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間錄：护林员的冬天

雪是在夜里落的，早上推开门，什么都白了。

我在内蒙古赤峰的一个林区住过一段时间，是某年深冬，塞外的寒是干的，不像南方的湿冷，是那种直接的，进了肺里才暖的那种冷，呼出来的气，立刻成了白雾，在面前飘一下，散了，身后留不下什么。林场在山里，离镇子有一段路，我住在林场边上的一个小屋里，小屋的窗子朝东，每天早上，第一缕光从那个方向进来，先照在对面的松树上，松树的枝干在光里，很清楚，像是用墨线勾出来的，然后光落下来，落在雪地上，雪就亮了。

他叫鲍永顺，五十六岁，这片林场的护林员，守了二十八年。

认识他，是第一天到林场，他来开门，看了看我，没有多说，带我进去，把屋子里的炉子点上，炉子里是提前备好的柴，他划了根火柴，火起来，他说，烧热了，这间屋子好，不漏风，说完走了，第二天早上，我在外面走，见他巡林回来，他走在雪地里，步子稳，靴子踩下去，嘎吱嘎吱，那种声音在寂静的林子里，走了很远还能听见。

他是赤峰本地人，父亲是牧民，在草原上放了一辈子的牧，他年轻时也放过，后来林场招人，他来了，进来，发现喜欢，就留下了，他说喜欢什么，他想了一下，说，喜欢树，树不说话，但你在里面，知道它在，那种知道，是别的地方没有的。

二十八年，那片林子，他走过多少遍，不知道，就是走，每天走，冬天走，夏天走，下雨走，下雪走，那片林子里的每一条路，每一棵大树，每一处地形，他知道，是那种闭上眼睛知道的知道，不是记住的，是走进去的，走进身体里的，他说，有时候夜里听风，就知道林子今晚的情形，哪边风大，哪边有动静，那种听，是二十八年给他的。

他的工作，不只是巡林，还有防火，防盗伐，防病虫害，冬天，主要是防火，林子干，一点火星，能烧很大，他说他最怕的，是这个，不是别的，每年秋末，天气干了，他就开始绷着，那根弦，一直到下了雪，才松，松了，睡觉才踏实，他说这些年，他睡觉的好坏，和那根弦，是连着的。

我问他，二十八年，有没有出过火，他说出过，一次，那年秋天，东边的山坡，一处农民烧荒，火引过来了，他发现的早，跑回去，打电话，带人去扑，扑了半天，控住了，那半天，他说，他没有想别的，就是跑，就是扑，扑完，他坐在那片烧过的地上，看着那些黑的树桩，心里有一种他说不出来的感觉，他说，那些树桩，是以前的树，是活的，是他认识的，就这么没了，那种没了，和人没了，不是一样的感觉，但也不是没感觉，他坐在那里，坐了很久，才起来。

他有一个妻子，是邻村的，嫁过来，跟他在林场住了很多年，后来孩子大了，要去镇上读书，她就跟着孩子，到镇上租房子，他留在林场，两个人，一个在林子里，一个在镇子里，一周见一次，或者两周，他说，习惯了，开始不习惯，后来习惯了，他是这样，她也是，两个人都习惯了，就是生活的样子。

他告诉我，林子里有一棵老松树，他估计是几百年的，树干要三四个人合抱，皮很厚，是那种深棕色，开裂的，里面的纹路，走很深，那棵树他每次巡林经过，都停一下，他说他不知道为什么停，就是停，看那棵树，那棵树不看他，就在那里，站着，比他来的时候早，比他走的时候晚，那种早和晚，让他站在那里，有时候觉得，自己守的是林子，那棵树守的，是更长的什么，长到他想不出来名字的那种长。

我在林场住了将近三周，每天能见到他，有时候他巡林回来，在外面拍靴子上的雪，我在旁边，我们说几句，有时候晚上，他过来，在炉子旁边坐一坐，喝点热水，不多说，就坐着，那种坐，是那种不需要说话，就能在一起的坐，在林子里住久了，话变少，不是因为没什么说，是因为那里的安静，把很多原本需要用话填的地方，用另一种东西填了，填了，就不需要话了。

离开的那天早上，他帮我把东西搬出来，放到车上，他站在林场门口，我说，保重，他说，你也是，车走了，我从后窗看，他站在那里，背后是那片白，是那些松树，是那个他守了二十八年的地方，他站在里面，是那片白里的一个深色，站着，不动，等车走远了，大约，他就转身，回去，继续，又是一天。

那片林子在赤峰的山里，四季都在，冬天是白的，春天是绿的，夏天是深绿，秋天是黄和绿，他在里面，二十八年，看过所有这些颜色，那些颜色，一年一年，摞在一起，变成了他这个人身上的某种东西，说不清楚是什么，就是在，就像那棵几百年的老松树，皮里那些深纹路，是时间刻的，不是装饰，是经历，每一道，都是真实发生过的。

雪还在那片林子里，不管有没有人看，白着，等开春，等那些藏在雪下面的东西，重新出来，那是每年都发生的事，发生了很多年，还会发生很多年，那片林子知道，那个守林子的人也知道，知道了，就不急，就等着，等着，等着，就来了。

 

