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間錄：命運是道窄門

同意書是在八月底被汗水泡軟的。老張把它們從帆布包裡掏出來時，紙邊已經捲起，像舊書頁。我在樓梯口遇見他，他正蹲著歇腳，額頭的汗順著鼻樑滴下來，滴在水泥台階上，很快就被蒸乾了。他見我，抬起頭笑，說，爬六樓，比年輕時爬泰山還累。我說您慢慢來，他擺擺手，說慢了不行，人家等著呢。那時我剛搬到這個舊小區，樓道裡貼滿了加裝電梯的通知，字跡工整，像小學生的作業本。老張是發起人，退休前在街道辦幹過，說話和氣，做事麻利，自己攬下了這檔子事。他說裝個電梯，大家都方便。可他不知道，方便這東西，從來不是平均分配的。

一樓的王婆不讓他進門。她把門虛掩著，從門縫裡說話，聲音尖細，像竹籤子。她說你別來了，我不簽。老張站在門外，手裡捏著那份同意書，說王姐你再想想，六樓的老李腿腳不好，下樓都困難。王婆說那是他的命，不是我的命。老張說大家住一棟樓，抬頭不見低頭見。王婆說以前見，以後不見了。她把門關上，鎖扣碰撞的聲音在樓道裡迴響，像一記悶鐘。老張站了一會兒，把同意書疊好，放回包裡，轉身離開。那天我在三樓窗口看見他的背影，彎得像一截老藤。

後來我才知道，王婆不是不講理，她也有她的理。她說電梯裝在她窗外，會擋光，會有噪音，她一輩子住一樓，就是圖個亮堂和安靜。她每天早上搬個小凳子坐在門口曬太陽，臉上都快曬出斑，可她不在乎，她說太陽是免費的，也是公平的。她說你們裝電梯，把我的太陽擋了，我找誰要去？老張聽了，不說話，只是點頭。他後來跟我說，王婆說的也不是沒道理，可六樓的老李也不是沒道理，這世上有些事，不是誰有理誰沒理，而是兩個理碰在一起，誰也讓不開。

老張開始往王婆家送東西。先是一盒茶葉，後來是一袋米，再後來是一箱牛奶。王婆都收下了，可還是不簽字。她說你東西我收了，可字我不能簽，這是兩碼事。老張說那您收了我東西，總得讓我進門坐坐吧。王婆猶豫了一下，把門開了條縫，說那就坐一會兒。老張進去，我在樓道裡聽見他們說話的聲音，一高一低，像兩根不合調的弦。後來老張出來，臉上沒什麼表情，只說，再想想辦法。

六樓的老李等急了。他每次見到老張，都要問一句，簽齊了沒有。老張說快了快了。老李說你這快了都說了三個月了。老張陪笑，說急不得，慢慢來。老李說我這腿慢慢來就要廢了。他說這話時，眼睛盯著老張，像在盯一個欠債的人。老張不吭聲，只是點頭。他後來跟我說，老李也是苦命人，年輕時在工地摔斷過腿，接好了可總疼，上下樓每一步都像在踩刀尖上。他說我理解他，可我也理解王婆，人到了這年紀，誰都不容易。

那把鎖是在九月中旬壞的。王婆說是老張弄壞的，老張說不是。王婆說你天天來敲門，鎖能不壞嗎。老張說我沒用力敲。兩人在樓道裡爭，聲音越來越大，最後王婆哭了，說你們就是要逼死我。老張愣在那裡，不知道該說什麼。我從樓上下來，看見王婆坐在台階上抹眼淚，老張站在一旁，手足無措。我說要不我去找人修修鎖。王婆說不用你管。她站起來，進了屋，把門一摔，碰撞聲震得整個樓道都在響。

老張開始挨家挨戶做工作。他說能不能大家一起湊點錢，給王婆換個窗戶，裝個隔音的。有人說可以，有人說憑什麼，也有人說你這是慣著她。老張說不是慣，是體諒。他說王婆一個人住，兒子在外地，一年回不來兩次，她怕孤單，也怕變化，咱們理解理解她。有人說那老李呢，老李就不用理解了？老張說都理解，都理解。他說這話時，臉上的笑容有點僵，像一張被風吹乾的紙。

十月的時候，電梯公司來人測量，說可以動工了，就等手續齊全。老張又去找王婆，這次他帶了一個施工方案，說電梯可以往外挪半米，窗戶可以換成雙層玻璃，費用大家分攤。王婆看了看方案，說你們商量好了就商量好了，可我還是不簽。老張問為什麼。王婆說因為我不想簽。她說得很平靜，像在說一件與自己無關的事。老張坐在她家的舊沙發上，沉默了很久。我後來問他，那天你在想什麼。他說，我在想，人與人之間，到底有沒有一條縫隙，能讓彼此都過得去。

