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曼·罗兰——一位文学抱负高远、满怀人类热情的作家,其笔下人物常显得如同堂吉诃德般不切实际。若要说哪位作家最能体现矛盾,非罗兰莫属。这位自封的和平主义捍卫者,却总是不由自主地卷入其时代的每一场政治风暴。
1866年,罗兰诞生于法国一个小城。他的早年仿佛一部伟大理想主义小说的序章:浸淫古典教育,痴迷音乐,笃信艺术与灵性的统一。然而,塑造他文字的并非平静的童年时光,而是20世纪欧洲汹涌的浪潮,如同旋风般席卷了他的创作。以他的鸿篇巨制《约翰·克里斯朵夫》为例,这部横跨十卷的史诗小说,是对一位德国作曲家生平的深邃冥想,字里行间无不透露作者对贝多芬的终生痴迷。约翰·克里斯朵夫不仅是一个虚构角色,更是罗兰自身的投影——一个即使在欧洲四分五裂之际,仍执着地相信艺术超越性的罗兰。
罗兰的一生充满生动轶事:他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却没有化身为"笔下的战士",反而以近乎妄想的纯粹姿态拥抱和平主义。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身在瑞士的罗兰高呼"超越战争"的口号,呼吁知识分子和艺术家超脱民族主义狂热。这种理念在宣言中听来高尚,但若向战壕中浴血奋战的士兵解释,恐怕难以接受。批评者指责他天真幼稚,或许不无道理,但罗兰却将这种道德优越感视如荆棘王冠,甘之如饴。
矛盾并未止步于此。罗兰对和平主义的热忱与他后来对苏联和斯大林的迷恋形成了尴尬对比。虽然他自称是斯大林暴行的批评者,却还是在1935年设法与这位独裁者会面,事后甚至写了一封阿谀奉承的信。一个如此雄辩地反对暴力的人,怎么会向20世纪最血腥的政权之一俯首称臣,哪怕只是微不足道的屈服?正是这种理想与行动之间的张力,使罗兰成为一个既是谜团又是先知的人物。他自视为人类精神的捍卫者,却对自己所亲近的意识形态的黑暗面视而不见。
罗兰的同时代人往往不那么宽容。安德烈·纪德曾著名地批评他过于软弱,脱离人类生存的残酷和混乱。在罗兰眼中,艺术应当具有救赎作用,而纪德则将其视为揭露赤裸、令人不适真相的工具。就连罗兰钟爱的和平主义也未能幸免于难,乔治·杜阿梅尔指责他对现实政治世界中冲突必要性的忽视。
然而,尽管存在这些矛盾,我们不能将罗兰简单地贬为一个空想家。他的作品洋溢着真挚,即便他的思想在细究下显得摇摆不定。例如,他的《托尔斯泰传》与其说揭示了托尔斯泰的真实生平,不如说更多地体现了罗兰的浪漫主义情怀——将这位俄罗斯文豪描绘成道德纯洁的化身。但关键在于:罗兰坚信这一点。在一个常被玩世不恭主导的世界里,罗兰的真诚几乎令人耳目一新。他真心相信艺术能够拯救世界。
最后,我的个人反思:我不禁对罗兰的勇气钦佩不已,尽管他那些近乎妄想的时刻常让我忍俊不禁。这位作家就是一个活生生的矛盾体——一个无法抗拒涉足政治的和平主义者,一个迷恋独裁的人道主义者,一个道德指针似乎永远偏离的思想家。但这不正是他迷人之处吗?他的缺陷如此明显,几乎成了一种美德。也许我们需要的不是完美无缺的英雄,而是像罗兰这样的人物——即使失败得一塌糊涂,却仍不懈追求不可能之梦的理想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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