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密者的黃金時代

來俊臣此人，中國歷史上最成功的職業告密者，說成功，是因為他憑着一項旁人不屑為、不敢為、不忍為的技能——出賣人，在武則天的朝廷上，將自己從一個市井無賴，打造成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酷吏巨頭，權傾一時，令王公大臣聞風喪膽，此種成功，固然令人不齒，然細究其崛起之道，卻照出了一個時代最幽暗的底色，那底色，不只屬於來俊臣，亦屬於那個製造了來俊臣的時代，和那個坐在洛陽宮中，將來俊臣當作一把趁手刀的女人。來俊臣出身卑賤，市井流氓，早年以賭博詐騙為生，數度繫獄，劣跡斑斑，此等人物，在任何一個正常的朝代，不過是刑部案牘上的一個慣犯名字，與廟堂之上，相去何止萬里，然而武則天的時代，不是正常的朝代，它有一種特殊的社會流動機制，叫做告密，只要你肯告密，只要你告得準，只要你告得令皇帝滿意，出身不是問題，品德不是問題，前科更不是問題，來俊臣看準了這個機制，以全副身家押注其上，從此平步青雲，一飛沖天。武則天登基之初，面對的是根深蒂固的李唐宗室與關隴貴族集團，這些人明裡臣服，暗裡抵制，要將他們連根拔起，需要一個工具，一個不講情面、不顧規矩、只知效命的殺人工具，來俊臣恰好應運而生，他的無恥，在武則天眼中，是可資利用的優點，他的殘忍，是執行任務的必要條件，他的貪婪，是可以操控的把柄，此乃獨裁者使用酷吏的千古邏輯——不用好人，專用惡人，因為好人有底線，惡人沒有，而沒有底線，正是這份工作最重要的職業要求。來俊臣與索元禮、周興並稱武周三大酷吏，然來俊臣之惡，較另二人更具系統性，更具創造力，他与万國俊編撰《羅織經》，此書堪稱中國歷史上最黑暗的一部官場教科書，專論如何羅織罪名、如何構陷無辜、如何在審訊中令人屈打成招，書中所載之刑訊手段，令人不忍卒讀，然其背後之邏輯，卻是冷靜得令人毛骨悚然的官僚理性，來俊臣將告密與酷刑，整理成一套可操作的方法論，此種系統化的惡，比一般的殘暴，更令人不寒而慄，因為它說明，來俊臣不是一個失控的瘋子，而是一個頭腦清醒的惡人，他知道自己在做什麼，知道為什麼這樣做，知道如何做得更有效率，此乃真正意義上的邪惡，不是激情犯罪，是職業犯罪，帶着對人性弱點的深刻理解，與對權力運作的精準把握。「請君入甕」一典，正出自來俊臣，他審問周興，問如何令囚犯招供，周興獻策，言以大甕燒炭，令囚犯入甕，自然招供，來俊臣笑而點頭，命人抬來大甕，告知周興：有詔拿問老兄，請君入甕，此段公案，流傳千古，令人拍案，然細思之，所謂拍案，拍的是什麼？是來俊臣的機智？是周興的自食其果？還是那個製造了這一切的制度——一個令告密者與被告密者，皆在同一套恐懼機制中互相吞噬的制度？來俊臣整垮了周興，然來俊臣自己，最終亦難逃同樣的命運，此乃酷吏政治的鐵律，皮之不存，毛將焉附，當武則天不再需要他，當他的告密對象從政敵蔓延至武氏宗親，當他的貪婪與跋扈令武則天亦感芒刺在背，他的末日便到了，武則天一紙詔書，昔日令王公大臣噤若寒蟬的來俊臣，瞬間成為階下囚，在他親手建立的那套恐懼機制中，完成了最後的輪迴，被斬於市，百姓爭食其肉，此情此景，固然大快人心，然亦令人悲從中來，因為那些爭食其肉的百姓，在來俊臣得勢之時，同樣是沉默的，同樣是不敢作聲的，人性的懦弱與憤恨，往往在同一副軀殼裡並存，得勢時沉默，失勢時報復，此非來俊臣一人之悲劇，乃是人類面對權力時的集體表演。來俊臣的一生，是一面鏡子，照出的不只是一個告密者的醜惡，更是一個時代的醜惡，一個製造了告密有功、沉默有罪的社會氛圍的時代，來俊臣不過是那個時代最忠實的產物，他將時代提供給他的一切可能性，發揮到了極致，此乃他的罪，亦是那個時代共同的罪，只是時代沒有被斬於市，只有來俊臣被斬了，歷史從來如此，替罪羊總是找得到的，而製造替罪羊的那隻手，永遠乾淨。

 