年底的時候，電梯還是沒裝成。老張瘦了一圈，頭髮白了不少。他說自己做了一輩子和事佬，可這次真的沒轍了。他說王婆不是壞人，老李也不是壞人，可兩個不壞的人湊在一起，就成了一個解不開的結。我說那就算了吧。他搖頭，說不能算，老李那腿真的撐不了多久了。他說這話時，眼睛望著窗外，像在看一條走不到頭的路。

後來我搬走了，再沒回去過。偶爾想起那個舊小區，想起老張那一疊被汗水浸濕的同意書，想起王婆門口那把壞掉的鎖，想起樓道裡那些爭吵和沉默，都覺得——困難這東西，有時不是壓在人身上的，而是卡在人與人之間的，像一道窄門，誰也擠不過去，誰也不肯讓開，最後只能站在那裡，一起等天黑。而那些被卡住的日子，像樓道裡的舊燈泡，忽明忽暗，照不清誰對誰錯，只照出人活著的那點執拗與無奈。

才女最大的作品，是她自己

蒋方舟学位既遭撤销，尘埃似已落定，然而比起那纸处分，我倒更有兴趣翻出她昔日那篇洋洋洒洒的辩白文字细读。即《关于肖鹰教授指控我论文‘全面造假’的逐项说明》。 文章写得堂堂正正，逐条申辩，字里行间，义正辞严，读之几令人错觉，仿佛天下真有一位含冤莫白的才女，正受到迂腐老儒的围攻。只是读到后来，心中却忽然生出一个极俗气、极不风雅的疑问：她自己，难道当真不知道自己做过什么？若不知道，则后来何以坦然接受撤销学位？若知道，又何以能写出那样一篇气宇轩昂的自辩？人生之奇，往往不在谎言，而在说谎的人竟先把自己也说服了。世人每以为，说谎者必然心虚，目光闪烁，语带支吾；殊不知真正高明的谎言，先骗自己，再骗天下。人若日日重复一句话，重复百遍千遍，那话便不再只是言语，而成了信仰。于是黑可成白，曲亦可直，昨日之失，今日便成了误会；今日之误会，明日又成了受害。心理学家称之为「认知失调」，佛家则干脆一句：「颠倒梦想。」其理虽异，其病则同。人心原来并非一间四壁皆镜的屋子，而是一座雾锁重门的园林，主人走得久了，也未必认得回家的路。更妙的是，人又偏偏是最善于替自己撰写判词的动物。替朋友辩，不易；替自己辩，最易。只消把立场稍稍一转，把焦点微微一移，把「我是否做过」换成「他们是否公平」，把「有没有错」换成「程序是否正义」，于是本来是一道是非题，竟可写成一篇修辞学。此所以天下讼师，未必相信自己的当事人无罪；而当事人自己，反倒愈说愈觉得清白。及至木已成舟，处分既下，又能平静接受，其实亦不足奇。盖人心尚有另一重本事：既能为昨日辩护，亦能替今日妥协。昨日可以慷慨激昂，今日可以默默低头；昨日可以自命无辜，今日可以接受裁决；二者在旁人眼中互相矛盾，在本人心中却未必冲突。因为人活着，本就不是靠逻辑，而是靠一套随时可以修补的内心秩序。今天自己，总能替昨天的自己找到借口；明天的自己，又总能替今天的自己寻得台阶。故世间最难懂者，不是法律，不是学术，甚至不是文章，而是人性。人心如古井，看似一泓清水，俯首照之，却未必照得见井底；有时连井中之人，也不知道自己究竟站在哪一层倒影之中。

