產能過剩，還是威脅過剩？

「產能過剩」四個字，近年忽然成為國際政治經濟學的新咒語，尤其當中國製造的汽車、電池、太陽能板、家電乃至一切可以用工業生產的東西，開始越過國境，像潮水一樣湧向世界市場，西方政客便忽然眉頭深鎖，彷彿人類文明即將因為中國工廠的流水線太有效率而陷入末日。奇怪的是，當年歐美工業革命席捲全球，英國紡織品進入印度，曼徹斯特的棉布壓得印度手工紡織業喘不過氣來，英國人並沒有召開國際會議，痛心疾首地宣布：「印度市場不能承受我們的產能過剩。」後來美國汽車工業稱霸世界，日本電器、德國機械、韓國電子產品遍布全球，也未曾聽說過自由世界忽然集體患上「別人產能太多恐懼症」。市場經濟最漂亮的時候，叫做比較優勢；輪到別人比較有優勢，忽然又叫做產能過剩，這就有一點像英國紳士在牌桌上輸了錢，忽然站起來宣布撲克這種遊戲破壞公平。當然，所謂「產能過剩」並非完全是偽命題。任何國家若以補貼、信貸、土地、能源等政策長期鼓勵企業盲目擴張，最後把貨物堆成山，價格跌到成本以下，當然會造成資源錯配；更何況全球市場也不是一個無限大的倉庫，需求有限而供給無限，最終一定有人要關廠、裁員、破產。問題只在於：為甚麼同一件事情，發生在自己身上叫做「工業升級」，發生在別人身上便叫做「產能過剩」？美國二十世紀曾經是世界工廠，日本在戰後迅速擴張汽車與電子產業，德國依靠精密製造建立出口帝國，沒有人因此說它們「威脅全球產業生態」；因為那個時候，全球產業鏈的高處坐的是它們。歷史上最耐人尋味的事情，是「自由貿易」往往在自己具有競爭優勢時最自由，等到競爭對手突然變得便宜、可靠而且規模巨大，自由貿易便開始長出一道道國界。於是關稅來了，補貼來了，審查來了，國家安全來了，最後連一輛電動車的電池從哪裡來，都可以變成文明存亡問題。從經濟學角度看，這叫產業政策；從政治學角度看，叫戰略安全；從商人角度看，則可能只是一句更加誠實的話：我的市場份額正在被你搶走。可是這句話太赤裸裸，不適合在峰會上說。峰會需要的是較高級的詞彙，例如「供應鏈韌性」、「公平競爭」、「全球產業平衡」、「去風險」。政治語言的妙處，就在於它可以把「我怕你賣得比我便宜」包裝成「我正在拯救世界」。中國當然也不能因為西方的雙重標準而自動獲得經濟學上的免罪券。若某些地方政府為了GDP而瘋狂招商，企業為了補貼而盲目投資，銀行為了政績而放貸，最後生產出大量沒有人真正需要的產品，那麼「產能過剩」四字仍然成立。只是，真正值得討論的應該是：究竟是全球需求不足，還是某些企業缺乏競爭力？究竟是產品真的太多，還是某些舊企業習慣了太高的利潤？一部中國電動車如果價格比歐美同類產品低、續航更長、配置更多，消費者願意購買，那麼問題究竟在於中國「產能太多」，還是在於別人以前賣得太貴？市場經濟有一個殘酷而樸素的原則：消費者用鈔票投票，而不是用國際公報投票。你可以不喜歡中國製造，可以認為它得到政府扶持，可以要求更嚴格的環境標準與勞工標準，但如果最後的論據變成「因為你的產品太有競爭力，所以你不應該賣進來」，那麼我們其實已經離市場經濟很遠，只剩下關稅表格還在假裝自由。更有趣的是，歷史上的霸主往往都有一個共同錯覺：把自己的優勢誤認為世界秩序，把自己的成功誤認為公平競爭的自然結果。等到後來者追上來，才突然發現原來世界並沒有簽署一份永久合約，保證誰先工業化，誰便永遠站在山頂。英國曾經以為自己是世界工場，美國也曾經以為二十世紀的工業皇冠理所當然屬於自己；今天中國成為製造大國，於是「全球化」忽然變得有點令人焦慮。這也未必全是虛偽，因為任何既得利益者面對新競爭者，都會焦慮；但政治家最可愛的地方，就是總能把自己的焦慮翻譯成全人類的焦慮。真正成熟的世界市場，不應該要求所有國家永遠保持同樣的產能、同樣的價格、同樣的產業地位，好讓某些人的優越感可以永久保存；它應該容許後來者追趕，也容許先行者轉型。否則所謂「公平競爭」，最後便會變成一場規則由冠軍制定、裁判由冠軍聘請、輸家還要被告知「請尊重比賽精神」的足球賽。產能究竟是不是過剩，最終還是應該交給市場、成本、需求與時間去判斷，而不是交給一群突然發現自己不再無敵的人來定義。因為市場真正可怕的，從來不是別人「產能過剩」，而是別人產能足夠、價格足夠低、產品足夠好，而你忽然發現自己沒有別的辦法，只能把「我競爭不過你」改寫成「你競爭得太過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