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間錄：滿哥的邊境人生

 

那條河不寬，站在這邊能聽見對岸的雞叫。雨季時水漲上來，把兩國的泥都攪在一起，分不清哪邊是哪邊。我第一次見滿哥，就是在這條河邊。他蹲在岸上，正往編織袋裡塞香蕉，動作很快，像怕被誰看見。腳上那雙綠膠鞋沾滿紅泥，泥已經乾了，結成硬塊，鞋面裂開幾道口子。他抬頭看我一眼，問，也是做生意的？我說不是，只是路過。他點點頭，沒再多問，扛起袋子就往河對岸走。水沒過膝蓋，他蹚得很穩，像走自家院子。

那年我在邊境縣城待了半年，租住在一個開雜貨鋪的老太太家裡。鋪子緊挨著國道，每天天不亮就有人扛著大包小包往對面走，天黑了又扛著別的東西回來。老太太說那些都是倒爺，兩邊跑，賺點匯率差價和關稅空子。滿哥就是其中之一。他三十多歲，皮膚曬得黑紅，說話聲音不大，總是笑，笑起來眼角擠出很深的紋路。他每次路過都會在鋪子門口歇一歇，買包煙，喝口水，從不多待。老太太說他是本地人，家在山那邊的寨子裡，媳婦跑了，留下一個女兒，在鎮上讀小學。

我問他做這行累不累，他說累啊，可不做更累。他說這話時正蹲在門檻上抽煙，煙霧被風吹散，他盯著腳尖，像在看什麼很遠的東西。他說自己十幾歲就開始往對面跑，那時候兩邊剛開放互市，什麼都能換。他用了家裡的玉米換過越南的膠鞋，用雞蛋換過緬甸的藥材，後來慢慢摸出門道，知道什麼東西在哪邊值錢。他說其實也沒什麼技術含量，就是腿勤，膽子大點。邊境這地方，規矩多，可縫隙也多，只要你不怕走夜路，總能找到過河的地方。

有次我跟他一起去了趟對岸。天剛濛濛亮，霧還沒散，他帶我繞過關口，從一條小路下到河邊。河水冰涼，泥很滑，我差點摔倒，他伸手拉了我一把。到了對岸，是個小村子，房子都是竹篾搭的，屋頂蓋著鐵皮。他領我到一戶人家門口，用越南話跟主人說了幾句，那人笑著把我們讓進去。屋裡光線很暗，堆著一筐筐香蕉和鳳梨，還有幾袋不知道是什麼的粉末。滿哥蹲下來檢查貨，一根一根看，挑出爛的扔到一邊。他說做這行最怕收到壞貨，過不了關就全砸手裡了。談好價錢，他掏出一沓皺巴巴的鈔票，數得很仔細。對方也數，兩人都不說話，只有紙幣翻動的聲音。

回來的路上他跟我說起以前的事。他說小時候這邊打過仗，村裡人都往山裡躲，他跟著大人跑，跑到半路聽見炮聲，嚇得尿了褲子。後來仗打完了，邊境又開了，可村裡已經沒剩幾戶人。他說那時候不懂什麼叫國界，只知道對面有親戚，過年會偷偷過去串門。再後來政策變了，不讓隨便過，可生意還在，只是換了個說法。他說這些年他見過太多人，有跑路的，有發財的，有被抓的，也有死在河裡的。他說命這東西，在邊境上就像水，漲了退，退了漲，誰也攔不住。

那年夏天雨特別大，河水漲得兇，淹沒了好幾塊田。滿哥有一趟貨沒過去，被困在河這邊。他在老太太鋪子門口坐了一下午，一根接一根抽煙，話很少。我問他要不要等水退了再走，他搖頭，說等不起，對面還有人等著貨。傍晚時他站起來，扛起袋子就往河邊去。我跟過去，看他蹚進水裡，水已經沒到腰，流得很急。他走得很慢，每一步都踩得很穩，身子微微側著對抗水流。快到對岸時他腳下一滑，整個人往下一沉，袋子差點被沖走。他死死抓著，掙扎了幾下，終於站穩，繼續往前走。上岸後他站在那邊，衝我揮了揮手，轉身消失在霧裡。

後來我聽說他女兒考上了縣城的中學，成績很好。老太太說滿哥高興壞了，逢人就說，還專門去鎮上買了雙新鞋給孩子。可他自己那雙膠鞋還是老樣子，越裂越大，泥越積越厚。我問他怎麼不換雙新的，他說這鞋跟了他十幾年，走慣了，換了怕不跟腳。他說這話時還是笑，可那笑裡有種說不出的東西，像被磨得發亮的石頭，硬而溫潤。

我離開邊境那天，在河邊又碰見他。他正準備過河，袋子裝得鼓鼓的。我說要走了，他停下來，點了根煙遞給我。我們站在河邊，看水流過，看對岸的炊煙升起來。他說，這邊那邊，其實都一樣，都是討生活的地方。只是有些人把線畫得太粗，讓人走路都得小心翼翼。他說完笑了笑，扛起袋子下了水。我看著他的背影在河中央晃動，那雙沾滿紅泥的膠鞋在水裡一深一淺，像兩個沉重的問號，也像兩個堅定的句號。

風從河面吹過來，帶著兩岸混在一起的泥土味。我想起他說的話，想起那條不知該算左邊還是右邊的界河，想起那些在夾縫裡討生活的人。他們沒有宏大的概念，不懂什麼地緣政治，只知道對岸的香蕉今天多少錢一斤，只知道女兒的學費還差多少，只知道那條河無論漲落，都得蹚過去。而這世上所有被畫出來的線，在他們腳下，不過是一灘可以蹚過的水，和一雙永遠洗不乾淨的膠鞋。