一個車位的官威

中國的問題，往往不是貪污多少億，不是爛尾多少樓，而是一個車位。車位，是一平方丈的封建制度，是柏油路上的紫禁城。湖南長沙一位副處長，為了一個停車位，將自己的官銜停得比汽車還穩，當有人質疑，首先亮出的不是法律，而是身份；首先想到的不是規則，而是權力。北欧人相信契約，日本人相信排隊，德国人相信秩序，中國某些官員相信的，則是「我是誰」。這一句話，比交通法更有效，比停車線更粗，比攝影機更有威懾力。真正可怕的，不是一個副處長想霸佔一個車位，而是她從來不覺得自己錯。她不是在犯法，而是在行使一種早已內化為本能的「特權直覺」。這種直覺，比肌肉記憶更牢固，像魚知道水，鳥知道天，官知道自己可以例外。中國數千年的政治文化，最成功的教育，不是教人做君子，而是教人分等級。衙門口朝南開，有理無錢莫進來；今天則變成：停車位朝空地開，有權無證照樣停。於是，一個車位，立即成了一場微型的宮廷政治。普通市民找的是空位，副處長找的是面子。面子一旦與權力綁定，任何退讓都會被誤認為失去官威，所以她寧願把事情鬧到全國皆知，也不能把車倒出去三米。因為在她的世界裡，汽車可以移動，權威不能倒車。有人說，這只是個別官員素質問題。恰恰相反，這正是制度最誠實的一面。制度從來不是開會時掛在牆上的標語，而是人在無人監督時，第一個冒出來的念頭。若一個副處長在街頭遇見一個車位，想到的是「我官比你大」，那麼可見官本位早已深入毛細血管，甚至不需要命令，不需要文件，不需要紅頭公文，它已經完成了自動導航。英國歷史學家艾克頓勳爵說：「權力導致腐敗，絕對權力導致絕對腐敗。」中國現實則補充了一句：微小權力導致微型腐敗，連一個車位，也足以暴露一整套精神結構。真正令人悲哀的，不是有人霸佔了停車位，而是有人始終相信，公共空間本來就應該為他的身份讓路。當一個國家的文明，需要靠圍觀群眾與手機鏡頭來提醒官員遵守最基本的秩序，那麼真正缺位的，從來不是車位，而是現代公民社會。

一碗粥裡的虛構共和

八寶粥，名字聽來人畜無害，仿佛古代書生上京趕考，身穿長衫、手握折扇，滿腹經綸卻不識人間險惡。八寶者，芝麻紅豆蓮子薏仁桂圓花生糯米枸杞，合起來像一個地方官的聯席會議，人人有名字，個個無實權，在一鍋翻滾的甜湯裡被煮成糨糊狀的平等社會主義。這碗粥的政治正確與飲食道德同時在線，沒有肉，沒有辣，不上火，不冒犯任何人，就像一封在大會堂中宣讀的賀電，滿紙溫良恭儉讓，毫無殺傷力。

但八寶粥之偽善，也正在於此。你以為它是慈悲為懷的和尚，實則是包著糖衣的會議紀要。一匙入口，溫熱綿軟，如同一個訓練有素的中學生代表，在班會上背誦寫滿理想與德育的發言稿。甜，不是自然的甜，是經過精算的「統一甜」，紅豆與糯米、桂圓與枸杞，本該各有風骨，被這一鍋社會主義大同粥煮成一致口號，失去原貌。你咀嚼的不是蓮子，而是經過三次審查的中庸；你吞下去的不是花生，而是一種對味覺自由的審查制度。

八寶粥還有一項偉大的成就，就是把「補」這個字用得無所不用其極。老少咸宜，男女皆補，這碗粥像國營醫院的墻頭標語，不管你是陽虛還是陰盛，一碗下去，包治百病，仿佛一切問題的根源皆在於沒吃熱粥。它代言的不僅是健康，更是一種強行喂養的集體道德觀，告訴你什麼叫「合群」，什麼叫「乖」，什麼叫「文明用語」。

你若早晨喝八寶粥，便是勤勞；若夜裡喝，便是養生；若搭飛機前喝一碗，空姐看你都順眼些。這碗粥就像國族認同裡的一碗多功能標準答案，每一口都代表了對差異的消音，對個性的打磨，對苦辣人生的隔絕。它的溫吞與甜膩，是對所有劇烈味覺的排斥。世間若無八寶粥，固然少了些庸俗的溫情，但多了點靈魂的痛快。

八寶粥這東西，不是不能喝，是不能信。它是人間寧靜的假象，是飲食界的「大鍋飯」重現。你若喝它，只當是打個盹，歇一口氣，不可當真，更不可久留。人生總得吃點苦，嘗點辣，才知粥之外還有天地。

 

人間錄：李躍進的候鳥人生

十月的第一场雨，他就出发了。

不是因为雨，是因为雨之后的气温，气温降了，他就知道，时间到了。那个判断，不是看日历，不是看手机天气预报，是皮肤告诉他的，是在外面待了二十多年的皮肤，那种皮肤对温度的感知，比任何仪器都准。

我在辽宁大连认识他，是某年秋天，他正准备离开，我正准备在那里住一段时间，方向相反，在一家小饭馆里吃饭，坐在一张桌子，就说上了。

他叫李跃进，五十五岁，辽宁岫岩人，在外面跑了二十六年。跑什么，他说，哪里有活，去哪里，说得简单，说得像是一句非常寻常的话，但二十六年，就是二十六个这种简单，加在一起，是一个人大半辈子的路。