無言之歌與北歐的靜默花園

Secret Garden這個名字，本身就帶著一點逃離現代性的意味，在一個凡事需要節拍、需要副歌、需要爆點的年代，他們卻選擇退後半步，把旋律交給鋼琴與小提琴，讓音符自己說話。這支挪威與愛爾蘭組成的樂隊，沒有搖滾的張揚，沒有流行的媚俗，卻在九十年代以一首近乎純器樂的〈Nocturne〉贏得歐洲歌唱大賽，像一場對喧囂文化的溫柔抗議——當全世界都在高聲競逐，他們偏偏以低語取勝。Secret Garden的音樂沒有明確的敘事，卻處處暗藏故事，北歐的寒光、凱爾特的古老回聲、教堂穹頂下的回音，在旋律裡彼此纏繞；那不是悲傷，也不是歡愉，而是一種介於兩者之間的凝視，彷彿冬日午後的湖面，平靜得幾乎透明。很多人把他們歸類為「新世紀音樂」，這標籤既方便又草率，因為他們的作品並非背景，而是情緒的容器——在婚禮上，它可以是祝福；在葬禮上，它也不顯突兀；在孤獨的深夜，它甚至比言語更誠實。Secret Garden最耐人尋味的地方，在於他們拒絕戲劇化，旋律從不急於攀上高潮，而是緩緩鋪陳，像一條不動聲色的河流，把聽者的思緒帶往遠方。鋼琴的線條簡潔，小提琴的聲音卻帶著人聲般的顫動，兩者交錯之間，構築出一種不屬於城市的空氣。這種音樂，在消費主義的節奏裡顯得過於安靜，卻正因如此，才成為某種避難所。你不必懂和聲學，不必懂民族音樂史，只需在某個疲憊的時刻按下播放鍵，便會發現，那座「祕密花園」其實並不神祕，它只是提醒我們，在喧嘩之外，仍然存在一塊不被演算法佔領的空地。Secret Garden沒有製造革命，也沒有挑釁時代，他們做的，只是保存一種旋律的純粹，讓音樂回到最初的功能——陪伴。當最後一個音符消散，你會驚覺自己並未被震撼，卻被撫平；沒有激情的火焰，卻有長久的餘溫。或許這正是他們存在的意義：在世界愈發嘈雜之際，為人心保留一段不必解釋的靜默。

 

人間錄：壓在詞典下的年代

那份文件壓在詞典下面。
詞典是一本很舊的俄漢詞典，封面破了，用一張牛皮紙重新包過，牛皮紙也舊了，邊角翻起，露出裡面的書脊，書脊是紅色的，褪成了一種介於紅和棕之間的顏色，說不清楚叫什麼，就是那種舊了之後才有的顏色，像是時間自己調出來的。詞典壓著那份文件，文件的一角露出來，白紙，密密的字，俄文，手寫，字跡工整，但有些地方的墨跡已經暈開，暈成了一種模糊的藍，像是紙在慢慢消化那些字，把它們吸進去，變成自己的一部分。
我在黑龍江哈爾濱住過一段時間，是某年冬天，松花江結了冰，冰面是白的，有時候有人在上面走，留下一串腳印，腳印在冰面上，很清楚，但風一來，雪沫子蓋上去，清楚的就模糊了，模糊的就消失了，像是那些走過的人，來過，然後不留痕跡。
他叫賀樹仁，七十六歲，退休的俄語翻譯，在哈爾濱住了將近五十年。
認識他，是一個偶然，我在道裡區一條街上的舊書攤，見到一本手寫的俄語筆記，字很好，密，問攤主，攤主說是一個老頭兒賣的，就住在附近，姓賀，我找了過去，敲門，他開了門，看見我拿著那本筆記，愣了一下，讓我進去。
他的屋子裡書很多，俄文書，中文書，混在一起，有幾本是用紙條夾著，紙條從書頁裡探出來，有長有短，像是還沒有讀完，隨時準備拿起來繼續讀的樣子。那本詞典壓著那份文件，放在桌子最顯眼的位置，不是擺著好看，是真的在用，或者準備用，那種放法，是一件事情還沒有做完，暫時放在那裡的放法。
他是哈爾濱人，父親解放前在中東鐵路局做事，認識一些俄國人，家裡有俄文的書，他從小翻，認了一些字，覺得好看，像是另一種世界的形狀。五十年代，蘇聯專家來了，他去學了俄語，學得認真，說得準，被分配到一個需要翻譯的單位，從此做了這一行，做了將近四十年，做到退休。
他做翻譯的年代，是中蘇關係各種變化的年代，起伏很大，有時候這門語言是寶貝，有時候會說俄語，反而是麻煩。文革那幾年，他說他把那些俄文書藏起來，藏在床底下，用舊報紙包著，躺在上面睡覺，他說，那幾年，睡覺睡得不踏實，不是怕別的，就是怕那些書被發現，發現了，說不清楚，他說書沒有做錯什麼，不該因為這個消失。
書留下來了，他也留下來了，文革結束，他重新做翻譯，做到退休，退休之後，還是翻譯，給人翻文件，翻信件，翻各種需要翻的東西，不是謀生，就是做，手上有活，心裡踏實。
那份壓在詞典下面的文件，是他一個老朋友的遺物，那個朋友是俄羅斯族人，在哈爾濱住了一輩子，前年走了，走之前，把一批信和文件交給他，說這些東西，如果有一天你能翻出來，就翻，翻不出來，就放著，他接了，一直放著，那份壓在詞典下面的，是他已經開始翻的一份，翻了一半，停了，不是因為難，是因為翻著翻著，他發現那裡面的內容，是那個朋友在某年某月，寫給一個他從未提起的人的一封信，信沒有寄出去，就放在那些文件裡，放了很多年，那個人是誰，他不知道，信為什麼沒有寄，他也不知道，他翻到那裡，停下來，想了很久，不知道該不該繼續。
他把這件事說給我聽，說到那個停下來的地方，也停了，屋子裡安靜，窗外是哈爾濱冬天的街道，有人走過，腳步聲踩在雪上，嘎吱，嘎吱，然後消失，又有人來，又嘎吱，又消失，那種聲音在安靜裡，很清楚。
他說，翻譯這個事，有時候很奇怪，你在兩種語言中間走，走來走去，把這邊的東西帶到那邊，把那邊的東西帶到這邊，但有些東西，是不該帶的，或者不知道該不該帶，那封信，他說，也許那個人寫出來，就是不要別人看見的，只是寫了，放在那裡，自己知道，就夠了，他翻出來，是幫了它，還是打擾了它，他不確定。
他的妻子早年走了，是病，走的時候他們的女兒還小，他一個人，帶著女兒，繼續做翻譯，繼續把一種語言變成另一種語言，把別人的話送過去，讓不同語言的人，彼此聽見，他說那些年，他很多時候覺得，自己是一扇窗，窗不是主角，窗就是讓光進來，讓裡面的人看見外面，讓外面的人看見裡面，窗本身，沒有什麼故事，就是那扇窗。
說到這裡，他停下來，看了看那本詞典，看了看那份露出一角的文件，說，但那封信，我還是要翻完，他沒有說為什麼，我也沒有問，那個理由，也許只有他自己知道，也許他自己也說不清楚，就是要翻完，這件事，開始了，就要做完。
我離開哈爾濱的前一天，再去看他，那份文件還在桌上，但位置變了，不是壓在詞典下面，是放在桌子中間，攤開的，旁邊是他手寫的翻譯稿，寫了好幾頁，他正在寫，見我來，抬起頭，說，快了，再有兩天，就翻完了，說完，低下頭，繼續寫。
那個低下頭的動作，那支筆，那些俄文和它們變成的中文，在哈爾濱那個冬天的下午，是很小的一個畫面，小到在這個城市裡，幾乎不存在，但那份文件在，那封沒有寄出去的信在，那個翻譯的人在，那些被翻出來的字，在某個層面上，讓那個寫信的人，和那個不知道是誰的收信人，在時間的另一個維度裡，重新靠近了一點，近一點，就是近一點，哪怕沒有用，也是近了。
松花江的冰，在哈爾濱的冬天，是很厚的，厚到可以走人，可以開車，但冰下面，水還在，不是靜止的，是流動的，只是在冰下，看不見，感覺不到，但是在，一直在，等春天，冰化了，那個流動重新出來，重新看得見，重新聽得見，那是它一直在做的事，不因為結了冰，就停了。

