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間錄：老周

河邊停著一條鐵皮船，鏽色浸透了船舷，像舊傷結了痂。我第一次見到老周，就是在那條船上。那是二○○二年的冬天，三峽大壩蓄水前的最後一個枯水季，江面窄得像一道舊傷口，兩岸的山影壓下來，天光只剩中間一條縫。

老周坐在船頭，腳邊放著一個搪瓷茶缸，缸口有個豁口，用鐵絲纏過，沒纏好，還是豁著。他在剝一把葵花子，動作很慢，像是不急著去哪裡，也像是知道去了也沒用。五十多歲的人，頭髮已白了大半，卻不是那種蒼老的白，是那種被風吹舊的白，帶著點泥土的灰黃。臉上的皺紋橫豎交錯，每一道都像走過的水路，深得能藏住影子。

我在那個小鎮上住了三個月，算是替一家出版社做田野記錄，寫三峽移民的口述史。老周是我的嚮導，也是我的房東，更是我在那段日子裡見過的，心思最沉的一個人。

他是本地的擺渡人，在這條江上撐船已經三十年。父親也是擺渡人，再往上，祖父也是。一家三代，就在這一段幾百米寬的江面上，用船和槳，把兩岸的人送來送去。他說起這件事的時候，語氣平得像念流水帳，沒有驕傲，也沒有什麼特別的傷感，只是像在說一件早就說膩了的事。

鎮上的人叫他「周擺渡」，叫了幾十年，連他自己有時也忘了大名。身份證上寫著周德清，但那個名字，只在辦事的時候才用，平日裡沒人叫，擱在抽屜裡，跟幾張舊票根放在一起。他給我看過，票根是八幾年的長途汽車票，去縣城的，票面上的字已經模糊，只剩一個日期依稀可認：一九八七年四月三日。我問他那天去縣城幹嘛，他想了一下，說，接我老婆出院。我沒再問，他也沒再說。

老周的妻子叫翠蘭，嫁過來的時候十九歲，跟著他在江邊住了三十年。那是一棟兩層的石頭房，樓下堆著纖繩、木槳、廢棄的浮標，樓上住人。牆壁被江風和水汽浸泡得發黑，靠窗那堵牆上長著青苔，像一幅沒人要的潑墨畫。翠蘭在那棟房子裡生了兩個孩子，也在那棟房子裡，把自己慢慢磨成了一個沉默的人。

她的沉默不是悲苦那種，而是習慣了水聲以後，對別的聲音失去了興趣。江水日夜流，什麼話說出來都是輕的，比不過流水聲厚重。她每天早上給老周蒸一碗醪糟雞蛋，放在灶台上，自己不吃，說甜的膩她。老周吃的時候，她就站在灶邊看，看他吃完，把碗洗了，再去餵雞。這個動作，做了三十年。後來蓄水，房子要淹，她最捨不得的，不是什麼金銀細軟，是灶台邊那塊磨光了的青石板，說她站了三十年，站出了自己的形狀。

三峽移民的事，從九十年代末就開始鬧。鎮上的人分兩撥，一撥是領了補償款，早早搬去重慶或者宜昌的；一撥是捨不得走，拖著拖著，等到最後。老周屬於後者，但他的拖，不是留戀，是在等一個答案。他想知道，那條江撐過去了，這輩子算不算完整。沒有人能告訴他，他就一直等，等到縣裡的幹部三番五次上門，等到補償款快過期，才簽了字。

簽字那天我在場。縣裡來了個年輕幹部，穿著筆挺的夾克，拿著文件夾，說話很客氣，一口一個「周師傅」。老周接過筆，停了一下，看了看窗外的江，又低下頭，一筆一畫地寫下了「周德清」三個字。那三個字寫得很工整，比身份證上的印刷體還認真，像是在給什麼東西簽一份終結的憑據。年輕幹部說，周師傅，你放心，國家不會虧待你們的。老周沒說話，把筆放回去，去灶上倒了兩碗茶，一碗推給幹部，一碗自己端著，慢慢喝。

那碗茶極苦，是本地的老葉子茶，沒什麼香氣，只有一股深進去的澀。老周說他喝這種茶喝了幾十年，換別的喝不慣。年輕幹部嚐了一口，沒說什麼，但再沒碰那碗茶。

搬遷那天，翠蘭把家裡的東西一件件打包，動作很有條理，像一個早就準備好的人。老周站在門口，看她打包，不幫忙，也不妨礙，只是站著。後來他走下河坡，在那條鐵皮船上坐了很長時間。我遠遠地看著，沒過去打擾。江風很大，他的頭髮被吹亂了，他也沒去理。水面上有幾只白鷺，在淺灘上踱來踱去，慢得像是在練什麼無聲的功夫。

老周其實有故事，很多故事，只是他說起來的方式，讓人覺得那些故事都是別人的。文化大革命那幾年，他父親在江上被人揪出來批鬥，說是替「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擺渡，是「為反動分子服務的幫兇」。鬥了幾場，批了幾次，父親後來沉默了，在江上撐船，話越來越少，直到某一天，船靠了岸，人沒下來，就那麼坐在船上，心臟停了。老周說這件事，語氣很平，說「就那麼走的」，像說一個很自然的結局。我問他那年幾歲，他說十四，說完就不說了，去給我續茶。

他接手父親的船，是在父親去世的第二年，十五歲。那時候還沒到上工的年紀，但江上的活不等人，兩岸的人要過江，船要有人撐。他就撐。最開始手不夠力，槳在水裡打滑，老一輩的船家在岸上看著，沒說什麼，後來有個姓馮的老船工，每天早上來幫他調繩子，教他看水勢，看了一個冬天，什麼也沒說就走了。老周說，那個馮老頭，是他這輩子最記得的人，卻連名字都沒留下，只記得他嘴上總叼著一根旱煙，煙霧在江風裡散得很快，一散就沒了。

兒子在廣州打工，女兒嫁去了縣城，各有各的日子，很少回來。老周說起孩子的時候，語氣和說別的事情一樣，沒有特別的驕傲，也沒有特別的惦記，只說各人有各人的命，走了就走了。但有一次，我看見他翻一個鐵盒子，裡面放著幾張照片，最上面那張，是兩個孩子小時候站在船頭的，笑得露出牙縫。他拿著那張照片看了很久，然後輕輕放回去，蓋上蓋子，推到床底下。

蓄水以後，那條江慢慢漲起來，漲得很穩，每天幾厘米，看著不急，但什麼都擋不住。老房子淹進去的時候，我已經離開了那個鎮子。後來聽說，水漲到老周家的樓頂，翠蘭特地去看了一眼，站在新修的移民安置點上，隔著一大片渾黃的水，往那個方向看了很久。老周站在她旁邊，沒說話。