恐懼是唯一的薪水

《恐懼的代價》不是一部講勇氣的電影，而是把勇氣剝光之後，讓恐懼坐上駕駛座。Clouzot 把故事放在一個熱得發臭的南美小鎮，歐洲人流落異鄉，像被世界退貨的次等品，沒有過去，沒有未來，只剩一份隨時會爆炸的工作。載着硝化甘油的卡車慢慢開動，觀眾才明白，真正的主角不是人，而是那條路——坑洞、彎道、懸崖，全是制度留下來的考題。

這部電影最冷酷的地方，在於它不歌頌犧牲。四個男人上路，沒有誰特別高尚，也沒有誰真正卑鄙，他們只是被逼到只剩本能。友情在顛簸中碎裂，尊嚴在汗水裡蒸發，剩下的只是計算：還能不能活到下一分鐘。Clouzot 的鏡頭像會出汗，一寸一寸逼近方向盤、油門、顫抖的手指，把「緊張」拍成一種物理狀態，讓你在座位上也開始呼吸不順。

這不是反資本主義的宣言，而是更殘忍的事實描述。石油公司始終不露臉，卻掌控一切；危險被外包，死亡被定價，命運以日薪結算。那些卡車不是運貨，是把人變成一次性零件。最諷刺的是，片尾短暫的輕鬆與歡快，像命運最後開的一個玩笑：當你以為終於安全，世界偏偏在此時翻臉，提醒你從一開始就沒有談判空間。

《恐懼的代價》之所以耐看，不在於爆炸，而在於等待。它讓你理解，恐懼不是情緒，而是一種結構；不是因為路險，而是因為你別無選擇。Clouzot 拍的不是冒險，而是現代人的日常——我們都在開着某種看不見的卡車，載着不容出錯的貨物，領取微薄卻必要的薪水，心裡清楚，這趟路沒有保險。恐懼，就是我們被准時支付的那一份。

人間錄：風從海上來（一）

那些封條是白色的，窄窄一條，貼在門框和門扇的接縫處。第一次見到時我以為是法院查封，後來老張說不是，是物業自己貼的，證明房子空著，沒人住。他說這話時正蹲在走廊裡檢查暖氣閥門，手上沾著鐵鏽，語氣平淡得像在說今天有風。

我是去年秋天認識他的。那時我在北方一座海濱城市短住，住處在山坡上，能看見下面一片片白色的樓群。朋友說那是「鬼城」，十年前炒房熱的時候建的，現在空了大半。我不信，專門下去走了一趟。樓是新的，外牆的塗料還沒褪色，但整片區域靜得嚇人。走廊裡沒有人聲，沒有炒菜味，只有海風吹過時門窗發出的輕微震動聲。就是在那兒碰見老張的。他穿著一件褪色的藍色工裝，提著工具箱，從一棟樓裡出來，見了我點點頭，問我是不是來看房的。

不是，我說，只是路過。

他哦了一聲，也沒多問，鎖上那棟樓的大門，往下一棟走。我跟著他走了一段，看他掏鑰匙開門，進去，過一會兒出來，再鎖門。動作熟練得像某種儀式。後來我們在海邊的小賣部碰見過幾次，漸漸熟了，他才跟我說起這份工作。

看房，聽起來簡單。其實是個苦差事。這片區有十二棟樓，每棟二十層，每層六戶，算下來一千四百多套房子。百分之八十空著。他負責的是其中六棟，七百來套。每天要巡一遍，檢查水管有沒有凍裂，電路有沒有短路，窗戶有沒有被風吹壞。冬天最麻煩。北方的冬天冷，海邊更冷，風從海面上刮過來，帶著濕氣和鹽分，能把人吹透。那些空房子不燒暖氣，水管容易凍，一凍就裂，裂了水會滲到樓下，到時候麻煩就大了。所以他每隔幾天就得把所有房間走一遍，擰開水龍頭放一放，看看有沒有問題。

他的工具箱裡裝著扳手、螺絲刀、電筆、手電筒，還有一卷膠帶和幾個塑料袋。塑料袋是用來套水龍頭的，他說有些房子的水管雖然沒裂，但龍頭會滴水，滴久了地上全是水漬，看著難看。我問他為什麼不修，他說修不過來，而且也沒必要，反正沒人住。

沒人住，是這片區域最大的特徵。那些房子都是十年前建的，當時開發商把海景房炒得很熱，說這裡將來會成為北方的度假勝地，房價一路飆升。很多人買了房，有的是投資，有的是想著退休後來住。結果經濟形勢變了，房價跌了，度假的人也沒來，整片區就這麼空了下來。現在只有夏天會有零星的業主過來住幾個星期，其他時候，這裡就是一座空城。

老張的宿舍在其中一棟樓的地下室，原本是設備間，後來物業給他騰出一小塊地方，放了張床和一張桌子。地下室沒窗戶，常年潮濕，牆上有水漬的痕跡。他在那兒住了五年。桌上有個電磁爐，他平時自己做飯，米飯、白菜、豆腐，偶爾買點帶魚。我去過一次，他正在煮麵，水燒開了，他把麵條折斷了放進去，又打了個雞蛋。鍋裡冒著熱氣，他坐在床沿上等，不說話，只是盯著那鍋麵。我問他怎麼不回家住，他說家在河北，太遠，回去一趟不划算。