紙頁上的倖存者

 

章怡和的文字，像一個在歷史清場後仍坐在原位的人，椅子歪了，燈滅了，掌聲散盡，她卻沒有離開。她不是來重寫歷史的，也不急着翻案，只是把那些被匆忙收走的細節，一件件放回桌面：一張批鬥會上的座位表，一次探監時的沉默，一句被迫改口的話。她寫的不是宏大敘事，而是敘事留下的後遺症。

她出身於那個最容易被歷史拿來示範的家庭，父親、朋友、長輩，皆曾是舞台中心的人物，後來又迅速成為「錯誤樣本」。章怡和不替他們辯護，也不急於洗白，只冷靜地記錄：人在被定性之前是如何生活的，被定性之後又是如何繼續活下去的。這種寫法，在習慣非黑即白的語境裡，顯得格外不討好。

她的散文與回憶錄，看似溫和，實則鋒利。她不控訴制度，卻讓制度在細節中自行現形；她不放大苦難，卻讓苦難失去被消費的可能。她最在意的，不是誰對誰錯，而是人在恐懼中如何逐步學會自我審查，如何為了活命而主動刪改自己的人生。這種內化的壓力，比任何外在暴力都更持久。

章怡和寫「知識分子」，卻拒絕浪漫化。他們有軟弱、有虛榮、有投機，也有偶爾不合時宜的尊嚴。她尤其敏感於那些微小卻關鍵的瞬間：一次沒有舉手的投票，一句沒有附和的發言，一次選擇沉默卻被記住的表情。在她筆下，歷史不是由英雄推動的，而是由這些不起眼的選擇慢慢偏移。

她的文字之所以令人不安，在於它拒絕提供情緒出口。沒有痛快的清算，沒有廉價的和解，只有長時間的記憶勞動。她像一個耐心的檔案管理員，明知這些文件不會被立即採用，仍然一頁頁整理，因為她相信，遺忘才是真正完成暴力的最後一道程序。

章怡和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種提醒：歷史不只發生在文件與口號裡，也沉積在人的語氣、姿態與沉默中。她不站在高處說話，而是坐在角落，低聲補充那些被刪去的註腳。等你讀到最後，才會發現，正是這些註腳，讓整個故事無法再被輕易簡化。

 

人間錄：守著二十三個爐子的人

煤球爐是我的命根子。二十三個，排成兩行，靠著牆根擺開。每天早上五點，我就得把它們一個個生著，捅旺了，火苗躥起來，把整個廚房烤得發燙。爐子是舊式的，鐵皮外殼，用久了都燒得變了形，可還能用。我叫胖嬸，在腫瘤醫院後門開了這個共享廚房，已經七年了。

最開始是我自己用。我男人得了肺癌，住院那陣子，醫院食堂的飯他吃不下，總想家裏的味道。我就在醫院旁邊租了間小屋子，擺了個爐子，每天給他做飯。後來病房裏其他家屬看見了，問能不能也借我爐子用用。我說行啊，大家都不容易。再後來人越來越多，我幹脆把屋子騰出來，多買了些爐子，收點成本錢，就這麽開起來了。我男人走的時候，這廚房剛開了八個月。

來這裏的人，都是陪床的家屬。他們從全國各地來，在醫院附近租房子，一住就是幾個月，甚至一年。病人想吃什麽，他們就來我這兒做什麽。有人做紅燒肉，有人做酸菜魚，有人包餃子，有人熬粥。用我的爐子，兩塊錢一個小時，用我的鍋碗瓢盆，不另收錢。油鹽醬醋我都備著，他們自己帶菜來就行。我不掙錢，有時還倒貼，電費水費房租，算下來每個月都虧。可我也不想改行，總覺得這事兒還得有人做。

