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間錄：两根烟囱

 

东边那根，已经二十年没有冒过烟了。

西边那根还在，每天早上七点，准时有烟，烟是白的，直的，往上走，走到一定高度，被风接走，散了，消了，消了的时候，下面已经又出来了，接着，这样一直到下午两点，停了，下午的那段时间，两根烟囱都沉默，像是在等什么，等到第二天早上，西边那根，再开始。

我在山西晋城的一个叫做横水镇的地方住过一段时间，是某年秋天，太行山的叶子那时候还没全落，一半黄，一半绿，像是这个季节还没拿定主意，要不要彻底换一张脸，就那么犹豫着，两种颜色对峙，倒比全黄的时候，更好看。那个镇子不大，主街两侧是低矮的楼，有些还是平房，那两根烟囱，在镇子北边一个旧厂区的上方，高，旧，东边那根，顶部有一段破损了，缺了一块，像是被什么咬了一口，却也没有倒，就那样缺着，站了二十年。

他叫陈明亮，五十八岁，那个厂区里还在运转的那家陶瓷厂的窑主，西边那根烟囱，就是他的窑。

我认识他，是因为在镇上迷了路，走进那个厂区，那个厂区原本有好几家厂，现在就剩他这一家，其他的地方，有的是空厂房，有的改了用途，有的就荒着，他的那间厂房，是里面最热闹的，门开着，里面有窑火的声音，有人走动，我走进去，见到他。

他是横水镇本地人，父亲做过陶瓷，他跟着学，学了，自己开窑，开了三十多年，那个厂，是他年轻时盘下来的，盘下来，修了，开始烧，一烧，就是三十年。他说他年轻时没有想太多，就知道这件事，烧陶，从原料到出窑，那个过程，他说他每次看见，还是觉得，好，是那种不会腻的好，泥巴进去，东西出来，中间是火，是热，是时间，那种变，是真实的，是可以看见的。

他的厂，现在做的是一种晋城本地的传统陶器，不是那种精致的，是那种日用的，粗陶，釉色朴素，棕，或者深绿，形状也朴素，碗，罐，壶，没有什么复杂的装饰，他说他做的东西，是拿来用的，不是拿来看的，用的东西，要结实，要合手，那是他的标准，他自己也说不清楚是什么时候形成的这个标准，就是有，就是不愿意做那种好看但不结实的东西，做了，他说，心里不安。

他跟我说起那根东边的烟囱，说那是原来镇子上的搪瓷厂的，搪瓷厂关了二十年，烟囱留下来，没有人管，也没有人拆，他说，镇里有人说要拆，有人说不拆，议了好几年，拆也没拆，就那样，留着，东边那根烟囱，缺了一块，但没有倒，他说，有时候他在厂里，抬头看那根烟囱，觉得那个缺了一块的样子，比完整的时候，更有意思，完整的，是一个状态，缺了块的，是另一个状态，后一个状态，有一种前一个状态里没有的东西，他说那个东西叫什么，他不知道，就是有。

他的妻子在厂里帮忙，管账，也管一些日常的事，两个人从年轻时一起做到现在，他说，他们两个人，很多时候不需要说话，一个眼神，知道，一个动作，知道，三十年，把两个人磨成了那种，他说，磨得有时候，他也分不清楚，哪些想法，是他自己的，哪些是她的，混了，分不清楚，分不清楚，也没关系，反正是一起的。

有一个儿子，在晋城城里，学了电商，在网上卖东西，有时候来帮他们把厂里的东西放到网上，他说他自己不懂那些，让儿子搞，他自己守着窑，守着那两扇窑门，守着那些进去的泥，出来的器，他说守窑这件事，不是每个人都守得住的，不是说辛苦，是那种等，等烧，等冷却，等开窑，那种等，是需要一种性格的，急的人，等不了，他是等得了的人，等了三十年，还等得了。

我在那个厂里坐了大半天，看他开窑，那是上午，窑冷了，要开，他亲自开那扇窑门，门开了，热气出来，他往里看，然后进去，把那些烧好的器，一件一件搬出来，放在地上，我跟着看，他搬出一只碗，递给我，说，你看，我接过来，碗是热的，还余着窑里的温度，釉色是深棕，里面的光泽，是那种内敛的光泽，不耀眼，但是在，越看，越觉得在，他说，这只好，他说好，是那种懂这件事的人说好，和别人说好，意思不一样。

那根西边的烟囱，在我离开的那天早上，还是七点，准时冒烟，白的，直的，往上走，太行山在那天的天空下，一半黄，一半绿，还是犹豫着，烟从那根烟囱出来，往上，走进那片犹豫里，散了，消了，消了的地方，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的地方，天还是天，山还是山，两根烟囱，一个冒烟，一个不冒，各有各的样子，各有各的年头，都站在那里，都没有倒。

 