他年轻的时候在岫岩种过地，种了几年，觉得不行，土地就那么多，人就那么多，种来种去，就是那点收入，他说他不是嫌弃种地，是觉得不够，不够什么，他说不清楚，就是觉得外面还有，他想去看看。

出去，是某年春天，他二十九岁，带了几百块钱，坐火车，不知道去哪里，在沈阳下车，在沈阳的工地找到了活，开始了，就这样开始了，没有什么计划，没有什么目标，就是出来了，活来了，干，干完，找下一个。

他后来走过的地方，数了数，跟我说，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北京、天津、山东、河南、新疆，南边去过广东，去过云南，说去云南那次，是因为听说那边有个大工程，跟着几个老乡去，去了，果然有，做了一年多，做完，又走，走回北边。他说他不是不想稳下来，就是稳不下来，活在哪里，人在哪里，活结束了，人就走了，走了再找，找到了再稳，稳一段，再走，就这样，二十六年。

他有一个规律，是我后来想出来的，他自己没有说，就是冬天往南，夏天往北，大致如此，像候鸟，跟着气温走，跟着活走，南边冬天暖，工地能干，北边夏天长，活也多，这个规律不是他设计的，是走出来的，走着走着，发现是这样，就继续这样。

他有妻子，在岫岩，种地，带孩子，他每年回去一次，过年，住一个月，然后走，走了，一年里打电话，汇钱，回来的时候，孩子又长了，他说有一年回去，儿子站在那里，比他高了，他站在儿子面前，看着，说了一句，长这么高了，儿子没说话，他也没再说，两个人就站着，那种沉默不是疏远，是两个男人之间，不知道说什么的那种，各自知道对方在，就够了。

儿子后来没有出来，在岫岩，找了个厂子上班，成了家，他说儿子比他稳，比他有规矩，他说这话的时候，有一种说不清楚是欣慰还是自责的东西，混在一起，他自己也分不清楚，就是说了，放在那里。

他跟我说过一件事，是在新疆那年，工地在天山脚下，离县城很远，周围就是戈壁和山，他们一批工人，住在工地的简易房里，冬天来得早，某天早上起来，外面下了雪，很厚，把周围都盖住了，戈壁是白的，山是白的，天是白的，他站在那片白里，一时不知道自己在哪里，就那么站着，站了很久，觉得那片白，是他这辈子见过的最大的东西，大到没有边，大到他站在里面，轻得像是不存在，那种感觉，他说，不是害怕，是一种很奇怪的，轻，像是什么东西放下了，什么东西他也说不清楚，就是那一刻，轻了。

我问他，这二十六年，后悔过没有，他喝了口酒，想了一会儿，说，后悔这个词，不对，说不是后悔，也不对，就是，如果重来，不知道，重来不一定还是这样，也可能还是这样，这个问题，他说，太难了，他想不清楚，想不清楚就不想了。

那天饭馆里，他要走的时候，把那顿饭的钱结了，我说我来，他说我来，他先付了，起身，把那个旧帆布包背上，背包的带子一边宽一边窄，是修过的，缝了一段，颜色不一样，他背上，往外走，到门口，回头说，你好好在这里，大连好，我说好，他出去了，门带上，那个帆布包消失在门外，消失在大连某个秋天的街道上，往南，往他要去的地方，去了。

大连的海在不远处，秋天的海，风大，浪有点涌，是那种季节变换时海才有的涌，不猛，但是深，是从很深的地方来的力气，推上来，推到岸边，散了，退回去，再来，那个来了又去的动作，不停，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也不知道到什么时候结束，就是来，去，来，去，各有各的去处，各有各的来路，在岸边碰了一下，散了，各回各的地方。

 

談香

香，是女人的第二層皮膚。她的體香是天生的，香水是文明的。香水的歷史，比文學更久遠，埃及的艷后懂得將桂脂與玫瑰混合，塗於耳後與膝彎；那時還沒有莎士比亞，沒有塞尚，但香已經是一門藝術。

中國人卻不太懂香。懂茶，懂琴，懂字畫，但香一向被視為附庸。焚香是修行，是供佛，是消除穢氣，少有為取悅自己而點。儒家以潔為尚，道家以靜為樂，香因此被局限在靜室與禪堂之中。西方則不同，從瑪麗安東妮到可可香奈兒，女人懂得用香製造距離。那一縷香氣，在舞會的燈影中飄盪，比一個眼神更具挑釁。