他說得很平靜，像在陳述一個與自己無關的事實。但我知道不是這樣。後來聽小賣部的老板娘說，老張家裡出過事。兒子在外地打工時出了車禍，走了。老伴受不了刺激，精神出了問題，被娘家人接走了，也不知道現在怎麼樣。老張一個人留在這兒，每個月拿著兩千多塊錢的工資，攢下來也不知道要幹什麼。老板娘說這些話時歎了口氣，說人啊，活著活著就散了。

我沒跟老張提過這些。有些事，不說反而更好。我們偶爾會在海邊碰見，他散步，我也散步。冬天的海是灰色的，浪不大，一波一波拍在礁石上，聲音沉悶。他喜歡站在海邊看，一站就是很久。我問他看什麼，他說也不知道，就是看看。海面上有時會有船經過，很遠，只能看見一個黑點。他會盯著那個黑點，直到它消失在視線裡。

有一次他帶我去看一套房子。那是頂樓的一套，朝南，視野很好，能看見整片海。房間裡空空蕩蕩，只有客廳裡放著一張沙發，沙發上蒙著白布，布上落了厚厚一層灰。他說這套房子的主人是個南方人，十年前買的，來過一次，之後再也沒來過。鑰匙留在物業，說是以後有空再來。但這麼多年了，一次都沒來。

我問他這樣的房子多嗎，他說多，太多了。有些房子買了之後連門都沒進過，鑰匙一直在物業那兒放著。有些房子裝修得很豪華，家具家電齊全，但主人來住過幾天就再也不來了，東西都在，就像時間停在了那一刻。他說每次進這樣的房子，都有種奇怪的感覺，好像自己是個闖入者，打擾了什麼不該打擾的東西。

他說話時站在落地窗前，背對著我，逆光的輪廓有些模糊。窗外的海在陽光下泛著白光，刺眼。我忽然想起他說過的話：他生活在海邊，卻感受不到海的浪漫，只感受到一種巨大的、被拋棄的寂靜。當時我不太懂，現在懂了。這片區域本身就是一個巨大的隱喻，關於慾望、關於泡沫、關於時代留下的殘骸。而他，只是這殘骸的看守者，在寂靜中重複著日復一日的循環。

後來我離開了那座城市。臨走前去跟他道別，他正在檢查一棟樓的消防栓，見我來了，直起身，擦了擦手上的灰。我說我要走了，他點點頭，說路上小心。我問他以後有什麼打算，他想了想，說也沒什麼打算，幹一天算一天吧。然後他從口袋裡掏出一包煙，抽出一支遞給我，自己也點了一支。我們站在樓下抽煙，誰也沒說話。風從海面上吹過來，帶著鹹味和寒意，把煙霧吹散了。

那是我最後一次見到他。後來偶爾會想起那片海邊的樓群，想起那些貼在門上的白色封條，想起他在走廊裡檢查水管的背影。那些封條大概永遠不會被撕掉了，就像那些房子永遠不會有人住了一樣。它們會一直在那兒，在海風裡，在時間裡，成為某種見證。見證一個時代的狂熱與退潮，見證資本的漲落與人的渺小，見證那些被留下的人，如何在廢墟裡繼續活著。

海還是那片海，浪還是那樣拍打著礁石。只是現在，我聽見那聲音，總會想起老張，想起他站在海邊的樣子。風吹著他的衣角，他一動不動，像一塊被遺忘的石頭。

 

两艘驱逐舰，建议泊在停车场

地缘政治评论分很多种：有的幼稚，有的夸张，还有一种，是哗众取宠到“两艘驱逐舰就能让五千年文明归零”。这类观点的代表人物之一，是地缘政治分析专家Peter Zeihan。他的剧本很简单：在新加坡附近摆上两三艘美国驱逐舰，掐住石油航线，两年内中国崩溃，一半人口死亡——无需开火，只需“海上风水”。

这套说法把全球能源体系想象成花园水管，把美国海军当作拇指。问题是，世界经济不是后院草坪。石油市场是全球流动的，不是某国专属订阅。油轮会改道，价格会飙升，战略储备会释放，黑市会滋生，配给制会启动。国家不会因为海平线上多了两艘灰色军舰就自动进入“文明关机模式”。

更关键的是，所谓“封锁”从来不是技术动作，而是战争行为。大规模拦截商船，意味着掀翻棋盘。保险暴涨，航运瘫痪，盟友焦虑，中立国抗议，全球供应链塌方式连锁反应。你想掐断别人血管，结果发现自己和对方共用循环系统。

退一步说，假设真的成功——中国陷入严重危机——然后呢？这才是最被轻描淡写的问题。一个核武国家的失序意味着什么？难民潮会冲击谁？全球制造中心停摆后，沃尔玛货架、硅谷芯片、欧洲工厂还能运转多久？所谓“胜利”，可能只是把世界推入更大的系统性崩塌。

把中国描绘成脆弱的石油小国，是对现实的过度简化。它是一个庞大的工业生态体，拥有煤炭、替代能源扩张能力、强力动员机制，以及一个历史上习惯承受压力的社会结构。低估对手的韧性，通常是大国犯下的第一种错误。

真正值得追问的，不是“能不能掐断”，而是“之后怎么办”。任何削弱对手的战略，都必须回答三件事：如何防止升级？如何管理全球经济冲击？谁来填补被摧毁的秩序？答不出来，那不是战略，是口号。