鐐銬上的舊詩

聶紺弩此人，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上最被低估、最被時代虧待、也最令讀者在驀然回首之際，感受到一種說不清道不明的心酸的一個聲音，說被低估，是因為他的舊體詩，在二十世紀的中國舊體詩創作中，堪稱一座高峰，然那座高峰，長期被政治的陰影遮蔽，被時代的主流忽略，直至晚年，方才逐漸進入較多人的視野，然能真正讀懂他的人，仍屬少數，因為讀懂他，需要同時具備古典詩學的修養、二十世紀中國政治史的知識，以及一種對人類在荒誕處境中仍然保有幽默感，所能懷有的，那份既心疼又敬佩的複雜情緒；說被時代虧待，是因為他的後半生，在勞改農場、監獄與各種政治迫害中，消磨了數十年，那些本可用於創作的歲月，被一個接一個的政治運動，一點一點地奪走，然他偏偏在那些歲月中，寫出了他最好的詩，此乃命運最殘忍，亦最弔詭的一面——迫害，成了他藝術的熔爐。聶紺弩出身湖北京山，早年從事左翼文學運動，與魯迅有所往來，是三十年代中國左翼文學圈的一個活躍聲音，他寫雜文，鋒利，潑辣，有一種魯迅式的刺穿表象的能力，然他的才情，更深地紮根於古典詩學，他熟讀唐詩宋詞，對古典格律，有着出於天性的熱愛與掌握，此種古典修養，在那個以新文學為主流的時代，是一種偏門，然正是這個偏門，在他此後漫長的政治苦難中，成了他唯一可以庇身的精神家園，亦成了他留給後世，最珍貴的文學遺產。一九五七年，聶紺弩被打成右派，此後的命運，是那個時代無數知識分子共同命運的縮影，批鬥、下放、勞改，然聶紺弩的獨特之處，在於他在勞改農場的田間地頭，在砍柴、種地、挑糞的間隙，以舊體詩的形式，記錄了那段歲月的一切，那些詩，寫砍柴，寫種菜，寫挑糞，寫勞改農場的日常苦役，以七言絕句或律詩的形式，寫得工整，寫得典雅，寫得合乎格律，然內容，卻是最卑微、最粗糲、最不符合傳統詩學審美的勞動場景，此種以古典形式，盛載現代苦難的反差，是聶紺弩詩歌最核心的美學張力，亦是最令讀者心酸的地方，那些以李白杜甫用過的格律，寫挑糞種菜的詩，有一種令人不忍卒讀的黑色幽默，彷彿文明本身，在那個荒誕的年代，以一種自嘲的姿態，仍然試圖保持它的形式與尊嚴。他寫勞改農場生活的詩，有一首《鋤草》，寫鋤草之辛苦，然末句一轉，以古典意象收尾，令整首詩，在勞苦之外，透出一縷近乎超脫的光，此種化腐朽為神奇的能力，非學而得，乃是一個真正的詩人，在極端處境下，仍然保有對美的敏感，對語言的控制，對那個超越苦難的審美維度，始終不肯放棄的執着，聶紺弩的詩，說到底，是他在那個年代，對自身人格尊嚴的最後守護，他們可以奪去他的自由，可以奪去他的健康，可以奪去他的名譽，然奪不去他胸中那幾十年積累的古典詩學，奪不去他那支在稻田邊、在牛棚角，默默構思七言律詩的心，此乃聶紺弩與那個時代最深的對抗，一種以優雅對抗粗鄙的無聲抵抗。他的幽默，是另一個令人動容的面向，那種幽默，不是輕鬆的調侃，而是一種在絕境中，仍然保持清醒與距離感的生存智慧，他看透了那些迫害他的人，看透了那些荒誕的政治邏輯，然他不憤怒，不哭泣，他笑，以詩為笑，以典故為笑，以那種只有真正博學的人，方能運用的古典幽默，對着那個時代，發出一聲輕描淡寫的嘲弄，此種笑，比憤怒，更令人心疼，因為它說明，那個人，在最深的黑暗中，仍然清醒，仍然優雅，仍然不肯讓那個時代，將他徹底擊垮，變成一個只剩苦難、沒有靈魂的軀殼。黃苗子是他的友人，為其詩集作序，說聶紺弩的詩，是「以詩存史」，此評甚準，然若再補充一句，聶紺弩的詩，不只是以詩存史，更是以詩存人，存的，是一個在二十世紀中國最黑暗的歲月中，仍然保有古典詩人氣質與人格尊嚴的人，那個人，在勞改農場的泥土中跌倒，然每一次跌倒，都以一首七言律詩的形式，重新站起，此種站起，沒有英雄主義的姿態，沒有悲壯的宣言，只有那幾行工整的文字，靜靜地說，我還在，我還能寫，我還沒有被你們打垮，此乃聶紺弩留給後世，最珍貴的遺言，不是任何宏大的思想，不是任何激烈的批判，只是那幾行詩，那幾行在鐐銬上寫就的，仍然押韻的，仍然合乎格律的，仍然美麗的，舊詩。

 

人間錄：去南寧看女兒

她把围巾叠了三次，还是不平。

那是一条很旧的围巾，茶叶末色，羊毛的，边角磨得起了球，有一处线头松了，拉出来一小段，她没有剪，把那段线头绕了一圈，压在折叠的地方，叠好，放进那个深蓝色的布袋里。布袋也旧，袋口的绳子一边长一边短，她拉了拉，打了个结，放在膝上，抱着，低着头，像是在想什么，又像是什么也没有想，就是坐着，让那个布袋在膝上待着。

我在广西桂林的一个小镇上等过一班火车，晚点三个小时，候车室的椅子是那种金属的，坐久了，腰酸，我站起来走动，就看见了她。

她坐在候车室靠里的位置，周围放着几个袋子，大小不一，有编织袋，有蛇皮袋，还有那个深蓝色的布袋，布袋放在膝上，其他几个放在脚边，她坐在那些袋子中间，像是那些袋子的中心，也像是被那些袋子围着，不让她走。

我在她旁边坐下，不是故意搭讪，就是那里有位置，我们挨着坐了一会儿，后来她先说话，问我去哪里，我说去南宁，她说她也去南宁，去看女儿。

她叫唐桂香，六十四岁，桂林平乐县人，在那个镇上住了将近四十年。

她说话有很重的桂北口音，普通话说得磕磕绊绊，但说得出来，说不清楚的地方，用手比划，比划不出来，就换一个说法，总是能让对方明白，那种表达方式，有一种朴素的顽强，不放弃，换个路，绕过去，也要说清楚。

她的女儿在南宁工作，嫁了人，有了孩子，逢年过节回来，这次是女儿刚生了二胎，她去帮衬，去住几个月，帮着带孩子，做饭，让女儿恢复身体。她说去就去了，反正地里的事已经收完，冬天没什么活，走得开，说这话的时候，把那个布袋抱紧了一点，布袋里装的，她说，是给外孙带的东西，自己做的腊肉，晒的干菜，还有从地里挖的山药，用报纸包着，怕碎。