「香」這個字的形體，其實也極有風致。上部「禾」，下部「日」，像一束陽光灑落在稻穗上。這是一個帶氣息的字，仿佛午後的風掠過稻田。英文的 perfume，源自拉丁文 per fumum——「穿過煙霧」。中文的香是靜的，西方的香是流動的，一個是沈香，一個是煙霧。文化的差異，就藏在鼻息之間。

有些女人，不說話也會留下氣味。你在電梯裡遇見她，她走後，空氣中殘留的分子像一種未說的祕密。這種女人懂香，她讓香代替言語。香是她的暗示，是她在這個世界的簽名。聰明的男人知道，她的香氣比她的微笑更危險。

愛上一個女人，往往是先愛上她的香。初遇時，你未看清她的臉，她已經用香封印了你的記憶。分手多年，忽聞同樣的香味，整個城市都像被喚醒的夢。那一刻你才明白，香不是嗅覺，是記憶的幽靈。

女人懂香，是一種智慧；男人記香，是一種宿命。香氣，像愛情，無形而難留。你可以收藏她的信、她的照片，卻留不住她的味道。那一縷香在空氣裡飄散，就像她走遠的背影——看不見，卻永遠在。

人間錄：向陽坡上的苟大夫

 

藥味是一種很誠實的氣味。
我在貴州安順的一個小鎮上停留過，是某年冬末春初的時節，山裡的天氣陰晴不定，早上起來天是白的，午後可能就落了雨，雨不大，細細的，把山坡上的石頭路打濕，打出一種舊年的氣息。我住在鎮子中段一戶人家的偏房裡，窗外是一片油菜地，花開了，黃得很認真，認真得像是在做一件大事。
鎮子上有一家診所，在向陽坡坡腰的一棟舊屋裡，門口掛著一塊白底黑字的牌子，寫著「向陽診所」，牌子的邊角被風雨磨得有些翹起，但字還清楚。診所的門常開著，裡面有一股消毒水和中藥混合的氣味，從門口就能聞到，那氣味進了鼻子，讓人覺得有什麼東西在被認真對待。
他叫苟大夫，本名苟明遠，六十六歲，這家診所的主人，也是這個鎮子上唯一的大夫。
我第一次去，是因為走山路磨破了腳，進去處理一下。他坐在裡間的桌子後面，戴著眼鏡，正在翻一本厚厚的書，聽見動靜抬起頭，看了我一眼，說，坐，哪裡不舒服。那個眼神很平，不是冷淡，是一種見過很多人、很多事之後的平，有一種讓人放心的東西在裡面。
他是貴州本地人，父親是鎮上的赤腳醫生，走村串寨，一個藥箱，一雙腿，把這一帶的山路走了幾十年。他從小跟著父親出診，幫著拎藥箱，看父親怎麼看病，怎麼問診，怎麼和各種各樣的人說話。他說父親看病，從不只看病，先問吃了沒有，睡得好不好，家裡怎麼樣，然後才問哪裡不舒服，他說，人不舒服，有時候不只是身體的事，得把人當整個來看。
七十年代末，他去貴陽衛校讀了幾年，回來接父親的班，在這個鎮子上開了診所，一開就是將近四十年。
診所很簡單，兩間屋，外間是診室，一張診桌，兩把椅子，一個藥櫃，藥櫃的抽屜很多，每個抽屜外面貼著標籤，字是毛筆寫的，中藥名，寫得工整。裡間是他待的地方，一張小床，一個書架，書架上的書很雜，醫書、歷史書、幾本舊小說，還有一本《唐詩三百首》，書脊都磨舊了，看得出是真的翻過的，不是擺著看的。
他給我處理腳上的傷，動作輕，很仔細，邊處理邊說，山路要穿厚底鞋，薄底的鞋磨腳，山裡的石頭不饒人。說完開了一小包消炎藥，叮囑了幾句，收了幾塊錢，我覺得那個價錢比我想的低，他說鄉下的診所，能收回本就行，收太多，窮人家來不起，那才麻煩。
後來我在鎮子上走動，陸陸續續見到他幾次，漸漸說了些話，知道了他的一些事。
他結過婚，妻子是雲南人，在鎮上小學教書，兩個人認識的時候，他剛回來開診所，她剛分配到學校，外鄉人在異鄉落腳，走在一起，是那種互相搭把手的緣分。生了一個女兒，在貴陽讀了大學，留在貴陽工作，嫁了人，有了孩子，日子過得還好。
妻子七年前病了，查出來是肺癌，在貴陽治了一年多，他關了診所，陪她去治，花了很多錢，最後人還是沒有留住。他回來，重新開了診所，什麼也沒有說，就是開了，像是關門、去、回來、開門，都是一件事情的一部分，中間沒有斷。
我問他，妻子走了之後，一個人在這個小鎮上，會不會覺得日子太靜了。他想了想，說，靜是靜，但診所開著，每天有人來，來的人各有各的事，各有各的苦處，你給他看了，他好了一些，這件事本身，就是一天的意義所在。停頓了一下，說，要是關了門，那才真的靜。
鎮子周圍的幾個村子，有些老人腿腳不方便，他就上門去，背著藥箱，走山路，有時候來回要兩三個小時。我有一次在山路上碰見他，他從一個山坡上下來，藥箱在背上，鞋底沾著泥，額頭有汗，見了我點個頭，說，去看了個老人，支氣管炎，老毛病，天一冷就犯。說得平淡，像是例行的事，走路的步伐也穩，不像是剛走了很長的山路。
他有一個習慣，每天晚上關了診所，在向陽坡上走一走，走到坡頂，站一會兒，看看四周的山，看看鎮子裡的燈光，然後下來。我有一次在坡上碰見他，天已經黑了，山裡黑得徹底，星星很多，他站在坡頂，沒有說話，我站在旁邊，我們一起看了一會兒那些燈光，鎮子不大，燈不多，一點一點，散在黑暗裡，像是誰撒下去的，隨意，卻各有各的位置，各有各的亮。
他說，這個鎮子，他看了幾十年，變化不大，年輕人走得差不多了，留下來的都是老的，老的一年一年少，他說有時候覺得，自己是在守一個慢慢變小的地方，守到最後，也許就他一個，也許連他也沒有了。說完笑了一下，那個笑裡有什麼，苦，但不是那種被苦壓垮的苦，是嘗過了苦、知道苦的分量之後，仍然站著的人才有的笑。
我離開那個鎮子的早上，向陽坡上的霧還沒有散，油菜花在霧裡若隱若現，黃得朦朧。我去診所道別，他正在整理藥櫃，一個抽屜一個抽屜地檢查，看哪些藥快用完了，需要補，那個動作很仔細，像是在清點什麼重要的東西。我說我走了，他抬起頭，說，走了啊，路上注意，山裡霧大，慢點走。然後低下頭，繼續清點，抽屜開了又關，關了又開。
出了診所，坡上的霧開始散，陽光從雲層裡透出來，落在向陽坡的石頭路上，落在舊屋的瓦片上，落在門口那塊翹角的牌子上，白底黑字，向陽診所，四個字在光裡，清楚，沉穩。
山裡的鳥叫起來了，不知道是什麼鳥，聲音很清，一聲一聲，從坡上的樹林裡傳出來，傳到山路上，在霧氣裡散開，消失，又有新的一聲傳來，像是什麼事情，停一停，又繼續，停一停，又繼續，沒有窮盡的意思。
有些人，不是因為有地方可去才留下，是因為留下這件事本身，就是他們的去處。苟大夫大約就是這樣，診所開著，藥櫃裡的藥備著，山路走著，那個向陽坡上的舊屋，門開著，藥味散出來，就是一種無聲的告示，告示這裡有人，這裡有人在，這裡的人還好。
霧散盡了，山是青的，天是亮的，油菜花在坡下的地裡，黃得正好，一點也不知道收斂。

