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迪·艾伦像一個永遠站在城市轉角的猶太神父,沒有教堂,只有碎嘴,沒有信仰,只有懷疑。他的身體比思想更誠實,瘦削、佝僂、近視,像被紐約的高樓長期壓迫出來的形狀;他的語言卻快得像逃命,一句接一句,專門用來掩飾恐懼。年輕時的伍迪·艾伦拍電影,是替中產知識分子發聲:不夠英俊、不夠勇敢、不懂體育、不信上帝,卻偏偏活在一個要求你陽剛、樂觀、成功的美國。他把精神分析搬上銀幕,把神經質變成美德,把失敗者寫成主角,觀眾一邊笑,一邊偷偷點頭,因為那是城市人的真相。《Annie Hall》裡的愛情,不是命中注定,而是錯過與後悔的總和;《Manhattan》裡的紐約,被他拍成一封寫給自己、又隨時準備撕掉的情書。後來他老了,醜聞纏身,世界忽然要求他道德完美,彷彿一個一生都在談自私、慾望、軟弱的人,忽然被期待成為聖人,這本身就是一個極佳的黑色幽默。他沒有辯解得漂亮,也沒有退場得體面,只是繼續拍片,像一個不被邀請卻仍然準時赴宴的客人。歐洲收留了他,因為歐洲懂得把藝術與人格分帳;美國則忙著清算,彷彿只要刪掉他的名字,焦慮、孤獨與死亡就會自動消失。伍迪·艾伦的電影從來沒有答案,只有問題,而且是那種你一想到就胃痛的問題:人為什麼要戀愛,為什麼要結婚,為什麼明知沒有意義,還要活下去。他不是英雄,也不是榜樣,他只是把城市文明最羞於啟齒的神經,赤裸裸地攤在銀幕上,讓你笑完之後,發現那根神經,原來也長在自己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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