三十萬言的罪狀

一九五五年，毛澤東親自批示，在《人民日報》上公開發表胡風的私人書信，那些信，是胡風寫給朋友的，說的是他對當時文藝政策的看法，說的是他對主觀精神在文學創作中的地位的堅持，說的是一個文藝理論家對某些教條的不以為然，私信，朋友之間的私信，被定性為「反革命集團」的罪證，公諸於眾，舉國批判，那一年，胡風五十一歲，此後的二十四年，他在監獄與精神病院之間輾轉，直到一九七九年平反，那二十四年，幾乎是一個普通人生命裏最後的四分之一，被一份批示，整整切走了，那個切割，精準，徹底，不留餘地，是二十世紀中國政治對知識分子施加的最典型的一種暴力，不是槍斃，是活埋，讓你活著，讓你看著自己慢慢消失。胡風原名張光人，湖北蘄春人，魯迅的學生，或者說，魯迅最看重的文學理論接班人之一，魯迅在世時，兩人書信往來，情誼深厚，魯迅死後，胡風為他整理遺稿，奔走紀念，那份對師尊的忠誠，在他後來的磨難裏，是一把雙刃刀，一面保護他，一面傷了他，因為他打著魯迅的旗號，說魯迅精神是批判的、是獨立的，而那個批判與獨立，在一九五〇年代的政治語境裏，是危險的，一個打著魯迅旗號說獨立思考的人，比一個完全沉默的人，更讓那個體制感到不安，因為他有來路，有名望，有說服力，那些東西，在非常時期，是罪名的加重情節。他的文藝理論，核心是對主觀能動性的強調，他說文學創作不能只是機械地反映現實，作家必須有主體精神，必須有個人的獨立感受，那個主體，那個獨立，在唯物主義的官方文藝理論框架裏，是異端，是對集體主義美學的挑戰，然而平心而論，胡風說的，不過是任何一個嚴肅的文學理論家都會說的常識，在西方，從浪漫主義到現代主義，作家的主體性從未受到質疑，然而在那個時代的中國，常識可以是罪狀，真理可以是武器，胡風的不幸，是他生在一個把常識當罪行的時代，那個時代，不問你說的對不對，只問你說的是否有用，有用是服從，無用是反動，胡風的理論，對那個體制無用，所以是反動，邏輯如此，清晰，殘酷，無從辯駁。三十萬言書，是胡風一九五四年向中央遞交的一份長篇報告，他洋洋灑灑三十萬字，陳述自己對文藝政策的意見，那個舉動，在今日看來，是一個知識分子對體制最後的信任，是他相信，說理可以改變政策，相信那個體制，仍然有能力聆聽一個人說三十萬個字，然而那三十萬字，換來的，是翌年的定罪，是那些私信被公開，是「胡風反革命集團」的帽子，是二十四年的鐵窗，那個換算，是二十世紀中國知識分子與政治關係的一個縮影，說話的代價，用年計算，三十萬字，二十四年，平均每一萬兩千五百字，換一年的自由，那個算術，算出來，是一種令人窒息的荒涼。他的妻子梅志，在他入獄後，一個人撫養子女，保存他的文稿，為他奔走申訴，幾十年如一日，那個女人的堅持，是胡風案裏最動人的一條線，然而也是最讓人心酸的一條線，因為她堅持的那件事，是在一個把堅持本身定性為反動的體制面前，年復一年地堅持，那個堅持，需要一種把自己的生命，全部押注在另一個人的清白上的決心，梅志有那個決心，那個決心，比胡風的三十萬字，更難寫，更難說清楚。一九七九年平反，胡風出獄，彼時已七十五歲，那個二十四年前遞交三十萬言書的人，出來的時候，是一個白髮老人，然而他仍然寫，仍然思考，仍然在那些劫後餘生的文字裏，尋找他在鐵窗裏沒有放棄的東西，那個東西，叫做文學，叫做主體，叫做一個人對自己的感受，有權保持誠實的堅持，那個堅持，在任何一個正常的文明裏，不過是文學的基本前提，然而在他那個時代，那個前提，需要用二十四年來捍衛，那個代價，說明了那個前提，在那個地方，從未真正被視為理所當然。西方有一個傳統，知識分子批評國家文化政策，被視為公共知識分子應盡的職責，薩特批評法國的阿爾及利亞政策，赫魯雪夫解凍後蘇聯的知識分子敢於說話，都是這個傳統的體現，胡風做的，不過是中國版本的同一件事，然而中國的土壤，在那個年代，不生長這種傳統，它生長的，是另一種東西，是效忠，是服從，是把三十萬字的意見書，變成三十萬字的罪狀的那種政治邏輯，那個邏輯，胡風用二十四年的生命，替後人記錄下來，那個記錄，不是他寫的，是那個時代刻在他身上的，那個刻痕，比任何一篇文藝理論，都更深，也更持久，只是那種持久，不是他想要的那種。

人民需要濟公

 

濟公說過一句話，流傳千古，「酒肉穿腸過，佛祖心中留」，那句話，被後世無數喝酒吃肉的人，拿來替自己解脫，說你看，連濟公都說了，酒肉穿腸，佛祖在心，我喝酒，我吃肉，我心中有佛，所以，沒問題，那個解脫，大半是自欺，然而那個自欺，恰恰說明了濟公這個人，在中國民間文化裏，扮演的那個角色，他是一個許可證，一個讓普通人，在那個嚴苛的禮法框架裏，找到一個出口的許可證，那個出口，用一個癲僧的名義，說，人是可以不完美的，人是可以既有弱點，又有佛性的，那兩樣，不互相排斥，濟公的存在，是對那個非此即彼、非聖即俗的道德分類系統，最溫柔的，也是最有效的，一個反駁。濟公原名李修緣，字湖隱，台州天台人，出身官宦世家，父母篤信佛教，他自幼在佛法的氛圍裏長大，十八歲出家，入杭州靈隱寺，剃度為僧，然而那個剃度，並沒有讓他成為一個規矩的僧人，他喝酒，他吃狗肉，他衣衫破爛，行為怪誕，在寺廟裏，被師兄們嫌棄，被方丈一次次告誡，然而他仍然我行我素，那個我行我素，不是故意的放縱，是一種對規矩本身的深度懷疑，他懷疑的，不是佛法，是那個用來管理佛法的那些條條框框，那些條框，讓人在形式上是僧，在心裏卻遠離了佛，濟公把那個本末倒置，看得清楚，所以他選擇了另一種方式，用行動，而不是形式，去接近那個他心目中的佛。他濟世救人，那個救，不是坐在廟裏等人來拜，是走出去，走進那個最骯髒、最貧窮、最不體面的地方，替那些被正統社會遺棄的人，做事，那個做事，有時是用神通，有時是用計謀，有時是用那個癲瘋的外表，讓那些惡人降低防備，然後出手，那個出手，是一種非常規的正義，不走正途，不循禮法，直接，有效，那種正義的方式，在任何一個禮法嚴苛的時代，都是一種異數，然而那個異數，往往比那個循規蹈矩的正義，更讓普通人感到，被保護，被看見。他的傳說，在民間流傳，越傳越廣，越傳越神，那個流傳，說明了一件事，人民需要濟公，不是因為他的神通，是因為他的態度，是因為他那個，對強者不恭，對弱者溫柔的態度，是因為他那個，不管廟堂的規矩，只管眼前這個人的苦，的態度，那個態度，在任何一個時代，都是稀缺的，越稀缺，越珍貴，越珍貴，越需要一個像濟公一樣的人，來體現它，讓人們知道，這種態度，曾經存在過，可以存在，應當存在。有一個細節，往往被忽略，濟公的師父，是靈隱寺的彗遠禪師，那個禪師，對濟公，從未真正嚴加管束，任他喝酒，任他吃肉，任他癲行，那個任，是一種智慧，是一個真正的禪者，看見了這個弟子的本質，知道那個本質，不需要用規矩管，管了，反而壞了，那個不管，是最高的管，是一種對人性的深刻理解，然後放手，讓那個人性，自己找到它應該去的地方，師父的那個放手，成就了濟公，也說明了，有時候，最好的教育，是不教育，最好的規矩，是沒有規矩，讓那顆心，自己長，自己去，自己找到那個佛。他最著名的詩，是那首傳世的〈蓮花〉，然而他留下的那句「酒肉穿腸過，佛祖心中留」後面，其實還有兩句，「世人若學我，如同進魔道」，那後兩句，是關鍵，然而幾乎沒有人引用，因為那後兩句，把前面的許可證，取消了，說我可以這樣，是因為我已到了那個境界，你若學我，是走火入魔，那個取消，說明濟公自己，比所有後世引用那句話的人，都更清醒，他知道那句話會被誤用，他加上了後兩句，告訴那些要誤用的人，不行，那個不行，是一個菩薩對眾生，最清醒的，也是最慈悲的，一個提醒，然而眾生，仍然只記前兩句，那個只記，是人性，是那個永遠在找許可證的人性，對濟公而言，大約也只能，嘆一口氣，再喝一口酒，那口酒，穿腸過，佛祖，心中留，而那個嘆氣，比那口酒，更接近，佛。西方有一種人，叫做holy fool，神聖的傻子，俄羅斯文學裏最多，杜斯妥也夫斯基筆下的阿廖沙，托爾斯泰故事裏那些，在正統社會眼裏顯得愚傻、卻擁有某種更深的洞見的人，那個傳統，與濟公的癲僧，在精神上，是同源的，同樣是用瘋傻的外表，保護一顆清醒的心，同樣是在那個最混亂、最不體面的地方，找到了那個最乾淨的東西，只是一個在俄羅斯的雪地裏，一個在南宋的杭州城裏，地方不同，那個心，一樣，那個心，叫做，對人的，無條件的，悲憫，那個悲憫，才是「佛祖心中留」那句話，真正說的東西，不是替喝酒吃肉找藉口，是說，不管你做了什麼，不管你多麼不完美，那個悲憫，仍然在，那個在，是濟公，也是佛，也是那個酒肉穿腸之後，仍然留著的，最後的，溫柔。

