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間錄：鐵皮屋後的阿成

2001年，我在福建沿海的一個灘塗小鎮短住，算不上故鄉，也談不上異鄉，不過是潮水退下時的一塊臨時棲身之地。那時我正準備南下辦點事，朋友勸我別急，先在他家的舊鐵皮屋歇幾天。鐵皮早被海風吹得生了鏽，晚上潮氣從縫裡滲進來，燈泡昏黃，光線像老年人的眼睛，亮不起來。房後是一片廢棄鹽場，風從鹽渠口吹過時，有一種久未清洗的鹹澀味道。就是在那裡，我認識了阿成。

阿成其實名字不叫阿成，是我這樣喊著順口，他也懶得糾正。他比看上去年輕，三十多歲，卻已經有了不再做夢的人那種沉靜。他在鎮上的製冰廠上夜班，常年搬冰塊，雙臂肌肉像被冷水浸得發硬。有一次他抬著一塊近百斤的大冰，從肩頭滑下來，摔在地上裂成了三瓣，他低頭看了看，說一句“像我”，也不知是玩笑還是心裡話。

他不是本地人，來自內陸某個山溝。父親當年在礦上出事故，屍體被抬出來時還在冒粉塵。母親帶著他和妹妹逃出來，到處打臨工。後來母親病了，他扛不起醫藥費，只能讓妹妹結伴去鞋廠幹活。他說這些時，沒有抱怨，只是像說一段別人小傳。他說的人生，像被早年的礦塵壓得塌陷，一提就露出往下墜的暗坑。

夜裡製冰廠的電機轟響，他下班後常來我這借火煮茶。他的茶罐是以前製冰廠丟棄的鐵罐改的，外壁斑駁，水開得慢，但開出來的茶又格外苦。他說，喝苦的好，能醒。他坐在我屋後的木箱上，海風把他頭髮吹得亂，他就用手指別一下，像把一段過不去的生活輕輕抹開。

有時他說起他妹妹，去年離廠，跟人去了深圳，不再寫信。問他是不是擔心，他低頭燒火，說：“她不寫，就是過得不太好；她要是寫了，我就害怕了。”說這話時，他的側臉顯得很安靜，那種安靜裡有男人獨自撐著的疲倦，也有不願讓別人擔心的溫柔。

有一次，他從口袋裡掏出一張舊照片，一家四口，父親穿著洗舊的礦工制服，母親瘦得像枯枝，他和妹妹都還是小不點。照片背後，父親用鉛筆歪斜地寫著：「等放假，就回家。」他摩挲著那行字，輕聲說：「後來才懂，礦下的活計沒有盡頭，所謂『放假』，大概就是出事那天。」也許，就是這句永遠無法兌現的承諾，讓他覺得人活著，總得為自己找個像樣的理由。

那天晚上吹北風，鐵皮屋響得像有人在屋頂上慢慢走，我和他坐在火堆旁，他突然說他想離開這裡，到北邊去，說那裡冬天冷，空氣乾淨，人說話也比這裡慢。他說那樣或許能安穩些。可第二天製冰廠來人通知他，廠裡要裁人，他的名字列在最前。他只“嗯”了一聲，把通知折成四折，塞進褲兜，沒有顯得驚慌，像是長期準備著失去什麼。

那段時間他找活找得辛苦，去過碼頭，去過海邊的冷庫，也幫人抬過石板。都沒成。他沒怨誰，只說：“潮水反正漲上來又退下去。”我猜他是把自己放在“潮退”那一邊了。

有一天，他從鎮上帶回來一把舊二胡，說是十塊錢買的，弦斷了一根。他坐在鐵皮屋後，試著拉兩聲，聲音沙啞得像剛從海底撈出來。他說他父親年輕時會拉歌，礦坑裡也拉過。他小時候聽著睡覺，後來再沒聽過，不知為什麼，突然想起來了。那晚的風吹得很硬，他斷斷續續拉出來的音調，在鹽場裡飄得很遠，像歷史裡被擰斷的某種線頭，被風牽著，又落回黑暗裡。