廚房不大，三十來平米，擠擠巴巴的。牆上掛滿了鍋鏟勺子，竈臺上永遠是油膩膩的。地上的水泥地面被煤灰染得黑一塊白一塊，怎麽拖也拖不幹淨。可每天還是有人排隊等爐子。我記賬用的本子，已經換了五本了，黑色的塑料皮，被油煙熏得發黃，翻開來，每一頁都記著誰用了多久，欠了多少錢。有些人走的時候忘了給，我也不追。賬本上塗塗改改的，很多筆賬最後都劃掉了。我想，病人都那樣了，哪還顧得上這幾塊錢。

來的人，我見得多了，也就不問了。有個女人，每天中午都來燉雞湯，用的是老母雞，燉得久，香味能飄滿整個廚房。她燉湯的時候不說話，就蹲在爐子邊上看火，眼睛紅紅的，像哭過。有一次我問她，病人愛喝嗎？她點點頭，說，愛喝，每次都能喝小半碗。我沒再問下去，只是幫她把火調小了些。後來有一天，她突然沒來了，爐子空著，我知道是怎麽回事。

還有個老頭兒，七十多了，給老伴兒做飯。他老伴兒得的是胃癌，吃不了硬的，他就每天變著法子做軟的，蒸蛋羹，煮爛面，熬米粥。他手腳慢，切菜切得很仔細，一片一片的，薄得能透光。我說您這手藝不錯啊，他搖搖頭，說，以前都是她做，我只會吃，現在學也來不及了。他說話的時候，刀還在手裏，可眼淚已經掉在菜板上了。我轉過身，假裝去收拾別的，不想讓他難堪。

哭的人多。有人切著菜就哭，有人炒著菜就哭，有人端著碗站在那兒，眼淚吧嗒吧嗒往下掉。我見慣了，不勸，也勸不了。我只是把火生旺些，把鍋刷幹凈些，讓他們做出來的飯菜，至少是熱的，是香的。我覺得，這可能是我唯一能做的事——讓快要死的人，還能吃上一口想吃的味道。

賬本上的欠賬越來越多。有時我翻開看看，自己也覺得好笑。這麽多年下來，我到底在圖什麽？不掙錢，還搭時間搭精力，每天守著這些爐子，像守著一堆永遠燒不完的火。可我又放不下。我想起我男人，他走之前那幾天，什麽都吃不下了，我給他做了碗紅燒肉，他家鄉的做法，加冰糖，加黃酒，燉得酥爛。他吃了一小塊，說，還是這個味兒。那是他最後吃的一頓飯。後來我常想，如果那時候我沒給他做這碗紅燒肉，他會不會走得更遺憾？

也有人問我，胖嬸，你這不虧本嗎？我說，虧。他們就不說話了，過一會兒，有人會多塞給我十塊二十塊，說，您也不容易。我推不掉，就收下，放進那個鐵盒子裏。鐵盒子是裝月餅的，蓋子上印著「闔家團圓」四個字，已經褪色了。我把多給的錢放在裏面，等有人實在付不起的時候，就從裏面拿點補上。這樣想著，心裏還能好過些。

有時候我也會累。腰疼，腿疼，站久了腳後跟像針紮。可每天早上五點，我還是會起來，生爐子，燒水，等著第一個來做飯的人。他們推開門，帶著一股醫院的消毒水味兒，臉上都是疲憊。我跟他們打招呼，問今天做什麽，然後指給他們哪個爐子空著。他們就開始忙活，淘米，洗菜，切肉，鍋裏很快就有了聲音。那些聲音混在一起，像一首亂七八糟的曲子，可我聽著，覺得踏實。

去年冬天，有個年輕人來，給他媽媽做紅燒肉。他說他媽媽最愛吃這個，可醫生說不能吃油膩的，他就偷偷做，做得清淡些，盼著她能吃一口。他炒菜的時候手一直抖，油濺到手上也不躲。我看著他，想起自己當年也是這樣，什麽都不會，就只想讓病人多吃一口，哪怕只是一口。後來他端著那碗紅燒肉走了，我看著他的背影，覺得那碗肉好重，重得他都走不穩。

這兩天又有人來問，能不能在這兒學做菜。是個小姑娘，二十出頭，她爸爸住院了，她從來沒下過廚，想學著做給他吃。我說行啊，你做，我在邊上看著。她笨手笨腳的，切菜切到手，炒菜忘了放鹽，可還是認真學。我想，她大概也知道，學會了，能用的時間不多了。可還是要學，這大概就是活人能為死人做的最後一點事。

煤球爐還在燒，火苗一竄一竄的，把鐵皮烤得發紅。我坐在小板凳上，看著那些爐子，看著那些忙碌的背影，聞著混雜的飯菜香味。窗外是醫院的高樓，白色的，冷冰冰的，可這裏是熱的，是有煙火氣的。我不知道這廚房還能開多久，也不知道自己還能守多久，只是覺得，只要還有人來，我就還得守著。

賬本還在，爐子還在，那些哭過的人，和還沒哭的人，都還在。我繼續生火，刷鍋，記賬，看著他們把家鄉的味道炒出來，端走，送進病房。我不知道那些飯菜最後被吃掉了多少，也不知道它們能不能讓病人多活一天，只是覺得，這世上總要有些熱的東西，在最冷的地方，在最苦的時候，還能讓人覺得，活著還有點意思。

窗外的風吹進來，把爐子上的火吹得偏了偏，煙往上飄，飄到天花板上，又散開了。

命運不信巫術

《千惊万险》表面上像一部翻拍，其實更像一次不服氣的重來。William Friedkin 接過《恐懼的代價》的骨架，卻把Clouzot那套存在主義的冷峻，換成七十年代美國特有的偏執與噪音。這不再是歐洲人的宿命論，而是美國男人對世界失控的直視：制度已經壞掉，神也不接電話，只剩下引擎聲、雨林、以及隨時可能把一切抹平的爆炸。