 

人間錄：水泥叢林中的牧歌

五年前我路過城郊那片工地，看見圍擋上貼滿了售樓廣告，畫面上是一家三口在陽臺上笑，背後是藍得不真實的天。去年秋天再經過，圍擋倒了一半，廣告紙被雨泡得稀爛，只剩下那個孩子的半張臉，像從另一個世界望過來。我停下車，聽見樓裏傳來牛叫，低沉悠長，在空蕩的水泥結構裏迴盪，竟有種教堂鐘聲的莊嚴。走近了才看見，二樓沒裝玻璃的窗洞裏，一個牛頭正探出來，對著遠處的CBD大樓反芻。那畫面停在那兒，像誰開的一個玩笑，又像誰給的一記耳光。
老馬就蹲在樓下臺階上抽菸，煙是最便宜的那種，紙鬆，燒得快。他五十多歲，臉曬得像舊皮鞋，見我張望，也不躲，只說，你也是來看熱鬧的？我說不是，只是路過。他點點頭，像是信了，也像是不在乎信不信。他說，這樓空了五年，開發商跑了，保安也撤了，就剩這些鋼筋水泥杵在這兒。我說，所以你就把牛趕進來了？他笑，笑得很淡，說，不然呢，牛也得有個睡覺的地方。
他帶我上樓看。樓梯上鋪着薄薄一層乾草，混着新鮮的牛糞，綠得發亮，踩上去軟軟的，像踩在某種被顛倒的時間上。三樓客廳裏，兩頭黃牛正低頭吃草，草是他從河灘割來的，堆在原本該擺沙發的位置。牆上還貼着開發商留下的效果圖，圖裏是歐式吊燈和真皮沙發，現在被牛尾巴甩來甩去的影子遮住了一半。他說，這樓冬暖夏涼，比我原來的棚子強多了。我問他原來的棚子呢？他說，拆了，地徵走了，補償款不夠在城裏買房，只夠買兩頭牛。他說這話時，語氣很平，像在說別人的事，又像在說一件理所當然會發生的事。
老馬是附近村子的人，種了大半輩子地，地沒了，就養牛。牛養大了賣，賣了再買小的，循環往復。他說牛這東西，認人，也認地方，你對它好，它記得；你換個地方養它，它也記得。我看着那兩頭牛，它們的眼睛又黑又亮，像兩口深井，什麼都映進去，什麼都不說。老馬說，剛把牛趕進來那天，它們不肯上樓，在樓梯口犟了半天。後來我在樓上鋪了草，它們聞見了，才一步一步挪上來。現在習慣了，每天傍晚自己就上樓，也不用我趕。
我問他，這樓的業主知道嗎？他說，知道。有幾個業主偶爾回來看看，看見牛也不說什麼，有一個還跟他聊了幾句，說，這樓空着也是空着，有牛住着，總比長草強。老馬說到這兒，又點了根菸，說，其實他們心裏也明白，這樓八成是爛尾了，錢要不回來，房子也住不上，看見牛，至少還有點活氣。他頓了頓，說，人啊，到最後要的不是房子，是個念想。
那天我在樓裏坐了很久。夕陽從沒裝玻璃的窗洞斜射進來，光線切開空氣裏的灰塵，落在水泥地上，像一把把生了鏽的刀。牛偶爾低哞一聲，聲音在樓道裏來回碰撞，拉得很長，又被牆壁切斷，變成無數個碎片。老馬說，剛開始他也覺得這叫聲瘮人，現在聽慣了，反倒覺得踏實。他說，城裏的樓太安靜了，安靜得讓人心慌，有了牛叫，才知道自己還活着。
我問他，打算養到什麼時候。他說，不知道，也許哪天有人來趕我走，也許哪天牛賣了我就不養了。他說得很隨意，像在說明天的天氣。我說，那你也不怕嗎？他看着我，眼神有點奇怪，說，怕什麼？我都沒地了，還怕什麼？這話說得輕飄飄的，卻像一塊石頭，砸在我心裏，砸出一個坑。
後來我常想起那個畫面：水泥樓梯上新鮮的綠色牛糞，牛頭從二樓窗洞探出來，背景是遠處高聳的CBD大樓，玻璃幕牆反射着落日，亮得刺眼。那是兩個世界的對視，一個往前衝，一個往後退，最後在這片廢墟裏撞在一起，誰也沒贏，誰也沒輸。老馬和他的牛，就活在這個縫隙裏，活得笨拙，卻也結實。
離開前，我問老馬，你覺得這樣值得嗎？他想了想，說，值不值得，不是我能說了算的。他用腳碾滅菸頭，說，牛得吃草，人得過日子，就這麼簡單。我點點頭，沒再問。走出樓門時，天已經暗了，遠處的CBD亮起燈光，一棟棟樓像豎起來的火把，燒得很旺，卻照不到這邊。回頭看，爛尾樓靜靜立在那兒，窗洞裏透出微弱的光，是老馬點的煤油燈。那光很小，小得像一個標點，卻也像一個回答。
風吹過來，帶着草的味道和牛糞的味道，混在一起，說不出是香還是臭。我站在那兒，忽然覺得，這世界上有些東西，不是用來贏的，是用來撐的。撐過去了，也許什麼都沒有；撐不過去，也不過如此。而老馬和他的牛，就在這片鋼筋水泥的廢墟裏，用最原始的方式，撐出了一點活着的樣子。