走的那天，他只帶一隻藍色編織袋，裡面是二胡、一套換洗衣服和那張照片。我們站在鎮口，他背影在晨霧裡慢慢淡下去。我喊他，說等你安頓好了寫信。他轉頭笑笑，說：“我字寫得不好，你別嫌醜。”

我知道他不會寫。也許他連念都念不全。可我還是笑著點頭。等他走遠後，風又從鹽渠口吹過來，帶著鹹味，也帶著某種難以言說的空。

直到現在，我偶爾想起他鐵罐裡那苦得發澀的茶味，想起他說“像我”時的半句自嘲，也想起那把舊二胡拉出的斷聲。他這個人像鹽場裡的影子，忽長忽短，卻永遠貼著地面走。

人生若是潮水，他大概永遠在潮退的地方。但他走路時背挺得很直，彷彿命運再怎麼沉，也壓不彎他。風從海上吹來，吹走舊鹽，吹走塵土，卻吹不走他留下的一點東西——那一點樸素、倔強、苦味裡透出的光。

喧囂時代的寂靜之音

Simon & Garfunkel像一條紐約清晨的街道，沒有霓虹，沒有口號，只有還沒完全醒來的光線，和行人各自的心事。他們的音樂從來不大聲，卻總在最安靜的時刻出現，像一個不請自來、卻偏偏坐得很久的朋友。那不是搖滾的激情，而是城市裡知識分子式的憂鬱，一種受過教育的孤獨。

Paul Simon的腦袋負責思考，Art Garfunkel的聲音負責飛翔。前者寫歌時像在低頭記錄世界的裂縫，後者一開口，便把裂縫變成光。這種組合，本身就暗藏張力：理性與抒情，街頭與天空，疑問與回聲。Simon & Garfunkel最迷人的地方，不在於旋律，而在於兩把聲音之間那一小段距離，既親密，又無法合而為一。

他們唱孤獨，卻不自憐；唱失落，也不煽情。《The Sound of Silence》聽起來像預言，其實只是冷靜地描述：人在語言氾濫的時代，反而更無話可說。這種洞察，不需要怒吼，只要誠實。六十年代的美國，街頭在燃燒，口號在飛舞，而Simon & Garfunkel卻選擇坐在一旁，把喧囂寫成背景音。

他們的音樂極其城市化。不是摩天大樓的壓迫，而是公寓裡的回聲；不是革命的廣場，而是地鐵口的晚風。《America》這首歌，說的是旅行，其實是對歸屬感的遲疑。高速公路、咖啡店、收音機，一切都在移動，唯有人心沒有著落。這種不確定，正是現代感的起點。

有趣的是，Simon & Garfunkel的和聲如此完美，現實中的關係卻始終不穩。或許正因如此，他們的音樂才顯得真實。完美的合聲，來自不完美的相處。當兩個人都清楚自己並非對方的附屬，分開便成了一種必然。這不是背叛，而是性格的完成。

他們解散後，世界並沒有因此變得安靜。相反，聲音越來越多，意見越來越吵。回頭再聽Simon & Garfunkel，才會發現那種節制是多麼罕見。他們相信，音樂不必填滿一切空白，有些留白，本身就是尊重。那是對聽者智力的尊重，也是對情感的克制。

Simon & Garfunkel最終留給人的，不是一個答案，而是一種姿態：在一個鼓勵表態、要求立場的世界裡，仍然允許猶豫，允許沉默，允許低聲說話。兩種聲音，沒有合成一個神話，卻在短暫的交會中，為一代人留下了如何獨處的示範。

當旋律結束，回聲散去，你會發現他們其實一直在提醒你：真正重要的，不是你說了多少話，而是你是否聽見了，那些藏在寂靜裡的聲音。

 