我问那条围巾，是给外孙的吗，她低头看了看膝上的布袋，说，不是，那是我老头子的，他冬天怕冷，让我带去，他说南宁也冷，说不定用得着。

她丈夫没有来，留在平乐，说腿脚不好，长途车坐不了，她一个人来，带着那几个袋子，带着那条茶叶末色的围巾，要坐几个小时的车到南宁。

她丈夫是当地人，在镇上做过瓦工，做了很多年，腿是那时候落下的毛病，下雨天就痛，痛了，就在家里坐着，哪里也去不了，她说他脾气不好，痛了就烦，烦了就发，她说这话没有抱怨，就是说，那个人是那样，她知道，知道了就不当回事，当他是小孩，哄哄，过了就好。我听了，不知道说什么，就没有说。

两个孩子，大的是儿子，在广东，做工，很少回来，小的是女儿，在南宁，离近一点，一年能见几次。她说儿子电话打得少，有时候一个月才打一次，她也不催，说他在外面忙，不容易，打来就说说话，不打，也知道人好。她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很淡，但那种淡里，有一种她自己可能都没有意识到的习惯，习惯了等，习惯了那个电话打不打来，都过的日子。

候车室里广播响了一次，说另一趟车的信息，不是我们这趟，她侧耳听了听，听清楚不是我们的，低下头，继续抱着那个布袋。旁边有个孩子在哭，她扭头看了一眼，不是好奇，是那种看见孩子哭了、自然就想看一眼的本能，看完，孩子被大人哄住了，她转回来，把那个布袋的绳子重新整了整，一边长一边短，她把长的那边绕了一圈，两边平了，她看了看，放下。

她问我是做什么的，我说写东西，她说，写什么东西，我说各种，她点点头，说，写字好，我们那里有个写字的人，给人写对联，红白事都写，大家都敬重他，说完，又低下头，看那个布袋，像是说完了一件事，事说完，就回到自己那里去了。

火车晚点了将近四个小时才来，那四个小时里，我们断断续续说了一些，也有很长时间，各自不说话，她把那几个袋子整理了好几次，重新摆放，位置换来换去，最后还是原来的样子，她看了看，觉得可以，就坐着，手放在膝上那个布袋上，安静。

火车来了，候车室里的人都动起来，她站起来，那几个袋子，一个一个拿起来，我帮她拿了两个，她说谢谢，我们一起走向检票口，走到检票口，她先过，我帮她把袋子递过去，她接了，排队上车，我找我的位置，她找她的，走散了。

上了车，我坐下，窗外是广西冬天的夜，黑，偶尔有灯，远处山的轮廓，近处田地的平，车开动了，那些东西往后走，走远，消失，换成别的，别的再消失，就这样，一路到南宁。

那条茶叶末色的围巾，在那个深蓝色的布袋里，从平乐到桂林，从桂林到南宁，跟着她，跟着那几个装了腊肉干菜山药的袋子，一起走。围巾的主人在平乐，腿痛，下雨天坐着哪里也去不了，但他知道那条围巾跟着妻子，坐了这一夜的火车，去了南宁，去等那个也许有用、也许用不上的冬天。

窗外的田地在夜里是黑的，什么也看不见，但那些田是在的，冬天在那里，安静，等春天，等种下去，等长出来，等那个骑车或者步行的人，来收，来带走，年年如此，那个等，是不焦急的等，是已经知道结果的等，这种等，是另一种形式的在。

 

馮內果與美國夢的黑色笑話

馮內果這個人，二戰時在德勒斯登經歷過盟軍大轟炸，躲在屠宰場的地窖裡活了下來，出來後看到整個城市變成煉獄，十幾萬人死於火海，這個創傷跟著他一輩子，二十多年後才寫成《第五號屠宰場》，用那種看似輕鬆實則絕望的口吻，用時間旅行和外星人這些科幻元素，包裹一個關於戰爭的荒謬、關於人類苦難的毫無意義的故事，主角比利·皮爾格林在時間裡跳來跳去，一下在德勒斯登，一下在外星球，一下在美國郊區過著平庸的中產生活，這種非線性敘事不只是文學技巧，而是創傷的真實呈現，因為經歷過那種恐怖的人，時間感本來就是破碎的，過去和現在不斷交疊，記憶隨時闖入日常，那句反覆出現的「So it goes」每次有人死掉就出現一次，看似冷漠實則是最深刻的悲傷，是那種痛到麻木、只能用最平淡的語氣來面對死亡的無奈，馮內果的文字很特別，很簡單，短句子，沒有花俏的隱喻，沒有文學的矯飾，就像在跟你聊天，跟你說一個故事，但這種簡潔是騙人的，因為底下藏著很深的絕望，很黑的幽默，他寫美國夢，寫那些相信努力就會成功、相信進步會帶來幸福的普通人，然後展示他們如何被體制碾壓，如何被大公司剝削，如何在毫無意義的工作裡浪費生命，《自動鋼琴》裡那個自動化的工廠，機器取代了人，工程師們以為自己在創造進步，結果只是創造了失業和疏離，《貓的搖籃》裡那個可以摧毀世界的冰九，科學家發明它只是為了滿足好奇心，沒想過後果，結果導致災難，這些都是對美國樂觀主義的諷刺，對那種相信科技會解決一切、相信自由市場會帶來繁榮的天真信念的批判，但馮內果不是那種憤怒的社會批評家，他是悲傷，是疲倦，是那種看透了一切但還是試著善良的人，他說過「我們來到這世界是為了互相幫助度過這段艱難的旅程」，這句話很簡單但很深刻，因為如果生命本質上是荒謬的，如果沒有更高的意義，如果我們都只是在等死，那唯一合理的事就是對彼此好一點，就是在這個冰冷的宇宙裡創造一點溫暖，他的小說裡總有那種小人物，那種失敗者，那種被社會遺忘的人，但他從不居高臨下，從不把他們當作憐憫的對象，而是真誠同情，真誠尊重他們的人性，即使他們做蠢事，即使他們失敗，他們還是值得尊嚴，這種悲憫在憤世嫉俗的文學界很罕見，特別是在後現代那些只會解構、只會諷刺的作家裡，馮內果雖然也諷刺，但他的諷刺底下有溫暖，有那種即使世界很糟但我們還是要嘗試的倔強，他晚年越來越苦澀，越來越對美國失望，對小布希的伊拉克戰爭、對企業貪婪、對環境破壞，他都直言批評，說這一代人把地球毀了，把未來世代的機會剝奪了，這種直接讓一些人不自在，覺得他變成了脾氣暴躁的老頭，但其實他一直都是這樣，只是年輕時還有點希望，晚年連希望都沒了，他二零零七年去世，八十四歲，死前還在寫，還在畫那些古怪的素描，還在試圖理解這個越來越毫無道理的世界，他留下的那些書，《第五號屠宰場》、《冠軍的早餐》、《泰坦星的海妖》，都成了經典，都成了理解二十世紀美國的關鍵文本，因為他寫的不只是個人的經驗，而是整個世代的幻滅，是那些經歷過大蕭條、經歷過二戰、看著美國從希望變成帝國、從理想主義變成物質主義的人的集體創傷，現在重讀馮內果，最震撼的是他寫的那些問題都還在，貧富差距還在擴大，無盡的戰爭還在繼續，環境還在惡化，似乎什麼都沒變，似乎人類完全沒有從歷史學到教訓，也許這就是為什麼我們需要馮內果，需要那個一次又一次說「So it goes」的聲音，提醒我們即使一切都很荒謬，我們還是要撐下去，還是要對彼此好一點。

