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劉家的客廳落地窗正對著城市的中軸線，玻璃擦得一塵不染，外面是車流和高樓，像一幅會動的畫。我第一次去他家時，劉大媽正在陽台上澆水，彎著腰，動作很輕，像怕驚擾了什麼。她穿一件洗得發白的碎花上衣，褲腳捲到小腿，腳上是那種老式的黑布鞋。陽台不大，擺滿了泡沫箱，箱裏種著蔥、蒜、香菜，還有兩棵西紅柿苗。泥土是她從老家帶來的，混著農家肥，在這鋼筋水泥的二十三層樓上，散發出一種格格不入的氣息。
她見我來，直起身，手在圍裙上擦了擦，笑得有些拘謹。小劉介紹說這是媽，她就點頭，說你好你好，聲音不大，帶著明顯的口音。我注意到她站在自家陽台上，卻像個來串門的客人，小心翼翼，連腳步都是輕的。兒子倒了茶，她不坐沙發，拉了把餐椅坐在邊上，茶杯捧在手裏，卻不怎麼喝。她說，這茶太好了，我喝不慣。小劉說，媽你別客氣。她笑笑，說不是客氣，是真喝不慣，還是老家的大碗茶解渴。
後來我常去那一帶辦事，偶爾會碰見她。她總在小區花園裏轉悠，看別人遛狗、打太極、聊天，自己站在一旁，像個局外人。有一次我看見她試圖跟幾個老太太搭話，可能是聽不懂本地方言，那些人說得快，她就只能笑，笑得有些尷尬，像聽懂了又像沒聽懂。最後她自己走開了，在長椅上坐了會兒，看著花壇裏修剪整齊的灌木，發呆。我走過去跟她打招呼，她看見我，眼睛一亮，說，哎呀，是你啊。然後就開始說話，說得很多，像憋了很久。她說這裏的人都不愛說話，問個路都愛理不理的；說小區裏的花都是假模假樣的，不像老家院子裏的月季，開得潑辣；說這裏買菜貴得嚇人，一把小蔥要五塊錢，她種的蔥一分錢不花，還新鮮。說著說著，她又停下來，說，唉，我這是絮叨了，你忙你的吧。
她在老家是村裏的婦女主任，管過計生、調解過糾紛、組織過掃盲班，十里八鄉都認識她。村支書說她是能人，辦事利索，嗓門大，誰家吵架她去一趟，準能擺平。可到了這裏，她連地鐵都不敢坐。小劉教過她幾次，她記不住那些換乘線路，怕坐錯了回不來，就再也不去了。兒媳婦上班忙，把孫子往她懷裏一塞，說媽你看著點，她就抱著孩子在家裏轉悠，不敢出門。她說這樓太高了，站在窗邊往下看，腿發軟，像懸在半空。孩子哭，她就哄；孩子睡了，她就去陽台擺弄那幾箱菜。只有在那裏，她才覺得自己是有用的，手裏有活，心裏踏實。
有一回她跟我說起老家。她說村口有棵老槐樹，夏天在樹下乘涼，能坐一下午；說她家院子裏種了絲瓜和豆角，藤蔓爬滿了架子，綠油油的；說鄰居王嬸做的酸菜特別好吃，她們常串門，一坐就是半天。說到這兒，她停了停，說，那時候忙，總想著退休了好好歇歇，現在閒了，反倒不自在。我問她想不想回去，她沉默了一會兒，說，想是想的，可孫子還小，兒子兒媳都要上班，我不幫忙誰幫忙？她說這話時，眼睛望著遠處，神情有些茫然，像在看一個很遠很遠的地方。
小劉家裝修得很講究，地板是進口的，牆上掛著抽象畫，茶几上擺著香薰蠟燭。她走在裏面，總是輕手輕腳，像怕弄髒了什麼。她說這地板太滑，不敢穿拖鞋，怕摔跤；說那畫看不懂，也不知道好在哪兒；說那蠟燭薰得她頭疼，可兒媳婦喜歡，她就不吭聲。她唯一敢放開手腳的地方，就是陽台。她在那裏鬆土、澆水、施肥，像在打理自己的一畝三分地。蔥長高了，她摘下來洗乾淨，切碎了拌豆腐；蒜苗嫩的時候，她炒一盤，端上桌，兒子兒媳嘗一口，說，媽你種的菜就是香。她聽了，臉上才有點光彩，說，那可不，這是老家的土，肥也是我自己漚的。可兒媳婦接著就說，媽，這味兒有點大，能不能少用點肥？她愣了愣，說，哦，好好，我注意。然後就把肥料藏到陽台角落裏，用塑料袋包嚴實了，再也不敢多用。