口号便宜，驱逐舰昂贵。掌声热烈，后果冰冷。

把最复杂的双边关系简化为一次泊船操作，是好莱坞式现实主义，而不是残酷现实主义。历史反复证明，当大国相信可以廉价地“结束”对手时，账单往往在下一幕出现，而且附带利息。

末日幻想真正可怕的，不在于它是否有效，而在于——有没有人认真想过，掌声散去之后，世界还能不能继续运转。

最后，让我们来抄袭一下Peter Zeihan的思路：“中国无需动用武力，一年之内就能终结美国。只需立即停止对美国的所有出口，让美国的通货膨胀飙升，一两个月内美国人就会感受到它的威力。”

请勿二次掠夺，除非你是第一次

啊，科技界终于发现了道德。快，把历史学家叫来见证奇迹。

事情很简单：OpenAI 向美国立法者控诉，其中国竞争对手 DeepSeek 疑似通过“蒸馏”技术，批量提取美国模型的输出结果，用来训练自家明星聊天机器人 R1。国会山顿时回荡起知识产权与国家安全的悲壮交响曲。

所谓“蒸馏”，说白了就是AI版抄作业——不翻原始教材，而是盯着学霸答案反复誊写，再总结成自己的知识体系。机器向机器取经，效率奇高。

而提出抗议的，正是那个曾把“整个互联网以及所有没被钉死的东西”都拿来训练模型的公司。数百万作者、记者、博主、程序员，还有2007年写9000字吐槽打印机驱动的无名英雄——没人领到分红。那场交易的核心精神是：“我们统计性地吸收你们的心血，人类将获得更好的自动补全。”我也写了不少文章，查过邮箱，没收到慰问金。

于是如今的愤怒显得格外动人：像淘金热大亨指责别人从他掏空的河床里捞金粉；像海盗控告同行侵权；像老鼠愤怒地守着“自己的”垃圾桶，警告同类别过来。

当然，抓取公开文本与系统提取专有模型输出确实不同，合同与条款也值得讨论。但请别突然披上道德斗篷。真正的焦虑是护城河变窄——原来所谓技术壁垒，可以被查询接口一点点削平。

这不是正邪对决，而是递归的资本主义：第一代模型吃人类知识，第二代模型吃第一代模型。衔尾蛇已经上线，开始吞噬自己的自动补全。

问题也随之浮现：当数十亿人贡献的知识被提炼成少数公司的私有堡垒，社会契约在哪？我们被告知这是为了创新与更好的未来，而不是为了建立一个拥有数据帝国的AI寡头。

所以，若你的帝国建立在“统计吸收”之上，当别人吸收你时，请别假装这是文明的终结。

说到底，这不是盗窃与美德的战争，而是既得利益者与后来者的较量。互联网正坐在观众席上，看新数字霸主争论谁有权掠夺掠夺者。

某个角落，那位2007年的无偿博主大概在微笑。

不是因为正义降临。

而是因为AI终于学会了人类早就懂得的道理：在资源掠夺的时代，每个人终将成为别人的数据集。

人間錄：暗夜裏的縱火犯

那年冬天我在城南住，租的房子臨着河灘，夜裏常聽見遠處傳來煙花的炸響，像誰在暗處砸碎了天空。開始以爲是工地放炮，後來才知道，城裏早就禁了煙花，那些聲音都是違法的。

二愣子就住在我樓上。三十出頭，個子不高，皮膚黑，走路時肩膀總是微微縮着，像隨時準備躲開什麼。他騎一輛改裝過的摩托車，後座綁着鐵架子，能裝不少東西。白天他在建材市場搬貨，晚上就成了另一個人。我第一次見他是在樓道裏，他提着個麻袋上樓，袋口露出紅綠相間的紙筒。見我看，他咧嘴笑了一下，說，過年了，得有點響動。那笑容裏有種孩子般的興奮，又帶着成年人才有的緊張。

城裏禁放煙花是前幾年的事。環保、安全、文明，理由一套一套的。剛開始大家還抱怨，後來也就習慣了。可到了年根兒，總有人心裏癢，覺得沒有煙花的年不叫年，像一頓飯缺了鹽。二愣子就是給這些人點火的。他說自己不是爲了錢，雖然一次能掙幾百塊，夠他搬半個月貨，但他說那不一樣。他說煙花這東西，升上去的時候，人就輕了。

我頭一次跟他去河灘是臘月二十八。他敲我門，說你要不要看看？我說看什麼，他說看煙花。我猶豫了一下，他說不用怕，我熟。就這樣，我坐上了他的摩托車後座。風很冷，河灘上全是枯草和凍硬的泥地。他把車停在一處廢棄的磚窯旁，從鐵架上卸下兩箱煙花，動作麻利得像做過無數次。遠處有人影晃動，是來看的人，站得遠遠的，不敢靠近。二愣子蹲下來，用打火機點着引線，然後轉身就跑。那一瞬間，他的臉被火光照亮，我看見他眼裏有種近乎瘋狂的喜悅，像個偷糖吃的孩子，又像個縱火犯。煙花升空時，整個河灘都亮了。那種璀璨持續不過幾秒，可在那幾秒裏，天地彷彿倒過來了，黑暗成了底色，光纔是主角。人羣裏有人喊好，有人鼓掌，也有人只是靜靜看着，像在看一場不該發生的儀式。二愣子站在我旁邊，喘着粗氣，臉上汗水混着笑容。他說，就這個，值了。