人間錄：我看過那種眼神

我把那副墨鏡摘下來，放在桌上。鏡片上還粘著昨晚潑的紅漆。

幹這行兩年了。催收公司。專門追網貸的賬。我的手機裡存了四十七條辱罵短信模板，按欠款金額分類。五千以下用輕的，兩萬以上用狠的。發出去之前我都要看一遍，確認沒打錯字。這是規矩。

剛開始接這活兒的時候，我戴著墨鏡去潑漆。不是怕被認出來——我又不是明星。是怕看見對方的眼睛。那種絕望的眼神我太熟悉了。三年前，我自己就是這麼看著P2P公司老闆的。

我曾經也是小老闆。做建材生意，手底下七八個工人。錢攢了十來年，全投進了那個理財平台。說是年化百分之十五，保本保息。結果平台爆雷，老闆跑路，我連本金的零頭都沒拿回來。去報案，警察說已經立案了，讓我等。等了一年，什麼消息都沒有。

孩子要上學，老婆要吃藥，房貸要還。我去工地搬過磚，去餐館端過盤子。都幹不長。四十多歲的人了，腰不行，脾氣也不好。最後有個老鄉說，催收公司要人，按單子提成，幹不幹？

第一次去潑漆是個單親媽媽。欠了三萬八，逾期半年。我在她家門口蹲了一晚上，天亮才動手。紅漆潑上去的時候，我手在抖。門裡傳來小孩的哭聲。我戴著墨鏡轉身就跑，跑到巷子口吐了。

回家我喝了半瓶白酒，把手洗了很久。老婆問我怎麼了，我說沒事。她看著我，什麼都沒說。她知道的。這兩年我們家的錢是怎麼來的，她都知道。

催得最狠的一次是個大學生。借了八千塊，滾到兩萬多。我按公司給的地址找到他學校，在宿舍樓下堵他。他看見我，腿都軟了。我把辱罵短信念給他聽——那些我自己編的句子。他哭著說，真的沒錢，父母都是農民，自己打工也還不上。

我看著他，突然想起自己當年去P2P公司要錢的樣子。也是這麼哭，這麼求。沒用的。最後他答應分期還，每個月五百。我知道他還不清，但我也得交差。

公司裡的人都很麻木。組長是個三十出頭的小伙子，天天教我們怎麼「突破心理防線」。他說，你要把自己當成討債的工具，別想那麼多。工具不需要感情。

我問他，你怎麼做到的？他笑了笑說，做久了就習慣了。然後他給我看他的手機——裡面存了上百條模板，比我的精細多了。按年齡、性別、職業分類，連語氣都不一樣。

有時候我會想，我和那些欠債的人，到底有什麼區別？我們都是被騙的人，被這個世界推著走的人。只不過我走得快一點，先爬起來了，然後去踩那些還躺在地上的人。食物鏈的底端，大家互相咬。

上個月催收一個開小餐館的老闆。他欠了五萬，店已經關了。我去他家門口潑漆的時候，他正好回來。他沒跑，也沒罵我，就站在那兒看著我。我潑完漆，他問我，你以前是不是也做生意的？

我愣住了。他說，我看得出來，你的手不像幹這個的。

我沒回答他，戴上墨鏡走了。那天晚上我喝了一瓶酒，還是睡不著。老婆說，要不你別幹了。我說，不幹吃什麼？她沒再說話。

每次催完債，我都要洗很久的手。明明沒碰到什麼髒東西，但我就是覺得手上有味道。有時候洗到皮膚都紅了，還是覺得洗不乾淨。老婆看不下去，把我拉開，說，別洗了，都破皮了。

我知道洗不掉的。那些短信，那些紅漆，那些哭聲，都粘在我手上，洗不掉。

昨天又接到一個單子。欠款人是個年輕姑娘，借了網貸給母親看病，現在母親死了，她還欠著兩萬塊。組長說，這種最好催，她心理防線弱。我看著那個地址，想起自己母親去世的時候，我也是藉錢辦的喪事。

我把墨鏡裝進口袋，出門。

路上我一直在想，我什麼時候變成了這樣的人？是第一次潑漆的時候，還是第一次發辱罵短信的時候？還是更早——當我決定接這份工作的時候？

我也不知道答案。只知道這兩年，我的靈魂在一點一點爛掉。每催一次債，就爛一點。到現在，可能已經爛透了。

但我還得繼續幹。孩子還要上學，老婆還要吃藥，房貸還要還。我被騙光的那些錢，永遠都要不回來了。而我現在做的事，就是去騙別人——不，不是騙，是逼。逼那些和我一樣走投無路的人，把他們最後一點錢擠出來。