我再見到老周，是三年後的事。那時我路過他們搬去的那個安置小鎮，順道去找他。安置點在縣城邊上，一排排統一樣式的樓房，灰白色牆，鐵柵欄陽台，每家的陽台上都堆著些雜物，曬著些衣服，和全國任何一個地方的移民安置點，看起來沒有區別。老周住在二樓，門口放著一雙沾了泥的膠鞋，說明他還出去走動。

他開門的時候，我一下子沒認出他，頭髮全白了，背也稍微彎了一點，但眼睛還是那雙眼睛，清且深，像枯水季的江底，能看見石頭的紋理。屋裡收拾得很乾凈，桌上放著那個搪瓷茶缸，缺口還是那個樣子，沒有換掉。翠蘭在廚房裡，聽到聲音出來，看見我，點了個頭，說，吃飯沒，我去燒。

老周說，他現在沒有船了，沒有江也沒有船，每天在安置點附近走走，去小廣場坐坐，看人打牌，自己不打，不是不會，是覺得沒意思。他說，那邊有條小河，不寬，他有時候去看，但看了也沒感覺，不是那個意思的水。我知道他說的「那個意思」，是什麼意思，沒有追問。

飯桌上，翠蘭端上來一碗老豆腐、一碟泡菜、一盤紅燒肉。老周說，吃吧，這裡豬肉比那邊便宜，她捨得放料了。翠蘭說，什麼便宜，樣樣都漲了。兩個人說這些話的時候，聲音都很平，像是在說一件跟自己關係不大的事，但你能感覺出來，那些瑣碎的話，是他們這些年用來填空的東西，把那個不說話的地方填一填。

吃完飯，老周帶我去陽台上坐，遠處是低矮的山，山腳下是新修的公路，偶爾有車駛過，聲音傳上來，顯得周圍更靜。他點了支煙，慢慢抽，說，你那本書寫完了沒。我說寫了一半，還沒出。他說，寫出來，讓人看看也好，讓人知道有這麼些人，在那裡過了幾輩子，然後走了。我說，我會寫的。他說，你不一定記得住。我說，我記得住。他抽了口煙，沒說「謝謝」，也沒說「好」，只是把煙灰彈進一個舊鐵罐裡，慢慢點了點頭。

我離開的時候，夕陽從西邊的山背後沉下去，把山頂染成一道橙紅，風從山谷裡湧上來，帶著些草和泥的氣息。老周站在樓道裡目送我，我回頭看他，他的身影站在那道橙光的邊上，顯得格外清晰，也格外靜。

那本書後來出了，寫到老周的那一節，我想了很久不知道用什麼結尾，最後只寫了一句：「他把兩岸之間的水，用一條船量了三十年，量完了，水還在那裡，只是高了很多。」出版社的編輯說這句話沒有意義，要我改掉，我沒改。

再後來聽人說，翠蘭在安置點住了幾年，身體不大好，後來走了。老周一個人住著那套房子，陽台上的雜物越來越多，他開始在樓下的小塊空地上種些東西，黃瓜、辣椒、幾棵矮葵花，種得很認真，每天去澆水，鄰居說他跟那些菜說話，說什麼沒人聽清楚。

我沒有再去找他，不知道為什麼，就是沒去。有些人你知道他還在，就夠了，去了反而要說些什麼，說什麼都像是在打擾他和那片泥土之間的那點安靜。

矮葵花到夏天會開，黃得很明亮，在那片灰白的安置點牆壁前面，遠遠就能看見。

 

人間錄：老馬倌

出二連浩特往北，柏油路漸漸稀薄，最後化作兩道車轍，嵌在草地裡，像是誰用鈍刀刻下的痕。草原這時節已經轉黃，風一過，整片草便伏下去，又起來，起起伏伏，如同呼吸，遠遠望去，看不出邊際，天壓得很低，雲跑得很快，一忽兒把日頭遮住，一忽兒又放出來，光影在草上追逐，像是某種說不清的心事。車行至一處敖包前停下，敖包上纏著經幡，藍白黃綠紅，被風扯得獵獵作響，褪色的布條間，還纏著幾根白馬鬃，想是往年供上去的。我下車小解，見不遠處一頂蒙古包，炊煙筆直地升起——這樣的天氣裡，煙能直着走，倒是難得——便循著那炊煙走過去。 包門掀開時，一股奶茶的鹹香撲面而來。主人是個老人，穿一件洗得發灰的蒙古袍，袍角磨出了毛邊，腰間紮著布腰帶，鬆鬆垮垮，倒不覺得邋遢，反而有種久經風霜之後的隨意。他叫巴特爾，蒙語裡是「英雄」的意思，他說這名字是他阿爸取的，可他這輩子，並沒有做過什麼英雄事，只是放了一輩子馬。他招呼我坐下，用銅勺舀奶茶，勺子敲在鍋沿上，發出清脆的一聲響，像是某種儀式，先敬天，再敬客。奶茶是磚茶熬的，苦裡帶著一點焦香，喝下去，喉嚨裡留一道熱線，一直暖到胃裡。包裡陳設極簡，一張矮桌，幾隻木箱，牆上掛著一副馬鞍，皮子已經發黑發亮，鞍橋上鑲的銀飾大半脫落，只剩幾顆銅釘的痕跡。巴特爾說，那是他阿爸留下的鞍子，早年他家有一百多匹馬，草場也大，一直延伸到看不見的地方，牲口分不清界，也不用分。後來說是要「劃區輪牧」，草場一塊塊分割開，鐵絲網一道道拉起來，馬群第一次被攔住，衝著網嘶鳴，撞得滿頭是血。他說這話時，手指無意識地摩挲著茶碗邊緣，聲音不高，卻有一種壓住的東西在裡面顫。再後來的事，他說得更少，只提到有一年，說是要「割資本主義尾巴」，家裡的馬，能賣的賣，不能賣的充公，只留下兩匹拉車用的。他阿爸不肯交出那副銀鞍，被人當眾摘了下來，銀飾也被撬走了大半，只因那是「浮財」。老人說這些的時候，望著鞍子，並不看我，眼神有一種很遠很遠的東西，像是望穿了氈牆，望到了草原盡頭。窗外風忽然大了一陣，包頂的天窗氈簾被吹得掀起一角，一線天光斜斜地照進來，正落在那副舊鞍上，銀飾殘缺處，泛出幾點微光，像是傷口結痂後留下的一點亮色。巴特爾年輕時，也曾被派去公社的馬場當「飼養員」，說是集體化，馬是公家的，人也是公家的，一天記多少工分，跟養馬的好壞沒多大關係。他說那些年，馬瘦得厲害，草場過牧，沙化了一片又一片，風一起，沙塵漫天，遮得日頭都是黃的。他說起這個，用了一句草原上的老話：「馬不擇路，人不擇時。」意思是馬到了絕境會亂闖，人到了難處，也顧不得挑日子過，得過且過罷了。這話聽著粗糙，卻比許多文縐縐的感慨更扎實。天色漸暗，老人的孫子從外頭回來，是個十八九歲的後生，騎一輛摩托車，沒有騎馬。巴特爾看著孫子把摩托車熄了火，眼神里有一種說不清的複雜，既有幾分欣慰，又有幾分說不出的失落。他說現在的年輕人，不愛學騎馬了，摩托快，還不用飼草。他這話說得平淡，沒有怨懟，只是一種近乎宿命式的接受，如同草原接受風，接受旱澇，接受一茬一茬的枯榮。 夜裡，老人執意要送我到蒙古包外看星星。草原上的夜極黑，黑得徹底，星子便格外多，密密麻麻，鋪滿整個天幕，銀河橫貫其中，如同一條凝固的乳白色河流。巴特爾指著天上一片星群，說那是他阿爸教他認的，說馬倌夜裡放牧，看星星辨方向，比看太陽還準。他說著，忽然低聲哼起一支長調，調子悠長，拖著顫音，在寂靜的草原上傳得很遠，也不知是唱給我聽，還是唱給天上的星星，或是唱給那片再也回不去的、沒有鐵絲網的草原。我後來躺在包裡，聽著遠處隱約的馬嘶與風聲交織，久久不能入睡，總覺得那支長調還在耳邊繞著，繞著這片黃了又要綠、綠了又要黃的草，繞著那副殘缺的銀鞍，繞著巴特爾佝僂卻依然筆直坐在馬背上時的樣子——雖然我從未見過他騎馬，但我知道，那一定是他一生裡，唯一不曾彎下去的姿勢。天亮啟程時，晨霧未散，草尖上凝著白霜，踩上去咯吱作響。回望那頂蒙古包，炊煙又一次筆直升起，融進灰白的天色裡，看不出起點，也看不出終點，正如這片草原本身，望不到來處，也望不到歸途。