夜上海的最後一張牌

杜月笙临終前在香港，把欠條一張一張燒掉，那些欠條，是幾十年來他借給無數人的錢，有的是袍澤兄弟，有的是落難官員，有的是寒士文人，數目有大有小，加起來是一筆龐大的數字，他把它們全部燒了，對身邊的人說，這些欠條，留著只會讓人記恨，不如一把火，清了，那個燒，不是大方，不是揮霍，是一個在江湖裏活了一生的人，對人性看透之後，做出的最後一個精算，他知道，那些債，收得回來的，早就收了，收不回來的，留著欠條，只是讓對方每見到他，便想起那筆債，想起那筆債，便生出怨恨，恨他掌握著那個把柄，恨他讓自己在他面前矮了一截，杜月笙把那個把柄燒掉，是把那些人從他的恩情裏釋放出來，那個釋放，是他這一生最後的一門課，江湖教他的，最後一課，叫做，放手。杜月笙原名月生，後改笙，江蘇川沙人，幼年喪母，少年喪父，孤苦伶仃，十四歲進上海，從一個水果攤的學徒，一步一步走到青幫大佬，走到法租界的實際掌控者，走到那個民國上海灘，三教九流皆尊一聲「杜先生」的位置，那個走法，不是運氣，是一種對人心的極度敏銳，加上一種在任何處境裏，都知道下一步應當落在哪裏的政治智慧，他沒有讀過書，沒有功名，沒有家世，他有的只是那雙眼睛，那雙看人看得透的眼睛，和那雙在最關鍵的時刻，知道把手伸向哪裏的手。他說過一句話，流傳甚廣，說：「人生有三碗麵最難吃，一是人面，二是場面，三是情面。」那三碗麵，是他在江湖裏摸爬滾打了幾十年，總結出來的世故之學，人面是臉面，是別人對你的觀感，是那個你走進一個房間，所有人是否站起來的問題；場面是排場，是那個讓人知道你不好惹的儀式感；情面是人情，是那個最難算清楚的賬，給了不一定記得，不給的一定記恨，杜月笙把這三樣，都玩得爐火純青，玩了幾十年，到最後，把那些欠條一把火燒了，是他對情面這碗麵，最後的，也是最徹底的，了結。一九二七年四月，蔣介石清黨，四一二政變，杜月笙是那個事件裏不可迴避的一個人物，他手下的人，在那個凌晨，協助國民黨，清洗上海的共產黨員，那個清洗，殺了多少人，史書有不同的說法，然而那個事件，是杜月笙這個人，在歷史評價上，最難洗清的一筆，那筆血，無論他後來做了多少好事，捐了多少款，抗日期間出了多少力，都無從完全覆蓋，歷史的賬，比他燒掉的那些欠條，頑固得多，也持久得多，那個賬，他大約知道，大約在某個深夜，燃著一根雪茄，想過，然後，沉默，繼續下一局。他的雪茄，是他最著名的形象符號，那張臉，瘦削，顴骨高，眼神深沉，嘴邊永遠夾著一根雪茄，那個形象，是上海灘三十年代最典型的那種強人美學，西裝筆挺，卻有市井的底氣，文質彬彬，卻有江湖的殺氣，那個組合，是杜月笙畢生修煉的結果，他從一個赤腳的水果攤學徒，把自己打磨成了那個樣子，那個打磨，需要一種對自己的極度苛求，他讀書不多，卻廣結文人名士，章太炎、楊度、章士釗，都與他往來，他請那些人吃飯，不只是為了排場，是真的想聽他們說話，想用他們的學問，填補他自己沒有讀過的那些書，那個求知的渴望，藏在那個江湖大佬的外殼裏，讓他這個人，比那個時代的大多數大佬，多了一個維度。抗日戰爭期間，他拒絕與日本人合作，離開上海，輾轉香港、重慶，那個選擇，在那個時代，是有代價的，他的產業，他的地盤，他幾十年建立起來的上海王國，全部拱手讓給了時間和戰亂，然而他沒有回頭，那個不回頭，與他一生精於算計的形象，似乎不符，然而細想，卻是一致的，杜月笙的算計，從來不只是算錢，是算一個人在歷史上的位置，他知道，與日本人合作，可以保住上海，保不住杜月笙這個名字，而那個名字，比那個上海，更難捨，那個輕重，他算得清楚。一九四九年，他在香港，蔣介石去了台灣，毛澤東進了北京，有人勸他去台灣，有人勸他回大陸，他哪裏也不去，留在香港，一個無根的人，在一個中轉的城市，等待一個永遠不會來的時機，那個等待，是他一生最後的一局棋，棋盤上的棋子，一個一個被拿走，最後只剩他一個人，坐在那個棋盤旁邊，看著空空的棋盤，數著那些燒掉的欠條的灰燼，一九五一年，杜月笙在香港病逝，身後留下了極為有限的財產，那個有限，讓熟悉他傳說的人，大感意外，然而對真正了解他的人，卻毫不意外，因為杜月笙從來不是一個積累財富的人，他是一個積累關係的人，那些關係，比錢，更值錢，也更難傳承，他死了，那些關係，也跟著死了，只有那句三碗麵的話，留了下來，留在中國人的江湖智慧裏，留在每一個在人情世故裏磕磕碰碰的人的心裏，提醒他們，那三碗麵，從來都不好吃，從來都是，最難的那一課。

