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明的江湖

豆漿與油條這一對，是中國飲食江湖裡最古老的俠侶，相伴千年，不離不棄，從未有人追問這段關係始於何時、緣起何處，因為有些事情天生如此，就像清晨配黃昏，就像平仄配韻腳，拆開來各自也能過活，湊在一起才叫圓滿。豆漿是柔的，油條是剛的，豆漿溫熱，油條滾燙，豆漿素淡，油條張揚，兩者性情迥異，偏偏在一個尋常的清晨，在一張油漬斑斑的木桌前，各自找到了最好的歸宿，這種相濡以沫，不是文人杜撰的愛情神話，是幾億個普通中國人用成千上萬個早晨，用嘴巴投票投出來的民間真理。油條這東西，炸得好的時候，外皮金黃酥脆，內裡蓬鬆柔軟，拿在手裡輕飄飄的，卻咬下去滿口都是，這種以輕托重的本事，市井高人才有，炸油條的師傅往往在天未亮便起身，一雙手在滾油之上翻飛，不戴手套，不懼油濺，那份從容，不是藝術學院能教出來的，是歲月在皮膚上燙出來的。西方人見著油條，往往聯想到Churros，以為不過是換了個形狀的西班牙油炸麵棍，這種類比是懶惰的，Churros沾的是巧克力醬，甜膩而孩子氣，油條沾的是豆漿，是一種清苦的、成人的、帶著大豆寡淡香氣的液體，兩者的分野，恰似地中海的浪漫與黃河平原的肅穆，外形相近，精神各異，強行比較，是對雙方的冒犯。豆漿的香，是一種需要安靜才能察覺的香，不像咖啡那樣霸道，不像奶茶那樣濃稠，它的氣味很薄，薄到幾乎透明，然而那股子大豆被研磨、被熬煮之後升騰出來的溫柔，卻有一種穿透人心的力量，特別是在冬天，特別是在清晨，特別是在一個人孤身在外、舉目無親的城市裡，捧著一碗熱豆漿，那一刻的溫暖，是任何一家五星級酒店的早餐都給不了的。豆漿有甜鹹之爭，此乃中國飲食界的世紀公案，愈演愈烈，上海人守鹹，外地人多甜，各執一詞，互不退讓，那股認真勁兒，已遠遠超出了口味偏好的範疇，上升為地域認同乃至文化立場的表態，其荒誕程度，不輸任何一場政治辯論，而辯論的結果，永遠是不了了之，因為豆漿根本不在乎，它在鍋裡靜靜地滾著，等你說完了，還是喝它的。油條舊名「油炸檜」，傳說是宋人為發洩對秦檜的憤怒而創製，將兩條麵糰並排入油鍋，象徵秦檜夫婦同受炮烙，這個說法真假難考，卻流傳至今，可見中國民間的政治幽默，從不選擇抗爭，而選擇把仇恨揉進麵糰，炸得金黃，蘸著豆漿，一口一口，細細地吃下去，這種消化歷史的方式，是悲涼的，也是豁達的，千年以降，中國老百姓就是這樣把一切憤懣、一切委屈、一切無可奈何，都在清晨的早餐攤上，悄悄地化解了。如今的城市早餐，選擇繁多，牛角包、燕麥杯、酪梨吐司，各種精緻的洋式吃法輪番登場，豆漿油條被擠到了街角那家開了二十年的老店，一個沒有招牌、沒有設計感、塑料凳子搖搖晃晃的逼仄鋪子，然而每天清晨，排隊的人仍然不少，西裝筆挺的有，穿工裝的有，送外賣的有，退休的老人有，年輕的學生有，這個城市裡最遼闊的階層鴻溝，在這裡暫時消失了，人人手裡一根油條，人人面前一碗豆漿，人人都是那個在黎明裡需要一口熱食來撐過這一天的普通人，這是豆漿油條最後的江湖，也是最真實的江湖。

 

星海無語，而人自惶

克拉克一生篤信科學，卻從不相信人類是宇宙的主角。《與拉瑪相會》出版於一九七三年，彼時冷戰方酣，人類剛登月不久，自信心正膨脹得如一個氣球，以為宇宙不過是另一塊待開發的殖民地，插旗便算征服。克拉克偏要在這種得意忘形之際，送來一個圓柱形的不速之客，五十公里長，靜靜穿越太陽系，對人類的存在毫無興趣，如一位學識淵博的長者路過村落，連眼角餘光也不施捨一絲。這才是克拉克真正想說的話：你們算什麼？拉瑪不知道，也不在乎。書中的太空人費盡千辛萬苦進入飛船，破解符號，繪製地圖，猜想用途，而拉瑪全程沉默，完成自己的軌道，悄然離去，如石沉大海，不帶走一縷人類的焦慮。西方科幻慣以「第一次接觸」作高潮，總要有對話，有衝突，有互相理解或互相毀滅，因為那才符合人類的自戀結構——宇宙必須對我們有所反應。克拉克偏不。拉瑪穿來穿去，對人類的文明視而不見，比任何外星入侵更令人沮喪，因為入侵至少還承認你的存在。社會上有一種人，學識好，修養好，走入人群，含笑點頭，然後默默離開，你說不清他究竟看穿了什麼，只覺得自己在他眼中微不足道，但他從不說破，那種溫柔的輕視才是最深的。拉瑪正是這樣一艘飛船。克拉克學過佛，住在斯里蘭卡，深潛海底，看珊瑚與沉船共存，深知宇宙的底色是冷漠，而人類的熱鬧只是表面的水波。《與拉瑪相會》的偉大，不在於它描繪了多麼精巧的外星科技，而在於它把人類的自我中心晾在真空裏，讓讀者在最後一頁合上書本，對著天花板發呆，心想：若有一天真的來了，它大概也不會停下來打招呼。

 

人間錄：李阿姨與她的三十二萬

那只綠色的環保袋，我是在銀行門口的臺階上頭一回見著的。李阿姨把它擱在身邊，自己坐在冰涼的大理石上，背挺得筆直。是早春，風裡還帶著寒意，她那件藏青色的舊呢子大衣領子豎著，遮不住脖頸。袋子鼓鼓囊囊，邊角磨出了毛，露出裡頭一沓沓影印紙的白邊兒。
她那時還不認識我。我路過，見她坐在那兒，像一尊雕塑，就多看了兩眼。後來在維權群裡，才知道她姓李，退休前在一家國企做會計，算了三十年帳，從沒錯過分毫。她說這話時，聲音平靜，甚至帶點自豪，但眼睛不看人，盯著手機螢幕，那上面是個打不開的APP圖標，灰撲撲的，像一塊墓碑。
最初她是瞞著家裡人的。兒子在網際網路公司上班，媳婦管得嚴，孫子要上國際學校。她想著自己那點退休金，怎麼夠？恰好有個老同事介紹，說這個平臺背景硬，收益穩，還有什麼第三方託管。她看了半天合同，密密麻麻的條款，每一條都像她當年對過的帳目，工工整整。她信了。把存摺裡的錢，一筆一筆，全挪了進去。
爆雷那天是個週四。她記得很清楚，因為那天是她給孫子交鋼琴課學費的日子。手機突然彈出一條新聞推送，她看見那個平臺的名字，心裡一緊。點進去，APP已經打不開了。她試了很多遍，手指在螢幕上戳得發疼。後來她給客服打電話，一直是忙音。再後來她坐在沙發上，盯著茶几上那杯茶，蒸汽慢慢散了，水涼了，天也黑了。
她沒告訴任何人。第二天照常去菜市場買菜，照常給孫子做飯。只是夜裡睡不著，翻來覆去，想著那些數字。三十二萬，是她一輩子的積蓄，也是她給孫子攢的未來。她想不通，那些合同上蓋著的紅章，怎麼就能說沒就沒了？那些西裝革履的業務員，笑得那麼誠懇，怎麼就能一夜之間全都消失？
維權群是別人拉她進去的。群裡全是和她一樣的人，有的損失更大，幾百萬，有的更小，幾萬塊。但都一樣，都是不敢跟家裡人說的祕密，都是不知道該怎麼辦的惶恐。有人組織去平臺公司樓下，她也去了。頭一回站在那麼多人中間，舉著一張A4紙，上面用黑色記號筆寫著"還我血汗錢"，字跡歪歪扭扭，不像她平日裡的工整。
那天她認識了老張。老張是開出租的，攢了十幾年的錢，本想給女兒買房交首付，結果也栽在這個坑裡。兩個人站在一塊兒，誰也不說話，就那麼站著。太陽很曬，她額頭上沁出汗來，老張遞給她一瓶水。她接過來，說了聲謝謝。後來他們成了朋友，一起去派出所報案，一起去信訪辦排隊，一起在各種部門的門口，坐在那個冰涼的臺階上，等著一個不知道會不會來的結果。
環保袋是她專門買來裝材料的。合同影本，轉帳記錄，聊天截圖，還有一份份手寫的情況說明。她把這些東西整理得清清楚楚，用迴紋針別好，按時間順序碼放。每次去維權，她都揹著這只袋子，像揹著一個沉重的證據，也像揹著一個無法放下的執念。袋子越來越舊，邊角磨破了，她用透明膠帶粘了又粘，粘得皺皺巴巴，但還是捨不得換。
有一次她們坐火車去外地，去平臺公司註冊地的監管部門。一路上她抱著那只袋子，不敢睡覺，怕丟了。老張說，丟了也沒關係，反正也沒人看。她搖頭，說不行，這是我的命。老張不說話了，車廂裡很安靜，只有輪子碾過鐵軌的聲音，單調而漫長。她看著窗外，天色漸暗，田野上散落著一些燈光，遠遠的，像是另一個世界。
那趟沒有結果。她們被告知要走法律程序，但律師說這種案子很難，平臺已經沒有資產了，就算判下來，也執行不了。她聽著這些話，臉上沒什麼表情，只是手裡攥著那只環保袋的提手，攥得指節發白。回來的路上，老張說，要不算了吧，認命。她沒接話，低頭看著自己的鞋，鞋面上落了一層灰，像是走了很遠很遠的路。
後來群裡的人越來越少。有的放棄了，有的去打官司，有的據說拿回了一點錢，但大部分人就這麼散了，像一場雨後的水窪，慢慢蒸發，最後什麼也不剩。李阿姨還在堅持，每個月去一次信訪辦，帶著那只袋子，坐在那個臺階上。有時候有人陪她，有時候就她一個人。她也不說話，就那麼坐著，從早上坐到下午，直到保安來勸，說該關門了。
我最後一次見她，是在一個陰天。她還是坐在那兒，袋子放在身邊，裡頭的材料好像又厚了些。我走過去，叫了她一聲，她抬頭看我，眼神有點恍惚，過了一會兒才認出來。我問她，還在等嗎？她點點頭，說，等著呢。我說，等什麼？她想了想，說，也不知道等什麼，就是不想不等。
風吹過來，把她花白的頭髮吹亂了。她伸手理了理，動作很慢，像是已經沒有力氣。我看著她，突然覺得，這個精明了一輩子的女人，最後栽在一個叫"普惠金融"的夢裡，不是因為她貪心，也不是因為她愚蠢，而是因為她信了。她信那些蓋著章的合同，信那些穿西裝的人，信這個世界還講規矩。而當這個信任碎了，她就只剩下那只磨破了邊角的環保袋，和坐在冰涼臺階上的，一個下午又一個下午。
後來我搬了家，再沒見過她。聽說維權群早就解散了，有的人拿回了一點本金，有的人什麼也沒拿到。李阿姨是哪一種，我不知道。只是有時候路過銀行，看見門口那塊大理石臺階，還是會想起她，想起她揹著那只袋子，坐在那兒，像一尊雕塑，像一個標點，停在這個時代匆忙的句子裡，無聲，但沉重。