 

人間錄：冷湖的鹽霜

我到冷湖鎮那天，風大得像要把整條街捲走。停在小鎮邊緣的那臺破中巴車門一開，風就灌進來，帶着鹽鹼地特有的腥味。我踩下去的第一腳，鞋底就被白霜染了一層，像踩在碎玻璃粉裏。
我是在鎮口遇見老範的。他拖着一輛平板三輪車，車上襬着幾隻鏽得發黑的鐵桶，桶口用塑料布繃着，上面壓一塊石頭。他說裏面裝的是水。冷湖常年缺水，他每天從鎮子後面的水站拉兩趟，賣給住戶或路過的工程隊。水不乾淨，但夠喝。
他問我要不要搭順風車，我點點頭。他讓出三輪車的一角，我側着身坐上去。他瘦得像被風刮過多年的一根木樁，衣服鬆鬆垮垮，袖口磨毛，手腕上有一圈被鐵桶壓出的舊痕。風一吹，他眯起眼，像是習慣了什麼更糟的天氣。
他沒問我來幹什麼。遊客對他來說，像空氣裏的砂子，多一粒少一粒，都一樣。
三輪車顛得厲害。路邊的油井架孤零零立着，像停襬的鐵骨頭，被風吹得咣咣響。老範說，那邊以前有兩百口井，現在就剩幾十口開着，冬天一結冰，全得停。他說完又沉默了，只盯着前方的路，腳下踩得很穩，像踩着什麼看不見的節奏。
我問他身體吃不吃得消，每天拉這麼多水。他沒回答，只是往前指了指，說那戶買得多，沒他不行。語氣平淡，沒有驕傲的意思，更像是陳述一個將就着過日子的事實。
到了鎮子拐角，他停下來，把鐵桶一個個卸到地上。那動作我看得很久：他兩膝微蹲，手臂往前撐，肩膀往上一提，整個身體因爲桶的重量輕輕晃了一下。他沒有喘氣，只是停一秒，像是在確認自己沒倒下，然後去搬下一個。
買水的是個上了年紀的女人，動作利落。她把桶搬進屋子時，老範在門口站着，腳尖抵着一小塊鬆動的磚頭，像是不想讓自己踩進屋子。他低着頭，不說話。風從他側臉刮過去，把他鬢角那幾根白髮吹得貼在皮膚上。
等女人把桶放好，他伸手去接錢。手掌很大，掌心的厚繭像積了層灰。他把錢塞進胸前口袋，布料被撐得有點凸出來，像他少有的、能確認自己存在的地方。
走的時候他跟我說，休息一下再拉下一趟。我問他一天能掙多少。他說不多，剛夠吃。他擡了擡下巴，朝三輪車上的鐵桶示意，說：「這些桶比人好，壞了還能補。」語氣聽不出玩笑，也沒苦味，只像風裏的一聲嘆息，被刮走了大半。
他邀請我去水站看看。那是一片空地，幾排鐵皮房，外牆被風磨得露出金屬色。水管從地下伸出來，被幾層布條纏着，水滴順着縫往下漏，在地面結成淺淺的冰殼。
他把桶排在管口下面，等水慢慢灌滿。灌水的時候，他點了根菸，坐在一塊廢棄的水泥預製板上。煙霧被風剝得支離破碎。他的眼睛盯着遠處的山，那山像被人從地裏硬掰出來，邊緣生硬，沒有樹，也沒有顏色。
我問他在冷湖待了多久。他說快二十年了。以前在油田打工，後來腳被鐵架砸了，落下病根，只能幹這輕活。我看了他一眼，他的腳穿着厚棉鞋，看不出傷。但他說完那句，眼神輕輕往下一垂，像是避開什麼不能明說的東西。
他又說，兒子在西寧打工，五年沒回來。電話每年打一次，像交差一樣。他說兒子小時候喜歡抓蜥蜴，一抓一隻準，現在不知道還記不記得。
這番話他說得慢，像從很深的地方翻出來。說完，他把菸頭往地上一按，火星折斷，風一吹，只剩一點白灰。
後來天快黑了，他要送我回鎮中心。我坐上三輪車，他拉起車的時候腳下有點發飄，像是腿不太聽使喚。他穩住之後就沒再停，風越吹越冷，他卻一直往前踩，一步也沒慢。
到了鎮口，我下車，他襬襬手，像在說「就這樣吧」。車上的鐵桶在風裏晃了一下，發出輕響。
我目送他沿着碎石路往深處走，背影被夕陽拉得瘦長。他身體微微前傾，像是被看不見的重量拽着，但腳下的步子穩得很。他的影子落在鹽霜上，被風一層層抹淡，最後和路面融在一起。
那一刻，我突然想到冰凍的土壤下可能還埋着去年的枯草，被壓得扁扁的，卻頑固地存着一點往上鑽的力。
我不知道他知不知道這種力，但看着他，我覺得他一定知道，只是從來沒說。