後來我知道他是河北人，十幾歲跟着父親來城裏打工。父親在工地上摔死了，他一個人留下來，什麼活都幹過。他說小時候在村裏，過年時家家放煙花，他爹總是帶他去看。那時候煙花便宜，天也黑得乾淨，炸開的時候，整個村子都跟着亮。他說那感覺像做夢，可夢是真的。後來城裏禁了，他覺得不對。他說，人活着，總得有點響動，不然日子就成了一潭死水，連波紋都沒有。

他被抓過兩次。第一次是去年春節，在東郊的空地上被巡邏的城管堵住，罰了款，拘了七天。出來後他消停了一陣，可到了下一個年根兒，又開始了。他說拘留所裏的日子其實不難熬，就是太安靜，安靜得讓人想大喊一聲。第二次是在河灘，有人舉報，警察來得快，他跑得更快。那天他回來時，褲腿上全是泥，臉上卻還掛着笑。他說，沒事，跑掉了。我說你這樣遲早要出事，他說，那也得放完這個年再說。

我問他爲什麼非要幹這個，他想了想，說，可能是因爲我爹吧。他說他爹死的時候，工地上連個響都沒給放，就拉回老家埋了。他說那時候他想，人這一輩子，總得留下點聲音，不然太虧了。煙花這東西，雖然違法，可它響，它亮，它讓人記得有這麼一回事。他說這話的時候，眼睛望着窗外，像在看什麼很遠的東西。

春節那天晚上，河灘上聚了很多人。二愣子一個人忙活，點火、躲開、再點火。煙花一朵接一朵地炸開，硫磺味瀰漫在空氣裏，刺鼻又令人興奮。人羣裏有孩子在尖叫，有老人在感嘆，也有人在偷偷錄像。我站在人羣邊緣，看着二愣子在火光裏奔跑，突然覺得他不像個違法者，更像是個祭司，在用一種原始的方式，給這個被規訓得太久的城市點一把火。

那一夜之後，他又消失了一陣。聽說是被抓了，這次關得比較久。我搬離那個地方的時候，他還沒出來。後來聽鄰居說，他出來後還是老樣子，到了年根兒又開始在河灘上放煙花，只是更小心了，也更執着了。

我有時會想起那個冬夜，河灘上的煙花，還有二愣子那張在火光裏忽明忽暗的臉。那張臉上的表情很複雜，有恐懼，有狂喜，也有一種近乎悲壯的堅持。他大概知道自己在做什麼，也知道後果是什麼，可他還是要做。不是因爲錢，也不全是因爲他爹，而是因爲在那一瞬間，他覺得自己是自由的。那種自由很短暫，短暫得像煙花在空中停留的時間，可對他來說，已經足夠了。

現在城裏的年越來越安靜，也越來越文明。沒有煙花，沒有鞭炮，只有商場裏播放的喜慶音樂，和朋友圈裏整齊劃一的祝福。人們說這樣挺好，安全又環保。可偶爾我還是會想起河灘，想起那些違法的煙花，還有二愣子說的那句話——人活着，總得有點響動。

 

修昔底德的阴影：中美是否注定一战？

Steven Rattner 在《纽约时报》发表的《我刚从中国回来，美国没有赢》一文中明确指出："中国在人工智能和制药研发等一系列快速增长的行业中，正威胁着美国的领先地位。"读罢此文，我不禁产生一个疑问：

为什么中国的成功，会被美国视为威胁？

反过来思考，美国的成功，是不是对其他国家的威胁？

这看似是一个带有道德色彩的问题，实则指向一个冷峻的结构性现实。在个人生活中，他人的成功未必会压缩你的空间；但在国际政治的棋局中，当成功发生在关键产业、战略资源与制度规则层面时，它往往意味着权力的再分配。

权力版图的悄然重组

过去十年，全球产业版图发生了显著变化。中国已连续多年成为全球最大货物贸易国，2025年货物贸易顺差约1.2万亿美元，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比重接近30%。在新能源电池领域，中国企业占据全球动力电池产能六成以上；2024年工业机器人安装量约为美国的九倍；发电装机容量超过美国两倍。

与此同时，美国仍在高端芯片设计、基础科研原创性、全球金融体系控制力等方面保持优势。美元依旧是全球储备货币的核心，名义GDP约27万亿美元，军费开支占全球总额近四成。

这些数据揭示的不是简单的"谁更强"，而是结构正在重组。人工智能、半导体、先进制药、新能源与高端制造，不只是经济增长点，更是军民两用能力与制度影响力的载体。谁在这些领域形成规模与技术优势，谁就更可能制定行业标准、掌握供应链枢纽、吸引全球资本与人才。

因此，当美国政策圈将中国的技术跃升视为"威胁"，这并非纯粹的情绪反应，而是对权力结构变化的战略判断。同样，当中国面对美国的芯片出口管制与技术封锁时将其视为战略遏制，也并非心理敏感，而是对自身脆弱性的清醒评估。

安全困境的螺旋升级

这正是国际关系理论中所谓"安全困境"的典型表现。一方为增强安全而采取的措施，往往被另一方解读为进攻信号，从而引发反制。芯片限制促使国产替代加速；供应链重组催生友岸外包；军事存在强化则引发区域军备竞赛。每一步都可以自证合理，但结构会持续放大彼此的不信任。

修昔底德在两千多年前总结：权力转移引发恐惧，恐惧推动冲突。今天的中美关系具备权力转移的部分特征——中国在制造规模与产业整合效率上形成优势，在部分技术应用场景快速追赶；美国则在制度规则、全球金融体系与高端科研原创力上占据高位。两国经济总量合计占全球约四成，贸易与资本深度交织，但战略互疑却在持续上升。