造物者的孤獨

瑪麗·雪萊寫《科學怪人》，年方十九，正值拿破崙兵敗、歐洲一片廢墟之際，日內瓦湖畔的別墅裏電閃雷鳴，一個少女在夜夢中驚醒，見到一個蒼白的學者跪伏於怪異的骸骨之前，於是誕生了西洋文學史上最悲涼的一個問題：人類能否扮演上帝？兩百年過去，這個問題不但沒有答案，反而愈來愈沉重，因為科學的進步使它不再是哲學的空想，而成了實驗室走廊裏低迴的腳步聲。戴托羅（Guillermo del Toro）等這部電影等了二十年，一個墨西哥天主教徒，帶著對聖徒與怪物的虔誠困惑，終於在威尼斯的金獅面前攤開了他心中那部最私密的《新約》。此片不是恐怖片，是一場關於父與子、造物者與被造物之間永不和解的神學辯論，只是場景搬到了冰天雪地的北極與積雪的歐羅巴。奧斯卡·伊薩克（Oscar Isaac）飾演的弗蘭肯斯坦，一臉傲慢，卻掩不住靈魂深處的惶恐，那惶恐不是怕怪物，而是怕自己的創造物開口說話之後，說出的竟是自己最不願聽見的真相。傑各布·艾洛迪（Jacob Elordi）以超過兩米的身軀與沉重的義肢妝容詮釋那個無名的造物，眼神裏有一種比任何演技訓練都更原始的東西——被拋棄的悲哀，無從申訴，無處歸宿，如同但丁地獄第一圈裏那些無辜者，既非罪人，又無天堂可入。戴托羅說，他從小不懂聖徒是什麼，直到在銀幕上看見波利斯·卡洛夫，才明白聖徒的臉應該長成那個樣子——受苦而無辜，受辱而不報。這句話道盡了此片的精神核心：怪物是聖徒，博士是魔鬼，而文明世界袖手旁觀，自以為置身事外。瑪麗·雪萊寫此書之時，心中悼念的是她夭折的孩子，是那些呼喚一生卻再無迴音的生命；戴托羅讀此書之時，感受到的是每一個被時代棄置者的尊嚴，是那些因出生於錯誤的地方、錯誤的時代而遭到世界憎恨的無辜靈魂。二者相遇，便有了這部製作奢華而內心荒涼的傑作，在奧斯卡奪得三座獎盃，卻最應該獲獎的，是它對人類殘忍本性那一份不帶說教、只帶悲憫的凝視。

 

紅顏薄命

荔枝是水果之中最懂得製造遺憾的一種。它美，美得毫不含糊，外皮鮮紅，剝開之後是瑩白的果肉，晶瑩如玉，汁水豐沛，香甜中帶著一絲花蜜的氣息，放入口中，幾乎像是某種不該屬於凡間的東西，然而它偏偏又是最短命的，離枝之後一日色變，二日香變，三日味變，白居易說「一日而色香味盡去」，略嫌誇張，但大意不差，荔枝的美麗是倒計時的美麗，從它離開樹枝的那一刻起，便開始走向衰敗，這種無常，令它在所有水果之中，獲得了一種近乎悲劇的詩意。楊貴妃與荔枝的故事，中國人人皆知，唐明皇為博美人一笑，命人從嶺南快馬加鞭送荔枝至長安，沿途驛站換馬不換人，一騎紅塵，馬蹄揚起的塵土裡，藏著一個帝國為一個女人耗費的荒唐心力。杜牧的詩寫得刻薄：「一騎紅塵妃子笑，無人知是荔枝來」，笑裡有諷，諷的是帝王的昏聵，諷的是美色的禍水，然而後世讀此詩，記住的往往是那一騎紅塵的浪漫，忘記了詩人的諷刺，人類的記憶從來如此，傾向於保留美好，過濾掉批判，這是一種自我保護，也是一種自我欺騙。荔枝原產嶺南，廣東人對荔枝的感情是骨子裡的，不需要解釋，也解釋不清。增城掛綠，一顆可以拍賣至天價，那一抹若有若無的綠線繞腰而過，便是身份的象徵，是味覺貴族的徽章，廣東人談起增城掛綠，語氣裡有一種難以掩飾的驕傲，那驕傲與愛國無關，與民族無關，純粹是一方水土對另一方水土的傲然，是嶺南人在中原文化長期俯視之下積累了幾百年的一口悶氣，借一顆荔枝吐了出來。蘇東坡被貶惠州，心情本應鬱悶，卻寫下「日啖荔枝三百顆，不辭長作嶺南人」，這兩句詩歷來被解讀為豁達，被解讀為以美食化解貶謫之苦，然而細想之下，未免也有幾分無奈，一個人被流放到蠻荒之地，只能靠著水果的甜來說服自己留下來，這份豁達裡頭，其實埋著相當深的落寞，只是蘇東坡是蘇東坡，他有本事把落寞寫成瀟灑，把無奈寫成達觀，這是文人的技藝，也是文人的自救。西方世界認識荔枝，是很晚近的事，超級市場賣的荔枝多是罐頭或冷凍，新鮮的偶有售賣，價格不菲，洋人好奇地剝開，咬一口，往往露出驚喜的神情，說像玫瑰，像葡萄，像某種他們叫不出名字的花香，說來說去，終究找不到一個準確的西方參照物來比擬荔枝的滋味，因為荔枝的滋味本來就是中國南方獨有的，是那片紅土、那個濕熱的夏季、那種不可複製的地理與氣候共同釀造出來的，不是任何西方語言能夠準確翻譯的，litchi這個英文名字，不過是粵語「荔枝」的音譯，是南方人對洋人說，我不需要你的命名，我自己的名字已經夠好了。荔枝每年只來一次，來了又去，去了便要等一整年，多少人在荔枝季節狼吞虎嚥，吃得上火，吃得流鼻血，卻仍舊停不下來，因為心裡清楚，過了這村便沒這店，人對短暫之物的貪戀，向來比對長久之物更深，更不理性，也更真實，荔枝把人性這一面照得清清楚楚，卻從不開口評判，只是年復一年，紅著臉，掛在枝頭，等你來摘，等你來貪，等你吃完了，拍拍手，再等下一個夏天。

 

人間錄：紙上的黃昏

秋天來得早，書店門口的梧桐葉就落得急。我那陣借住在文化街尾的小旅館，每日出門買煙時總要經過方先生的店。店面很窄，一側被新開的奶茶鋪擠著，另一側是關了的錶行，門楣上掛著褪色的木匾，寫"求知書屋"四個字，筆畫瘦硬，像人的骨頭。我第一次推門進去，被裏面的灰塵味嗆了一下。方先生坐在櫃檯後，正用放大鏡看一本舊書的版權頁，頭也不抬，只說，看什麼自己找。我說隨便看看，他嗯了一聲，又埋回書裏去了。書架很高，擠得滿滿當當，多是些哲學、歷史、文學一類，沒有教輔，沒有成功學，連暢銷書都少見。書脊上落了灰，有些書頁泛黃捲邊，像在櫃子裏蹲了很多年。我抽出一本《存在與時間》，封面已經脫膠，方先生忽然開口，說這書是八七年三聯印的，現在找不到了。我回頭看他，他還是沒抬頭，只是眼睛從鏡片後掃過來，像在掂量我這個人配不配翻這本書。

後來我幾乎每天去，有時買書，有時只是坐一會兒。書店裏有張舊藤椅，坐上去嘎吱響，方先生也不趕人，自己泡茶，有時分我一杯。茶很淡，幾乎沒味道，但他總說這是白茶，要慢慢喝才有回甘。我問他店裏生意怎樣，他笑笑，說能活著。他說話不多，聲音低，帶點沙啞，像舊收音機裏傳出的聲音。他六十來歲，頭髮半白，穿一件洗得發硬的藍布褂子，褂子肘部磨出了光。他的手指很長，翻書時動作輕柔，像在撫摸什麼活物。我見過他給書做記錄，用鋼筆在小本子上寫，字跡工整，每一本的來歷、版本、品相都記得清清楚楚。他說，書是有命的，你得記著它從哪兒來，才對得起它。

有一回他指著書架上一排發黃的舊書對我說，這些都是老教授捐的。教授姓陳，退休後住在附近，攢了一輩子的書，兒女都在國外，不要這些。老人走之前把書託給他，只說，賣給讀得懂的人。方先生收下了，也沒賣出去幾本。他說這些書太重，現在的人拿不動。我問什麼叫太重，他說，字重，命也重。他指的那排書裏，有《資本論》，有《悲劇的誕生》，有顧準的文集，還有一本很舊的《第三帝國的興亡》，書頁邊緣有鉛筆批註，字跡細小，像螞蟻爬過。我翻開看，有一行寫著：人不能兩次踏進同一條河流，但歷史可以。我問這是誰寫的，方先生說，不知道，可能是陳教授，也可能是更早以前的人。書這東西，經手的人多了，命運就疊起來了。