Friedkin 先用長得近乎傲慢的開場，替四個角色各自鋪陳一段失敗人生，像把罪行、錯誤與逃亡逐一記帳。等他們流落到熱帶叢林的小鎮，觀眾早已明白，這趟路不是為了贖罪，而是延刑。卡車再次上路，硝化甘油在顛簸中晃動，鏡頭卻比Clouzot更兇狠——雨水像鐵釘，橋樑像謊言，叢林沒有象徵意義，它只是不在乎你。

《千惊万险》最殘酷的地方，在於它拒絕浪漫。這裡沒有團結，只有暫時停火；沒有英雄，只有比較晚死的人。Friedkin 把懸疑拍成勞動，把恐懼拍成流程，每一個動作都像在填表格，錯一格就重來，代價是命。電子配樂在此時出現，冷、重、沒有旋律感，像一個不屬於自然的心跳，提醒你：這不是冒險電影，這是工傷紀錄。

它上映時失敗得很徹底，因為觀眾期待的是娛樂，而Friedkin 交出的卻是警告。那是《驅魔人》之後的導演權力高峰，也是他最不願討好的時刻。《千惊万险》不給你出口，不給你理由，甚至不給你道德結論。它只反覆證明一件事：世界沒有被施法，它只是按照物理法則碾壓你，而你唯一能做的，是盡量別成為最先碎裂的那一個。

多年後来看，《千惊万险》反而顯得誠實。當奇蹟通通破產，巫術只剩標題，Friedkin 拍出了一部關於現代焦慮的電影：我們相信技術，卻被技術逼到懸崖；我們談自由，卻一輩子在運送別人的危險品。這不是翻拍，是時代換代後的同一道題。答案始終一樣——命運不信巫術，只收成本。

人間錄：孙记饺子

那是一个冬天的黄昏，我在哈尔滨道外区迷了路。

胡同很深，越走越窄，最后走进一条死巷，两边是年久失修的老砖楼，墙皮脱落，露出里面暗红的砖，像旧伤口。巷子尽头有一家饺子馆，没有招牌，只在玻璃上用红纸贴了三个字，"孙记饺"，最后那个字不知道是写漏了还是贴漏了，就这么歪着，对着寒风。门缝里漏出热气，闻得见肉香，我推门进去，坐下来，才认识了老孙。

老孙叫孙长海，六十七岁，个子高，手大，指节粗，右手食指上有一道旧疤，从指根斜到指尖，是早年切肉时划的。他擀面的动作，像是在和面团较劲，用力，准，从不多一下少一下，擀出来的皮，厚薄均匀，摞在那里，像一叠旧时的信纸。包饺子的时候，他不说话，眉头微微皱着，好像在想别的事情，但手没停过，一个接一个，整整齐齐排在案板上，像是某种仪式。

我要了一碗猪肉白菜的，他端来，自己坐到角落里，点了根烟，眼睛半闭着，也不看我，也不看别处，就那么坐着。

那家馆子只有六张桌，那天只有我一个食客。灯是老式的黄灯泡，光晕是圆的，压在桌子上，显得整个屋子比实际更小，也更暖。窗外风大，偶尔能听见招牌的铁丝碰到墙的声音，当，当，很轻，像有人在敲门，又像不是。

他是怎么开口说话的，我已记不清了，好像是我问他这饺子多少年了，他说二十年，我说那挺久，他说不久，以前我干别的，干了三十年，那才久。我问他以前干什么，他看了我一眼，说，杀猪的。

这个回答让我愣了一下。他大约看出来，嘴角动了动，算是笑，说哈尔滨道外这边，以前肉联厂多，那时候他进了厂，一干就是三十年，从学徒干到老师傅。他说杀猪这活儿，外人看着吓人，干久了，和别的活儿一样，就是个熟练工，没什么说的。

但他停了停，又说了一句，就是有时候做梦，还在杀猪。

他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很平，就像说天气，我没接，他也没再说，各人沉默了一会儿。

肉联厂是九十年代末关的，他们那批老工人，说是买断工龄，每人领了一笔钱，多少我忘了，他说了个数字，我只记得他说，够干什么呢，不够干什么，就这么个数。他那时候五十岁不到，上有老，下有一个读初中的儿子，媳妇在街道办事处打零工，一家人的日子，要重新想办法。

他们那一批工人，各人散去各人的路，有去摆摊的，有出去打工的，有一蹶不振从此在家喝酒的。老孙想了想，觉得自己最会的，就是跟肉打交道，就在道外区盘了个小摊，卖猪肉。后来摊子旁边，出现一个卖饺子皮的老太太，每天在那里摆摊，风吹雨淋，辛苦。他看着心里不忍，有时候帮老太太搬东西，老太太说，小孙，你卖肉，我卖皮，咱合伙，你供肉馅，我包饺子，开个馆子，怎么样？

他说他当时没当真，就说行啊行啊，结果老太太当了真，托人找了这间屋子，说，定了，你来不来？

他就来了。

老太太叫什么，他只说大家叫她刘婶，道外这边的老街坊。刘婶的手艺是从她妈那里学来的，她妈从她姥姥那里学来的，再往前老孙说他就不知道了，反正那饺子皮，比机器压的有劲道，包出来的饺子，煮不破，咬开来皮肉不分离，是真功夫。老孙管肉馅，刘婶管皮和包，两个人分了工，馆子就开起来了。

开了三年，刘婶走了，是心脏病，走得很突然，一个冬天的早晨，没能再醒过来。

老孙说到这里，把烟掐灭，又重新点了一根，没说话。我看着他侧脸，灯光打在上面，沟壑都深，像那种被雨水长年冲刷的黄土坡，不难看，但是重。

他说，刘婶走了之后，他想过不开了，关门算了。儿子说，关了就关了，你又不靠这个。他休了半个月，觉得不对，说不清哪里不对，就是不对。后来去买了擀面杖，自己学，磨了半年，才勉强学会擀皮，但和刘婶擀的，不是一回事，他自己知道。