结构压力与约束条件的博弈

那么，中美是否注定走向"最终一战"？

从结构压力看，竞争将长期存在。科技主导权与供应链安全成为核心议题，台海与印太区域是潜在摩擦点，双方国内政治环境都在强化强硬姿态的激励机制。

但从约束条件看，全面战争的成本前所未有。双边贸易规模仍在数千亿美元级别，跨国供应链高度耦合；核威慑构成绝对底线；气候变化、全球金融稳定与公共卫生问题需要最低限度的合作。现代战争的经济外溢效应将迅速全球化，任何失控的冲突都可能引发深度衰退。

历史经验表明，权力转移并非必然以战争收场。关键变量在于：制度性沟通机制是否存在、经济互赖是否形成有效制衡、危机管控是否已经制度化。英美权力交接相对和平，不仅因文化相近，也因利益高度重叠。中美之间制度差异明显，但经济互嵌程度远高于冷战时期的美苏。

因此，更精确的判断是：中美之间存在结构性竞争，冲突风险不可忽视，但"必然一战"缺乏决定性证据。真正的危险并不在于对方变强，而在于将一切竞争都解释为生存威胁，从而触发自我实现的预言。

理想框架与严峻现实

真正成熟的大国策略，应在承认竞争现实的同时，建立三道防火墙：

一是危机沟通与军事热线机制，降低误判概率； 二是限定竞争边界，将博弈集中于经济与技术效率，而非意识形态全面对抗； 三是维持最低限度的经贸与科研交流，以防完全脱钩导致的不可控后果。

然而，以上仅是理想化的框架。真正的现实是：

从结构压力看，竞争已经从经济层面外溢至军事与制度层面。近年来，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动作呈现出明显的体系化推进：强化第一岛链军事存在，深化与日本、菲律宾、澳大利亚的防务协作，推动"矿产安全伙伴关系"等关键资源联盟，通过芯片出口管制限制中国高端制造能力，并在国会层面提出一系列涉台法案。

美国众议院通过的《保护台湾法案》明确提出，一旦中国被认定"威胁台湾安全"，应推动将中国排除在部分国际金融机构之外。这种金融制裁预案，本质上已经将经济工具纳入潜在冲突体系。

与此同时，台海局势的政治敏感度持续上升。美国对台军售常态化，岛内"渐进式台独"话语强化，日本部分政治人物公开强化与美军事协作的表态，菲律宾在南海争议海域与中国的摩擦频率增加。这些因素叠加，使区域风险不再只是理论推演，而成为现实变量。擦枪走火未必源于蓄意决策，更可能源于误判、误读或局部事件失控。

局部冲突的概率正在上升

在这种背景下，单纯以"经济高度互嵌""核威慑存在"来判断战争概率偏低，或许过于乐观。历史经验表明，大国冲突未必从全面战争开始，而常常以代理人冲突、局部冲突或灰色地带对抗的形式展开。冷战时期的朝鲜战争、越南战争，本质上都是体系竞争的外溢结果。当直接对抗成本过高时，外围摩擦反而更容易发生。

从地缘政治结构看，美国在印太地区维持军事主导地位的意图明确，其战略目标并非单纯竞争市场份额，而是防止潜在对手取得区域主导权。从经济政策到军事布局，再到制度性金融工具的准备，都显示出长期博弈的框架已经成形。中国若将其仅理解为阶段性摩擦，可能低估战略强度；若误判对方底线，同样可能放大风险。

因此，与其讨论"是否注定一战"，不如承认一个更现实的判断：在当前战略态势下，局部冲突或代理人冲突的概率正在上升，而风险管理的难度正在增加。

这并不意味着战争必然爆发，但意味着和平的空间正在急剧压缩。面对体系性围堵与战略挤压，单纯寄望对方理性克制并不足够。历史反复证明，力量均衡与清晰威慑，往往比善意表达更能降低误判概率。

清醒准备，而非盲目乐观

在这种环境下，加强战备能力、完善危机应对机制、提升全社会风险意识，并非鼓吹对抗，而是防止对抗失控的必要条件。危机意识本身，是避免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缺乏准备，才更容易诱发误判；缺乏威慑，才更容易招致冒险。

修昔底德所揭示的，并不是战争的宿命，而是恐惧在权力转移过程中的放大效应。当一方持续前压、另一方战略空间被压缩时，结构张力自然上升。真正危险的不是承认风险，而是否认风险。

中美之间仍有避免全面战争的空间，但前提是清醒，而非幻想。在战略博弈的时代，和平从来不是情绪选择，而是建立在实力、准备与理性判断之上的结果。只有在充分准备的基础上，克制才具有分量；只有在认清压力的前提下，误判才可能减少。

修昔底德的阴影仍在，但阴影之下，选择权仍然存在。问题是，是否有人愿意为避免最坏的结果，付出理性的代价。

 

冰球末日：特朗普的惊天预言

特朗普在Truth Social上发出警告：如果加拿大与中国达成贸易协议，中国的首要任务将是"彻底终结加拿大所有冰球比赛，永久取消斯坦利杯"。

没错，你没看错。不是讨论矿产、关税或市场准入，而是摧毁冰球。这一地缘政治洞察力之深刻，简直让基辛格都相形见绌。

中国的"宏伟计划"

想象中国的对话场景：

主管："先生们，我们与加拿大达成了贸易协议。"