那年夏天街上開始拆遷，老房子一棟棟倒下，換上玻璃幕牆和霓虹燈。文化街也在改造範圍裏，房東來通知說房租要漲，漲到原來的三倍。方先生聽了，只是點頭，沒爭也沒求，像早就知道會有這一天。朋友們勸他，說現在流行直播帶貨，你書這麼多，講故事也能賣；或者搞個網店，弄點暢銷書和教輔，總比守著這些老古董強。方先生聽了，笑笑，說我不會。他們說不會可以學，他搖頭，說學不來了。他這一生只做過一件事，就是賣書，而且只賣他覺得值得賣的書。他說，有些書不能論斤賣，那是在賣命。

最後一個月，他開始整理書。把書按年代、類別分好，該留的留，該賣的賣，實在沒人要的，就捆起來放着。我去的時候，他正蹲在地上綁繩子，一摞摞哲學書碼得整齊，像一座座小墳。他說，這些書跟了我二十多年，現在要送它們走了。我問送哪兒去，他說廢品站，一塊五一斤。我聽了心裏一緊，說要不我買幾本。他抬頭看我，眼裏有種說不出的溫和，說你買得了幾本？這些書的命，不在你手裏，也不在我手裏。他說完又低頭去綁繩子，動作很慢，像在做一場告別。

最後一天，我又去了。門外的奶茶店排著長隊，音樂震天響，年輕人舉著手機自拍，笑聲尖利。書店裏卻很安靜，方先生坐在僅剩的幾堆書中間，面前擺著一把紫砂壺，兩個杯子。他見我來，說，坐吧，陪我喝完這壺。我坐下，他給我倒茶，茶水清亮，帶著淡淡的苦味。我們沒說話，只是喝茶，聽外面人聲鼎沸，像另一個世界的喧嘩。他忽然開口，說，你知道嗎，我年輕時也想過做別的，開飯館，跑運輸，可最後還是回到書這兒來了。他說，書這東西，不賺錢，可它讓人記得自己是個人。我問他以後怎麼辦，他說，不知道，也許回老家，也許找個地方再開，也許就這樣了。他語氣很平，像在說別人的事。

我走的時候，他送到門口，身後是空蕩蕩的書架，像一副被抽掉骨頭的軀殼。街上的梧桐葉又落了一地，風吹過來，把葉子捲起又放下。他站在門口，手插在褂子口袋裏，望著街的盡頭，像在等什麼，又像什麼都不等了。我說，保重，他點點頭，說，你也是。我轉身走了幾步，回頭看，他還站在那兒，瘦削的背影融進秋天的光裏，像一本被翻舊了的書，安靜地立在那兒。

後來我離開那座城，再沒回去過。偶爾想起方先生，想起那間逼仄的書店，想起他泡的淡茶和他說過的話——書是有命的，你得記著它從哪兒來。我也想起那些被捆起來論斤賣掉的哲學書，想起它們曾經被誰翻過，在誰的桌上放過，又被誰批註過。那些字和思想，像人一樣，也有自己的命運，也會被時代裁決，被遺忘，被論斤稱量。可它們畢竟存在過，在某個角落，某個人的手裏，發過光，也就夠了。而那些守著書的人，像方先生，像陳教授，像所有在時代縫隙裏堅持過什麼的人，他們的命運也被寫進了那些書裏，安靜，固執，帶著一點微弱的亮光，在風裏站著，直到最後。

苤藍這個人

苤藍這個名字，本身便是一個謎，叫起來拗口，寫起來費力，「苤」字冷僻，許多讀過大學的中國人，見了它仍要遲疑片刻，不確定自己念的是否正確，這已說明苤藍在中國蔬菜的版圖上，是一個長期被忽視的邊緣人物，混在菜市場的一角，無人問津，偶爾被一位老太太拎起來翻看，又放下，嘆一口氣走開。苤藍的學名叫球莖甘藍，是歐洲來的移民，屬十字花科，與捲心菜、花椰菜系出同門，德國人叫它Kohlrabi，此名倒比中文名直白得多——kohl是甘藍，rabi是蕪菁，合起來便是「甘藍蕪菁」，一目了然，德國人做事，向來如此，不喜歡繞彎子，說你是什麼便是什麼，不像中國人，非得給一樣尋常食物取一個叫人摸不着頭腦的詩意名字，彷彿名字越神秘，身價便越高貴。然而苤藍的外形，確實難以用一個單純的名字概括，它長得像一個被外星人改造過的蘿蔔，渾圓的球莖從土裡冒出地面，頂着幾根修長的葉柄向四方伸展，乍看之下，像一隻綠色的章魚，又像某種蒸汽龐克美學裡的機械裝置，在所有蔬菜之中，論外形之奇異，苤藍足可奪魁，偏偏又長得那樣理直氣壯，全無羞赧之意。西方人對苤藍的熱情，遠勝中國人，德國人燉肉時愛放苤藍，法國人將它切絲做成沙律，東歐諸國的農民拿它充飢過冬，在歐洲，苤藍是有尊嚴的蔬菜，上得了桌面，入得了食譜，不似在中國，始終只是一道可有可無的涼拌小菜，切絲加鹽，撒幾粒芝麻，點幾滴香油，就這樣打發了事，其潦草，令人扼腕。苤藍的滋味，是那種初嚐之下叫人驚喜的清脆，水分充沛，甜中帶着一絲十字花科特有的微苦，這苦是有教養的苦，不蠻橫，不纏綿，一閃而過，像一個識趣的客人，坐了片刻便告辭，不叫主人為難。袁枚在《隨園食單》裡論蔬菜，最重「本味」二字，說好食材無需多加調料，自有天然之美，苤藍若是入了袁枚的法眼，想必能得幾句讚語，可惜袁枚生在江南，一生縱情於蓴鱸之思，未必有緣與這北方來的球莖相逢，此乃飲食史上一段小小的遺憾。中國人不重視苤藍，折射出一種根深蒂固的審美偏見，凡是長相怪異、名字生僻、來歷不明的食物，往往先被判了死刑，再談其他，這與中國社會對待異類人物的態度，如出一轍，一個人若是生得不合規格，行事不按常理，縱使腹有才華，也難逃被冷落的命運，苤藍混跡菜市場數百年，深知此中滋味，卻也坦然，它從不試圖偽裝成白蘿蔔或者捲心菜，就這樣頂着一副奇形怪狀的身軀，安之若素，自得其樂，這份從容，倒是許多人一輩子修煉不來的。世上有一種人，如同苤藍，生得不討巧，名字不響亮，放在人群裡毫不起眼，然而一旦你有緣識得，方才發現其中別有洞天，滋味深長，不比那些外表光鮮的名物遜色半分，只是這世道太匆忙，肯停下來拎起苤藍細細端詳的人，越來越少了。

 

人間錄：夜班護士沈小燕

 