才女的塌房與特權的原罪

蔣方舟自幼被目為神童，七歲能文，九歲出書，母親逢人便誇，遂使她自小便活在一個必須不斷證明自己配得上「才女」二字的牢籠裡，這牢籠比任何科舉考場都更為酷烈，因為科舉尚有金榜題名之日，而「才女」卻要終身應考，且題目由公眾隨時出，答卷須臾不能交白，此種處境，西方所謂child star者亦有相類之苦，麥考利·庫金十歲紅遍好萊塢，中年卻潦倒吸毒，可知早慧之名，實為一種預支的信用，年少時借得越多，年長後越要加倍償還，利息尤其驚人，蔣氏之尷尬，正在於她並非全無文采，卻也遠不及當年吹噓之盛，於是每逢公共議題發聲，網民便如見瓷器店中闖入之公牛，必欲將她昔日「天才少女」之招牌砸得粉碎而後快，此中固然有幾分文人相輕之刻薄，然平心而論，亦未嘗沒有幾分公道，蓋才華本應如貨與價相符，貨不對板，買家自然要退貨，且要索賠，然則蔣氏之困境，究其根本，實非她一人之過，乃是一整套「拼爹」機制所結出的果子，父母有資源，便能把子女送上鎂光燈下，讓他們在尚未成熟之時，便竊據了本該屬於更有實力者的位置，此種位置一旦坐定，便如騎虎難下，欲退不能，欲進無力，社會對此類人物之憤懣，說到底並非嫉妒其才，而是不忿其位，因為名器一旦不與實至相配，便等於當眾宣告：這世道，拼的終究不是本事，而是父蔭，古人云「德不配位，必有災殃」，今人不信鬼神，卻仍信因果，看客們冷眼旁觀那些被架上神壇又被拉下神壇的「才女」「英才」，其實是在圍觀一場關於特權能否兌現的公開審判，判詞早已寫就：椅子可以靠關係搬來，屁股卻終究要靠真本事才坐得穩當。