我知道自己在害人，可我也是被害過的人，這世上受害者和加害者之間，有時候只隔著一頓飯的距離。

墨鏡還在口袋裡。鏡片上的紅漆已經乾了，像凝固的血。

我戴上它，繼續走。

 

 

革命吞噬了她的娜拉

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上，有一個女人，以一部《莎菲女士的日記》驚醒了五四一代，令無數讀者第一次在中國小說中，讀到一個女性真實的、複雜的、甚至是矛盾的內心世界，不賢淑，不溫順，充滿慾望，充滿困惑，充滿對自身處境的憤怒與反抗，此人便是丁玲，然丁玲之一生，其後半段，卻是對其前半段最殘酷的否定——那個寫出莎菲的女人，最終以全部的自我，奉獻給了一個將個人徹底淹沒的集體意識形態，此一弔詭，是二十世紀中國知識女性命運最令人唏噓的縮影。丁玲出身湖南，自幼喪父，由母撫養，母親係新式女性，送她入學讀書，令她從小便接觸了五四的自由空氣，此一成長背景，造就了她骨子裡那股不肯屈服的勁兒，及至進入文壇，以莎菲之聲名動一時，她已不僅是一個作家，而是一個象徵——新女性之象徵，娜拉出走之象徵，女性自我意識覺醒之象徵。然莎菲之後，丁玲走向了左翼，走向了延安，走向了革命，此一轉向，在當時並非孤例，然對丁玲而言，代價尤為沉重，因為革命所要求於她的，恰恰是莎菲最拒絕接受的東西——個人服從集體，私我消融於公我，女性之獨特經驗，讓位於階級鬥爭的宏大敘事，她寫《太陽照在桑乾河上》，獲史達林文學獎，以土改為題，以農村階級矛盾為經緯，技巧嫻熟，立場鮮明，然那個莎菲，那個在日記中坦然書寫慾望與掙扎的女子，已在革命的熔爐中，熔化得幾乎不剩痕跡。波伏娃在《第二性》中言，女性之解放，不能依賴任何外部的意識形態，因為任何意識形態，一旦取得政權，便會將女性問題重新排在其他「更重要」的議題之後，丁玲之命運，是此論最鮮明的中國注腳——她以為加入革命，可以同時實現民族解放與女性解放，然革命勝利之後，她很快發現，兩者之間存在一道無法彌合的裂縫，而她，終究被夾在裂縫之中，兩邊皆不容身。一九五七年，丁玲被打為右派，下放北大荒，在冰天雪地中勞動改造十二年，此一際遇，令人聯想到她筆下莎菲的那種無望掙扎，然此時之丁玲，已非莎菲，莎菲尚有憤怒，尚有反抗，丁玲在漫長的政治折磨之後，所剩的，是一種更深的、近乎麻木的順從，她一再檢舉他人，一再作自我批判，以求保全，此種行為，固然令後人惋惜，然吾以為，以旁觀者之安全距離，苛責一個在極端政治壓力下求生之人，從來是一件廉價的事，丁玲所承受的，遠非筆墨所能言盡。文革結束，丁玲平反，晚年重回文壇，繼續寫作，然那支筆，已與莎菲時代相去太遠，讀來令人感慨，彷彿一個曾經以最自由的聲音歌唱的人，歌喉尚在，然那個聲音所需要的空氣，卻已在漫長的歲月中，被消耗殆盡。吾讀丁玲，最心折者，始終是那個二十六歲的莎菲，那個以第一人稱書寫自己的慾望與困惑，從不apologize的年輕女子，她的出現，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是一個真正的奇蹟，而她其後的命運，是一個時代強加於一個女人身上最沉重的教訓——自由，是最難守住的東西，尤其當你以為可以用它換取一個更宏大的理想之時，往往連自由本身，亦一併失去，丁玲之一生，是此教訓最完整、最令人心碎的演示。

 