有一次我在樓下碰見她，她提著個大塑料袋，裏面裝著菜葉、果皮，說要拿到小區外面的垃圾箱扔，怕在家裏漚肥被鄰居投訴。我說這麼遠，不累嗎？她說，習慣了，走走也好，當散步。她說這話時，臉上帶著笑，可那笑容裏有種說不出的東西，像是妥協，也像是倔強。她說，你不知道，我在老家種了一輩子地，不種點什麼，心裏空落落的。我問她，那為什麼不回去？她停下腳步，望著天空，天是灰濛濛的，看不見雲。她說，回去？回去了孫子誰帶？兒子說要請保姆，一個月六千塊，我聽了心疼，就說我來吧，反正在家也沒事。可來了才知道，這裏不是我的家，我只是個幫忙的。
她說這些時，語氣很平靜，像在說別人的事。可我聽著，卻覺得有什麼東西堵在喉嚨裏，說不出話來。後來有一天，小劉打電話給我，說他母親病了，他走不開，讓我幫忙聯繫醫生。我趕過去，她正躺在床上，臉色很差，卻還說沒事沒事，可能是著涼了。醫生來看過，說是勞累過度加上水土不服，要多休息。可她哪裏肯休息，第二天就又起來了，說孫子要吃飯，她得做。兒媳婦勸她，說媽你歇著吧，我們叫外賣。她搖頭，說外賣不乾淨，孩子吃了不好。說完就進了廚房，背影有些佝僂，像一棵被風吹彎的樹。
那年冬天特別冷，她陽台上的菜都凍死了。她蹲在那裏，看著枯萎的葉子，半天沒動。我去看她，她說，可能是我照顧得不好，這裏的冬天跟老家不一樣。我說，天冷，菜本來就難活。她點點頭，說，是啊，人也一樣，離了根，就不好活了。她說這話時，眼睛有些紅，可沒掉眼淚，只是把枯葉收拾乾淨，重新翻了土，說，明年開春再種，興許能活。
我最後一次見她，是在春節前。小劉說要帶她回老家過年，她高興得不行，提前一個星期就開始收拾東西。她說要帶孫子去看槐樹，去摘豆角，去嘗王嬸的酸菜。可到了臘月二十八，兒子突然說公司有事，不能回了。她愣在那裏，半晌沒說話，然後默默地把行李箱又搬回了臥室。大年三十晚上，她一個人在陽台上站了很久，望著樓下的萬家燈火，不知道在想什麼。我給她發了條短信，祝她新年快樂。她回覆說，謝謝，你也是。再也沒有別的話。
後來我搬離了那個小區，再沒見過她。偶爾想起，就會想到那個陽台，那幾箱泥土，還有她彎腰澆水時的背影。她像一棵被移植到水泥森林裏的老樹，拼命地紮根，想活下去，可根總是夠不著土。她把自己的命，拴在了兒子孫子身上，像一根風箏線，越放越長，到最後連自己都找不到了。可她從不抱怨，只是在那幾箱泥土裏，種下一點老家的氣息，種下一點自己還活著的證據。
城市很大，燈火很亮，可有些人，終究是這繁華裏的異鄉人。他們不哭不鬧，只是默默地在某個角落，守著自己的一方天地，等著風把他們吹回故鄉，或者吹散在這茫茫人海裏。而那些泥土，那些蔥蒜，就像他們留下的腳印，提醒著這世界，他們曾來過，活過，也痛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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