他说，刘婶那个手劲，是几十年的事，我学不来的，就凑合吧。

我吃着那碗饺子，皮是厚了一点，但馅好，肉和白菜的比例是对的，汤是清的，不放味精，就是盐和葱，很干净的味道。我跟他说，挺好吃的。他说，凑合。他对自己的饺子皮，一直耿耿于怀，整个谈话里，他说了两次"凑合"，但我知道，那两个字背后，有他自己过不去的地方。

馆子就这么又开了十几年。儿子在城里买了房，他帮着还了一部分贷款，剩下的儿子自己还。媳妇腿不好，早几年就不出来了，在家待着。他每天骑自行车来，骑自行车回，冬天最冷的时候，零下三十几度，他戴一顶旧棉帽子，把脸蒙住，露两只眼睛，照来。

我问他，这么冷，不难受吗。他说，冻惯了，没事。

他开馆子，只开冬天。每年十一月开，来年三月关，因为他自己说，饺子是冬天的东西，夏天吃没意思，他也懒得做。这个道理，我不知道对不对，但听起来像是真话。道外区老街坊都知道，入了冬，去找老孙吃饺子。有些人吃了几十年，从年轻吃到老，带着孩子来，后来带着孙子来。老孙都认识，但叫不出名字，就说，哦，你又来了，坐，今天什么馅儿？

他不做外卖，不用手机点餐，不办会员卡，不发朋友圈。有人说，老孙，你弄个微信，生意多好，他说不用，来的都来，不来拉倒，我就这点饺子，多了也做不过来。

有一年，附近来了个开饺子连锁的，打了横幅，搞活动，买一送一。老孙的馆子那段时间，生意少了一些。有老街坊来说，老孙，你也搞个活动，他说，不搞，你们爱去那里吃就去，不寒碜。后来听说那个连锁，开了不到两年，黄了。老孙照样开着，没说什么。

他和我说话，说到后来，话少了，又回到擀皮的状态，两手压着面，就那么擀，眼睛往下看，神情认真，仿佛那张皮是要交给什么人的，不能马虎。我坐着看他，一时觉得，这个老人，他的一生，杀了多少年猪，擀了多少年皮，把那些力气都使在手上，变成了两手的茧和一根指头上的疤，其余什么都没有，但也足够了，也够沉了。

外面风更大了，那根铁丝还在当当地响。馆子的墙上，贴着一张年画，是财神，红脸，金元宝，贴了多少年，边角已经翘起来，但没有取下来，就那么翘着，贴着，也是凑合的意思。

我走的时候，他送到门口，没多说，说了句，路上小心，冷。

我出了巷子，走回大街上，回头看了一眼，那条胡同已经陷进夜色里，只有饺子馆的黄灯还亮着，小小的一点，像旧衣服上补丁的颜色，不显眼，但结实，补在那里好多年了，一时也看不出要散的样子。

 

人間錄：一個人的哈爾濱記憶

雨是在我們談話談到一半時開始下的。

那是哈爾濱某年的深秋，我在道外區一條老街短住，街上有幾家苞米煎餅的攤子，有一家修鞋的，有一家賣舊書和舊磁帶的小店，還有一家拉麵館，常年冒著白氣。整條街走到頭，有一片被圍牆圍起來的空地，說是要拆建，圍牆上刷著紅字，但看起來已經刷了很久，牆皮翻起來，字也模糊了，像一個忘記收回的命令。

他就住在圍牆邊上的那排平房裡，最裡頭那間。

他叫宋志遠，六十八歲，在這條街上住了三十多年。退休之前，是哈爾濱市某區文化館的館員，做了二十年的群眾文藝工作，組織過秧歌隊、二人轉演出、社區合唱團，寫過地方誌，也畫過宣傳畫，樣樣會一點，樣樣都沒有出頭。他自己說，我這個人，是塊布，什麼都能做，就是做不成旗幟。說完自己笑了，笑得有點乾。

我認識他，是因為那家舊書店。那天我在書架前翻書，聽見旁邊有人說，這本書你不要買，印壞了，第八十頁開始缺了十幾頁，他們自己不知道。我回頭，見一個老人，個子不高，穿一件洗白了的深藍棉襖，頭髮梳得整齊，眼鏡的一條腿用膠布纏著。我說謝謝，他擺擺手，說也不是什麼好書，買了也就是買了個心思。

後來在街上碰見過幾次，漸漸就說了幾句話，知道他就住在圍牆邊那排平房裡，便去坐過。

他的屋子不大，一間正屋，靠牆一張書桌，桌上摞著書和報紙，有一沓稿紙，寫了些字，被一個舊茶杯壓著。牆上掛著一張哈爾濱老地圖，是七十年代的，街道名和現在對不上了，他說就喜歡這張，現在的地圖上，很多地方他都認不出來了。窗臺上養著幾株吊蘭，顏色很綠，是這屋子裡最有生氣的東西。

他是山東人，父親是隨軍南下又轉北上的老幹部，五十年代隨部隊留在了哈爾濱。他在哈爾濱長大，考過大學，沒考上，進了文化館。文化館那些年，他說有意思，也沒意思。有意思的是，還有些事情可以做，真的喜歡文藝的人還在，合唱團排練的時候，退休工人、家庭婦女、鍋爐工，擠在一間屋子裡，聲音亂，但是熱，那種熱他喜歡。沒意思的是，後來慢慢就變了，活動越來越多，但空洞，他說，像一個氣球，越吹越大，越吹越薄，對著光一照，什麼都看見了。

九十年代末，他做了一件事情，後來讓他在文化館的日子不太好過。

那時哈爾濱老道外有一片歷史建築，巴洛克式的老樓，是清末民初那批從俄國、歐洲傳進來的建築樣式，本地的工匠照著做，做出了自己的味道，門楣上的裝飾、廊柱的弧線，每一棟都不一樣，像是那個年代留下來的表情，各有各的神氣。那片老樓要被拆掉，要蓋新的商業樓。他知道了，拉上兩個朋友，用自己的相機，把那片老樓挨個拍了一遍，一棟一棟，細部、全景，拍了幾百張，又查了文獻，寫了一份報告，通過各種關係遞上去，說這些建築有歷史價值，應當保留。