人間錄：武夷山的茶農

雨是在半山腰追上我的。
不是大雨，是那種福建山裡常見的雨，細，密，不急，就是下，下進林子裡，下進茶園裡，下在那些茶樹的葉子上，葉子接了，積了一點，再接不住，就順著葉脈流下去，流進土裡，山裡的氣味，被那雨一激，全出來了，是茶葉的氣味，是濕土的氣味，是某種說不清楚名字的野草的氣味，混在一起，厚，活，是那種聞了讓人想多待一會兒的氣味。
我在武夷山一條沒有標在地圖上的山路上走，走進雨裡，也走進那個氣味裡，走到一處轉彎，看見路邊有一間石頭屋子，屋頂是舊瓦，瓦縫裡長了草，但沒有漏，屋門開著，裡面有火，是炭火，紅光從門口漫出來，我進去，躲雨。
屋裡有一個人，蹲在火邊，手裡拿著一把茶，在翻炒，炒茶的聲音，是那種細碎的、沙沙的聲音，茶葉在鐵鍋裡翻，手帶著它們翻，手勢是固定的，從鍋邊往中間抄，抄起來，再撒下去，再抄，那個動作，做了多少年，手自己知道，不需要想，就是做。
他聽見我進來，沒有回頭，說，坐，我坐在旁邊的一個矮凳上，看他炒茶，看了一會兒，他把茶起鍋，放在旁邊的竹匾上，站起來，這才轉過身來看我，五十多歲，瘦，手是那種茶農的手，指尖黑，是茶汁染的，洗不掉的那種，手背上有幾道舊疤，是被茶樹劃的，他看了我一眼，說，躲雨？我說是，他說，坐著，雨一會兒就停。
他叫岩生，武夷山本地人，種茶，炒茶，賣茶，做了三十年，他家的茶園，就在這間石屋後面的山坡上，幾畝地，不多，全是岩茶，他說岩茶要岩，要那種石頭縫裡的土，種出來的，才有岩韻，他說岩韻這個詞，說得很自然，是那種說了幾十年，早就不覺得是專業詞彙，就是日常說話的詞。
他燒水，泡了茶，遞給我一杯，我喝，是那種很濃的岩茶，苦，但苦裡有一種深的東西，喝完了，那個深的東西，慢慢出來，是回甘，是那種需要等一等，才出來的甘，不是立刻的，是沉在後面的。
我說，好喝，他說，這是今年的，剛炒的，他說今年雨水好，茶好，我說那賣得好吧，他停了一下，說，不好說，好茶，不一定賣得好，他說有時候，差的茶，賣得比好的貴，因為包裝好，因為會說，他說這話，不是憤憤，就是說了一個他觀察了很多年的事實，說出來，就是這樣，他能做的，是把茶做好，賣不賣得好，是另一件事。
他年輕時候，也出去過，在福州待過兩年，在一家工廠做事，他說那兩年，掙得比種茶多，但心裡不對，他說不對，想了想，說，就是不對，說不清楚，就是在那邊，睡不好，吃不好，幹什麼都覺得差那麼一點，後來有一天，他說他在福州的馬路上走，一輛車過去，帶起一陣風，那風裡，他說，他忽然聞到了一點茶葉的氣味，不知道從哪裡來的，可能是哪家店，也可能是他自己想像出來的，但那一刻，他說他站在那條馬路上，眼睛發酸，他說發酸，不是哭，就是發酸，然後他就回來了，回來種茶，就再沒出去。
我說，那你不後悔回來嗎，他想了想，說，後悔過，年輕時候後悔，覺得別人在外面，自己窩在山裡，後來不後悔了，他說不後悔了，是那種慢慢想通了的不後悔，不是突然想通，是一年一年，把那個悔，消下去了，消完了，就只剩山，和茶，和這間石屋，他說，這也挺好。
這也挺好，他說這話，語氣裡，有一種我說不清楚的東西，不是認命，也不是滿足，是那種把自己的生活，放在手裡，看了很久之後，說出來的那種，看清楚了，然後說，這也挺好，不多，不少，就這四個字。
他有一個女兒，在武夷山鎮上，嫁了人，做旅遊的生意，他說女兒精明，能幹，比他會做生意，他說這話，帶著一種父親的驕傲，不是那種大聲說出來的驕傲，是那種低低說一句，自己心裡知道的驕傲。他老伴在家裡，管家裡的事，他說她身體不好，膝蓋，上山下山不方便，他就自己來山上，自己炒，她在家等他回去，他說這話，是很日常的說法，但我聽著，那個她在家等他回去，是一句很安穩的話，安穩得讓人覺得，那個等，是踏實的，是他每天從山上下來，走進那個家，那個等，就結束了，明天，又重新開始。
雨停了，是在我們說話說到一半的時候停的，山裡的雨，說停就停，停了，林子裡的滴水聲，還響了一會兒，是樹葉上積的水，一滴一滴，落下來，打在別的葉子上，打在地上，然後也停了，山裡重新安靜，那種雨後的安靜，比雨前更靜，像是什麼東西，洗過了，洗乾淨了，安靜下來喘口氣。
他送我到石屋門口，指了路，說，往那邊走，走下去，有條大路，能出山，我說謝謝，他說沒事，他看了看天，說，晴了，下午的茶，可以做了，他說這話，不是說給我聽，就是說了，說完了，轉身，走回石屋，把那竹匾上的茶，端起來，重新放到爐火邊上，蹲下去，繼續翻炒，那個沙沙的聲音，重新從石屋裡出來，出來，在雨後的山裡，傳出去，傳進那片茶園，傳進那片林子，細，碎，但清楚，一直傳，一直傳，傳到我走遠了，還聽得見。
山路是濕的，走起來滑，我小心地走，走了一段，回頭，那間石屋，在山坡的轉角處，小，舊，石頭的牆，舊瓦的頂，門口有炭火的煙，細，直，往上走，走進山裡的霧氣，散了，那片茶園，在石屋後面，雨後的茶葉，綠，濕，亮，是那種喝了一場雨之後，最飽滿的綠，每一片葉子，都撐著，撐著，等著，等他的手，來把它們做成茶，做好了，就是那杯苦裡有深意的茶，就是那個需要等一等，才出來的甘。

人間錄：包漿人生

那串檀木手串在他手裡轉了七年。

初見阿強是在文廟後街的古玩城，正午的光從高窗斜下來，照著那些攤位上的瓷瓶、銅爐、玉佩。空氣裡有陳年木器的味道，混著茶香和香煙的氣息。他坐在一張老榆木椅子上，左手捻著那串珠子，右手端一隻粗瓷茶碗，目光在各個攤位間游移。珠子在指尖滾動，發出細微的木頭摩擦聲，像某種暗語。

他的手很白，不像幹這行的。指甲修得齊整，但指腹那一圈已經被珠子磨出了繭。襯衫領子洗得發白，袖口卻很挺括。說話時嗓音不高，帶著南方口音的柔軟，但每個字都很清楚。像教書的，有人這麼說過。他笑笑，不接話，繼續盤他的珠子。

那是一串幾十塊錢的地攤貨。他自己知道。市場裡認識他的人也都知道。但他盤了七年，珠子已經黑得發亮，包漿厚實，遠看倒真有幾分老物件的樣子。有新來的買家問他這串什麼價，他總是搖頭：「祖上傳下來的，不賣。」那神情鄭重得像在說一件真事。

我在那片混了三個月，租了個小攤位賣舊書和老照片。每天看他來，看他坐，看他和不同的人說話。他的工作是給這個市場製造氣氛。當有買家對某件「古董」猶豫不決時，他會恰到好處地出現，端著茶碗，像是閒逛到此。他會停下來看那件東西，眼睛裡閃過一絲光。「這個……」他會說，聲音壓得很低，像怕別人聽見，「成化年的吧？這釉色……」然後搖搖頭，彷彿為錯過了什麼而遺憾。買家的心就開始跳了。

他最擅長講故事。一隻民國的粉彩碗，他能說出它曾在某個大人家的婚宴上用過，後來家道中落，輾轉流離。一塊玉佩，他說見過類似的，在香港拍賣行的圖錄上，估價六位數。他說話時手裡的珠子不停，一顆一顆捻過去，節奏從不亂。那些故事都是假的。他知道，攤主知道，只有買家不知道。或者說，買家也知道，但他們需要一個理由，一個讓自己相信的理由。