一個和尚去西藏

日本人有一種很奇怪的旅行精神：別人旅行是為了看風景，他們旅行是為了把自己弄得很辛苦。河口慧海便是其中最極端的一位。十九世紀末，日本已經開始電氣化、工業化，東京街頭逐漸有了西洋式建築，文明開化的氣味正在四處冒煙；但這位僧人卻覺得，佛法的真經不能在東京的書架上找到，非要親自走進西藏不可。於是他剃著光頭，穿僧衣，帶著少量行李，從日本出發，經印度、尼泊爾，再翻越喜馬拉雅山，徒步進入當時幾乎對外人關閉的西藏。這不是旅行，是把自己送進一場漫長的自然淘汰賽。今日我們坐飛機去拉薩，落地後第一件事是找酒店有沒有氧氣瓶；河口慧海當年則要面對雪山、冰河、盜匪、飢餓、疾病，以及最麻煩的一件事：西藏人未必歡迎一個日本和尚突然出現在門口。於是他有時喬裝，有時改名，有時冒充別國僧人，靠著膽量和運氣一路向前。這種人若生在今日，大概會被朋友勸告：「你是不是有點旅行成癮？」可是他並不是去打卡。他真正要找的，是佛教原典，是尚未被翻譯、尚未被現代學術整理過的經典。換句話說，他不是去西藏尋找自己，而是去尋找佛陀。這便使他的旅程帶有一種十九世紀才有的莊嚴：一個人相信世界上還有某種真理，值得用生命去交換。現代人對此已經相當陌生。我們旅行前先查攻略、天氣、評分和網紅餐廳，行程表精確到下午三點二十分吃什麼；河口慧海卻可以走幾個月，只為了抵達一座寺院，然後發現自己可能連門都進不去。可是也正因如此，《西藏旅行記》讀來有一種今日旅遊文學已經失去的質地：風雪不是濾鏡，荒原不是背景，飢餓不是文案。人在那裡只是一小點，馬、駱駝、冰山、沙漠和高原才是主人。河口慧海筆下的西藏因此不是旅行社的西藏，而是一個巨大、寒冷、沉默的世界，人到了那裡，才突然知道自己平日所謂的「生活」，其實只是一間有暖氣的房間。更有意思的是，他是一名和尚，卻又是一個非常頑固的實踐者。他相信經典，所以去找經典；相信佛法，所以願意冒險。這與後來那些坐在書房裡談宗教的人不同，也與今日旅行者拍一張雪山照片便宣稱「靈魂被洗滌」不同。真正的遠行，大概不是讓你變得更會說話，而是讓你知道人其實可以很脆弱。河口慧海走過高原之後，留下的不是一張自拍，而是一部厚厚的旅行記。那裡面有佛教，也有地理，有異域風俗，也有一個日本人的孤獨。最終我們發現，他真正翻越的並不只是喜馬拉雅山，而是十九世紀東亞人心中那道「世界很大，而我不知道」的牆。有人去西藏找神，有人去西藏找真經，而河口慧海比較像是在找一個答案：人在如此遼闊的世界裡，究竟應該相信什麼。這個問題直到今天仍然沒有答案。只是今日的人有導航，他沒有；我們有高鐵、飛機和酒店，他只有兩條腿。所以有時候我覺得，真正令人敬佩的並不是他找到了多少佛經，而是他竟然相信，有些東西值得一個人走那麼遠。這種信念，在今天看來，近乎奢侈。畢竟我們連走出地鐵站都要問導航，又怎敢奢望翻越喜馬拉雅山去尋找真理。

 

人間錄：渡口的黃昏

 

