解釋，從爐子上提起銅壺，給我倒了一碗磚茶，加了奶和鹽，茶很燙，舌頭上先是鹹，再是一點焦香。
額濟納的土爾扈特，老人們說，是從伏爾加河邊一路回來的。回來了多少年，走了多少路，家譜裡沒有寫，只傳下一句話：跟著水走。這一帶的水叫弱水，古書裡說「弱水三千，鴻毛不浮」，發源於祁連山，經張掖往北，穿過戈壁，在這裡散成幾股，最後注進兩片湖，一個叫西居延海，一個叫東居延海。有水的地方，才有胡楊，有草，有駱駝，有人。
達瓦生在一九四二年，是個牧駝人的兒子。他父親有兩百多峰駱駝，夏天趕到湖邊，冬天趕進林子。他記得小時候湖很大，站在岸上看不到對面，一到秋天，天鵝、大雁、野鴨，黑壓壓地落下來，把整個湖面蓋住。夜裡睡在氈房裡，能聽見水鳥扇翅膀的聲音，像有人在黑暗裡撕布。
一九五八年，部隊進了旗，說是要建一個很大的基地，後來知道是發射場。方圓幾百里劃成禁區，牧民搬家，往南，往西，往人少的地方。他父親趕著駱駝走了十一天，牲口一路掉膘，到新地方，草場是別人的，水井也是別人的。第二年，死了四十多峰。
這還不是最壞的。一九六一年，西居延海乾了。
說到這裡，他停了一下，把碗放在炕沿上。
「乾得很快，」他說，「一年。頭一年夏天，水退下去，露出一圈白的，是鹽。第二年夏天，就只剩一個坑，坑底裂得像烏龜殼。魚全死了，臭了半個月。」
我說，是什麼原因？
他看了我一眼，像是在掂量我值不值得聽，然後說，上頭的人，把水用光了。
弱水流到額濟納之前，要經過張掖。五十年代，上游修了水庫，開了幾十條渠，把河水一段一段地截到地裡去，種麥子，種玉米。上游的地綠了，下游的湖，就一年比一年小。
說完這句，他忽然笑起來，說，可是我老婆，就是上游的。
她叫蘭英，張掖人，生在一九四三年。一九六零年，甘肅饑荒，她十七歲，家裡死了三口，剩她和一個舅舅。舅舅帶著她沿著弱水往下走，走了二十多天，一路吃草根，吃樹皮，舅舅死在半路，她一個人，爬到了額濟納。
那時達瓦十八歲，在林子邊放駱駝。有一天傍晚，看見一棵胡楊樹底下躺著一個人，臉朝下，頭髮散著，像一堆草。他以為是死人，走過去，用腳尖撥了一下，那人動了，用很輕的聲音說，水。
他把她背回了家。母親擠了半碗駝奶，加了一點鹽，用手指一點一點地餵。她整整睡了兩天兩夜。醒過來，第一句話是，我是不是到了天堂。母親聽不懂漢話，達瓦也只會半句，用蒙語說，這是額濟納。
她就留下了。
「那個時候，誰留誰，不用說。」他說，「人到了，就是人。」
我問，她知道湖是被她的老鄉抽乾的嗎？
他說知道，他從來沒有瞞過她。她剛能下炕那年，他趕著駱駝帶她去看那片乾湖，她站在湖底，一腳踩下去，鹽殼嚓地碎了，她愣了很久，忽然跪下去，抓起一把白的，哭得喘不過氣來，說，對不起，對不起。
「對不起誰？」
「我也問她。」他說，「她說不知道，就是覺得，要說。」
我沒有接話。這一路上我聽過太多人說起上游下游，說起大局小局，說得最輕巧的，往往是我這樣的過路人。可是眼前這位老人，一條命是上游那一邊給的，一片湖也是上游那一邊拿走的，他把這兩件事，同時放在手裡，一件也沒有丟開。
他們一九六三年成了親。蘭英後來給他生了三個孩子，學會了蒙語，學會了擠奶，學會了打酥油，連打鼾的聲音都像當地人。她再也沒有回過張掖，說回去也沒有人了。可她每到春天，總要一個人走到河邊，蹲著，用手去探水，探完了，回來說，今年的水，比去年細。
「她天天看水？」
「天天。」他說，「那本日曆，是她留下的習慣，每天去河邊，回來畫一個圈。圈大，是水大；圈小，是水小；畫一道槓，就是斷了。」