有一次我問他，為什麼選這一行。那天傍晚，市場快散了，他坐在我攤位旁邊抽煙。煙是紅塔山，五塊錢一包的那種。他說，以前在南方一個廠裡做會計，廠倒了，四十多歲，沒地方去。來到這個城市，住在城中村的握手樓裡，一個月六百塊房租。古玩城離得近，就常來轉。後來認識了幾個攤主，他們說你口才好，氣質也行，來幫幫忙。一天給一百塊，包一頓飯。他就做了。

「反正是假的。」他說這話時看著遠處，眼神很平，「這裡大部分都是假的。但人要活。」

他手裡那串珠子在夕陽裡泛著暗紅色的光。我問他為什麼一直盤這串明知是假的東西。他笑了，說：「就是因為假的，才要盤。盤得久了，包漿有了，光澤出來了，誰還能說它沒價值呢？價值這東西，本來就是人給的。」

那一刻我忽然覺得他說的不只是珠子。

後來市場裡來了個年輕人，帶著老父親，說是祖傳的一對花瓶要出手。阿強照例去看，一眼就知道是新貨做舊的。但老人眼裡有光，說這是他爺爺留下的，家裡揭不開鍋了，才捨得拿出來。年輕人在旁邊催：「您給估個價，多少我們都賣。」

阿強捻著珠子，沉默了很久。最後他說：「這個……不好說。你們再找別人看看吧。」說完就走了。那天他走得很快，連茶都沒喝完。

我見過他一次失手。一個外地來的買家，西裝革履，看上去有錢。阿強配合攤主演了一齣戲，把一隻「乾隆年製」的青花瓶抬到了八萬塊。買家當場轉賬，歡歡喜喜抱著瓶子走了。三天後那人回來了，帶著兩個壯漢，說拿去給專家看了，是景德鎮上個月出窯的新貨。鬧得很兇。最後攤主退了錢，市場經理把買家勸走了。阿強那幾天沒來。再見到他時，頭髮白了一些，珠子盤得更勤了。

我問他怕不怕報應。他說怕。但比報應更怕的是吃不上飯。他說這話時正是冬天，市場裡生了爐子，煤煙嗆人。他坐在爐邊，茶碗裡的水汽模糊了他的臉。他說，每個人都在這個市場裡找東西。有人找古董，有人找財富，有人找一個活下去的理由。都是找。區別只是，有的人找得到，有的人找到的是假的，但他們願意相信是真的。「我只是幫他們相信。」他說。

他不是沒有猶豫過。有一次他告訴我，晚上常常夢見那些買家，夢見他們發現上當後的表情。醒來時枕頭是濕的。但早上起來，他還是會來市場，還是會端起茶碗，盤起那串珠子，用那種溫和而專業的語氣，給下一件假貨編一個動人的故事。「人總要說服自己。」他說，「不然怎麼活。」

我在那個市場待了三個月就走了。離開前去跟他道別。他給我一張名片，上面印著「古玩鑑賞 阿強」，還有一個手機號碼。我說你什麼時候印的名片。他說剛印的，以後也許能用得上。我問他還要做多久。他沒有回答，只是低頭看著手裡的珠子，在午後的光裡，那些珠子確實很美，黑得發亮，像凝固的時間。

後來聽說那個市場拆了，要建商業綜合體。不知道阿強去了哪裡。也許在另一個古玩城，也許在另一個需要他這種技能的地方。也許他終於不用再做這個了。但我總覺得，他那串珠子應該還在手裡，一顆一顆捻著，捻出一種虛假的確定，一種必要的執著，在這個太多東西都不真實的世界裡，用七年的時間，讓一件假的東西，看上去像真的一樣。

窗外有風吹過，吹動那些年代久遠的招牌。

 