神經質的上帝

伍迪·艾伦像一個永遠站在城市轉角的猶太神父，沒有教堂，只有碎嘴，沒有信仰，只有懷疑。他的身體比思想更誠實，瘦削、佝僂、近視，像被紐約的高樓長期壓迫出來的形狀；他的語言卻快得像逃命，一句接一句，專門用來掩飾恐懼。年輕時的伍迪·艾伦拍電影，是替中產知識分子發聲：不夠英俊、不夠勇敢、不懂體育、不信上帝，卻偏偏活在一個要求你陽剛、樂觀、成功的美國。他把精神分析搬上銀幕，把神經質變成美德，把失敗者寫成主角，觀眾一邊笑，一邊偷偷點頭，因為那是城市人的真相。《Annie Hall》裡的愛情，不是命中注定，而是錯過與後悔的總和；《Manhattan》裡的紐約，被他拍成一封寫給自己、又隨時準備撕掉的情書。後來他老了，醜聞纏身，世界忽然要求他道德完美，彷彿一個一生都在談自私、慾望、軟弱的人，忽然被期待成為聖人，這本身就是一個極佳的黑色幽默。他沒有辯解得漂亮，也沒有退場得體面，只是繼續拍片，像一個不被邀請卻仍然準時赴宴的客人。歐洲收留了他，因為歐洲懂得把藝術與人格分帳；美國則忙著清算，彷彿只要刪掉他的名字，焦慮、孤獨與死亡就會自動消失。伍迪·艾伦的電影從來沒有答案，只有問題，而且是那種你一想到就胃痛的問題：人為什麼要戀愛，為什麼要結婚，為什麼明知沒有意義，還要活下去。他不是英雄，也不是榜樣，他只是把城市文明最羞於啟齒的神經，赤裸裸地攤在銀幕上，讓你笑完之後，發現那根神經，原來也長在自己身上。

 

人間錄：陽台上的故鄉

小劉家的客廳落地窗正對著城市的中軸線，玻璃擦得一塵不染，外面是車流和高樓，像一幅會動的畫。我第一次去他家時，劉大媽正在陽台上澆水，彎著腰，動作很輕，像怕驚擾了什麼。她穿一件洗得發白的碎花上衣，褲腳捲到小腿，腳上是那種老式的黑布鞋。陽台不大，擺滿了泡沫箱，箱裏種著蔥、蒜、香菜，還有兩棵西紅柿苗。泥土是她從老家帶來的，混著農家肥，在這鋼筋水泥的二十三層樓上，散發出一種格格不入的氣息。

她見我來，直起身，手在圍裙上擦了擦，笑得有些拘謹。小劉介紹說這是媽，她就點頭，說你好你好，聲音不大，帶著明顯的口音。我注意到她站在自家陽台上，卻像個來串門的客人，小心翼翼，連腳步都是輕的。兒子倒了茶，她不坐沙發，拉了把餐椅坐在邊上，茶杯捧在手裏，卻不怎麼喝。她說，這茶太好了，我喝不慣。小劉說，媽你別客氣。她笑笑，說不是客氣，是真喝不慣，還是老家的大碗茶解渴。

後來我常去那一帶辦事，偶爾會碰見她。她總在小區花園裏轉悠，看別人遛狗、打太極、聊天，自己站在一旁，像個局外人。有一次我看見她試圖跟幾個老太太搭話，可能是聽不懂本地方言，那些人說得快，她就只能笑，笑得有些尷尬，像聽懂了又像沒聽懂。最後她自己走開了，在長椅上坐了會兒，看著花壇裏修剪整齊的灌木，發呆。我走過去跟她打招呼，她看見我，眼睛一亮，說，哎呀，是你啊。然後就開始說話，說得很多，像憋了很久。她說這裏的人都不愛說話，問個路都愛理不理的；說小區裏的花都是假模假樣的，不像老家院子裏的月季，開得潑辣；說這裏買菜貴得嚇人，一把小蔥要五塊錢，她種的蔥一分錢不花，還新鮮。說著說著，她又停下來，說，唉，我這是絮叨了，你忙你的吧。