我低頭看那本日曆，仔細看，那一個個圈，大小是不一樣的，十月十五的圈很小，小得只有指甲蓋大。
一九九二年，東居延海也乾了。
那年夏天，蘭英站在湖岸上，看著最後一窪水縮成一個很小的圓，在日頭下閃了幾天，沒有了。她那天沒有哭，回家煮了一鍋麵，吃完，對他說，我想回去看一眼上游。
他們搭了一輛拉棉花的卡車，到了張掖，去看那座水庫。庫區很大，水面泛著藍光，岸邊有一個釣魚的老頭，還有一對在拍婚紗照的年輕人。她站在大壩上，看了一個多小時，一句話沒有說。回來的路上，她靠著他的肩膀，說，他們也不容易，水用了，田才有收成，孩子才有飯吃。
他說，你不恨？
她說，恨誰？
她是一九九八年春天走的，肺病，是連年的沙塵暴一點一點磨壞的。她生前最後一次去河邊，是被他背著去的，蹲不下去，他就扶著她的胳膊，讓她用手指頭去夠那一線水。
「那天水很細，」他說，「細得像一根線。」
她回來，在日曆上畫了一個小得幾乎看不見的點。
二零零二年，國家開始往下游調水，黑河上游的用水量被限定，每年分幾次，把水放到額濟納來。二零零三年秋天，東居延海，十一年之後，第一次又有了水。
我說，她要是看見，多好。
他沒有說話，站起身，說，走，帶你去看。
我們走了很久，太陽已高。他牽著那峰站著的駱駝，不騎，一步一步，沿著乾河床。沙礫在腳下沙沙響，河床兩邊的胡楊，有些還活著，金黃的，有些早已死了，灰白的，枯枝直指天空。
我趁路上沒話，就說了一句早就想說的。我說，都說胡楊生長一千年不死，死後一千年不倒，倒了一千年不朽。真是了不起。
他回頭看我，嘴角往下一撇。
「那是寫給遊客看的。」他說，「你看見站著的那些死樹沒有？活的時候，根往下扎，找水。水位降了，根夠不著，就渴死。死了以後，它不倒，不是因為它厲害，是因為沙漠裡沒有雨，沒有蟲，沒有人給它鋸，它就那麼站著。」
「那它不是——」
「站著，不是不死。」他說，「站著是不得不站著。」
我被他說得無話可說。這個比喻，我在多少篇文章裡讀過，以為是一個民族性格的象徵。到了他這裡，只是一棵樹的死法。
走了兩個多鐘頭，眼前忽然空曠起來，地勢向下傾斜，一片藍色，從遠處的沙丘邊緣漫過來，在太陽底下閃。是水。很淺，邊緣有一圈白色的鹽痕，蘆葦在淺水裡搖動，遠處有幾隻白色的水鳥，貼著水面，低低地飛。
我站在岸邊，不知說什麼好。他卻不看水，蹲下去，伸出手指，探進水裡，停了一會兒，抽出來，在褲腿上擦乾。
「今年的水，」他說，「不比去年。」
我問，這是調來的水，是不是一關閘，又沒了？
「一關閘，就沒了。」他說得很平靜，「它不是自己來的，是人放下來的。放多少，它有多少。所以我每天要來看。」
「看什麼？」
「看今天還有沒有。」
我們在岸邊坐了很久。駱駝低頭啃一叢芨芨草，尾巴一甩一甩。對岸的蘆葦被風推著，一波一波往一個方向倒。我想到王維的詩，「單車欲問邊，屬國過居延」，一千多年前他一路走到這裡，看到的居延，是大漠孤煙，是長河落日，也許還是這樣一片淺水。詩裡沒有寫水乾了，也沒有寫水又來了。
回去的路上，他一直沒有說話。到了他的院子，他把駱駝拴好，進屋，拿起鉛筆，翻到十月十五日，在那個小小的圈旁邊，補了一筆，把圈描得稍微大了些。
「這個，算今天的。」他說。
我告別的時候，他送我到籬笆口，從屋簷下摘下一條風乾的駝肉，用報紙包好，塞在我手裡。我走出老遠，回過頭，看見他又在門口坐下了，面朝北，兩手抄在袖筒裡，姿勢和我初見時一模一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