才女的空城計

蔣方舟之名，起於少年，母親以鞭策代乳汁，七歲寫作，九歲出書，媒體喧騰，謂之天才。然天才者，上天之才也，非母親之才，非出版商之才，更非各路文化掮客捧出來的才。中國素有造神傳統，一旦神位既定，香火便不能斷，於是這位「天才少女」一路供奉至成年，供上清華大學降分錄取，供上《新周刊》編輯席，供上各類論壇講台，開口便是波伏娃，閉口便是杜拉斯，言必稱「我在東京的孤獨」，其時日本人正忙著加班，哪裡曉得遠東來了位中國才女在他們的城市裡消費寂寞。才女人設既成，後路即絕，正如空城既開，司馬懿一旦入城，諸葛便再無退路——而她的城，從一開始便是空的。論文造假事發，抄襲風波繼踵，外界本以為當事人會有所申辯，不料公關之術遠較文學嫻熟：道歉聲明措辭曖昧，既非認罪，又非自清，字裡行間自有一種「我雖有錯但我依然精緻」的姿態，令人歎為觀止。英國人有句話：imitation is the sincerest form of flattery，翻成漢語大約是「抄襲是最誠懇的致敬」，只是此話出自十九世紀英國作家Charles Caleb Colton，蔣方舟若要引用，最好親自標明出處，否則連這句為抄襲辯護的話也要算作二度抄襲，未免太過荒唐。但是，問題的根本不在於論文造假，世界上交差了事的論文多如牛毛，中國學術界造假者如過江之鯽，單怪罪蔣方舟未免失之嚴苛；然而她與旁人不同處在於，她是靠「才女」二字吃飯的，文章抄襲於旁人不過是醜聞，於她卻是掀開底牌。沒有底牌的人最怕掀牌，蔣方舟經營二十年的人設，不過是一座精心布置的空城，鑼鼓喧天，旗幡飄揚，走近一看，城中並無一兵一卒。司馬懿當年退兵，是因為疑心諸葛尚有埋伏；如今讀者不退，皆因早已看穿，只是各自心照不宣，不忍說破，給她留最後一分薄面——這份沉默，才是對一位才女最殘忍的憐憫。