走廊的燈在夜裡是另一種亮。
我在武漢住過一段時間，是某年春天剛過的初夏，天氣熱得來得突然，前一週還能穿外套，後一週就換上了短袖，人還沒有準備好，熱就已經來了。我住在江漢區一棟舊樓裡，樓下有一家小超市，超市旁邊是一家藥店，藥店旁邊是一條小巷，小巷走到頭，有一家叫做平安醫院的私立小醫院，門口放著兩個花壇，花壇裡種著月季，紅的，開得很認真，像是要用力證明什麼。
她住在我同一棟樓的五樓，我三樓，我們共用一個樓道，有時候在樓道裡碰見，她穿著護士服，白的，有時候下班回來，護士服上有時候有什麼東西，她用手遮著，低著頭上樓，有時候是剛上班要出門，走得很快，鞋底在樓道裡發出急促的聲音，咚咚咚，消失在樓道口。
她叫沈小燕，三十四歲，湖北孝感人，在平安醫院做護士，上夜班。
我們認識，是因為一隻貓。
那隻貓是樓道裡的流浪貓，灰白色，脾氣好，誰給吃的都接受，誰抱都讓抱。某天傍晚我下樓，見她蹲在樓道口，把手裡的東西一點一點餵給那隻貓，貓吃得很專注，她看著貓，神情很安靜，像是看一件讓她放鬆的事情。我說，你也餵牠，她抬起頭，笑了一下，說，餵了好幾個月了，牠認得我，我上夜班，有時候回來天還沒亮，牠在門口等著，不知道是等我還是等吃的。說完自己笑了，笑得有點累，但是真的笑。
後來我們在樓道裡說過幾次話，知道了她的一些事。
她是孝感農村的孩子，家裡兩姐妹，她是老大。父親種地，母親身體不好，有風濕，天氣變化就痛，痛起來不能下地幹活，很多年都是父親一個人撐著。她讀書時成績還好，但家裡供不起她讀本科，就讀了衛校，學的護理，畢業出來，考了執照，來武漢找了這份護士的工作，一做就是十一年。
她說起剛來武漢的那幾年，說得很簡單，說不適應，城市太大，醫院裡的事情太多，人來人往，什麼都有，喜的，悲的，急的，突然就沒了的，她說剛開始夜班，有時候交班之後走出醫院，天剛亮，站在門口，覺得自己空了，裡面的東西都被掏走了，但又說不清楚被什麼掏走的。後來做久了，她說，就是做久了，那些事情還是重，但扛得住了，知道怎麼放，放在哪裡，不讓它把自己壓垮。
她上夜班，是從晚上八點到早上八點，十二個小時，中間不能睡，要一直在，有時候病區平靜，就是巡視，檢查，記錄，一遍一遍；有時候突然出狀況，整個人就要繃起來，跑，處理，配合醫生，再跑，再處理，等狀況穩下來，已經不知道是夜裡幾點了。她說夜班最難熬的是凌晨三點到四點那段，那段時間人最困，眼皮往下墜，她就去喝涼水，或者去洗手間用冷水拍臉，再出來，繼續走那條走廊。
她值夜班的病區是老年病區，住的大多是七八十歲的老人，有時候老人夜裡睡不著，叫她去，她去了，坐在床邊，問哪裡不舒服，老人說不是哪裡不舒服，就是睡不著，就是想說說話。她就坐著，聽老人說，說兒子不來，說老伴走了，說年輕時的事，說想回老家，什麼都說，她聽著，偶爾應一聲，老人說著說著，困了，睡了，她站起來，把被子掖好，出來，關上門，繼續走那條走廊。
她跟我說過一件事，說有一個老人，在病區住了很長時間，家裡人來看，從來不多待，坐一會兒就走，有時候打來電話，說這個月太忙，下個月再來。那個老人夜裡常叫她，叫了好幾個月，她每次去，老人就拉著她的手，說，小燕啊，你坐一會兒，她坐，坐到老人睡了，再走。後來那個老人走了，走的那個夜裡她不當班，是同事打電話跟她說的，她那天休息，在家裡，聽了，放下電話，在床邊坐了一會兒，沒有哭，就是坐著，坐了一會兒，起來，去廚房燒了一壺水，站在那裡等水燒開，水燒開了，她又站了一會兒，才把火關掉。
她離過婚，結婚兩年，對方是武漢本地人，嫌她夜班太多，說兩個人日子過得顛倒，她休息他上班，她上班他休息，見不著面，像兩個陌生人住在一起，說了很多次，改不了，就散了。她說散了就散了，這份工作沒法換，換了，這麼多年白做了，再說，她說，也不是只為了錢，她說不清楚，就是覺得，還是要繼續。說這話的時候，她低著頭，手裡還拿著餵貓的東西，那隻貓已經吃完，在她腳邊蹭，她彎下腰，摸了摸貓的頭，貓咪了一聲，她又笑了那種有點累的笑。
她一個人在武漢，朋友不多，平時休息，睡覺，買菜，做飯，有時候去超市，有時候就在樓道裡餵餵貓，日子過得很窄，但她自己好像不覺得窄，或者知道窄，但不去想，先過今天。她每個月給父母寄錢，母親的藥錢，家裡的開銷，剩下的留著，存著，說以後用，用在哪裡，她也沒有想得太清楚，先存著。
有一次我們在樓道裡說話，說到她妹妹，她妹妹在孝感，嫁了人，有了孩子，日子過得普通，但平穩。她說妹妹羨慕她在大城市，她有時候羨慕妹妹，早上起來，孩子在旁邊，熱熱鬧鬧的，不用上夜班，不用走那條走廊。說完停了一下，說，但也就是想想，各人有各人的活法，羨慕有什麼用，羨慕不來的。
我離開武漢是初夏已經深了的時候，熱得很扎實，走在外面，太陽落在身上像是一張手，壓著你，不讓你走太快。我去道別，她剛下夜班回來，護士服還穿著，頭髮有些亂，但眼睛是亮的，那種亮不是神采飛揚的亮，是一個人撐過漫長夜晚之後，天亮了，自然透出來的亮。我說我走了，她說，走了啊，一路平安，說完彎下腰，那隻貓又來了，她摸了摸牠，說，去，進去睡了，像是在跟貓說，又像是在跟自己說。
下了樓，回頭看，月季還開著，紅的，在初夏的陽光裡，開得很滿，花瓣展開，不留餘地，彷彿不知道花期是有限的，或者知道，就更要開得徹底。
平安醫院的走廊在白天是普通的走廊，燈亮著，人來人往，氣味是消毒水的氣味，普通，日常。但在夜裡，在凌晨三點那段最深的黑暗裡，有一個人穿著白色護士服，走那條走廊，一個房間一個房間，輕輕推開門，輕輕看一眼，輕輕帶上門，走下去，走廊的燈在她前後都亮著，把那條路照得清楚，她走在那個光裡，不快不慢，那個光和那個人，在夜裡是一種很樸素的存在，樸素到幾乎不被看見，卻是真實的，每一個沉睡著的病人，和每一個在夜裡被輕輕照料著的老人，都是因為有那個光和那個人在，才能睡得安穩一些。
窗外的月季在風裡輕輕動了一下，花瓣沒有落，只是動了一下，又靜止了，紅色在陽光裡，很深，很穩，也很好看。

蕨菜的前世今生

蕨菜是一種有資歷的食物，這資歷不是以朝代計，而是以地質紀元計，蕨類植物出現在這個星球上，已有三億年之久，恐龍尚未登場之時，蕨已在潮濕的山坡上舒展着它那捲曲的嫩芽，靜靜等候，等候那些後來居上的龐然大物，又等候它們轟然滅絕，然後繼續生長，繼續等候，輪迴往復，不動聲色。人類以萬年計算自己的文明，已覺得古老，蕨菜聽了，大約連眉毛也不屑於挑一挑，此等定力，此等淡然，不是修煉出來的，是熬出來的，三億年的沉默，造就了一種超越榮辱的從容，這境界，佛家謂之無我，蕨菜渾然不覺，卻已身在其中。《詩經》裡有采蕨的記載，「陟彼南山，言采其蕨」，那是三千年前的事，周朝的女子挎着竹籃上山，在林間的陰濕之地彎腰採摘，神情專注，裙裾沾露，這畫面透過詩行流傳至今，讀起來有一種靜謐的美，比任何山水畫都更有呼吸感，因為那裡面有人，有勞動，有一個具體的春日清晨。伯夷叔齊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薇與蕨皆是山野嫩芽，兩位殷商遺老以此果腹，餓死山中，留下一段千古節義的佳話，後人感其志，卻少有人細想，那每日的采薇采蕨，究竟是怎樣一種滋味，餓着肚子在山坡上尋覓，找到幾莖嫩芽，生吃還是煮食，用什麼器皿，這些細節，史書不載，文人不問，因為氣節是主角，飲食是背景，然而飲食才是真實的生命，氣節不過是飲食的註腳，捨本逐末，此乃中國文化的老毛病。蕨菜的外形，天生便帶着一種文人氣，嫩芽初出，頂端捲曲如拳，又如古琴的琴頭，又如某種遠古的問號，彷彿它對這個世界始終抱有一份不確定，不肯輕易舒展，要先捲縮着打量一番，確認無虞，方才緩緩展開，這份謹慎，在植物中殊為少見，倒令人想起某類飽經滄桑的老人，不輕信，不輕言，開口之前先沉吟片刻，因為他們見過太多倉促表態之後的悔恨。蕨菜的做法，以涼拌為正宗，焯水之後，加鹽、蒜、辣椒油、香醋，拌勻上桌，色澤墨綠，入口滑嫩，帶着山野特有的草木清氣，微微的澀，是蕨菜的個性，欲去之而不能，去了便不是蕨菜，正如一個人身上的稜角，打磨殆盡之後，圓滑有餘，卻再無可觀之處。日本人對蕨菜的偏愛，不亞於中國，他們用蕨的根莖提取澱粉，做成蕨餅，質地晶瑩，軟糯如羊脂，蘸上黃豆粉與黑糖蜜，入口即化，是一種需要在安靜中細細品味的甜，配一盞抹茶，在榻榻米上坐定，窗外是庭院裡的幾竿青竹，這意境，比許多刻意經營的風雅，來得更加自然。現代人追捧野菜，蕨菜因此重新熱鬧起來，時髦餐廳將它擺盤，加幾滴松露油，撒幾片食用花瓣，賣出高價，食客拍照上傳，配文說親近自然，返璞歸真，蕨菜三億年來第一次上了社交媒體，不知作何感想，大約仍是那副無動於衷的神情，見過了恐龍的興衰，這點人間熱鬧，算得了什麼。

 

春筍出土記

春筍這樣東西，天生便帶着一股急迫，它不像冬瓜那樣懶洋洋地躺在地上曬太陽，也不像茄子那樣優哉游哉地掛在枝頭等人來摘，它是向上的，破土而出，一夜之間竄高數寸，彷彿這世界虧欠了它什麼，要在最短的時間內連本帶利一併討回，這種急切，在蔬菜中絕無僅有，倒頗似某類年輕人，踏入社會，雄心勃勃，恨不得今日種樹明日便坐在樹蔭下乘涼，令旁觀者莞爾，又隱隱感到一種親切。中國文人對竹的崇拜，由來已久，鄭板橋一生畫竹，說竹有氣節，寧折不彎，這話說得義正詞嚴，卻未免迂闊，竹子哪裡懂什麼氣節，它不過是按照自己的天性生長，文人將一腔懷才不遇的鬱氣投射其上，竹子無辜受封，成了道德的象徵，而春筍作為竹的童年，卻從未享受過這份清高的榮譽，它被人挖出來，剝了殼，切了塊，下鍋燉煮，命運與氣節，全不相干，反而活得比那些被供在案頭的竹更真實，更有人間煙火的溫度。春筍的殼，是一重又一重的，褐色帶絨毛，層層包裹，剝起來費時費力，每剝一層，都以為到了盡頭，卻發現裡面還有，如此往復，直至最後露出那一截白嫩的筍肉，方才大功告成，此情此景，令人想起人與人之間的了解，也是如此費力，以為看透了，其實不過剝去了第一層，真正的內裡，深藏不露，輕易不示人。春筍的鮮，是一種霸道的鮮，初入口時清甜，細嚼則鮮味層層遞進，帶着竹林的青氣與泥土的潤澤，那是江南三月特有的味道，微雨，濕石，遠山如黛，這味道在北方是吃不到的，即便運去，也已折損大半，正如江南的才子移居北地，文章照舊是好文章，但那股靈秀之氣，終究差了一口潮濕的春風。後人借蘇東坡之名作了一首打油詩：「無竹令人俗，無肉使人瘦，若要不俗也不瘦，餐餐筍煮肉。」雖非東坡親筆，卻膾炙人口，流傳許久，可見筍與肉乃天生一對，缺一不可，筍吸豬肉之脂香，豬肉借筍之清氣，兩者相輔相成，各取所需，竟是一段模範的搭配，世間許多佳偶，不過如此道理，一個出塵，一個入世，一個清高，一個煙火，看似格格不入，實則互補互生，拆開來各自不完整，合在一處方才成全。上海人燒春筍，講究「醃篤鮮」，用火腿、鮮肉、春筍同燉，文火慢煨，湯色乳白，鮮味深厚，「篤」字是上海話，形容小火慢燉時鍋裡發出的那種咕嘟聲，取其象聲，恰到好處，這一個字，比任何食評家的洋洋千言都更傳神，可見語言的精妙，有時不在於文法的嚴謹，而在於對生活細節的敏感與捕捉。西方人不大吃筍，偶爾在中餐館的菜式裡見到幾片罐頭筍，軟塌塌的，毫無生氣，與新鮮春筍相去十萬八千里，他們大約以為筍不過如此，豈知那罐頭裡的，早已死去多時，吃的不是春筍，不過是春筍的屍體，要論春筍的真滋味，非得在江南的三月，趕早市，買剛出土的，帶泥帶殼，抱回家去，立刻下鍋，方才不負這一年一度的春光，稍有遲疑，便是辜負，而辜負春光這件事，中國人向來引以為恥。