船是舊的，漆皮翻起來了，像舊書的封面，捲了邊。

那是二零零六年的秋天，我從重慶順江而下，走三峽，在巫山下了船，想在那裡住兩天，看看小三峽，順帶歇一歇。巫山縣城不大，沿江一條街，街邊是舊房子，斜坡上還有更舊的，是那種嵌在山壁上的老建築，半截在山裡，半截懸在外頭，看著搖搖欲墜，但住著人，晾著衣服，生著炊煙，活得好好的。
我在江邊轉，找到一個小渡口，有幾條船，停著，繩子綁在鐵樁上，隨著江水輕輕地動，動作很小，是那種被綁住了但還想動的動作。渡口邊上有一個茶攤，木桌，矮凳，茶是本地的茶，粗，苦，但是真的，喝下去，苦在嗓子裡停一下，再散開，散開之後，有一點甘，是苦裡頭藏著的甘，不找，找不到。
茶攤的旁邊，坐著一個老頭，喝茶，面對著江，背對著我，看不見臉，只看見一個背影，穿一件褪色的藍布中山裝，衣服舊，但整齊，不散漫，頭髮白，稀，梳向一邊，風把幾根吹起來，他沒有管，就讓它飄著。
我要了一碗茶，坐到他旁邊，他側過頭來，看了我一眼，點了點頭，我也點頭，兩個人就那麼坐著，看江。
巫山這裡的江，和上遊不一樣，峽口收窄，江水被擠著，顏色深了，綠裡頭帶著墨，流速快，有漩渦，漩渦在江面上轉，轉了幾圈，往下游漂，漂遠了，散了，又有新的漩渦，在同一個地方，轉，散，再轉，周而復始，像江自己的呼吸，一呼一吸，幾千年就這麼呼吸著，不停。
兩岸是山，山是那種三峽的山，陡，直，山體從江裡頭就開始，從水線往上，筆直地站起來，站得很高，高處有樹，樹長在石縫裡，也是直的，也是倔的，抓著那一點土，就往上長，不管有沒有地方長，就是長。晚秋的時候，山上有顏色，黃的，紅的，混在綠裡頭，層次出來了，是那種豐厚的、要溢出來的顏色，被兩岸石壁框著，框成一幅很深的畫，看進去，有深度，有層次，越看越深，深處還有什麼，但看不到底。
老頭叫宋志遠，七十九歲，巫山本地人，在這條江邊住了一輩子。
我們是喝了兩碗茶之後才開始說話的，不是刻意的，就是坐著坐著，話自然出來了，先是說天氣，說江水，說今年的水位，然後說到別的，說到他，說到他這一輩子。
他父親是船工，在三峽裡拉縴，他小時候見過，見過那些縴夫，一根繩子，一條船，人在崖邊的縴道上，彎著腰，往前走，一步一步，把船從下游拉到上游，那種走法，身體幾乎是平的，頭低著，繩子繃著，腳踩在石頭上，每一步都要實，不實就滑，滑了就是江。他說他父親的背，是彎的，不是老了彎的，是年輕時候拉縴拉彎的，彎了就定型了，再也直不起來，他父親最後幾年，想直腰，直不了，就那麼彎著，吃飯彎著，睡覺彎著，走路彎著，彎了一輩子。
說這話，他自己的背，是直的，坐在那個矮凳上，腰板直，不像七十九歲，像是什麼東西撐著他，不讓他彎。我想那大概是一種無聲的紀念，父親彎了，他替父親直著，就這麼直了七十九年。
他年輕的時候是教書的，在巫山縣城的一所小學，教了二十多年，語文，還兼著歷史，他說他喜歡歷史，三峽這裡，歷史太多了，多得隨手一抓就是，他說巴國，說楚國，說這條江上打過多少仗，多少王朝在這裡交手，說屈原就是這裡的人，秭歸在上游不遠，說昭君也是，說這條江，從古到今，水是一樣的水，流的方向是一樣的，但水面上的事，換了多少回了，換來換去，水還是在，山還是在，人換了一撥又一撥，各有各的來歷，各有各的悲歡，都交給這條江了，江收著，不聲不響地收著，往東流，流走了，但沒有忘，水有記憶，流到哪裡，把這裡的事帶到哪裡。
他說這些，語氣是平的，是一個教了幾十年歷史的人，對歷史有了自己的感情，那感情不是書本上的，是活的，是他在這條江邊住了七十九年，看這條江，看這兩岸的山，看這裡的人來人往，慢慢地，從生活裡滲出來的，帶著溫度，帶著這個地方特有的潮濕和深厚。
文革的時候，他被停課了，學校亂，他也被批過，原因他說得含糊，大概是成分的問題，家裡有什麼來歷，他沒有細說，我也沒有多問，就知道那幾年，他沒有教書，在生產隊勞動，挑土，挖地，幹了幾年，後來平反，回去教書，一直教到退休。他說那幾年，最難受的不是勞動，是不能教書，不能看書，他偷偷地看，把書藏在床板下，晚上點著煤油燈，蒙著被子看，看到油燈把被子烤熱了，把書收起來，睡覺。
說到這裡，他笑了一下，是那種把苦難講成往事之後，才有的那種笑，不苦，也不甜，就是笑，是距離產生的笑，是時間給的笑。
他妻子早走了，走了二十多年，兒子在萬州，女兒在武漢，他一個人住老城的舊房子裡，每天下午來江邊坐一坐，坐了很多年，他說坐在這裡，看這條江，什麼都想得開，什麼都放得下，他說這條江比我們都長命，我們來了，又走了，它不管，它就這麼流，流過楚，流過漢，流過唐，流過宋，流過民國，流過現在，它見過太多了，見多了，就什麼都不稀奇了，你跟著它坐一坐，你也覺得，哎，沒什麼大不了的，都會過去的。
都會過去的，這五個字，從一個七十九歲的老人嘴裡說出來，不是安慰，不是說教，是一個人在這條江邊，坐了很多年，看這條江流了很多年之後，真正領會了的東西，是他從這條江那裡學來的東西，學來了，用了，用在自己身上，用了這一輩子。
夕陽下來的時候，把整條江染了，是那種三峽特有的黃昏，金的，橘的，深紅的，混在一起，把江面鋪成一塊流動的錦緞，錦緞在漩渦裡扭著，摺著，但顏色不散，越到深處，顏色越濃，兩岸的山，被那個光照著，輪廓出來了，是那種很硬的輪廓，像刀刻的，刻在橘紅的天上，清晰，筆直，倔強。
他看著那個黃昏，手裡的茶碗端著，沒有喝，就端著，看，那張臉，在那個光裡，被照得很暖，暖得那些皺紋都柔和了，深紋變淺了，淺紋不見了，那張臉，在那個黃昏的光裡，有一種安靜，是那種把什麼都經過了，經過了就放下了，放下了就安靜了，安靜得像這條江邊的石頭，被水磨了很多年，磨得圓了，磨得潤了，擱在那裡，哪裡也不去，就在這裡。
我要走的時候，他還是坐著，沒有動，我說，老先生，天快黑了，你不回去？他說，再坐一會兒，等太陽落了再走，每天都等太陽落了再走，落的時候最好看，你還有時間，坐著看。
我就又坐下來，又坐了一會兒，看太陽一點一點地落，落進那兩岸的山裡，最後一點光，在山頂上，亮了一下，很亮，然後，沒了，天色藍下來，深下來，江上的顏色，慢慢地暗，漩渦還在轉，在暮色裡，看不太清了，但能感覺到，還在轉，還在那裡，一直都在那裡。
他這才站起來，把茶碗放到桌上，理了理中山裝的領口，扣好，扣得很仔細，彷彿要出門見什麼重要的人，其實只是回家，回那間老城裡的舊房子，但他還是扣好，整齊，一個人的體面，不需要有人看見，自己知道就夠了。
他往老城方向走，步子慢，但穩，走進那條沿江的舊街，走進那些斜坡上的舊房子之間，走進那個越來越深的暮色裡，身影小下去，小下去，最後那條褪色的藍布中山裝，在暮色裡，看不見了。
江水還在流，流過那個空了的茶攤，流過那幾條還綁在鐵樁上的舊船，流過那個他坐了很多年的位置，流過所有的來了又走了的人，流向下游，流向更遠的地方，帶著這裡的黃昏，帶著這裡的漩渦，帶著一個七十九歲的老人說的那句都會過去的，往東去，不回頭，但是帶著，一路帶著。

 