人間錄：上岸的鱼

江邊的殘船是在初秋那天被拖上岸的。我到鎮上時，看見幾條漁船的骨架堆在碼頭空地，像一堆巨大的魚刺，被太陽曬得發白。船板上還留著魚鱗的痕跡，在光裏閃一閃，像某種無法抹去的記憶。風吹過來，帶著江水的腥味，可那味道已經淡了，淡得像是從很遠的地方飄來的。我站在那兒看了一會兒，有個穿著深藍制服的中年人從堤壩上走下來，手裏拿著根竹竿，竿頭綁著網兜。他看見我在看船，腳步頓了頓，沒說話，只是把竹竿往肩上一扛，繞過殘船，往江邊走去。
那人叫老江，是這一帶的護漁隊員。後來在鎮上的小飯館遇見，他坐在角落，端著碗麵，吃得很慢。我認出他，他也認出我，點了點頭，算是打過招呼。我問能不能坐下，他說隨便。他的臉曬得很黑，眼角有密密的紋路，像江面上的波紋。吃到一半，他忽然說，你是來寫東西的吧？我說算是。他笑了一下，說也好，反正這些事，總得有人記下來。
老江家三代打魚。他爺爺那輩就在江上，到他父親，再到他，都是靠這條江活著。他說江裏的每個漩渦他都認得，哪裏水深，哪裏有暗礁，哪個季節魚往哪邊遊，閉著眼睛都能摸清楚。他十二歲就跟著父親下江，船一搖，他就知道今天能捕多少斤。他說那時候船就是家，家就是船，分不開的。禁漁令下來那年，他正在江上。消息傳得很快，村裏人聚在一起開會，有人哭，有人罵，也有人沉默。老江沒說話，他只是回家，把網收起來，疊得整整齊齊，放進倉房最裏頭。他妻子問他怎麼辦，他說不知道，先看看吧。
後來鎮上組織了護漁隊，招的都是以前打魚的人。老江去報了名。他說也不是為了那點工資，就是不想離開江。上岸以後，他被分到一套安置房，在鎮子邊上，樓房，兩室一廳，牆是白的，地是亮的，窗戶關得嚴嚴實實。第一晚，他躺在床上睡不著。他妻子問他怎麼了，他說太安靜。妻子說這不是好事嗎？他搖頭，說聽不到水聲，心裏慌。妻子歎氣，翻身睡了。他一個人坐到窗邊，望著遠處黑漆漆的江面，覺得自己像是被誰從水裏撈出來，扔在了岸上。
他現在的工作是巡江。每天早上六點出門，沿著江堤走十幾公里，看有沒有人偷捕。他手裏那根竹竿和網兜，原本是用來撈魚的，現在是用來抓人的。他說第一次抓到人的時候，對方是個五十多歲的老漢，用的還是最原始的地籠。老漢看見他，沒跑，只是蹲在那兒，低著頭。老江走過去，看著那地籠，裏面有幾條小魚，還在掙扎。他站了很久，最後還是把東西沒收了，按規定報了上去。老漢被罰了款，走的時候回頭看了他一眼，那眼神他忘不掉。他說那眼神不是恨，是一種說不出的東西，像在看一個背叛了什麼的人。
我問他覺得自己背叛了什麼嗎？他沉默了一會兒，說不知道。他說政策是對的，保護長江，讓魚多起來，這是大事。可他也知道，像他這樣的人，上了岸，就像魚離了水。他說現在江裏魚確實多了，有時候巡江，能看見成群的魚躍出水面，那場面他以前只在年輕時見過。可他看著那些魚，心裏是空的。他說不知道為什麼空，就是空。
有一次他在江邊坐了一下午。那天沒什麼事，他就坐在堤壩上，看江水流。太陽從這頭移到那頭，影子從短變長。他想起父親臨終前說的話，父親說，咱家的命在江上，你要是哪天不打魚了，就不是老江家的人了。他當時沒懂，現在懂了。他說他現在每天穿著制服，拿著竹竿，在江邊走來走去，可他覺得自己不是在巡江，是在找一個已經丟了的自己。
那天傍晚，我陪他走了一段江堤。夕陽把江面染成金黃色，風很輕，吹在臉上有點涼。他走得很慢，時不時停下來，望一眼江面。我問他想回到以前嗎？他說想，又說不想。他說以前苦，起早貪黑，有時候一天捕不到幾條魚，回家還得被妻子數落。可那時候心裏踏實，知道自己是幹什麼的，知道明天還要出江。現在不一樣了，現在他每天做的事，是抓那些和他一樣的人，是守著一條他再也不能下的江。他說這種感覺，像是被人硬生生掰開，一半留在水裏，一半扔在岸上，哪一半都活不全。
我們走到殘船堆放的地方。那些船還在，只是又多了幾條。老江停下來，伸手摸了摸船板，手指在木紋上劃過，很輕。他說這條是他家的，船頭那個記號是他父親刻的。我看過去，果然有個模糊的“江”字，已經被風雨蝕得快看不清了。他說船拆的那天，他沒去看，不敢看。他說一條船就是一個家，一個家散了，人也就散了。
他把手收回來，往江邊走。走了幾步，又停下，回頭看了一眼殘船。夕陽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長，影子的盡頭正好落在船板上，像是還在船上一樣。他說，有時候做夢，還夢見自己在船上，網撒出去，魚一條條跳進來，醒了才發現是夢。他說夢裏的江是活的，醒來的江是死的，不是江死了，是他死了。
我不知道該說什麼。我們又走了一段，天漸漸暗下來。江面上起了霧，把對岸的山都遮住了。他說該回去了，明天還要早起巡江。我說好。他轉身往鎮子方向走，背影在暮色裏慢慢縮小。我站在原地，聽見江水拍打堤岸的聲音，一下一下，像心跳，又像某種永遠不會停的歎息。
後來我離開那個鎮，再沒見過老江。偶爾想起他，想起他手裏那根竹竿，想起他摸船板時的眼神，想起他說的那句話——一半在水裏，一半在岸上，哪一半都活不全。我想人這一生，有時候不是自己選擇要去哪裏，而是被時代推著，往一個不知道的方向走。而那些被推上岸的人，他們的命運像一條擱淺的魚，在乾涸中掙扎，在掙扎中慢慢失去了鱗片的光澤，只剩下一個輪廓，在記憶裏翻著身，翻不回水裏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