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間錄：鐵皮屋後的阿成

2001年，我在福建沿海的一個灘塗小鎮短住，算不上故鄉，也談不上異鄉，不過是潮水退下時的一塊臨時棲身之地。那時我正準備南下辦點事，朋友勸我別急，先在他家的舊鐵皮屋歇幾天。鐵皮早被海風吹得生了鏽，晚上潮氣從縫裡滲進來，燈泡昏黃，光線像老年人的眼睛，亮不起來。房後是一片廢棄鹽場，風從鹽渠口吹過時，有一種久未清洗的鹹澀味道。就是在那裡，我認識了阿成。

阿成其實名字不叫阿成，是我這樣喊著順口，他也懶得糾正。他比看上去年輕，三十多歲，卻已經有了不再做夢的人那種沉靜。他在鎮上的製冰廠上夜班，常年搬冰塊，雙臂肌肉像被冷水浸得發硬。有一次他抬著一塊近百斤的大冰，從肩頭滑下來，摔在地上裂成了三瓣，他低頭看了看，說一句“像我”，也不知是玩笑還是心裡話。

他不是本地人，來自內陸某個山溝。父親當年在礦上出事故，屍體被抬出來時還在冒粉塵。母親帶著他和妹妹逃出來，到處打臨工。後來母親病了，他扛不起醫藥費，只能讓妹妹結伴去鞋廠幹活。他說這些時，沒有抱怨，只是像說一段別人小傳。他說的人生，像被早年的礦塵壓得塌陷，一提就露出往下墜的暗坑。

夜裡製冰廠的電機轟響，他下班後常來我這借火煮茶。他的茶罐是以前製冰廠丟棄的鐵罐改的，外壁斑駁，水開得慢，但開出來的茶又格外苦。他說，喝苦的好，能醒。他坐在我屋後的木箱上，海風把他頭髮吹得亂，他就用手指別一下，像把一段過不去的生活輕輕抹開。

有時他說起他妹妹，去年離廠，跟人去了深圳，不再寫信。問他是不是擔心，他低頭燒火，說：“她不寫，就是過得不太好；她要是寫了，我就害怕了。”說這話時，他的側臉顯得很安靜，那種安靜裡有男人獨自撐著的疲倦，也有不願讓別人擔心的溫柔。

有一次，他從口袋裡掏出一張舊照片，一家四口，父親穿著洗舊的礦工制服，母親瘦得像枯枝，他和妹妹都還是小不點。照片背後，父親用鉛筆歪斜地寫著：「等放假，就回家。」他摩挲著那行字，輕聲說：「後來才懂，礦下的活計沒有盡頭，所謂『放假』，大概就是出事那天。」也許，就是這句永遠無法兌現的承諾，讓他覺得人活著，總得為自己找個像樣的理由。

那天晚上吹北風，鐵皮屋響得像有人在屋頂上慢慢走，我和他坐在火堆旁，他突然說他想離開這裡，到北邊去，說那裡冬天冷，空氣乾淨，人說話也比這裡慢。他說那樣或許能安穩些。可第二天製冰廠來人通知他，廠裡要裁人，他的名字列在最前。他只“嗯”了一聲，把通知折成四折，塞進褲兜，沒有顯得驚慌，像是長期準備著失去什麼。

那段時間他找活找得辛苦，去過碼頭，去過海邊的冷庫，也幫人抬過石板。都沒成。他沒怨誰，只說：“潮水反正漲上來又退下去。”我猜他是把自己放在“潮退”那一邊了。

有一天，他從鎮上帶回來一把舊二胡，說是十塊錢買的，弦斷了一根。他坐在鐵皮屋後，試著拉兩聲，聲音沙啞得像剛從海底撈出來。他說他父親年輕時會拉歌，礦坑裡也拉過。他小時候聽著睡覺，後來再沒聽過，不知為什麼，突然想起來了。那晚的風吹得很硬，他斷斷續續拉出來的音調，在鹽場裡飄得很遠，像歷史裡被擰斷的某種線頭，被風牽著，又落回黑暗裡。

走的那天，他只帶一隻藍色編織袋，裡面是二胡、一套換洗衣服和那張照片。我們站在鎮口，他背影在晨霧裡慢慢淡下去。我喊他，說等你安頓好了寫信。他轉頭笑笑，說：“我字寫得不好，你別嫌醜。”

我知道他不會寫。也許他連念都念不全。可我還是笑著點頭。等他走遠後，風又從鹽渠口吹過來，帶著鹹味，也帶著某種難以言說的空。

直到現在，我偶爾想起他鐵罐裡那苦得發澀的茶味，想起他說“像我”時的半句自嘲，也想起那把舊二胡拉出的斷聲。他這個人像鹽場裡的影子，忽長忽短，卻永遠貼著地面走。

人生若是潮水，他大概永遠在潮退的地方。但他走路時背挺得很直，彷彿命運再怎麼沉，也壓不彎他。風從海上吹來，吹走舊鹽，吹走塵土，卻吹不走他留下的一點東西——那一點樸素、倔強、苦味裡透出的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