人間錄：時代的失蹤者

那張紙是我在一個拆遷廢墟旁的鐵皮棚裡見到的。沒有照片，沒有鋼印，只有幾行手寫的字跡和一個歪斜的紅章。紙已經發黃，邊角磨得起毛，像是在口袋裡揣了很多年。老李把它遞給我看的時候，手指有些抖。那是他唯一能證明自己存在過的東西。
他住在城郊一片待拆的老區裡，那種沒人管的地方。白天他去建築工地搬磚，晚上回到這間租來的鐵皮屋。屋裡只有一張床，一個煤油爐，牆上貼着幾張舊報紙擋風。我去的那天傍晚，天色暗得早，他正蹲在門口的小凳上吃晚飯——一碗白米飯，半碗鹹菜，一小塊臘肉。看見我來，他站起身，在褲子上擦了擦手，讓我進屋坐。
老李說話聲音很輕，像怕驚動什麼。他告訴我，他已經二十三年沒有戶口了。最初是因為年輕時跟着工程隊四處跑，戶口本放在老家，後來老家拆遷，東西全散了。等他想補辦的時候，發現需要的證明一樣都拿不出來——沒有出生證，沒有原始檔案，村子也不在了，連能證明他身份的人都找不到幾個。他去過派出所七次，每次都被要求補齊材料，可那些材料就像要他去月亮上取回來一樣。
「我不是不存在，」他說，「我只是沒法證明我存在。」
他的生活是一連串的「不能」。不能坐火車——沒有身份證過不了安檢。不能住旅館——登記系統錄不進他的信息。不能找正規工作——沒有勞動合同，沒有社保。不能結婚——民政局的系統裡查不到他這個人。他曾經談過一個女人，在工地食堂幫廚的，兩個人好了三年，最後還是散了。女人說，跟着他，連個名分都沒有，像做賊一樣活着。
老李不怪她。他說他理解。這個時代，沒有那張卡片，你就是個缺了零件的機器，到哪兒都轉不動。
他最怕兩種東西：穿制服的人和監控攝像頭。看見警察他會本能地低頭轉身，走到攝像頭下面會不自覺地加快腳步。不是做了什麼虧心事，只是這種本能的恐懼已經刻進骨頭裡——他知道自己在這個精密運轉的系統裡是個異物，是個漏洞，是個隨時可能被發現、被追問、被驅逐的幽靈。
有一次他發高燒，燒到神志不清，鄰居好心把他送到醫院。醫生要他出示身份證才能建檔，他拿不出來，醫生以為他是逃犯或者精神病人，差點報警。後來還是那個鄰居擔保，說認識他很多年，醫院才勉強給他看了病。但帳單上的名字是鄰居的，藥也是鄰居的名字去拿的。他說那一刻他覺得自己連生病的資格都是借來的。
他的錢都是現金。工地上包工頭給他發工資，一沓皺巴巴的紙幣，他數好了揣在貼身的布袋裡。他不敢存銀行——沒有身份證開不了戶。手機也是別人的舊機子，沒有實名登記，只能接打電話，不能上網，不能用任何需要認證的軟件。他像活在二十年前，或者說，活在時間之外。
我問他為什麼不回老家想辦法。他沉默了很久，點了一支煙。煙是最便宜的那種，五塊錢一包。他說老家早就不是老家了。村子拆了，地也徵了，認識他的人要麼搬走了，要麼死了。他回去過一次，站在一片工地上，連自己家原來在哪兒都找不到了。那種感覺，他說，像是被時代扔下了車，眼睜睜看着車開走，自己站在路邊，連追都追不上。
有時候他會想，如果當年他把戶口本看得緊一點，或者早幾年去補辦，會不會不一樣。但這種假設沒有意義。命運不是一條能倒回去重走的路。他現在能做的，就是儘量活下去，儘量不給別人添麻煩，儘量在這個不承認他的世界裡找到一點容身之地。
我離開的時候，天已經完全黑了。鐵皮棚裡亮起一盞昏黃的燈，老李站在門口送我，影子被拉得很長。我走出那片廢墟，回頭看，那盞燈在黑暗裡搖晃着，像一個微弱的信號，不知道是在向誰證明什麼。
風吹過空蕩蕩的工地，捲起一些塵土和碎紙片。我想起那張皺巴巴的臨時證明，想起老李說過的那句話：「我不是不存在，我只是沒法證明我存在。」這話在我心裡待了很久，像一根刺，輕輕的，但拔不出來。

 

河流與火焰——《約翰．克利斯朵夫》

有一些書，不是給人閱讀的，而是給人在生命的某一個階段撞上的。《約翰．克利斯朵夫》便是這樣一本書。少年時讀它，只覺得厚，像一座山；青年時讀它，只覺得熱，像一團火；到了中年，再翻開那泛黃的書頁，才知道那既不是山，也不是火，而是一條河，一條從十九世紀歐洲流出來，穿過戰爭、民族、藝術、愛情與孤獨，最後流進人類靈魂深處的大河。羅曼．羅蘭寫這部小說時，歐洲正處於一個繁華而焦躁的年代，鋼鐵、工業、民族主義與帝國野心一起膨脹，巴黎的沙龍燈火通明，柏林的軍樂隊鼓聲震天，維也納的華爾滋還在旋轉，但地平線後面已經隱隱露出第一次世界大戰的黑影。許多作家在描寫社會，許多哲學家在分析時代，而羅曼．羅蘭卻塑造了一個音樂家，讓他以個人的生命去對抗整個時代的庸俗。克利斯朵夫不是英雄，至少不是拿破崙式的英雄，他脾氣暴躁，常常得罪人，不懂妥協，也不會經營關係，他像一塊粗糙的花崗岩，被文明社會的地板磨得滿是傷痕。然而正因如此，他成了一種稀有的存在：一個拒絕向世界低頭的人。中國人讀這部小說，往往會想起屈原。屈原投江之前，知道自己已經輸了；克利斯朵夫活著的時候，也常常輸。他輸給權勢，輸給市場，輸給流行趣味，甚至輸給自己的性格，但他始終不肯出賣靈魂。這種失敗者的尊嚴，正是二十世紀最珍貴的精神財富。今日的世界，成功學像傳銷一樣遍地開花，書店裡教人如何賺錢，如何管理情緒，如何建立人脈，如何成為更有效率的人；沒有人再教你如何做一個高貴的失敗者。克利斯朵夫卻正是一部失敗者的史詩。他一次次跌倒，一次次憤怒，一次次與世界衝撞，卻從未放棄對真理與美的追求。這種人物，在今天的網絡時代幾乎已經絕種。因為現代人太懂得迎合，太懂得計算，太懂得把自己修剪成適合市場銷售的樣子。克利斯朵夫則像一棵長在懸崖上的松樹，寧可被風折斷，也不願意被修成盆景。羅曼．羅蘭曾說過：「世界上只有一種真正的英雄主義，那就是在認清生活的真相之後依然熱愛生活。」這句話後來被無數人引用，甚至變成了心靈雞湯，但在《約翰．克利斯朵夫》裡，它並不是一句口號，而是一種經過痛苦驗證的人生哲學。真正打動人的，不是克利斯朵夫的成功，而是他在看清世界之後依然選擇創作、依然選擇愛、依然選擇相信人類。這種相信，不是天真的樂觀，而是一種帶著傷痕的信念。小說的最後，讀者彷彿看見一個疲憊的旅人站在河流盡頭，回頭望去，身後是漫長的人生，而前方則是更大的寂靜。他沒有征服世界，世界也沒有征服他。這或許就是羅曼．羅蘭想告訴我們的：生命的價值，不在於你贏了多少次，而在於你是否在喧囂之中保住了自己的聲音。許多偉大的小說像宮殿，讓人讚嘆；《約翰．克利斯朵夫》卻像一位老朋友，在人生不同的季節裡陪你走一段路。年輕時，它教人反抗；中年時，它教人承受；老年時，它教人和解。而那條從書中流出的河，直到今天，仍然在世界某個角落靜靜流淌，提醒著那些尚未完全向現實投降的人：靈魂，原來還可以這樣活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