報告遞上去之後，沒有回聲。樓還是拆了。他把那些照片沖洗出來，裝進一個大信封，放到書桌的抽屜裡，就放著，沒有地方可以用，也沒有別的地方可以放。單位裡有人說，這個宋志遠，管那麼多閒事，自找麻煩。領導找他談了一次話，說要做好本職工作，不要精力分散。他聽完，點了頭，出來，回到自己座位上，繼續寫那篇沒寫完的地方誌稿子，什麼也沒說。

他就是這樣的人，不是不氣，是氣到最後覺得氣也沒用，不如把手上的事做好。

退休之後，他開始做一件別人覺得沒用的事，整理哈爾濱的老地名。那些被改掉的街名、消失的地名、沒有人記得的舊稱，他一一去查，找老報紙，找地方檔案，找老街坊問，記在一個大筆記本裡。做了七八年，攢了三本，密密麻麻，他自己說也不知道有沒有用，總覺得記下來比不記強，消失的東西，能留一個名字，總比什麼都不留好一點。

我翻過那幾本筆記，字寫得很小，很工整，旁邊有時附著一個小小的手繪地圖，畫得認真，比例未必準確，但每一條線都清清楚楚，有一種笨拙的鄭重。

他有一個女兒，在北京，做設計工作。女兒勸他去北京住，他說去過，住了兩個月，呆不住，說北京太快，他跟不上。回來之後，女兒每月打錢來，他收著，用得很省，大部分存起來，說留著將來用，什麼將來，他也不細說。女兒說他固執，他說不是固執，是習慣了，習慣這條街，習慣這間屋子，習慣早上去拉麵館吃一碗湯麵，習慣下午在舊書店站一站，這些加在一起，就是他的生活，拿走了，剩下的他不知道是什麼。

他曾經有過一段短暫的婚姻，九十年代離了，沒有再婚。說起來很簡單，說兩個人想的不一樣，她想往好處走，我也想，但想的不是一種好處。說完停了一下，重新端起茶杯，喝了一口，就不再說了。

那天雨下起來，他去把窗臺的吊蘭端進來，放在桌角，回來坐下，屋子裡光線暗了，他開了檯燈，燈光落在那沓壓著茶杯的稿紙上，我看見最上面一頁，寫的是某條胡同的舊稱，旁邊註著年代，和幾行說明文字，字跡很小，像是怕佔了太多地方。

我問他，這些整理好了，打算怎麼辦。

他想了想，說，想找個地方出版，找過幾家，說市場不好，沒人買。也找過文化部門，說可以收藏，但沒有下文。他說，也罷，放著吧，說不定哪天有人翻出來，能用上。說得平靜，好像說的不是自己花了七八年的心血，而是一捆舊電線，放在那裡，說不定哪天能接個燈。

雨下得不大，打在窗玻璃上，細細碎碎的。吊蘭在桌角，隨著開窗透進來的風，葉子輕輕動了一下，又靜止了。他低頭翻著什麼，眼鏡的膠布那條腿，在燈光下看得很清楚，纏得很仔細，不像將就，倒像是很認真地對待一件壞掉的東西。

我後來離開哈爾濱，那排平房的事一直沒有著落，圍牆上的紅字大約還在，也許已經重新刷過了，也許那片空地終於動工了，也許還是圍著，等著。

那三本筆記我沒有再見過，那些消失的街名和地名，被小楷字一筆一劃收在裡面，壓在哈爾濱某個冬天的深處。

有些事，不是因為有用才值得做，他大約是明白這一點的，所以做得踏實，做得沒有聲響。就像那些已經消失的老樓，拍下來的照片在抽屜裡，沒有人看，但光線當年真的落在那些廊柱上，那個下午真的存在過，記沒記住，是另一回事。

窗外的雨停了，也不知道是什麼時候停的，街上的石板路濕著，舊書店的燈還亮著，有人影在裡面慢慢移動，像是在找一本很久以前讀過、後來忘了名字的書。

人間錄：滿哥的邊境人生

 

那條河不寬，站在這邊能聽見對岸的雞叫。雨季時水漲上來，把兩國的泥都攪在一起，分不清哪邊是哪邊。我第一次見滿哥，就是在這條河邊。他蹲在岸上，正往編織袋裡塞香蕉，動作很快，像怕被誰看見。腳上那雙綠膠鞋沾滿紅泥，泥已經乾了，結成硬塊，鞋面裂開幾道口子。他抬頭看我一眼，問，也是做生意的？我說不是，只是路過。他點點頭，沒再多問，扛起袋子就往河對岸走。水沒過膝蓋，他蹚得很穩，像走自家院子。

那年我在邊境縣城待了半年，租住在一個開雜貨鋪的老太太家裡。鋪子緊挨著國道，每天天不亮就有人扛著大包小包往對面走，天黑了又扛著別的東西回來。老太太說那些都是倒爺，兩邊跑，賺點匯率差價和關稅空子。滿哥就是其中之一。他三十多歲，皮膚曬得黑紅，說話聲音不大，總是笑，笑起來眼角擠出很深的紋路。他每次路過都會在鋪子門口歇一歇，買包煙，喝口水，從不多待。老太太說他是本地人，家在山那邊的寨子裡，媳婦跑了，留下一個女兒，在鎮上讀小學。

我問他做這行累不累，他說累啊，可不做更累。他說這話時正蹲在門檻上抽煙，煙霧被風吹散，他盯著腳尖，像在看什麼很遠的東西。他說自己十幾歲就開始往對面跑，那時候兩邊剛開放互市，什麼都能換。他用了家裡的玉米換過越南的膠鞋，用雞蛋換過緬甸的藥材，後來慢慢摸出門道，知道什麼東西在哪邊值錢。他說其實也沒什麼技術含量，就是腿勤，膽子大點。邊境這地方，規矩多，可縫隙也多，只要你不怕走夜路，總能找到過河的地方。