留聲機裡那個不合時宜的愛爾蘭人

Gilbert O'Sullivan 是那種很容易被時代遺忘，卻又偏偏不肯完全消失的歌手。他出生於愛爾蘭，成名於七十年代，留著一頭近乎學生宿舍舍監式的短髮，戴著一頂有點滑稽的帽子，穿著像剛從維多利亞時代的郵局下班，然後坐在鋼琴前，用一副不急不徐、甚至有點木訥的聲音，唱出《Alone Again (Naturally)》。這首歌最奇妙之處，是它明明寫的是孤獨、死亡、失戀、被遺棄，卻沒有半點現代流行音樂那種「我受傷了，請全世界立即知道」的戲劇性。他只是告訴你，父親離開了，母親死了，戀人又走了，於是剩下一個人，坐在那裡，孤零零地活著。彷彿人生不是悲劇，而是一張忘記帶走的舊椅子。七十年代的人聽這首歌，大概還會覺得這是一首流行曲；到了今日再聽，卻忽然發現它其實是一份早已過期的人生診斷書。今日的流行歌手若失戀，必須有一百個鏡頭、一千條社交媒體帖文、三套造型，還要讓唱片公司證明自己正在崩潰；O'Sullivan 卻只需要一架鋼琴。這種節制，在今天簡直近乎反人類。更有趣的是，他的藝名本身也很有愛爾蘭人的幽默感：Gilbert O'Sullivan。那個「O'」像一面小小的族譜旗幟，提醒你這個人背後有愛爾蘭、有天主教、有移民、有酒館，也有一整套英國與愛爾蘭歷史留下來的陰影。愛爾蘭人很懂得悲傷，因為一個民族如果長期被鄰居欺負，又沒有能力每天發射導彈，最後通常只剩下詩歌、酒和民謠。O'Sullivan 沒有選擇最豪邁的那一種。他不唱民族史詩，而是坐在鋼琴前，唱一個普通男人如何被人生逐件物品地搬空。《Clair》則是另一種溫柔，旋律輕快得像下午的陽光，歌詞卻有一種英國中產家庭客廳裡的親密感。那個年代的西方流行文化，還容得下一個男人穿得古怪、頭髮剪得古怪，坐在鋼琴前，不必健身，不必展示腹肌，也不必把自己包裝成某種「品牌人格」。他甚至不漂亮，而且正因如此，反而顯得真實。今日娛樂工業最大的誤會，是以為明星首先必須是一件商品；O'Sullivan 所處的年代，至少還容許一個歌手先做一個人。唱片封套可以印他的照片，電台可以播他的歌，但沒有人要求他二十四小時保持魅力。於是幾十年後，我們回頭看這個戴帽子的愛爾蘭人，忽然會覺得他有一種奇怪的現代性：他唱的不是七十年代，而是今日那些不肯公開承認自己孤獨的人。科技把人與人連接起來，卻沒有消滅孤獨；社交平台讓每個人都有觀眾，卻沒有保證每個人都有朋友。從這個角度看，《Alone Again (Naturally)》甚至比許多今日號稱「治癒」的歌曲更加殘酷，因為它不治癒你。它只是陪你坐著。這很重要。真正高明的藝術，有時不是替你解決痛苦，而是不急著叫你振作。十九世紀的小說家知道這件事，愛爾蘭的詩人知道，酒館裡的老人知道，Gilbert O'Sullivan 也知道。他沒有告訴你人生會變好，只是用三分鐘多一點的時間，告訴你：我知道你一個人的時候是甚麼樣子。於是多年以後，當流行音樂的潮流已換過無數輪，鼓機、合成器、饒舌、電子舞曲一代代登場，那個穿著古怪衣服的愛爾蘭人仍然坐在鋼琴前，像一個被時間遺忘的房客。窗外的世界已經換了家具，換了電話，換了政治口號，甚至換了悲傷的方式；只有他沒有搬走。你偶然在深夜聽見那幾個琴音，會忽然明白，原來人類幾十年來真正沒有進步的東西，正是孤獨。科技可以讓你看見全世界，卻不能替你把一個人變成兩個人。Gilbert O'Sullivan 所做的事情，說穿了很簡單：他沒有發明孤獨，只是替孤獨寫了一首歌。而一首真正好的歌，往往就是如此——它不替你活，也不替你哭，只在你身邊坐下來，然後很輕地說一句：Alone again，naturally。

 

紙上洪荒

《山海經》是中國人做過的一場最盛大的夢。那時候還沒有衛星，沒有地圖軟件，也沒有穿著衝鋒衣的探險家舉著自拍杆直播荒野求生，但中國人的想像力已經先一步翻越了崑崙，渡過了弱水，抵達那些連神仙也未必去過的邊疆。後來的人讀《山海經》，總喜歡問：那些怪獸真的存在嗎？其實這個問題問錯了。真正有趣的地方，不在於牠們是否存在，而在於古人為什麼需要牠們存在。一本《山海經》，表面上是地理書，骨子裡卻是一部文明初醒時的潛意識筆記。那裡有九尾狐，有夔牛，有人面鳥身的神靈，有長著翅膀的魚，有三頭六臂的怪物，還有吃人的獸和吞日的蛇。每一頁都像一個孩子在黑夜裡聽見風聲後畫下來的圖畫，荒唐，卻真誠。今日的人類相信數據，相信算法，相信一切都能被量化和歸檔，而《山海經》的作者們卻相信世界的盡頭有一棵扶桑樹，十個太陽曾經輪流在樹上休息。這種天真的膽量，反而令人羨慕。因為文明越成熟，人類越失去做夢的能力。讀《山海經》，會發現一個奇怪的現象：那些怪物其實並不完全可怕。牠們像鄉下老人講述的故事，帶著一點恐嚇，也帶著一點溫情。九尾狐後來成了美女，應龍成了祥瑞，鳳凰飛進了宮廷，麒麟走進了史書。中國文化有一種特殊的本領，總能把最可怕的怪物馴化成吉祥物，把最遙遠的神話變成門口貼著的年畫。西方的龍最後住進了地獄，中國的龍卻飛上了皇帝的袍服。這是一種文明的性格差異：一個崇尚征服，一個擅長收編。《山海經》裡的怪獸，後來大半被儒家招安，被道家收留，被佛家感化，最終成為中華文化龐大動物園的一部分。若說《史記》是中國人的記憶，《紅樓夢》是中國人的感情，那麼《山海經》便是中國人的夢境。夢境裡沒有邏輯，卻有真相。許多民族的神話最終只剩下宗教，而中國的神話卻變成了文學、美術、戲曲、小說、電影，甚至網絡遊戲的素材庫。從《西遊記》到《封神演義》，從聊齋狐仙到今日銀幕上的奇幻宇宙，無不拖著《山海經》的尾巴。那是一條跨越三千年的尾巴，像九尾狐最後一根尚未脫落的毛髮。最有趣的是，這部書本身也像書中的怪物一樣神秘。作者是誰，不知道；成書於何時，不知道；哪些是真實地理，哪些是幻想杜撰，也說不清楚。它像一塊從洪荒時代漂流而來的化石，被歷代學者撿起來反覆端詳。有人把它當地理志，有人當博物志，有人當巫書，有人當神話集。每個人都從裡面看見自己想看見的東西。這倒像極了中國文化本身：既是歷史，也是傳說；既講理性，也迷信命運；既崇拜秩序，也暗藏瘋狂。於是，《山海經》最珍貴的地方，不是它告訴我們遠方有什麼，而是提醒我們：在人類尚未學會計算世界之前，曾經先學會了想像世界。當高鐵穿過群山，衛星覆蓋海洋，人工智能開始替人寫文章的時代，再翻開《山海經》，那些長著九顆頭的鳥、背負日月的巨人和會說話的怪獸，忽然顯得比現實更加親切。因為牠們來自一個久已失落的年代——那時候，人類還相信天地之間藏著無窮的秘密，而未知，不是恐懼，而是一種浪漫。

 