部长："太好了！我们来谈稀土矿产？"

主管："不。冰球必须消亡。取消斯坦利杯，所有冰球场改成羽毛球场，Tim Hortons只卖绿茶。这都写在协议第47页。"

多么精妙的战略！当西方分析师还在担心半导体供应链时，中国显然已在研究NHL季后赛赛程，心想："这必须被摧毁。"

操作细节成谜

中国将如何"终结所有冰球"？没收所有冰球？把冰场温度调到24度？派特工说服加拿大人冰壶更刺激？还是用循环播放的乒乓球比赛替代NHL转播——"抱歉，想看枫叶队季后赛？给你4小时乒乓球半决赛！"

至于斯坦利杯——这座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西班牙流感、大萧条和蒙特利尔无数次骚乱的神圣奖杯——将被"永久取消"。或许会被熔化重铸成水电站纪念牌匾？国宴用的巨型炒锅？

逻辑的量子叠加态

这个预言的精妙之处在于它完全脱离现实、逻辑和常识。就像警告"邻居买了丰田，日本就会禁止美国棒球，强制全民早餐吃寿司"。

它处于量子叠加态：同时关于贸易、体育、国际关系，却又什么都不是。这是脑中噩梦逃到社交媒体，让政治学家和球迷都一脸懵逼。

这就是地缘政治版的"不吃蔬菜，妖怪就取消圣诞节，改上强制手风琴课"。

深刻反思

或许我们一直理解错了。也许NAFTA暗藏取消牛仔竞技条款？TPP包含废除冲浪措辞？

或者——请容我大胆猜测——一个曾提议核弹炸飓风、购买格陵兰的人，或许不是预测贸易协定如何影响体育的最佳人选。

但我懂什么呢？我只是天真地以为贸易协定讨论的是商品和关税，而非密谋扼杀冬季运动。

尾声

谢谢特朗普先生的警告。加拿大已收到通知，冰球进入高度戒备，格雷茨基在建地堡。而在北京，某位贸易部长正困惑地搜索："斯坦利杯是什么？我们为什么要取消它？"

真相就在那里。只不过，它被冰封了。

眾聲低處的編年史

阿列克謝耶維奇不是坐在書桌後面的作家，她更像一個長年蹲在歷史陰影裡的錄音師。別人搶着替時代下結論，她只反覆追問一句：「那你當時怎樣活着？」於是英雄退場，口號失聲，留下的是顫抖的聲音、結巴的記憶、說到一半突然停住的沉默。她寫書，不是寫事件，而是收集人在事件裡被磨損的語氣。

她關心的從來不是勝利。《戰爭中沒有女性》《切爾諾貝利的回憶錄》《二手時間》，這些書名聽起來像檔案標籤，內容卻全是肉身。士兵、母親、工程師、遺孀、孩子，他們不是歷史的主角，只是被歷史使用過的人。阿列克謝耶維奇最殘忍的地方，在於她不替任何人美化經驗。戰爭沒有榮耀，理想沒有補償，災難也不會自動生成崇高，她只是讓倖存者把話說完。

她的寫作方法，看似中性，其實極端。她拒絕虛構，也拒絕總結，將自己的聲音降到最低，讓眾聲彼此碰撞。結果反而比任何小說都尖銳，因為沒有敘事替你擋刀。當一個女人平靜地說起自己如何洗去丈夫身上的放射性塵埃，你無法逃到意義層面，只能直面那一刻的具體恐懼。這不是文學技巧，而是一種道德選擇。

她寫的是蘇聯的後遺症。不是帝國如何倒塌，而是帝國倒塌後，人怎樣繼續生活。理想破產了，語言卻還沒更新，人們只好用舊詞彙描述新痛苦。阿列克謝耶維奇敏銳地捕捉到這種錯位：人還活着，世界卻已經不再相信他們的經驗。於是她替他們保管記憶，像臨時的倉庫。

這樣的寫作，在任何政權下都不討喜。她不反對誰，也不效忠誰，她只是不肯刪音。於是她被指責冷酷、消極、不夠愛國。其實她只是拒絕把痛苦加工成勵志故事。她知道，一旦苦難被美化，下一次災難就會來得更理直氣壯。

阿列克謝耶維奇的書讀來不快，也不提供希望的出口，但它們有一種罕見的誠實：承認人是脆弱的，歷史是粗暴的，而所謂偉大，多半建立在無名者的失語之上。她所做的，只是把麥克風遞回去，讓那些被時代打斷的人，重新把一句話說完。

在一個熱衷於簡化與立場的世界裡，這樣的耐心近乎叛逆。她提醒我們，真正的記錄，不是替歷史洗白，而是拒絕替任何人減輕重量。這份重量，正是她留給後世最沉默、也最可靠的證詞。

 