詞中老杜

周邦彥這個名字，在中國的中學課本裏幾乎缺席，問一百個受過中等教育的中國人，認得李白、杜甫、蘇軾、李清照的，十之八九，認得周邦彥的，大約十之一二，然而在詞學行家的眼裏，周邦彥是另一個等級的存在，王國維說他是「詞中老杜」，把他與詩聖杜甫並列，這個評語，不是溢美，是一個最懂詞的人，給一個最懂詞法的人，打出的最高分，只是那個高分，需要一定程度的修煉，才看得出它的含金量，周邦彥的詞，不是第一眼美，是第一百眼仍然有新的東西可以發現的那種美，那種美，屬於鑑賞家，不屬於大眾，這是他在歷史上的處境，也是他這個人的隱喻。周邦彥字美成，號清真，錢塘人，那個「美成」的字，說的是他的抱負，把聲律之美，煉至成熟，他做到了，做得如此徹底，以至於後世詞人填詞，凡涉及音律，必以清真詞為範本，他是詞的立法者，詞的建築師，在他手裏，詞這個形式，從民間曲子的即興狀態，走向了一種高度自覺的藝術建構，每一個字的平仄，每一個句子的長短，每一個換頭的位置，都是精心計算的結果，然而讀他的詞，感覺不到計算，感覺到的是那種水到渠成的從容，這個從容，是用畢生的功夫，把計算藏起來之後，才顯現的東西，好的工藝，向來如此，讓人看見的是結果，看不見的是那個過程裏所有的汗水與推敲。他年輕時有一段著名的公案，宋徽宗臨幸李師師，周邦彥恰在李師師房中，躲在床下，聆聽帝妃對話，後以此入詞，徽宗讀後，識出端倪，大怒，貶周邦彥出京，後又因李師師說情，召回，這個故事，流傳甚廣，真假難辨，然而它能流傳，是因為它把周邦彥這個人的幾個面向，同時呈現了出來，他的風流，他的膽大，他把所有的生活經驗，包括最狼狽、最荒唐的那些，都轉化成詞的本能，躲在床下，仍然在聽，仍然在記，仍然在把那些聲音存進他那個詞的倉庫裏，這個本能，是天才的標誌，也是天才的宿命，生活對他而言，從來不只是生活，是素材，是聲音，是日後某一首詞裏某一個句子的來處。他的《蘭陵王》，寫離別，「柳陰直，煙裏絲絲弄碧，隋堤上，曾見幾番，拂水飄綿送行色」，那個「拂水飄綿」，四個字，寫柳絮拂過水面，飄著棉絮，送別離去的人，那個動作，輕，慢，無聲，卻把離別的不捨，說得如此具體，如此有重量，讀周邦彥的詞，時常有這樣的感受，他不直接說情感，他說動作，說顏色，說聲音，說那些情感附著的物質世界，然後讓那個物質世界，替他說出情感，這個手法，西方詩學裏叫做「客觀對應物」，艾略特說的，周邦彥在艾略特之前八百年，已經把它實踐得爐火純青，只是他沒有寫一篇文章來解釋自己在做什麼，他只是做，做得渾然不覺，做得像呼吸一樣。然而周邦彥的人生，並不如他的詞那般精緻從容，他仕途坎坷，幾度沉浮，在官場上始終是一個不太得志的人，宋徽宗那個年代，蔡京當道，政治骯髒，周邦彥不善鑽營，也不願鑽營，他的心思，大半不在官場，在那些聲律的細節裏，在那些詞牌的平仄安排裏，在那個他一磚一瓦建造起來的音樂宮殿裏，那個宮殿，比他的仕途，遠為壯麗，也遠為持久。北宋末年，靖康之變，徽欽二帝北狩，汴京淪陷，周邦彥已於靖康前數年病逝，沒有親歷那場大劫，算是一種冥冥之中的庇護，然而他的詞，在那個亂世裏，被南渡的文人帶過了長江，在臨安的歌樓裏繼續傳唱，那些詞，寫的是舊日的汴京，寫的是柳陰下的送別，寫的是煙雨裏的西湖，每唱一遍，便是一遍對已失去的北方的追憶，周邦彥的詞，在南宋，多了一層他自己從未預料的意涵，那些精心鑄造的音律，盛載了一個時代的鄉愁，詞的形式，在最脆弱的歷史時刻，顯示出了它最大的韌性。後世論詞，往往把蘇軾與周邦彥對舉，說蘇軾是豪放，周邦彥是婉約，這個分類，方便教學，卻流於粗糙，蘇軾是用詞說人生，用詞說胸懷，詞在他手裏是工具，是他那個奔放人格的出口；周邦彥是為詞而詞，詞在他手裏是目的，是他窮盡一生要完成的那件藝術品，兩個人對詞的態度，是兩種截然不同的人生哲學，蘇軾說：詞不過如此，人生更大；周邦彥說：詞便是一切，把詞做好，便是一切，這兩種哲學，沒有高下，各有其完整，然而若問誰對詞這個形式本身貢獻更大，答案是周邦彥，他把詞這件樂器，調到了最精準的音，後人演奏，沿用至今，那個音，是他留給這個文明的遺產，安靜，精緻，不張揚，像他這個人，像他躲在李師師床下聆聽的那個夜晚，把一切都聽進去，然後，用最美的聲律，把它說出來。

 

人間錄：謀殺青花的人

氫氟酸的味道我至今記得。那是一種刺鼻的、讓人本能想要逃開的氣味，像某種化學的暴力，專門用來摧毀美的東西。十幾年前我在景德鎮待過一陣，住在老城區一個快要塌的筒子樓裏。樓下拐角有個作坊，門口永遠掛著塑料簾子，風吹過時簾子拍打的聲音和裏面傳出的酸味混在一起，讓整條巷子都帶著一種說不出的詭異。我每次經過都會快走幾步，像是怕那味道會黏在衣服上。後來才知道，那是個做舊瓷器的地方。

小陶就在那個作坊裏幹活。我第一次見他，是在巷口的小飯館。他坐在角落，一個人慢慢吃麵，雙手放在桌沿上，手背皮膚泛著一種不自然的紅，像是被什麼東西長期浸泡過。指甲縫裏有洗不掉的黑色，不是泥土，是化學藥劑和瓷粉混合後留下的痕跡。他吃得很慢，筷子夾起麵條時手會輕微顫抖，不知是因為疲憊還是別的。老闆娘給他添湯時多看了一眼，說，小陶，手又壞了？他搖頭，說沒事，老毛病。聲音很輕，像怕驚動什麼。

他二十八歲，看起來像四十歲。臉色蠟黃，眼睛總是半瞇著，像長期在昏暗的地方工作。聽說他十六歲就進了瓷廠學畫青花，手藝極好，能把纏枝蓮畫得靈動，把雲紋畫得飄逸。老師傅說他有天分，假以時日能成大器。可瓷廠後來倒了，工人都散了，他輾轉到了這個作坊。作坊的活不是燒新瓷，是把新瓷變舊。