有次我跟他一起去了趟對岸。天剛濛濛亮，霧還沒散，他帶我繞過關口，從一條小路下到河邊。河水冰涼，泥很滑，我差點摔倒，他伸手拉了我一把。到了對岸，是個小村子，房子都是竹篾搭的，屋頂蓋著鐵皮。他領我到一戶人家門口，用越南話跟主人說了幾句，那人笑著把我們讓進去。屋裡光線很暗，堆著一筐筐香蕉和鳳梨，還有幾袋不知道是什麼的粉末。滿哥蹲下來檢查貨，一根一根看，挑出爛的扔到一邊。他說做這行最怕收到壞貨，過不了關就全砸手裡了。談好價錢，他掏出一沓皺巴巴的鈔票，數得很仔細。對方也數，兩人都不說話，只有紙幣翻動的聲音。

回來的路上他跟我說起以前的事。他說小時候這邊打過仗，村裡人都往山裡躲，他跟著大人跑，跑到半路聽見炮聲，嚇得尿了褲子。後來仗打完了，邊境又開了，可村裡已經沒剩幾戶人。他說那時候不懂什麼叫國界，只知道對面有親戚，過年會偷偷過去串門。再後來政策變了，不讓隨便過，可生意還在，只是換了個說法。他說這些年他見過太多人，有跑路的，有發財的，有被抓的，也有死在河裡的。他說命這東西，在邊境上就像水，漲了退，退了漲，誰也攔不住。

那年夏天雨特別大，河水漲得兇，淹沒了好幾塊田。滿哥有一趟貨沒過去，被困在河這邊。他在老太太鋪子門口坐了一下午，一根接一根抽煙，話很少。我問他要不要等水退了再走，他搖頭，說等不起，對面還有人等著貨。傍晚時他站起來，扛起袋子就往河邊去。我跟過去，看他蹚進水裡，水已經沒到腰，流得很急。他走得很慢，每一步都踩得很穩，身子微微側著對抗水流。快到對岸時他腳下一滑，整個人往下一沉，袋子差點被沖走。他死死抓著，掙扎了幾下，終於站穩，繼續往前走。上岸後他站在那邊，衝我揮了揮手，轉身消失在霧裡。

後來我聽說他女兒考上了縣城的中學，成績很好。老太太說滿哥高興壞了，逢人就說，還專門去鎮上買了雙新鞋給孩子。可他自己那雙膠鞋還是老樣子，越裂越大，泥越積越厚。我問他怎麼不換雙新的，他說這鞋跟了他十幾年，走慣了，換了怕不跟腳。他說這話時還是笑，可那笑裡有種說不出的東西，像被磨得發亮的石頭，硬而溫潤。

我離開邊境那天，在河邊又碰見他。他正準備過河，袋子裝得鼓鼓的。我說要走了，他停下來，點了根煙遞給我。我們站在河邊，看水流過，看對岸的炊煙升起來。他說，這邊那邊，其實都一樣，都是討生活的地方。只是有些人把線畫得太粗，讓人走路都得小心翼翼。他說完笑了笑，扛起袋子下了水。我看著他的背影在河中央晃動，那雙沾滿紅泥的膠鞋在水裡一深一淺，像兩個沉重的問號，也像兩個堅定的句號。

風從河面吹過來，帶著兩岸混在一起的泥土味。我想起他說的話，想起那條不知該算左邊還是右邊的界河，想起那些在夾縫裡討生活的人。他們沒有宏大的概念，不懂什麼地緣政治，只知道對岸的香蕉今天多少錢一斤，只知道女兒的學費還差多少，只知道那條河無論漲落，都得蹚過去。而這世上所有被畫出來的線，在他們腳下，不過是一灘可以蹚過的水，和一雙永遠洗不乾淨的膠鞋。

恐懼是唯一的薪水

《恐懼的代價》不是一部講勇氣的電影，而是把勇氣剝光之後，讓恐懼坐上駕駛座。Clouzot 把故事放在一個熱得發臭的南美小鎮，歐洲人流落異鄉，像被世界退貨的次等品，沒有過去，沒有未來，只剩一份隨時會爆炸的工作。載着硝化甘油的卡車慢慢開動，觀眾才明白，真正的主角不是人，而是那條路——坑洞、彎道、懸崖，全是制度留下來的考題。

這部電影最冷酷的地方，在於它不歌頌犧牲。四個男人上路，沒有誰特別高尚，也沒有誰真正卑鄙，他們只是被逼到只剩本能。友情在顛簸中碎裂，尊嚴在汗水裡蒸發，剩下的只是計算：還能不能活到下一分鐘。Clouzot 的鏡頭像會出汗，一寸一寸逼近方向盤、油門、顫抖的手指，把「緊張」拍成一種物理狀態，讓你在座位上也開始呼吸不順。

這不是反資本主義的宣言，而是更殘忍的事實描述。石油公司始終不露臉，卻掌控一切；危險被外包，死亡被定價，命運以日薪結算。那些卡車不是運貨，是把人變成一次性零件。最諷刺的是，片尾短暫的輕鬆與歡快，像命運最後開的一個玩笑：當你以為終於安全，世界偏偏在此時翻臉，提醒你從一開始就沒有談判空間。

《恐懼的代價》之所以耐看，不在於爆炸，而在於等待。它讓你理解，恐懼不是情緒，而是一種結構；不是因為路險，而是因為你別無選擇。Clouzot 拍的不是冒險，而是現代人的日常——我們都在開着某種看不見的卡車，載着不容出錯的貨物，領取微薄卻必要的薪水，心裡清楚，這趟路沒有保險。恐懼，就是我們被准時支付的那一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