 

人間錄：他不下棋

認識他的第一天，他就把棋盤收起來了。
那是湖南懷化的一家小旅館，旅館的公共休息區放著一張棋桌，棋盤畫在桌面上，漆已經磨淡，圍棋的棋子散放在一個舊鐵盒裡。我到的那個傍晚，他正坐在那張桌子旁邊，但棋盤上什麼也沒有，他只是坐著，兩手放在腿上，看著窗外。我問他，要不要下一局，他看了我一眼，說，不下，把那個鐵盒推到桌子邊上，像是做了一個決定，這件事，今天不做。
後來我知道，那個鐵盒他每天都推開，每次有人問他下棋，他都說不下。
他叫陳克明，六十三歲，在這家旅館住了將近一年。不是路過，就是住著，每個月付房錢，吃旅館附近的小館子，每天早上出去走一圈，下午回來，坐在那張棋桌旁邊，看窗外，或者看書，書是從旅館旁邊的舊書攤上買來的，各種各樣，沒有特定的類別，買到什麼看什麼。
旅館的老闆是個中年女人，姓譚，待他很好，大約是因為他付錢從不拖，又從不惹事，住得越久，譚老闆對他越客氣，像對一個長期的老朋友，有時候多給他打一點菜，有時候替他把衣服拿去洗，他道謝，她說沒事，兩個人就這樣，各自在各自的軌道上，但軌道之間，有一種說不清楚的溫度。
我在懷化住了半個月，和他說過很多次話，他不是不說話的人，但說話需要時機，時機對了，他能說很多，時機不對，問什麼都是簡短的答。
他原來在長沙，做過建材生意，說做過，是因為那生意黃了，不是經營不善，是合夥人出了問題，他把這件事說得很簡單，說合夥人捲了帳走了，他負債，處理了很多年，把能還的都還了，剩下的還在還，每個月從他的存款裡自動劃走一筆，他說他做了一張表，表上是還款的進度，還多少，剩多少，每個月更新一次，他說再有四年，就還清了。
他說這話的時候，語氣裡沒有什麼特別的情緒，就是一個事實，一個需要四年才能完成的事實，他接受了，在接受裡繼續過日子。
我問他，那個合夥人，你恨他嗎，他說恨，當然恨，但恨了幾年，發現恨把自己的力氣用掉了，用在一個不在這裡的人身上，不合算，就不恨了，不是原諒，是不合算。這幾個字，不合算，說得很平，但裡面有一種東西，是一個人把很長時間的憤怒，一點一點收回來，收回到自己身上，用來活著的那種東西。
他在懷化，不是因為懷化有什麼，是因為從長沙往南走，坐火車，懷化是他買得起的那一站，下了車，找了旅館，住下，就住著了。他說這個地方好，山多，安靜，不像長沙那麼快，快讓他煩，他現在需要慢的地方。
他有過家，妻子在債務最難的那幾年離開了，他說她走得對，那幾年沒有好日子過，她跟著也是受苦，走了，在別處過好日子，是對的。我不知道他說這話是不是真的這麼想，還是說給自己聽的，說了許多次，說到自己也相信了，這兩種可能，也許都有，也許分不清楚。
有一個兒子，在廣州，做工程，和他不常聯繫，逢年過節發個消息，有時候他主動打過去，兒子接了，說幾句，掛了，他說兒子不是壞孩子，就是那些年的事，讓父子之間有什麼東西，裂了，裂了之後，時間沒有把它合上，他也不知道怎麼合，就這樣，各自過，偶爾聯繫，像兩條平行的線，知道對方在，但不交叉。
那個不下棋的理由，我最後一天在懷化才知道，是他自己說的，說，以前喜歡下棋，和合夥人，經常下，那個人棋下得好，比我好，我一直輸，我們下了十幾年的棋，他一直贏，後來他捲錢走了，我想，他贏了一輩子，棋上也贏，錢上也贏，我不想再下了，下棋讓我想起他，不下。
說完，他自己笑了，笑得有一點苦，但是真的笑，那個笑裡有一種東西，像是他終於能把這件事說出來笑一笑，說出來就輕了一點，輕不了太多，但是一點。
我走的那天早上，他坐在那張棋桌旁邊，窗外的懷化，秋天的山，雲在山上壓著，灰白色，舊書攤還沒有開，街上的人不多，他手裡拿著昨天買的那本書，沒有看，就拿著，放在腿上，看窗外。
我和他道別，他站起來，說，走好，我說好，他重新坐下，拿起書，翻開，開始看，我走出旅館，回頭望了一眼，透過玻璃，見他低著頭，那本書遮住了他大半張臉，只露出額頭，窗外的山和雲是背景，他坐在那個背景前面，讀著一本不知道寫什麼的書，鐵盒還在桌角，棋盤上什麼都沒有，乾淨，空，像一個還沒有開始的東西。
四年，還清了，然後呢，他沒有說，我也沒有問，有些事情，等到了那個時候，自然知道，現在問，早了。

孤身一人，與星河對話

安迪·魏爾此人，是美國理工文明所育出的一個異數。他不寫愛情，不寫政治，不寫美國白人中產在郊區草坪上的靈魂空洞，他只寫一件事：一個人，困在某個不可能的地方，如何用腦子活下去。《挽救計劃》的主角雷尼·格雷斯，一覺醒來，發現自己漂浮在太空深處，身旁兩具同伴的屍體，記憶全失，使命未知——這開局，若是換了歐陸文學的手筆，必然要寫成存在主義的荒誕寓言，寫卡夫卡式的絕望，寫人在宇宙中的渺小與虛無。然而魏爾不。魏爾是加州人，是程序員，是一個相信問題皆有解法的美國樂觀主義者，於是這部小說，竟然寫得如一道道數學題，每解開一題，讀者與主角，同時鬆一口氣，同時微笑。這種閱讀的快感，在當代嚴肅文學中，已幾近絕跡。文學自從擁抱了「深刻」二字，便以為痛苦才是真實，以為解決問題是幼稚，以為快樂的結局是對讀者智商的侮辱。魏爾對此嗤之以鼻，一意孤行地寫他的科學冒險，寫他的太空求生，寫他的友誼，結果反而感動了千萬人。書中最動人之處，不在物理方程，不在星際距離，而在格雷斯與那個來自洛磯星的外星生命「阿基」相遇之後，兩個智慧生命，語言不通，文明迥異，卻憑著音樂、數學、與一份純粹的好奇心，建立起超越種族的情誼。魏爾寫這一段，幾乎是童真的，是儒勒·凡爾納式的古典浪漫，是對人類理性與善意的一次深情的致敬。十九世紀的人相信科學可以拯救世界，二十世紀的兩場大戰把這信念打得粉碎，二十一世紀的人類已學會了犬儒，學會了解構，學會了對一切宏大敘事冷笑以對。魏爾卻像一個時光旅人，帶著一顆維多利亞時代的赤子之心，闖入這個憤世嫉俗的年代，告訴眾人：科學是美麗的，理性是有用的，兩個陌生的靈魂是可以相知的。人或許要笑他天真，然而讀畢此書，掩卷之際，那份久違的輕盈與溫暖，卻又從何處升起，竟久久不散？文明的悲觀，有時不過是疲倦的藉口；而魏爾這樣的作家，不疲倦，不悲觀，只是低著頭，一個問題一個問題地解，一頁一頁地往前走，直到太陽重新亮起來。

酸是一種鄉愁

楊梅是一種只肯在中國南方存活的果物，移不得，運不得，離了江南的水土便枯萎凋零，彷彿一個認定此生只守一地的舊式文人，寧可老死故鄉，也不肯北上求官，這份執拗，在這個什麼都講究全球流通的時代，顯得格外珍稀，也格外可敬。西方人沒有楊梅，英文勉強譯作Chinese bayberry，加了一個「Chinese」的定語，算是承認此物乃中國所獨有，然而bayberry本是另一種北美灌木，兩者風馬牛不相及，不過是洋人找不到對應之物，只好隨手借來一個近似的名字湊數，這與他們把龍井譯作Dragon Well、把臭豆腐譯作Stinky Tofu如出一轍，翻譯之事，從來都是強者對弱者的命名，名字起得好不好聽，全看你話語權的大小。楊梅的季節極短，每年初夏，前後不過半個月，過了便無處尋覓，這種短暫性是它魅力的一部分，人對得不到或即將失去的東西，向來最是執念，楊梅深諳此道，每年只肯露面半月，吊足了饞蟲，叫人年年盼，年年搶，年年吃得滿手殷紅，牙齒發軟，卻年年樂此不疲。浙江人對楊梅有一種近乎宗教的虔誠，慈溪、餘姚一帶，楊梅一熟，山上人頭湧湧，提著竹籃上山採摘，老人、孩子、外來的觀光客，齊聚一堂，嘴裡吃著，手裡採著，臉上掛著那種只有在短暫豐收時才有的滿足神情，這景象幾千年來沒有大變，山還是那座山，梅還是那株梅，唯有山腳下的縣城，樓愈起愈高，路愈修愈寬，傳統與現代就這樣在楊梅樹下無聲地對峙，誰也吞不掉誰。楊梅入酒，是江南人的一項古老發明，燒酒浸楊梅，酒得梅之酸甜，梅借酒之烈性，兩者相互成就，缺一不可，這道理與男女之情暗合，最好的關係，從來都是各自帶著自己的性格，彼此滲透，而非一方消融於另一方。王維有詩：「君自故鄉來，應知故鄉事」，若是江南人離鄉在外，思鄉之際，想的未必是名山大川，很可能只是那一罈楊梅酒，那一口又酸又甜的滋味，那種感覺沒有辦法對外鄉人解釋，解釋了也是徒然，有些東西，你生在那片土地才懂，生不在那裡，說破了嘴也只是隔靴搔癢。楊梅的顏色是極深的紫紅，近乎黑色，捏在指間，汁液立刻染透，洗都洗不乾淨，小時候吃楊梅，母親總是叮囑不許用手抓，要用牙籤挑，孩子哪裡聽得進去，照舊伸手便抓，吃完了兩隻手染得通紅，被母親罵，卻絲毫不悔，因為那個滋味值得，有些事情，明知道要付出代價，還是要去做，這不是不理性，這是人之常情，楊梅早就明白這個道理，所以它把最好的滋味藏在最難洗的顏色裡頭，讓你每一次貪嘴，都要留下痕跡，提醒你，真正美好的東西，從來不會讓你全身而退。