他的工作流程我後來聽他講過一次。先是用氫氟酸腐蝕瓷器表面，製造歲月的斑駁感；然後用泥土、茶漬、煙熏，一層層做出包漿；最後埋進土裏，或者泡在特製的藥水裏，讓它們帶上「出土」的痕跡。每一件新燒的瓷器，無論畫得多精美，都要經過這樣的摧殘，才能變成市場上那些動輒幾十萬的「明清古董」。他說這話時語氣很平，像在說一件與自己無關的事，只是端起茶杯時手又抖了一下。

他的手是在這些年裏一點點毀掉的。氫氟酸碰到皮膚會灼傷，即使戴手套，時間長了也會滲進去。他的雙手常年潰爛，皮膚粗糙得像老樹皮，指尖的神經已經壞死，拿筆時感覺不到重量。可他還是要畫，因為作坊老闆說，假貨也要畫得像真的，否則賣不出去。於是他每天對著那些新瓷，用壞掉的手畫出最美的青花，然後親手把它們毀掉。他說，這像是每天在謀殺自己的孩子，一遍又一遍，麻木到最後連痛都感覺不到了。

有一次我問他，為什麼不離開。他沉默了很久，說，能去哪兒呢？瓷廠沒了，畫瓷器的人到處都是，可要這手藝的地方不多。做舊至少還有人要，畫新的，誰買？他說這話時眼裏有種說不出的疲憊，不是憤怒，也不是絕望，只是一種被生活磨平了的認命。他說，這個時代，「真」的不值錢，「假」的才值錢。人們要的不是美，是故事，是可以拿來炫耀的歷史。一個新瓷再好，也不如一個帶著土腥味的破碗值錢。

作坊裏還有幾個跟他一樣的工匠，都是瓷廠倒閉後沒地方去的。大家很少說話，各自埋頭幹活，空氣裏永遠飄著氫氟酸的味道。偶爾有買家來看貨，老闆會把他們擋在外面，說這是商業機密。買家們也不多問，只要貨能過關就行。他見過那些買家，穿著考究，說話文縐縐，把假貨捧在手裏像捧著聖物，嘴裏念叨著什麼「康熙年間」「乾隆御製」。他在旁邊看著，心裏有種說不出的荒誕感，像看一場拙劣的戲，演員和觀眾都在假裝認真。

他跟我說起這些時，我們坐在巷口的台階上。天已經黑了，作坊的燈還亮著，簾子後面有人影晃動。他點了根煙，手指夾煙時因為神經壞死，力道掌握不好，煙差點掉下來。他說，有時候他會想，如果當年瓷廠沒倒，他會不會也能成為那種被人尊敬的工藝大師，作品被博物館收藏，而不是像現在這樣，每天用自己的手藝給歷史造假。可他很快又搖頭，說這種想法沒意義，命運這東西，不是你能選的。

那年冬天特別冷，作坊裏的爐子燒不旺，藥水凍得稠了些。小陶的手又爛了一次，這次比以前更嚴重，醫生說再不好好養，手指可能保不住。可他沒有停工，因為老闆說年底有大單，耽誤不得。他每天照常去作坊，照常畫青花，照常用氫氟酸腐蝕那些新瓷。只是動作更慢了些，有時疼得受不了，會停下來，把手泡在涼水裏，等麻木了再繼續。

我離開景德鎮那天，去作坊找他道別。他正在給一個梅瓶做舊，梅瓶上的青花梅枝畫得極好，枝條遒勁，花朵靈動，像能聞到香氣。可他正在用刷子往上塗泥漿，一層又一層，把那些美好的線條掩蓋起來。見我來，他停下手，說，要走了？我點頭，他說，也好，這地方待久了，人也跟著假了。我不知道怎麼接話，只說，保重。他笑了笑，說，保重什麼，手都這樣了，還能保重什麼。語氣裏沒有自憐，只是陳述一個事實。

後來我再沒回過景德鎮，也沒有小陶的消息。偶爾在拍賣會的新聞裏看到那些天價古董，會想起他那雙潰爛的手，想起氫氟酸的味道，想起那些被他親手毀掉的青花。我不知道那些瓷器後來去了哪裏，是被供在富人的展櫃裏，還是被專家揭穿丟進了倉庫。可我知道，無論它們去了哪裏，都帶著一個工匠的命運，一個時代的荒誕，還有那些在黑暗中被反覆摧毀又重建的美。

風還是那樣吹，從古城牆邊吹過來，帶著泥土和時間的味道。只是那味道裏，總會混進一絲氫氟酸的刺鼻，讓人想起有些東西，一旦被毀掉，就再也回不來了。

 

誅十族

中國歷史上，殺讀書人，不算稀奇，讀書人也死得慣了，自孔子始，早已知道斯文一脈，命懸一線，如履薄冰，踽踽獨行。然而誅人十族，古今中外，僅此一例，此人便是方孝孺，而那一把刀，握在永樂皇帝朱棣之手，年號「永樂」，永世之樂，何其諷刺，何其荒涼。方孝孺字希直，又字希古，一生師法宋濂，追慕聖賢，眼裏揉不得半粒沙，心中供奉的是三代之治、周公之禮，那一套已然遠去的黃金舊夢。他書讀得好，氣節養得更好，明太祖朱元璋見之，亦嘆曰：「此莊士，當老其才。」儲才以待，留給子孫，大約那老皇帝也知道，這樣的人，不是拿來用的，是拿來供著的，供一個王朝的道德門面。建文帝登基，方孝孺得志，出任翰林侍講，帝每有大政，輒召問之，一時儼然帝師，指點江山，議論古今，眉宇之間自有一股捨我其誰的浩然之氣，殊不知江山本是馬上奪來的，書生的浩然，在鐵蹄面前，輕如鴻毛。靖難之役，燕王破京，建文帝生死成謎，煙消於烈焰，或遁入空門，此千古懸案，姑且不表。朱棣入城，需人草擬即位詔書，幕僚姚廣孝早有言在先：「城下之日，彼必不降，幸勿殺之，殺孝孺，天下讀書種子絕矣。」朱棣頷之，以為不過是個書呆子，三言兩語可以收服。豈料方孝孺白衣縞素，號哭於殿，哀聲震宇，朱棣強壓怒火，好言相勸，方孝孺提筆，寫下「燕賊篡位」四字，擲筆於地，罵聲不絕，朱棣問：「汝不顧九族乎？」方孝孺昂然答曰：「便十族奈我何！」這一句話，重若千鈞，輕若鴻毛，壯絕千古，亦慘絕千古。十族者，九族之外，加門生故舊，合計八百七十三人，盡赴黃泉，方孝孺親眼目睹，至死罵聲不絕，從容就義，時年四十有六。西方人談殉道，往往浪漫化其死亡，塗抹玫瑰色彩；中國式的殉道，沒有玫瑰，只有血，是用全族人的血，去殉一個字：「義」。此義是否值得，後人爭論至今，有人說方孝孺迂腐，累及無辜，是道德的自我膨脹；有人說他是中國文明的脊樑，那脊樑一旦折斷，腰桿便永遠直不起來。兩說皆有理，然而歷史自有其殘酷的邏輯——朱棣的江山照樣坐穩了，鄭和照樣下西洋，盛世照樣來了又去，方孝孺的血，並沒有換來任何實際的政治後果。殉道的意義，也許從來不在於改變結果，而在於留下一個刻度，讓後人知道，在那個錦衣衛的黑暗年代，曾有一個書生，把「不」字寫得如此之大，大得連天子也不得不用八百七十三條人命，方才勉強將其塗抹。此後中國讀書人，每臨強權，腦中或多或少都會浮起那個白衣縞素、擲筆大罵的身影，有人因此挺起腰桿，有人因此愈加軟化，自知做不到，索性連想也不想——人性之複雜，正在於此。方孝孺的名字，今日中學課本已少提及，這個時代急著向前走，向錢看，向實用靠攏，古人的氣節，早已是博物館裏的展品，偶爾取出來拂拭一番，供人嘆息，然後再輕輕放回玻璃櫃中。然則玻璃櫃是鎖不住鬼魂的，方孝孺的魂，仍在那四個字裏，「燕賊篡位」，筆劃清晰，墨跡未乾。