人間錄：掏空河床的人

第一次見黑皮，是在江邊的一間鐵皮屋裏。屋子不大，擠在碼頭後頭，門口堆著柴油桶和生鏽的水泵零件。我去找一個跑運輸的朋友，他說黑皮認識水路，甚麼都知道。推開門時，屋裏很暗，只有一盞昏黃的燈泡吊在屋頂，搖搖晃晃。黑皮坐在角落裏，正往嘴裏扒飯，見我進來，抬頭看一眼，沒說話，只用下巴點點旁邊的凳子。他的臉在燈光下很黑，不是曬的那種黑，是像被煙火燻透的那種，連皺紋裏都是灰。手指粗短，指甲縫裏永遠嵌著泥。我坐下，他繼續吃飯，吃得很慢，咀嚼時喉結一動一動，像在嚼甚麼特別硬的東西。飯菜很簡單，一碗米飯，一碟醃菜，沒別的。他吃完，把碗往桌上一推，點了根菸，這才開口，找我甚麼事？我說想了解江上的事。他笑了，那笑很短，像是從鼻子裏哼出來的，說江上的事，你問我算問對了。

黑皮幹的是採沙。不是那種拿執照的，是半夜開船，天亮前跑的那種。他說這話時很平靜，像在說今天吃了甚麼。我問他爲甚麼幹這個，他說來錢快。他不避諱，也不解釋，只是把菸灰彈進碗裏，說你看這城裏到處蓋樓，樓房要沙子，沙子從哪兒來？從河裏來。河裏的沙最好，乾淨，硬，不像山上挖的那種鬆散。所以我們就挖。他說「我們」時，語氣裏沒有甚麼同伴的情誼，更像是說一群被綁在一起的人，誰也不認識誰，卻都在做同一件事。我問他知不知道這犯法，他點頭，說知道。然後沉默了一會兒，又說，可法律這東西，像河水，流到有錢人那裏就停了，流不到我們這兒來。

他帶我去看過一次船。那是個深夜，風很大，江面上甚麼都看不清，只有遠處零星的燈光在晃。船停在支流的一個彎道上，是條改裝的鐵皮船，船頭裝著巨大的吸沙泵，像一隻張開嘴的怪獸。柴油機轟鳴起來時，整個江面都在顫。他站在船尾，手搭在欄杆上，望著探照燈打下去的那片水面。水很渾，翻滾著，像是被攪碎的泥漿，在燈光下泛著暗紅色，像血漿。我問他這樣挖，河床會不會塌，他說會。他說得很輕，像在說一件跟自己無關的事。然後又說，可河塌了，城還是要蓋的。他說這話時，沒看我，只是盯著那片翻滾的泥水，眼神很空，像在看一個已經發生過無數次的未來。

黑皮不是本地人。他從四川來，家裏種地，後來地沒了，修水庫淹了。他一個人跑出來，先在碼頭扛貨，後來跟人上了採沙船。他說剛上船那會兒，心裏還有點慌，覺得這事不對。可幹了幾次，就麻木了。他說麻木這東西，比害怕還厲害，它讓你覺得甚麼都無所謂。我問他有沒有想過不幹，他說想過，可不幹又能幹甚麼？回去種地？地沒了。進廠打工？廠招的都是年輕人，他都快五十了。他說自己就像那條河，被挖空了，可還得流著，不然連自己都不知道自己還在不在。

他說他常做夢。夢裏他住的房子地基空了，整個人往下陷，陷進一片流沙裏，越掙扎陷得越深。他說這夢做了很多次，每次醒來都一身冷汗。我問他怕不怕報應，他沉默了很久，最後說，報應這東西，不用等來世，這輩子就夠了。他說他知道自己幹的是斷子絕孫的活，挖河床，毀生態，河岸塌了，魚也沒了。可他也知道，城裏那些住高樓的人，不會管這些。他們只看見樓起來了，看不見河塌了。他說建設和毀滅，其實是一回事，只是站的位置不一樣，看到的就不一樣。

有一次江上出了事。一條採沙船被查到，船主跑了，留下幾個夥計被抓。黑皮說他認識其中一個，是個年輕小夥子，剛結婚，老婆懷著孕。小夥子被關了三個月，出來後整個人都變了，話也不說了，眼神也躲閃。後來聽說他回了老家，再也沒上過船。黑皮說這話時，語氣裏有點羨慕，又有點不甘，像是在說，你看，他還能回去，我回哪兒去？

我問他如果有一天不幹了，會做甚麼。他想了想，說不知道。然後又說，可能就在江邊找個地方，坐著看水。他說這話時，眼神有點飄，像是在看一個很遠很遠的地方。我說那不是很好嗎，他搖頭，說不好。他說一個人要是只能坐著看水，說明這個人已經沒用了。他說這話時，聲音很低，像是說給自己聽的。

後來我離開那座城，再沒見過黑皮。偶爾在新聞裏看到某地又查處非法採沙，會想起那個深夜，江面上轟鳴的柴油機，探照燈下翻滾的泥水，還有黑皮站在船尾的背影。他說過，他覺得自己在抽大地的骨髓。這話當時聽著有點誇張，可後來想想，又覺得準確。城市的輝煌，確實是建立在某些看不見的崩塌之上的。只是那些崩塌，發生在深夜，發生在沒人看見的地方，發生在像黑皮這樣的人手裏。而他們，既是掏空者，也是被掏空者。

江水還在流，只是越來越渾了。有時候想，命運如河流，那些站在河邊的人，大概都會被水帶走，只是有人順流而下，有人逆流而上，有人沉到了底，再也沒浮起來。黑皮大概是沉下去的那種。可他沉下去之前，還在用力划著，哪怕知道沒用，也還是划。這大概就是命吧，不是你選的，可你得過。