孤獨的方程式：星辰之外的幽默與自救

在挽救計劃之中，Andy Weir並沒有急於討好人類的浪漫幻想，他反而把一個人丟進宇宙的黑暗裡，讓他在無邊的寂靜中，用算術與化學式子與命運討價還價。這樣的故事，若換了法國人寫，必然充滿存在主義的焦慮與虛無；若換成俄國人，則會滲出靈魂的苦寒與上帝的沉默。但美國人寫科幻，總帶著一種工具理性的樂觀，像是在五金店裡尋找螺絲釘，哪怕宇宙正在坍塌，也總相信有一把扳手可以解決問題。於是，那位被命運隨手拋擲的主角，在星際孤島之中醒來，記憶殘缺，身分模糊，卻很快接受了一個近乎荒謬的前提：你之所以活著，是因為你必須解決一個問題。這種敘事的殘酷，帶著一點美式的冷幽默——你不是為了意義而活，你是為了任務而活，至於意義，等你活下來再說。小說最迷人的地方，並不在於那些精密的科學設定，而在於一種奇異的心理狀態：當一個人被剝奪了所有社會關係、文化背景乃至記憶，他還剩下什麼？答案竟然是邏輯，是計算，是對問題本能的拆解能力。這不禁令人想起現代文明的真正底色——我們自以為是情感動物，實際上卻被訓練成一種能在極端環境中維持運算的生物。於是，當他在宇宙深處遇見那個來自異星的「他者」，一切忽然有了微妙的轉折。這段關係，既不是好萊塢式的熱血友誼，也不是哲學家筆下的他者凝視，而更像兩個工程師在不同語言系統下試圖對齊參數——你用聲波，我用符號，我們彼此誤解，卻又逐漸靠近。這種關係的動人之處，在於它去除了文化的裝飾，只留下最原始的合作衝動：我們需要彼此，否則都會死。Andy Weir的筆下沒有悲壯的英雄，只有一個在恐懼與計算之間反覆橫跳的普通人，他會抱怨，會逃避，也會在關鍵時刻做出選擇——這種選擇並非出於高尚，而往往只是出於一種近乎本能的責任感。於是，整個故事像一場精密的實驗，把人類從文明的溫室中剝離出來，觀察他在真空中的反應。最終你會發現，所謂「拯救計劃」，並不是對地球的拯救，而是一種對人類自身的驗證：當一切制度、倫理與記憶都被抽空，人是否仍然願意為他人承擔風險？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麼文明或許還有繼續存在的理由；如果是否定的，那麼宇宙的黑暗，也不過是我們內心的投影而已。

人間錄：三十七張借條

他的抽屜裡有三十七張借條。
不是他借別人的，是別人借他的。他把那些借條拿出來，一張一張攤在桌上，大小不一，紙張各異，有的是撕下來的本子頁，有的是香煙盒紙的背面，有的是正式的白紙，用圓珠筆寫的，用鉛筆寫的，有一張是用毛筆寫的，字很大，力道很重，看得出寫的時候情緒很激動，那種激動壓進筆畫裡，時間久了，還沒有散完。
金額從幾百到幾千不等，總共加起來，他自己算過，是四萬三千八百塊。
我在雲南保山住過一段時間，認識他是在當地一家小麵館裡，他坐在我旁邊吃麵，兩個人都要了同一種麵，老闆上錯了，把他的放在我面前，我的放在他面前，我們換了，就說了幾句，後來在街上遇見，他請我去他家坐，我去了，就看⾒了那些借條。
他叫楊紹明，四十九歲，保山本地人，在鎮上開了一家小賣部，生意不大，賣日用品，賣煙酒，賣米麵油鹽，就是那種每個小鎮都有的、什麼都能找到、什麼都沒有多少的那種小賣部。
他把那些借條攤開，我看了看，問他，這些人還錢了嗎，他說，還了一些，還了的我就把借條還給他，抽屜裡這三十七張，是還沒還的。我問他，有沒有討過，他說，討過幾次，討著討著，覺得沒意思，就不討了，對方也不提，我也不提，就這樣放著。說這話的口氣，不是看開了，也不是沒看開，是一種更複雜的東西，像是他已經把那四萬多塊錢放到一個地方，那個地方不是損失，也不是恩情，就是一個單獨的地方，放著，不動。
他告訴我這些借條的來歷，一張一張，每一張他都記得的對應的人和事。
有一張是鄰村一個修房子的人借的，說等房子蓋好就還，房子蓋好了，那人出去打工，一去幾年，回來見了面，低著頭，他說沒事，慢慢還，那人說好，就又走了，後來那人的老婆來買東西，每次結帳，他多收幾塊，就當在還，兩個人從來不說這件事，但兩個人都知道是怎麼回事，就這樣慢慢兩清，最後那張借條，他自己撕了，沒有還給那家人。
有一張是一個女人借的，她丈夫出了事故，住院，她來借錢，眼睛紅的，他把錢給她，說不用還，她說要還，寫了借條，那借條到現在還在抽屜裡，那個女人後來丈夫走了，自己帶著孩子，日子很難，他從來沒有提過那張借條。
有一張是一個年輕人借的，說是買手機，借了八百塊，後來那個年輕人出去了，再也沒有回來，據說在外面混得不好，也據說混得還行，他不知道真相，那張借條用鉛筆寫的，鉛筆的字已經有些淡了，他怕徹底淡掉，用圓珠筆描了一遍，他也說不清楚為什麼要描，借條不可能讓那個年輕人看見，描了也沒用，就是覺得，那件事在，那個痕跡就該在，模糊了，描清楚，這是他能做的。
我聽他說這些，沒有打斷，他說得不快，有時候停下來，想一想，說一個名字，說那個人現在在哪裡，在做什麼，他知道的，都說，不知道的，就停在那裡，不往下說。三十七張借條，三十七個人，三十七件事，那個抽屜裝著一個小鎮將近二十年的人情冷暖，裝著他自己的四萬多塊錢，也裝著那些借條背後每個人的難處，每個人借錢時的那個時刻，那個時刻，他們都有各自的難，都開了口，都寫了那張紙，那張紙就代表那個時刻，代表那個難，他把它們保存著。
我問他，你恨過那些不還錢的人嗎。
他沉默了一會兒，說，恨沒有，煩惱有過，想過那錢拿回來能做什麼，想過要不要去討，想過覺得自己傻，都想過，但恨，沒有，因為我知道他們借錢的時候是真的需要，真的需要才來借，來借說明還信任我，不信任我，不會來借。停了停，又說，我開小賣部，賣的是東西，但這些年留下來的，不只是東西的錢，是這些人，這些事，這個鎮子，這些借條。這些借條比錢值錢。
說最後那句話的時候，他自己先愣了一下，像是這句話他從來沒有說出來過，只是現在說出來，才知道這是他真正想說的。
他的妻子從裡屋出來，見桌上擺著那些借條，也沒有說什麼，倒了茶放在旁邊，走進去了，顯然不是第一次看見那些借條攤在桌上，早就習慣了，或者早就在那些借條的事上，和他達成了某種沉默的共識。
我離開他家的時候，那些借條已經一張一張收回抽屜裡，抽屜關上，小賣部的貨架在旁邊，米麵油鹽，各有各的位置，各有各的價格，清楚，明白，是另一種帳。
保山的夜來得早，街上的燈亮起來，小賣部的燈也亮著，暖黃色，從玻璃門裡漏出來，照在門口的台階上，照在台階邊上一棵不知名的小樹上，小樹的葉子在燈光裡，綠得有點失真，但是真實的樹，真實的葉，真實的光，放在那條街上，就是那家小賣部的樣子，是它每天晚上的樣子，是它這二十年每天晚上的樣子。
四萬三千八百塊，三十七張借條，一個抽屜，一個人，一個小鎮。數字是清楚的，其他的說不清楚，說不清楚的東西，往往是最重的。