 

人間錄：把一條街坐舊的人

雨是從中午開始下的，一直沒有停。
我在重慶綦江住過一段時間，某年秋末，綦江河在城邊安靜地流，水的顏色深，像是把沿路的山色都溶進去了，走在河邊，能聞到水氣，帶著泥土和石頭的氣息，是那種在別處聞不到的氣息，是這條河自己的。城裡有幾條老街，走進去，像是走進時間裡某個還沒完全收走的部分，舊樓，舊店，門口擺著各色東西，油鹽醬醋，針頭線腦，什麼都有，什麼都舊，舊得自然，舊得妥貼。
那條老街的中段，有一個修鞋攤。
不是店面，就是街邊一塊空地，一張舊木凳，一個矮腳工具箱，幾卷膠皮，一些鞋釘，和一台用了很多年的補鞋機，補鞋機是那種老式的腳踩式，鐵的，漆掉了，露出的鐵是啞光的灰，踩起來，發出一種均勻的嗡鳴，像是一種古老的，持續了很久的聲音。
他叫向大軍，五十二歲，在這條街上修了二十三年的鞋。
我第一次注意到他，是在一個下雨的下午。那天雨下得不大，街上的人少了，他坐在那張木凳上，頭頂撐著一把舊傘，傘用細繩綁在凳子背上，騰出手來幹活，他正在給一雙皮鞋換鞋底，動作不急，一針一針，線拉緊，再穿下去，再拉緊，那種動作在雨聲裡看著，有一種說不出的沉靜。我站在一家店鋪的屋簷下躲雨，看了他很久，他沒有抬頭。
我的鞋那陣子也壞了，鞋跟鬆了，走路咯噔咯噔，我拿去讓他看，他低頭看了看，用手指沿著鬆開的邊緣摸了一圈，說，打膠就行，結實，我說好，他把鞋放在腿上，拿出一管膠，擠了，塗勻，把鞋跟壓緊，找了一塊石頭放在上面，讓它壓著，說，等一會兒，我坐在旁邊一個小凳上，等。
他不是話多的人，但也不是不說話的人，就是話跟事情掛著，說話先有事由，沒有事由，就不說。我們等鞋膠乾的時候，他拿起另一雙鞋開始幹活，我坐在旁邊，看他手上的動作，他感覺我在看，也不在意，繼續幹，過了一會兒，他先開了口，說，哪裡來的，不像本地人。我說外省來的，他點點頭，說，來這裡做什麼，我說住一段時間，到處走走，他嗯了一聲，說，這裡沒什麼好走的，山多，路不好走。說這話的時候，語氣平，不是抱怨，是陳述，陳述一個他已經和解了的事實。
他是綦江本地人，家在鄉下，山裡，年輕時下來，在城裡做過各種事，搬過磚，做過木工，幫人跑過腿，最後跟一個老師傅學了修鞋，學完，自己擺了這個攤。他說修鞋這個事，進門低，但有講究，鞋的材質不一樣，處理方法不一樣，皮鞋、布鞋、膠鞋、運動鞋，各有各的脾氣，搞錯了，修壞了，自己賠，所以要仔細。他說仔細這兩個字，語氣裡有一種他自己可能都沒有意識到的鄭重，像是這兩個字，是他做這件事多年之後，提煉出來的最核心的東西，其他都可以商量，仔細不能商量。
他的妻子在一家超市做收銀，早出晚歸，兩個人的時間錯開，他擺攤，她上班，各自忙，但日子是合在一起過的，晚上收了攤，他回家，她還沒下班，他就先把飯做了，她回來，吃飯，說說話，一天就收了。他說他們兩個人不吵架，我問為什麼，他想了一下，說，沒時間吵，吵架費力氣，力氣留著幹活。說完自己笑了，是那種說到某個自己也覺得實在的道理時，忍不住的那種笑。
有一個兒子，在重慶主城區讀大學，學的計算機，他說兒子學得還行，老師說不錯，他聽了，高興，但也不知道怎麼高興，就是知道不錯，挺好的。兒子放假回來，嫌他這個攤子太寒磣，說爸你怎麼還在街邊坐著，去找個店面唄，他說店面貴，我這樣也行，兒子說你這樣不體面，他說什麼叫體面，我修鞋修得認真，不偷不搶，靠手藝吃飯，哪裡不體面了。兒子沒話說，他也不多說，該修的鞋接著修，兒子坐在旁邊看了一會兒，後來也不說了，就坐著陪他。
他跟我說起過一件事，說有一年冬天，來了一個老太太，帶著一雙鞋，很舊的布鞋，鞋底磨穿了，鞋幫也開線了，拿來讓他修，他看了看，說這雙鞋太舊了，修起來很費工夫，收你二十塊，老太太臉色為難，說貴了，他看了她一眼，說，那十五，老太太還是為難，他低頭看了看那雙鞋，看了一會兒，說算了，五塊錢，給我工本費就行。修完，老太太穿上，在街邊走了兩步，回來說，好，合腳，謝謝，轉身走了。他看著那個背影，看了一會兒，想，那雙鞋，是什麼年頭的，穿了多少年，那個老太太，為什麼捨不得換新鞋，是沒錢，還是捨不得，想不明白，也沒有答案，就收攤回家了。
但那雙鞋他記著，跟我說起來，說得細，說鞋幫是藍色的，花紋已經模糊了，鞋底是解放鞋那種樣式，磨穿的地方在腳跟偏右，說明那個人走路習慣往右偏，說這些的時候，他手上還在幹活，眼睛看著手上的東西，但那雙已經修好還回去的舊鞋，在他腦子裡還放著，清楚，完整，像是修鞋這件事讓他養成了一種習慣，把每一雙鞋記住，因為那雙鞋裡有一個人，那個人的走法，那個人的分量，都在鞋底的磨損裡。
我的鞋膠乾了，他拿開那塊壓著的石頭，把鞋遞給我，我穿上，走了兩步，鞋跟結實，不再咯噔。我給他錢，他收了，找了零，繼續低頭幹活，那台補鞋機踩起來，嗡嗡的聲音又響起來，均勻，持續，在那條老街的雨聲裡，是另一種節奏，但和雨聲放在一起，並不違和，像是兩種不同的水聲，各自流著，卻都是往下走的。
我離開綦江是那年冬天，走之前去那條老街轉了一圈，他還在，木凳，工具箱，補鞋機，舊傘，都在，他低著頭給一雙球鞋補側面的破口，針線穿進去，拉出來，穿進去，拉出來，街上的風把一片枯葉吹過來，落在他腳邊，他沒有抬頭，那片葉子在他腳邊停了一會兒，又被風帶走了。
我沒有去打擾他，站在遠處看了一會兒，轉身走了。綦江河在城邊還在流，水的顏色還是那麼深，河邊的風把水氣送過來，帶著泥土和石頭，還是那種氣息，是這條河自己的，不是別處的。
有些人坐在一個地方，坐了很多年，把那個地方坐成了自己的，那個地方沒有他，就少了什麼，但那個少了什麼，路過的人未必能說清楚，只是隱隱覺得，這裡原來是有人的，有一個低著頭幹活的人，有一台嗡嗡響的補鞋機，有一塊壓著鞋膠的石頭，有一把用細繩綁在凳背上的舊傘，在雨裡，在晴天，在一個城市慢慢變舊又慢慢變新的漫長時間裡，一直在那裡。
河水往下游去了，不回頭，帶著山色，帶著泥土，帶著沿路所有它經過的地方的氣息，往前，往前，不知道流到哪裡才是盡頭，但流著，就是它的事，就是它活著的方式。