她在老家是村裏的婦女主任，管過計生、調解過糾紛、組織過掃盲班，十里八鄉都認識她。村支書說她是能人，辦事利索，嗓門大，誰家吵架她去一趟，準能擺平。可到了這裏，她連地鐵都不敢坐。小劉教過她幾次，她記不住那些換乘線路，怕坐錯了回不來，就再也不去了。兒媳婦上班忙，把孫子往她懷裏一塞，說媽你看著點，她就抱著孩子在家裏轉悠，不敢出門。她說這樓太高了，站在窗邊往下看，腿發軟，像懸在半空。孩子哭，她就哄；孩子睡了，她就去陽台擺弄那幾箱菜。只有在那裏，她才覺得自己是有用的，手裏有活，心裏踏實。

有一回她跟我說起老家。她說村口有棵老槐樹，夏天在樹下乘涼，能坐一下午；說她家院子裏種了絲瓜和豆角，藤蔓爬滿了架子，綠油油的；說鄰居王嬸做的酸菜特別好吃，她們常串門，一坐就是半天。說到這兒，她停了停，說，那時候忙，總想著退休了好好歇歇，現在閒了，反倒不自在。我問她想不想回去，她沉默了一會兒，說，想是想的，可孫子還小，兒子兒媳都要上班，我不幫忙誰幫忙？她說這話時，眼睛望著遠處，神情有些茫然，像在看一個很遠很遠的地方。

小劉家裝修得很講究，地板是進口的，牆上掛著抽象畫，茶几上擺著香薰蠟燭。她走在裏面，總是輕手輕腳，像怕弄髒了什麼。她說這地板太滑，不敢穿拖鞋，怕摔跤；說那畫看不懂，也不知道好在哪兒；說那蠟燭薰得她頭疼，可兒媳婦喜歡，她就不吭聲。她唯一敢放開手腳的地方，就是陽台。她在那裏鬆土、澆水、施肥，像在打理自己的一畝三分地。蔥長高了，她摘下來洗乾淨，切碎了拌豆腐；蒜苗嫩的時候，她炒一盤，端上桌，兒子兒媳嘗一口，說，媽你種的菜就是香。她聽了，臉上才有點光彩，說，那可不，這是老家的土，肥也是我自己漚的。可兒媳婦接著就說，媽，這味兒有點大，能不能少用點肥？她愣了愣，說，哦，好好，我注意。然後就把肥料藏到陽台角落裏，用塑料袋包嚴實了，再也不敢多用。

有一次我在樓下碰見她，她提著個大塑料袋，裏面裝著菜葉、果皮，說要拿到小區外面的垃圾箱扔，怕在家裏漚肥被鄰居投訴。我說這麼遠，不累嗎？她說，習慣了，走走也好，當散步。她說這話時，臉上帶著笑，可那笑容裏有種說不出的東西，像是妥協，也像是倔強。她說，你不知道，我在老家種了一輩子地，不種點什麼，心裏空落落的。我問她，那為什麼不回去？她停下腳步，望著天空，天是灰濛濛的，看不見雲。她說，回去？回去了孫子誰帶？兒子說要請保姆，一個月六千塊，我聽了心疼，就說我來吧，反正在家也沒事。可來了才知道，這裏不是我的家，我只是個幫忙的。

她說這些時，語氣很平靜，像在說別人的事。可我聽著，卻覺得有什麼東西堵在喉嚨裏，說不出話來。後來有一天，小劉打電話給我，說他母親病了，他走不開，讓我幫忙聯繫醫生。我趕過去，她正躺在床上，臉色很差，卻還說沒事沒事，可能是著涼了。醫生來看過，說是勞累過度加上水土不服，要多休息。可她哪裏肯休息，第二天就又起來了，說孫子要吃飯，她得做。兒媳婦勸她，說媽你歇著吧，我們叫外賣。她搖頭，說外賣不乾淨，孩子吃了不好。說完就進了廚房，背影有些佝僂，像一棵被風吹彎的樹。