人間錄：空中的獨裁者

十幾年前我路過豫南一個村子，去看一個做田野調查的朋友。車在土路上顛了兩小時，下來時已近黃昏。村裏靜得像被抽空了，只有幾隻雞在牆根刨食。朋友說這村子年輕人都走光了，只剩些老人守着舊房子，像守着一堆不能燒的柴火。我住在村委會的小院裏，房間對着一根歪斜的電線杆，杆頂掛着個高音喇叭，蒙了厚厚一層灰，像個被遺忘的神龕。第二天早上六點，我被一陣刺耳的電流聲驚醒，接着是渾濁的男聲從喇叭裏炸開，在空曠的田野上迴盪。那聲音帶着失真的顫抖，像從罐頭裏倒出來的，隔了好幾層鐵皮。朋友說，那是老趙，村裏的廣播員，當了三十年村支書，退下來後就管這大喇叭。每天早上六點準時開播，雷打不動。
我去找老趙時，他正坐在村委會的小屋裏，面前擺着一隻話筒，話筒旁是一隻搪瓷缸，茶泡得濃黑，像墨汁。他六十多歲，背挺得筆直，穿一件洗得發白的藍色中山裝，扣子一絲不苟扣到領口。見我進來，他點點頭，繼續對着話筒唸報紙。唸的是省報上的社論，一字一頓，像在朗誦聖旨。唸完，他放下報紙，按下錄音機鍵，喇叭裏傳出《東方紅》，聲音被風吹得支離破碎。他端起茶缸喝一口，眼睛盯着窗外的電線杆，像在檢閱自己的軍隊。
朋友說老趙年輕時是生產隊長，後來當支書，管過全村的口糧分配、計劃生育、修路挖渠。那時候村裏有兩千多人，開大會時黑壓壓一片，他站在臺上講話，底下鴉雀無聲。他的聲音天生洪亮，不用喇叭也能傳出去老遠。有人說他嗓門大是因爲小時候喊牛喊出來的，也有人說是因爲他心裏憋着一股勁，不喊出來就堵得慌。他自己從不解釋，只是每次講完話，都要喝一大口濃茶，像要把聲音壓回肚子裏。
村子空了是這十幾年的事。先是年輕人出去打工，接着孩子跟着走，老人也陸續被接走或去世。村裏的小學關了，衛生所關了，供銷社也關了。只剩村委會還亮着燈，因爲老趙還在。他每天早上六點開播，讀報紙，放紅歌，通知打疫苗，罵誰家的狗在路上拉屎。有時候他對着話筒喊，三組的王老太，你家爐子煙太大，薰到鄰居了；有時候他唸，今天降溫，大家記得多穿衣服。那聲音在空蕩蕩的村子裏迴盪，驚起幾隻烏鴉，又歸於寂靜。朋友說村裏人都笑話他，說他是對着空氣發號施令。可老趙不在乎，他說只要廣播還響，這村子就沒散。
我問他爲什麼還要播。他沉默了一會兒，端起茶缸又喝一口，說，習慣了。他說這話時，眼睛還盯着窗外的喇叭，像在看一個活物。我看着他，覺得他不是在看喇叭，而是在看自己一輩子的位置。那個位置在電線杆頂上，在聲音能到達的地方，在他曾經說了算的那片土地上。哪怕聽衆只剩風和烏鴉，他也要坐在那裏，對着話筒，把聲音送出去。
有天早上我起得早，看見老趙站在電線杆下，仰頭看喇叭。晨光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長，像一根釘子釘在地上。他手裏提着工具箱，是要去修喇叭。那喇叭線路老化，時常發出刺耳的雜音，有時乾脆不響。每次出問題他都親自爬上去修，不讓別人碰。朋友說有次他爬到一半腳滑了，差點摔下來，下來時手都在抖，可第二天照樣六點開播。我問他爲什麼不換個新喇叭，他說換了就不是這個了。
老趙年輕時也想過離開。那是八十年代初，村裏有人去深圳打工，回來時穿着皮夾克，手上戴着手錶。老趙動過心，可他是支書，村裏的事沒人接手，他走不了。後來他兒子考上了大學，在省城安了家，讓他過去住。他去住了半個月，覺得渾身不自在。城裏沒有土地，沒有喇叭，也沒有人聽他講話。他回到村裏，對兒子說，我還是回來吧，這裏習慣。兒子說你固執。他笑，說可能是。
有次廣播完，我和他坐在院子裏曬太陽。他問我從哪裏來，我說從南方。他點點頭，說南方好，熱鬧。我說其實也不熱鬧，人多但各過各的。他想了想，說，那跟這裏也差不多了。我看着他，覺得他說的是實話。村子空了，可他還在這裏廣播，就像城市裏那些各過各的人，也在用自己的方式填補空曠。只是他的方式更孤獨一些，因爲他的聽衆已經散了，只剩回聲。
後來我離開那個村子，臨走前又去看了一次老趙。他還是坐在話筒前，茶還是泡得濃黑。我問他打算播到什麼時候，他說，能播多久就播多久吧。他說這話時沒有看我，眼睛盯着窗外的喇叭，像在等一個迴應。我走出村委會，聽見他的聲音又從喇叭裏傳出來，在空曠的田野上飄蕩。那聲音像一條看不見的線，連着他和這個村子，連着過去和現在，也連着他自己和那個已經不存在的位置。
我想起他那杯泡得發黑的茶，想起他筆直的背和一絲不苟的扣子，想起他站在電線杆下仰頭看喇叭的樣子。權力這東西，像聲音，在空氣裏傳播，碰到障礙就反彈回來。可他不在乎反彈，他只要那個聲音還在，就覺得自己還在。而那個村子，那片土地，那些已經散去的人，也許也需要這個聲音，哪怕只是一種習慣，一種證明自己曾經存在過的方式。
風吹過田野，喇叭裏的聲音斷斷續續，像一首沒有結尾的歌。

武士的鏡頭

黑澤明拍電影，是在跟上天搏鬥。

他的片場，永遠是颱風、暴雨、漫天大火。《亂》的城堡焚燒那場戲，他等了一年，等到恰好的光線，等到天色是那種特定的橙紅，再一把火燒掉那座耗費鉅資搭建的城樓。外國記者問他為何如此，他淡然答道：「因為我想要那個光。」日本人做事，從來不問代價，只問是否完美。黑澤明是這個民族審美強迫症的最高化身。

他是武士，只是武器換成了攝影機。

黑澤明的電影世界，有一種森嚴的道德秩序。那個秩序不是基督教式的，不講救贖，不講悔罪；而是武士道的——誓言即是一切，承擔即是尊嚴，死亡不過是最後一個動作，要做得好看。《七武士》的浪人保護農民，不是因為有薪酬，不是因為有前途，而是因為武士接受了請託便有義務完成，天地之間自有一種不可逃避的責任感，如山岳般沉默地壓著每個人的肩膀。西方人看這部電影，往往誤以為讀到了荷馬；其實他們讀到的，是日本人靈魂深處那種對義的執念。

他與黑白的關係，比彩色更深。

《羅生門》的光與影，至今仍是電影史上最大膽的影像實驗之一。樹梢的陽光碎成一片片灼白，刺穿了鏡頭，刺穿了觀眾的眼睛。那個年代，所有攝影師都被教導不得直接對著太陽拍攝，黑澤明置若罔聞，命令攝影師宮川一夫把鏡頭對準林間漏下的烈日，說：「拍。」於是誕生了一個沒有人拍過的畫面。天才從來不讀規矩，因為規矩是平庸者為了讓自己舒服而寫的。

他愛雨，是出了名的。

凡是關鍵的場景，黑澤明必然調來大雨。《七武士》最後一戰，泥濘、血水、大雨混成一體，人在其中廝殺，已分不清是人是鬼。雨對黑澤明而言從來不只是天氣，而是命運的聲音，是天地對人間悲劇的冷漠旁白。日本的審美傳統本就有物哀之說，哀，不是哭泣，而是一種靜默的感知——感知到美麗的短暫，感知到英雄的必然凋零。黑澤明把這種感知化成了雨，讓雨替他說那些語言說不清的東西。

晚年他雙目幾近失明，卻仍在用手中的畫筆為每部電影逐格繪製分鏡圖，顏色鮮艷，線條有力，那雙眼睛看不清世界了，內心的影像卻比任何時候都要清晰。《夢》便是在那種幾近失明的狀態下誕生的——一個老人在黑暗中看見的光，比年輕人在陽光下看見的還要燦爛。

有人問他，電影是什麼？

黑澤明沉默良久，說：「電影是一百個謊言，合成一個真實。」

這句話，配得上他一生。

 

