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冬天我在城南住，租的房子臨着河灘，夜裏常聽見遠處傳來煙花的炸響，像誰在暗處砸碎了天空。開始以爲是工地放炮，後來才知道，城裏早就禁了煙花，那些聲音都是違法的。
二愣子就住在我樓上。三十出頭，個子不高，皮膚黑，走路時肩膀總是微微縮着，像隨時準備躲開什麼。他騎一輛改裝過的摩托車，後座綁着鐵架子，能裝不少東西。白天他在建材市場搬貨，晚上就成了另一個人。我第一次見他是在樓道裏，他提着個麻袋上樓，袋口露出紅綠相間的紙筒。見我看，他咧嘴笑了一下，說，過年了，得有點響動。那笑容裏有種孩子般的興奮，又帶着成年人才有的緊張。
城裏禁放煙花是前幾年的事。環保、安全、文明，理由一套一套的。剛開始大家還抱怨，後來也就習慣了。可到了年根兒，總有人心裏癢，覺得沒有煙花的年不叫年，像一頓飯缺了鹽。二愣子就是給這些人點火的。他說自己不是爲了錢，雖然一次能掙幾百塊，夠他搬半個月貨，但他說那不一樣。他說煙花這東西，升上去的時候，人就輕了。
我頭一次跟他去河灘是臘月二十八。他敲我門，說你要不要看看？我說看什麼，他說看煙花。我猶豫了一下，他說不用怕，我熟。就這樣，我坐上了他的摩托車後座。風很冷，河灘上全是枯草和凍硬的泥地。他把車停在一處廢棄的磚窯旁，從鐵架上卸下兩箱煙花，動作麻利得像做過無數次。遠處有人影晃動，是來看的人，站得遠遠的，不敢靠近。二愣子蹲下來，用打火機點着引線，然後轉身就跑。那一瞬間，他的臉被火光照亮，我看見他眼裏有種近乎瘋狂的喜悅，像個偷糖吃的孩子，又像個縱火犯。煙花升空時，整個河灘都亮了。那種璀璨持續不過幾秒，可在那幾秒裏，天地彷彿倒過來了，黑暗成了底色，光纔是主角。人羣裏有人喊好，有人鼓掌，也有人只是靜靜看着，像在看一場不該發生的儀式。二愣子站在我旁邊，喘着粗氣，臉上汗水混着笑容。他說，就這個，值了。
後來我知道他是河北人，十幾歲跟着父親來城裏打工。父親在工地上摔死了，他一個人留下來，什麼活都幹過。他說小時候在村裏，過年時家家放煙花，他爹總是帶他去看。那時候煙花便宜，天也黑得乾淨，炸開的時候，整個村子都跟着亮。他說那感覺像做夢，可夢是真的。後來城裏禁了，他覺得不對。他說，人活着，總得有點響動，不然日子就成了一潭死水，連波紋都沒有。
他被抓過兩次。第一次是去年春節，在東郊的空地上被巡邏的城管堵住，罰了款，拘了七天。出來後他消停了一陣，可到了下一個年根兒，又開始了。他說拘留所裏的日子其實不難熬，就是太安靜，安靜得讓人想大喊一聲。第二次是在河灘，有人舉報，警察來得快，他跑得更快。那天他回來時，褲腿上全是泥，臉上卻還掛着笑。他說，沒事，跑掉了。我說你這樣遲早要出事，他說，那也得放完這個年再說。
我問他爲什麼非要幹這個，他想了想，說，可能是因爲我爹吧。他說他爹死的時候，工地上連個響都沒給放，就拉回老家埋了。他說那時候他想，人這一輩子，總得留下點聲音，不然太虧了。煙花這東西，雖然違法，可它響，它亮，它讓人記得有這麼一回事。他說這話的時候，眼睛望着窗外，像在看什麼很遠的東西。
春節那天晚上，河灘上聚了很多人。二愣子一個人忙活，點火、躲開、再點火。煙花一朵接一朵地炸開，硫磺味瀰漫在空氣裏，刺鼻又令人興奮。人羣裏有孩子在尖叫，有老人在感嘆，也有人在偷偷錄像。我站在人羣邊緣，看着二愣子在火光裏奔跑，突然覺得他不像個違法者，更像是個祭司，在用一種原始的方式，給這個被規訓得太久的城市點一把火。
那一夜之後，他又消失了一陣。聽說是被抓了，這次關得比較久。我搬離那個地方的時候，他還沒出來。後來聽鄰居說，他出來後還是老樣子，到了年根兒又開始在河灘上放煙花，只是更小心了，也更執着了。
我有時會想起那個冬夜，河灘上的煙花，還有二愣子那張在火光裏忽明忽暗的臉。那張臉上的表情很複雜，有恐懼，有狂喜，也有一種近乎悲壯的堅持。他大概知道自己在做什麼，也知道後果是什麼，可他還是要做。不是因爲錢，也不全是因爲他爹，而是因爲在那一瞬間，他覺得自己是自由的。那種自由很短暫，短暫得像煙花在空中停留的時間，可對他來說，已經足夠了。
現在城裏的年越來越安靜，也越來越文明。沒有煙花，沒有鞭炮，只有商場裏播放的喜慶音樂，和朋友圈裏整齊劃一的祝福。人們說這樣挺好，安全又環保。可偶爾我還是會想起河灘，想起那些違法的煙花，還有二愣子說的那句話——人活着，總得有點響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