那年冬天特別冷，她陽台上的菜都凍死了。她蹲在那裏，看著枯萎的葉子，半天沒動。我去看她，她說，可能是我照顧得不好，這裏的冬天跟老家不一樣。我說，天冷，菜本來就難活。她點點頭，說，是啊，人也一樣，離了根，就不好活了。她說這話時，眼睛有些紅，可沒掉眼淚，只是把枯葉收拾乾淨，重新翻了土，說，明年開春再種，興許能活。

我最後一次見她，是在春節前。小劉說要帶她回老家過年，她高興得不行，提前一個星期就開始收拾東西。她說要帶孫子去看槐樹，去摘豆角，去嘗王嬸的酸菜。可到了臘月二十八，兒子突然說公司有事，不能回了。她愣在那裏，半晌沒說話，然後默默地把行李箱又搬回了臥室。大年三十晚上，她一個人在陽台上站了很久，望著樓下的萬家燈火，不知道在想什麼。我給她發了條短信，祝她新年快樂。她回覆說，謝謝，你也是。再也沒有別的話。

後來我搬離了那個小區，再沒見過她。偶爾想起，就會想到那個陽台，那幾箱泥土，還有她彎腰澆水時的背影。她像一棵被移植到水泥森林裏的老樹，拼命地紮根，想活下去，可根總是夠不著土。她把自己的命，拴在了兒子孫子身上，像一根風箏線，越放越長，到最後連自己都找不到了。可她從不抱怨，只是在那幾箱泥土裏，種下一點老家的氣息，種下一點自己還活著的證據。

城市很大，燈火很亮，可有些人，終究是這繁華裏的異鄉人。他們不哭不鬧，只是默默地在某個角落，守著自己的一方天地，等著風把他們吹回故鄉，或者吹散在這茫茫人海裏。而那些泥土，那些蔥蒜，就像他們留下的腳印，提醒著這世界，他們曾來過，活過，也痛過。

笑聲裡的舊帝國

梁贊諾夫是那種一提起名字，西方觀眾多半要皺眉的人物：前蘇聯、喜劇、體制內，這三個詞放在一起，聽起來就不像能誕生好電影的地方。但真正懂他的人都知道，他拍的是笑話，卻從不輕浮；寫的是小人物，卻一刀一刀割向龐大的國家機器。那是一種只有在鐵幕底下才會長出的幽默，不能大笑，只能偷笑，笑聲要壓在喉嚨裡，像冬天的蒸氣，呼出來就立刻結霜。《命運的捉弄》拍新年夜，喝錯酒、進錯屋、睡錯床，看似荒唐，其實精準得可怕：在一個連城市、街道、門牌、家具都被標準化的帝國裡，人的命運自然也可以隨機對調。《辦公室的故事》裡的愛情，發生在文件櫃與考勤表之間，浪漫被體制磨平，只剩下一點笨拙的溫度，卻因此格外真實。梁贊諾夫懂得一個專制社會最脆弱的地方，不是反對，而是日常；不是英雄，而是庸人。他不拍革命，也不拍殉道，只拍排隊、聚餐、開會、喝酒，拍那些在歷史課本裡永遠不會出現的時刻，卻正是大多數人真正活著的方式。審查制度像一張厚毯子蓋在藝術上，他就用笑話慢慢把它頂起來，讓空氣滲進來一點點。等到帝國真的崩塌，他的電影反而成了紀念品，提醒人們：極權不只靠恐懼維持，還靠習慣，而習慣最怕被取笑。梁贊諾夫的偉大，不在於他反抗了什麼，而在於他讓一整個嚴肅過頭的國家，學會在不安全的時候，偷偷笑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