一塊頑石的眼淚，與一個王朝的背影

曹雪芹寫《紅樓夢》，是用右手寫繁華，用左手寫幻滅，而兩隻手，其實都在發抖。他不是一個冷靜的作者，他是一個敗落貴族的子孫，在北京西郊的破屋裡，對著窗外的殘雪，將自己前半生的富貴與後半生的潦倒，一筆一筆地，蒸餾成一百二十回的悲劇，批閱十載，增刪五次，最終仍未寫完，便在貧病中辭世，像極了他筆下那座大觀園——熱鬧到極致，便戛然而止，只留下一片白茫茫真乾淨。《紅樓夢》是中國文學最高的山峰，然而這座山峰，從來不歡迎輕裝的遊客，它要求讀者帶上全部的人生經驗，帶上對繁華的記憶與對失去的體認，才能真正進入其堂奧。少年讀《紅樓夢》，只看見寶黛的愛情；中年讀《紅樓夢》，才看見賈府的政治；老年讀《紅樓夢》，方看見那頑石歷劫之後，無言地歸還青埂峰的那一份徹悟。這部書的層次，像大觀園的建築，院落套著院落，門扉藏著門扉，以為走到盡頭，轉角又是一重天地，而每一重天地裡，都住著一個在命運面前或掙扎或順從的靈魂，各有其哀，各有其美，各有其無可挽回的結局。賈寶玉是中國文學史上最奇特的男主角，他厭惡仕途經濟，憐惜女兒清白，在一個以功名為唯一尺度的文明秩序中，他是一個根本性的異端，然而曹雪芹深知，這個異端的純粹，只能存活於大觀園的溫室之中，一旦牆倒園敗，他的那份天真，便是最先凋零的花——不是因為他軟弱，而是因為他的靈魂，生來便不是為這個世界的規則而設計的。林黛玉的眼淚，是《紅樓夢》最著名的意象，她以淚還債，以一生的哭泣償還前世的甘露之恩，這個設定，表面是神話，骨子裡是曹雪芹對人世情感本質的洞見——愛，從來都是一種虧欠，是一種永遠還不清的債，而眼淚，不過是這筆爛賬最誠實的利息。薛寶釵則是另一種悲劇，她聰慧、圓融、識大體，是封建秩序為女性量身定製的完美產品，然而恰恰因為太完美，太符合規範，她的內心便成了一個無人問津的孤島，她嫁給了寶玉的軀殼，卻從未擁有寶玉的靈魂，這種得到即是失去的命運，比黛玉的香消玉殞，或許更為淒涼。《紅樓夢》寫女性，寫出了中國古典文學前所未有的廣度與深度，大觀園裡的每一個女子，都是一首詩，都是一種被辜負的可能性，而她們的集體覆滅，是曹雪芹對那個文明最沉痛的控訴——不用刀，不用火，只用一場家族的衰敗，便將所有的美麗，一一收割乾淨。脂硯齋批語中有一句，說此書令人「腸斷心催」，讀至末頁，白雪皚皚，草木皆枯，甄士隱攜跛足道人飄然而去，那種蕭索，不是悲劇的慷慨激昂，而是悲劇之後更深的靜默，像一場大雪落定之後的清晨，萬籟俱寂，所有的喧囂與繁華，都已被那一片白，輕輕地，永遠地，覆蓋。曹雪芹以一部未竟之書，成就了中國文學最完整的人生觀，其弔詭，亦是其深意所在——人生本就是一部未竟之書，我們每個人，都是那塊被女媧遺棄的頑石，帶著說不清的來歷，懷著還不完的情債，在這場盛大的夢境中走一遭，然後，歸還虛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