人間錄：烏魯木齊的謝爾蓋

是在禮拜天早上聽見的。
那種聲音不像城市裡應該有的聲音，低沉，綿長，從遠處傳來，穿過幾條街，穿過早市的嘈雜，落進來，落在耳朵裡，有一種很舊的重量。我在烏魯木齊住的那段時間，租的地方離一座俄羅斯東正教堂不遠，教堂的外牆是土黃色，穹頂是藍的，藍色在新疆的天空下，顯得格外深，格外安靜，像是從另一個世界帶來的顏色，放在這裡，放了很多年，已經和這裡的土和風融在一起，不違和，但也永遠不完全屬於。
他就在那座教堂裡。
他叫謝爾蓋，中文名叫謝建國，五十九歲，是那座教堂的守堂人，也是在烏魯木齊出生的第三代俄羅斯族人。
認識他，不是因為我去做禮拜，是因為一次迷路。那天我在附近走，轉錯了方向，走進教堂院子，他正在掃地，見我進來，抬起頭，打量了一下，用帶著口音的普通話說，你來做什麼，我說走錯了，他說哦，那進來坐一會兒吧，外面熱。
他的普通話說得流利，但有一種停頓的節奏，像是在說每個詞之前，先在腦子裡過了一遍，確認了，再說出來。他帶我進了教堂偏廳，倒了涼水，自己坐在對面，兩個人就這樣坐著，他先開了口，問我從哪裡來，在這裡做什麼，我說來住一段時間，走走看看，他點點頭，說，那你來這裡是對的，這裡有很多值得看的東西，人們不知道。
他說的人們，是那種把許多年裡的觀察壓縮進去的說法，不是某一個人，是他見過的許多來了又走的人，大多數路過這座城市，路過這座教堂，什麼也沒有停下來看，就走了。
他的祖父是二十世紀初從俄國西伯利亞遷來的，那是一個大動盪的年代，很多俄羅斯人往東走，往中亞走，往新疆走，一路上的事情，他說祖父從來不提，就帶著一家人到了烏魯木齊，落下來，開了一家小皮貨鋪子，用手藝換口糧，就這樣活下來了。父親在這裡出生，在這裡長大，學過俄語，也學了中文，兩種語言說得都好，在一家貿易公司做翻譯，後來公司關了，做過各種事，日子不寬裕，但過得下去。
他是父親這一輩裡最後留在烏魯木齊的，其他的親戚，有的去了俄羅斯，有的去了哈薩克斯坦，有的去了內地的大城市，各奔東西，像一把撒出去的種子，落在各處，再也沒有聚在一起。他留下來，他說也沒有什麼特別的原因，就是這裡是他出生的地方，父母在這裡的墓地，這座教堂是他從小來的地方，走不掉，也不想走。
他年輕時做過很多事，在工廠做過工，在市場賣過貨，最長的一段是在一家建築隊幹活，走遍了新疆各地，吐魯番，喀什，伊犁，和田，他說那些年走得多，但每次回來，還是烏魯木齊讓他覺得踏實，他說不清楚踏實是什麼意思，就是腳踩在這裡的土上，心裡是穩的，別處不是這種感覺。
後來這座教堂要找人守護，沒有報酬，就是照管，打掃，維修一些簡單的東西，讓它不荒廢。他來了，做了將近二十年，每天來，開門，掃地，看看有什麼東西需要修，下午關門，走，就這樣，二十年。他說這裡安靜，他喜歡安靜，在這裡待著，有時候什麼也不想，就坐著，聽外面的聲音，聽風，聽遠處的市場，聽偶爾有鳥停在穹頂上，爪子在銅皮上劃一聲，很細，但在裡面坐著，能聽見。
他結過婚，妻子是漢族人，兩個人在一起過了十幾年，生了一個女兒，後來妻子說她不習慣他這種活法，說他像是活在另一個時代，她跟不上，他也跟不上她，就分開了，女兒跟了妻子，在烏魯木齊，長大了，嫁了人，偶爾來看他，偶爾打電話，他說這樣也好，各人有各人的日子，不必勉強。說這話的時候，他端著那杯涼水，看著教堂的穹頂，表情平，是一種見過很多來了又走的東西之後，對來來去去本身不再大驚小怪的平。
他會說俄語，是祖父和父親教的，但現在沒有地方用，烏魯木齊的俄羅斯族人越來越少，會說俄語的更少，他有時候自己對自己說幾句，說完，那些聲音在這個空曠的偏廳裡迴響一下，消掉，他說那種感覺有點奇怪，像是說給一堵牆聽，牆不回答，但那些話說出來了，就不一樣，不說出來，像是這門語言也要跟著消失了。
我在那裡坐了將近一個小時，他說了很多，也有很多沉默，那些沉默不讓人不舒服，是那種兩個陌生人坐在一個安靜的地方，各自想著自己的事，但因為彼此在，又不完全是一個人的那種。
告辭的時候，他送我到院門口，門口的槐樹落了些葉子，他彎腰撿起來，攥在手裡，說，你要是禮拜天來，可以聽鐘聲，八點鐘，我來敲。我說好，我來聽。他點頭，轉身回去，那件洗白了的藍色襯衫，背影走進院子裡，走進那片土黃色的牆和藍色穹頂的影子裡，慢慢看不見了。
那個禮拜天，我去了，站在教堂外面的街上，八點整，鐘聲響起來，就是那種低沉綿長的聲音，從穹頂裡傳出來，穿過樹葉，穿過早市的嘈雜，落在街上，落在每一個路過的人身上，那些人大多沒有停，繼續走，有人回頭看了一眼，繼續走，只有我站在那裡，聽它一下一下往遠處去，去到聽不見，又好像還在，在耳朵裡，在某個說不清楚的地方，繼續響。
鐘聲停了很久，我還站在那裡。
新疆的天空那天是深藍的，不是春天的淺藍，是秋天的深藍，那種深，像是把整個夏天的熱氣都收進去了，壓在裡面，表面變得沉靜，變得遼遠，無邊無際，往上看，不知道盡頭在哪裡。
一個三代人的遷徙落在這裡，落成一個人，一座教堂，一把每個禮拜天敲響的鐘，落成那門已經沒有多少人說的俄語，落成那些攥在手裡的槐樹葉，那些他自己說給自己聽的話，那個在穹頂下坐著，聽爪子在銅皮上劃過的細微聲音的人。
歷史書裡的遷徙是宏大的，是人口的流動，是時代的變遷，是數字，但站在街上聽那鐘聲的時候，那些都不是，就是一個聲音，從一座土黃色的教堂裡出來，穿過這座城市，找到每一個此刻需要它的人，或者不需要，就只是穿過，就只是在，就只是響了，就夠了。

男人命苦，天下皆然

世人談日本電影，必稱黑澤明，彷彿日本只有一個導演，其餘皆是陪襯，此乃勢利眼的通病。其實山田洋次這個名字，才是真正走進日本升斗小民心坎裡去的人。黑澤明拍的是英雄，是武士，是巍峨的人性；山田洋次鏡頭裡的，不過是街角賣糖果的小販、穿舊西裝的浪人、灶頭前等哥哥回家吃飯的妹妹。然而偏偏就是這些瑣屑卑微的凡人，比任何一個武士更叫人難以忘懷。

山田洋次出身大阪，童年在中國東北度過，父親是鐵路工程師，戰敗後舉家回日本，一個流離失所的少年，日後卻拍出了半個世紀的流浪故事，此中因果，若有天意。他在東京大學唸法律，畢業後不去做法官檢察官，跑去松竹電影公司當助理導演，這一個選擇，令日本法律界少了一個庸才，卻令世界電影多了一個說書人。

寅次郎這個人物，是山田洋次一生最大的功業，也是他最難以擺脫的影子。寅次郎四方大臉，戴禮帽，披格子西裝，蹬涼拖，是個走江湖賣藥的小販，到處漂泊，一見美女便魂不守舍，偏偏美女個個把他當做憨厚的鄰家大哥，從不當情人。失戀，再走，再遇美女，再失戀，四十八部電影，周而復始，如此荒謬的人生，卻讓整個日本笑中帶淚，欲罷不能。從一九六九年拍到一九九五年，寅次郎成了日本人每年盂蘭盆節與新年的儀式，一家大小進電影院，看阿寅又戀愛又失戀，哄堂大笑，然後拭淚回家。這是什麼？這是日本的社稷宗廟，只不過供奉的不是神明，而是一個永遠找不到歸宿的凡人。

飾演寅次郎的渥美清，被人稱為「東方卓別林」，此話不假，但也不全對。卓別林的小丑是在控訴資本主義社會，充滿知識分子的憤怒；渥美清的寅次郎卻沒有憤怒，只有認命，只有那一點點不死心的浪漫，像黃昏後的殘陽，明知要滅，卻偏要燒得橙紅。山田洋次自己說，寅次郎是個「一無是處的人」，但正因一無是處，觀眾才在他身上看見自己的短處，進而生出憐憫，繼而生出喜愛。人類對自身弱點的寬容，往往要借助一個比自己更狼狽的人來實現，寅次郎扮演的，正是這個神聖而悲哀的角色。

山田洋次有一句話說得極好：「我並非有意描寫小商業街的人，素材大多取自自己的生活，只要留意觀察，生活裡有趣可笑的事多極了。」這便是藝術家與工匠的分野。工匠想著技巧，藝術家只是活著，然後把活著的感受如實寫下。他拍《幸福的黃手帕》，拍《遠山的呼喚》，後來又拍《黃昏清兵卫》，翻拍小津安二郎的《東京物語》成《東京家族》，題材跨越喜劇、愛情、時代劇，但不變的始終是那一群被命運稍稍虧待、卻依然溫柔以對的小人物。他的電影從不鼓吹革命，從不叫人振臂高呼，他只是輕輕地告訴你：人生如此，就這樣過吧，偶爾有點笑聲也好。

他說自己當初入行，純屬偶然——不想做官，不想坐寫字樓，碰巧電影公司招人便去考了。要是去了報社，大概就成了記者。「是導演選擇了我，不是我選擇了導演。」此言聽來謙遜，其實是一種東方式的達觀，把成就歸諸命運，把努力還給沉默。黑澤明是要征服電影的，山田洋次是被電影牽著走的，兩者皆偉大，但後者更像人。

渥美清一九九六年病逝，帶走了寅次郎，也帶走了山田洋次一部分的靈魂。他說，假如渥美清還活著，他會一直拍下去。這句話，比任何電影台詞都要動人。世上有多少友情，可以用「只要你活著，我便永遠為你寫故事」來衡量？男人命苦，天下皆然，但能遇上這樣的知己，也算不虧。

 

沒有國家的詩句

馬哈茂德·達爾維什的詩，不是寫給讀者的，而是寫給一個不存在的地址。他的國家，在地圖上被反覆擦拭，在歷史裡被反覆辯論，在現實中則被分割、封鎖、命名又改名，於是他的語言，便成了最後一塊尚未被佔領的土地。達爾維什寫詩，不是為了美，而是為了存在，他的每一個句子，像一枚暫時安置身份的證件，告訴世界：我們還在，只是沒有地方可以被承認。

他的詩從來不吶喊，卻比吶喊更沉重。他不熱衷口號，也不沉迷仇恨，他寫橄欖樹、寫母親、寫麵包、寫日常，彷彿故意把政治降到最低音量，讓生活本身發聲。這種克制，反而讓悲劇更加清晰：當一個民族連最普通的生活都需要被書寫與證明，說明他們已經失去了多少東西。達爾維什的語言溫柔，卻從不天真，他知道詩無法阻止戰爭，也無法召回失去的土地，但至少可以讓記憶不被完全消音。

他是一個流亡者，卻拒絕把流亡寫成浪漫。他走過多個城市，說多種語言，卻始終帶著一種無法安放的重量。別的詩人寫「家」，是回憶或歸宿；達爾維什寫「家」，是一種尚未完成的句子，是一個永遠在遠方的現在式。他的詩因此帶著一種奇特的時間感，過去未曾過去，未來也無法抵達，只剩下持續的當下。

在一個充滿立場與口號的世界裡，達爾維什選擇把複雜留在詩裡，而不是交給政治。他既不願被簡化為受害者，也不願被利用為象徵，他只是寫，寫那些細小而真實的東西，讓人記得：在任何衝突之下，首先消失的，是人的日常。這種寫作，不會帶來勝利，卻能保存尊嚴。

達爾維什的詩，像一封永遠寄不出的信，沒有確定的收件人，卻一再被書寫、被閱讀、被傳遞。他或許早已明白，國家可以被奪走，土地可以被重劃，但語言只要還有人使用，就還有一點點自由的可能。於是他用詩，替一個沒有國家的民族，保留了最後的邊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