人間錄：我們還在唱

指揮棒是我自己削的，用一節木頭。
削了三天，用刀片一點點刮。刮到手指起泡，也沒停。削完塗了清漆，晾在陽台上。兒媳婦看見了，説：「爸，您這是幹啥？」我説：「指揮棒。」她沒再問，轉身進屋把門關上了。
幹這個有五年了。
以前在廠裏宣傳隊，拉二胡。廠子倒了，宣傳隊散了。退休金三千二，夠吃飯，不夠説話。在家待着，兒媳婦嫌礙事。我就去公園。
公園西角有塊空地，早上七點到九點，歸我們。
第一次去是老劉叫的。他説：「老嚴啊，你不是在宣傳隊待過嗎？來給我們教教。」我去看了，十幾個人，站沒站相，唱沒唱調。我説：「行，我來試試。」回家就削了這節木頭。
現在隊伍有三十二個人。大媽居多，也有幾個大爺。都是退休的，紡織廠的、煤礦的、供銷社的。唱的是《歌唱祖國》《我的祖國》《在希望的田野上》，還有《走進新時代》，有人提議唱流行歌，我沒同意。流行歌沒氣勢。
我站在前面，舉起指揮棒。他們看着我。那一刻，我覺得自己又是個人物了。
手起，聲起。手落，聲落。三十二張嘴，聽我的。這感覺，像回到了從前。廠裏開大會，臺上紅旗飄飄，臺下人山人海。宣傳隊在前排，我們拉琴，工人們唱。聲音震得玻璃嗡嗡響。那時候，我們是有用的。
現在也是。
每天早上六點半，我就出門。帶着指揮棒，還有一個舊收音機，放伴奏。走到公園，天剛濛濛亮。我先在空地上走一圈，把地上的煙頭、紙屑撿了。然後擺好收音機，等人來。
人陸續來了。王大媽總是第一個，臉上胭脂抹得很厚，兩坨紅，像舞臺上的。她説：「嚴指揮，今天唱啥？」我説：「老樣子，先練聲。」
練聲的時候，我看着他們。嗓子都啞了，氣息也不穩。但很認真。王大媽唱高音，脖子上青筋都出來了。老劉低音，憋得臉通紅。我揮着棒子，心裏想：這些人，和我一樣，都是沒地方去的。
唱到激昂處，聲音很大。路過的年輕人皺眉，加快腳步走開。有人捂着耳朵，有人搖頭。我看見了，但不説話。繼續指揮。手起，聲起。手落，聲落。
有一次，一個小夥子過來説：「大爺，你們能不能小聲點？吵到人了。」
我停下來，看着他。他穿着運動服，戴着耳機，臉上全是不耐煩。
我説：「公園是公共場所，你有權走路，我們有權唱歌。」
他説：「你們這叫擾民。」
我説：「我們七點到九點，這是規定時間。你不願意聽，可以繞着走。」
他還想説什麼，被旁邊的女孩拉走了。
那天唱完，我坐在長椅上，看着手裏的指揮棒。削得不夠光滑，有一處還扎手。我想，這小夥子説的也許沒錯。我們的聲音，在他們聽來，就是噪音。
但我們能去哪兒呢？
隊伍裏也有鬥爭。王大媽和李大媽不和，爲了站第一排的位置。王大媽説自己嗓子好，應該站中間。李大媽説自己來得早，資格老。兩人爭了一個禮拜，誰也不讓。後來我説：「輪換着站，一人站一週。」總算平息。
還有人站隊。老劉和老孫一派，總是一起行動。趙大爺和錢大媽一派，唱完了就坐在一邊説話，不和別人搭腔。我誰也不偏，但心裏清楚，這就是個小社會。人多了，就有是非。
有時候我想，我們到底在幹什麼？
唱這些歌，是爲了什麼？是真的熱愛，還是只是爲了有個地方可去？那些激昂的旋律，那些慷慨的歌詞，唱出來的時候，我們真的相信嗎？
我不知道。
但我知道，如果不來公園，我就得在家待着。待着就得看兒媳婦的臉色。她不説什麼，但眼神裏全是嫌棄。我兒子也不吭聲，夾在中間，誰也不幫。
所以我來公園。舉起這根指揮棒。揮動它。讓三十二個人看着我，聽我的。那一刻，我是嚴指揮。不是礙事的老頭，不是多餘的人。
去年冬天，有一天特別冷。風颳得厲害，樹葉嘩嘩響。來的人很少，只有八個。王大媽沒來，李大媽也沒來。老劉來了，穿着軍大衣，帽子扣得嚴嚴實實。
我説：「人少，今天就算了吧。」
老劉説：「來都來了，唱吧。」
我看看他，又看看其他幾個人。他們都點頭。
我就舉起了指揮棒。
八個人的聲音，在風裏顯得很單薄。但我們還是唱完了。唱完《我的祖國》，又唱《歌唱祖國》。聲音被風吹散，飄得很遠。
唱完之後，老劉説：「老嚴，這些歌，我們唱了一輩子。年輕時候唱，覺得熱血沸騰。現在唱，也不知道是什麼滋味。」
我説：「唱着就行了。」
他笑了笑，沒再説話。
現在天氣暖和了，來的人又多了起來。三十二個人，整整齊齊站着。我舉起指揮棒，他們看着我。手起，聲起。手落，聲落。
聲音很大，蓋過了風，蓋過了鳥叫，也蓋過了年輕人的腳步聲。
我們唱得很投入。王大媽臉上的胭脂在陽光下閃着光，紅得刺眼。老劉的軍大衣敞開着，露出裏面褪了色的襯衫。趙大爺的假牙有點鬆，唱高音的時候咬字不清。
但沒關係。我們還在唱。
唱完之後，大家散了。我收拾好收音機，拿着指揮棒往家走。路過菜市場，買了一塊豆腐兩根葱。兒媳婦在家做飯，我把菜遞給她。她接過去，沒説謝謝。
我回到自己房間，把指揮棒放在桌上。指揮棒已經用舊了，漆面有些剝落，但還能用。我想，明天還要帶着它去公園。
窗外的風吹進來，很輕。指揮棒在桌上，一動不動。它和我一樣，都在等明天早上七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