人間錄：衣櫃裏的父親

那年我在南方一個三線城市做採訪，住在老城區的舊賓館裏。樓下有家婚慶公司，玻璃門上貼著褪色的喜字。門口常坐著個五十多歲的男人，背挺得很直，手裡捏著保溫杯，像等活兒的計程車司機。他姓王，大家叫他王叔。我頭一次注意到他，是因為他身邊那個老式行李箱。箱子很舊，人造革的表面磨得發白，但拉鏈拉得整整齊齊。後來才知道，那裡面裝的是他的「職業裝備」——三套不同風格的衣服：中山裝、西裝、唐裝。哪家需要什麼樣的長輩，他就換上什麼衣服。
第一次和他說話，是因為賓館電梯壞了，我們一起走樓梯。他問我是做什麼的，我說寫東西的。他點點頭，說那你應該會懂，這世上最難演的戲，是讓假的看起來真。說完就笑，笑得有點乾，像咳嗽前的那一聲。我問他做什麼工作，他說，演戲的，只不過不在舞臺上，在飯桌上。
王叔年輕時在市劇團跑龍套，後來劇團解散，他就去劇組打零工，扮屍體、扮路人、扮舉報者。能站著就不坐著，能閉嘴就不開口，一天兩百塊。可劇組的活兒不穩定，有時一個月接不到一單。三年前，有個熟人介紹他去婚禮上「客串」新郎的大伯。新郎父母早逝，親戚又都在外地，婚禮上空蕩蕩的不好看。王叔穿上唐裝，坐在主桌，敬酒時說了幾句吉利話，一頓飯的功夫，拿走五百塊。那是他頭一次發現，原來不光舞臺需要演員，生活的窟窿也需要。
後來這活兒就多了起來。有人結婚缺長輩撐場面，有人帶男友回家見父母需要個「證婚人」顯得正式，還有人為了騙過生病的奶奶，要找個假兒媳或假女婿陪著吃頓飯。王叔什麼都演過。他演過威嚴的父親，在飯桌上板著臉教訓不成器的兒子；演過慈祥的大伯，笑眯眯地給新人發紅包；也演過和藹的證婚人，講些不鹹不淡的祝福詞。他的演技好，不是因為他會演，而是因為他太懂那些需要他的人在怕什麼。怕場面冷清，怕長輩不在顯得可憐，怕別人看出來家裡不完整。他把這些怕都接過來，用一頓飯的時間填上。
有次他接了個活兒，去扮演一個姑娘的父親。姑娘三十出頭，在外地打工多年，父母離異後都再婚了，各有各的新家庭。她要辦婚禮，卻不知道該請誰坐主位。最後找到王叔，說您就當我爸吧，穿得樸素點，別說太多話，能撐住場面就行。王叔換上洗得發白的中山裝，坐在主桌最邊上。敬酒時，姑娘挽著他的手臂，叫了聲「爸」，他應了一聲，端起杯子，手卻抖了一下。那一刻他忽然想起自己的女兒，十五歲那年因為他沒錢給她交學費，跟他大吵一架，後來就再也不怎麼回家了。婚禮結束，姑娘塞給他一個紅包，很薄，但她握著他的手說，謝謝您，今天您演得真像。王叔笑著說，哪裡，應該的。回去的路上，他坐在公車最後一排，把紅包捏在手裡，覺得那張薄薄的紙像一片葉子，輕得什麼都承載不了。
他說，這活兒最難的不是演，是收場。戲演完了，燈一亮，大家各回各家。可他常常會在那個瞬間裡卡住，不知道該怎麼從「父親」變回王叔。有時候雇主會多說兩句，問他家裡情況，他就隨口編，說兒子在外地工作，女兒嫁得不錯。說著說著，自己都快信了。可回到家，推開門，屋裡只有他一個人，電視開著，沒人看；飯菜熱著，沒人吃。他把那三套衣服掛回衣櫃，關上門，覺得那些「父親」「大伯」「證婚人」都被鎖在了裡面，而他自己，只是個沒戲可演的龍套。
我問他，演這些會不會覺得心裡難受。他想了想，說，一開始會。可後來就習慣了。他說，其實誰不是在演呢？你寫文章的時候，不也得挑著詞、掂著句，怕說錯了被人笑？大家都在演，只不過有人演得像，有人演得不像。他頓了頓，又說，演得像的人，反而更孤獨，因為沒人知道你是真的還是假的，連你自己都不知道。
有天傍晚，我在賓館樓下又碰到他。他剛接完一單活兒，還穿著那套灰色西裝，領帶鬆鬆垮垮地掛在脖子上。我請他喝茶，他也不推辭，坐下來，點了壺最便宜的茉莉花茶。他說，你知道嗎，我最怕的不是沒人找我演，而是有一天我演不動了，卻還得演。他說這話的時候，眼睛望著窗外，那裡有一棵老樟樹，葉子在風裡嘩啦啦響。他說，人老了，戲也就散了。可散場之前，總得把戲演完，不然對不起那些花錢請你的人，也對不起自己這張臉。
後來我離開那座城市，臨走前又去婚慶公司門口看了一眼。王叔還坐在那裡，行李箱放在腳邊，保溫杯捏在手裡。我沒打招呼，只是遠遠看了一會兒。他望著街對面，神情平靜，像在等一個永遠不會來的人。那一刻我忽然明白，他演的不是別人的父親，而是所有人都想要卻抓不住的那種完整。而這完整，從來都不屬於他自己。
風吹過來，樟樹的葉子落了幾片，在地上打著轉。我想起他說過的那句話：演得像的人，反而更孤獨。那些被他演過的「父親」，最後都留在了別人的記憶裡，而他自己，只剩下一個空蕩蕩的衣櫃，和三套不同風格的衣服。

市井有詩，江湖無悔——悼黎彼得

黎彼得走了，終年七十六，中風臥床半年，油盡燈枯，倒也算得上壽終正寢，不算慘。香港樂壇這幾年一直在辦喪事，黃霑走了，鄭國江也老了，如今輪到這位寫《財神到》、《浪子心聲》的江湖填詞人，才驚覺粵語流行曲的黃金時代，原來是靠幾個沒讀過多少書的街童撐起來的。黎彼得讀書只讀到小五，賣過報紙，入過油站，開過的士，這種履歷放在今日的中文系教授面前，大概要被嫌棄沒有學術訓練，可是他寫起詞來，市井氣息撲面而來，比許多博士的無病呻吟活潑一百倍。這就是香港的奇蹟：一個油站工人，可以與許冠傑聯手締造粵語流行曲的黃金時代，寫盡打工仔的辛酸與詼諧，寫盡加價、供樓、賣身契的荒謬人生，沒有一句學院腔，卻句句擊中人心，這是真正的市井詩學，比起某些自詡文化人的無病呻吟，高下立判。他也替張國榮寫過《Monica》，替梅艷芳寫過《將冰山劈開》，可見這枝筆是雅俗通吃的，白天寫小市民的柴米油鹽，晚上又能替巨星譜寫時代金曲，這種跨度，今日的填詞人大概寫不出來，因為他們大多只讀過詞，沒有真正過過黎彼得那種底層生活。他後來又演戲，演的多是綠葉配角，《唐伯虎點秋香》裡那個華府老師爺，一臉市儈相，正是他本人性格的延伸，周星馳的無厘頭喜劇，缺了這些甘草演員，其實立不住腳，這道理如同紅花總要綠葉扶持，只是綠葉從不居功，也很少被人記住名字。如今黎彼得走了，家屬希望低調處理，這也符合他一貫的作風：寫盡了市井百態，自己卻不愛張揚。香港這座城市，最珍貴的從來不是那些殿堂級的宏大敘事，而是這種從街頭巷尾生長出來的生命力，黎彼得用一支筆，把打工仔的怨氣、小市民的幽默，都化作了傳唱幾十年的旋律，這才是真正的獅子山精神，不是掛在口號裡，而是寫在唱片封套的填詞欄裡，寫在一個小五學歷的香港仔，用大半生證明的那句話：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市井亦有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