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女的空城計

蔣方舟之名，起於少年，母親以鞭策代乳汁，七歲寫作，九歲出書，媒體喧騰，謂之天才。然天才者，上天之才也，非母親之才，非出版商之才，更非各路文化掮客捧出來的才。中國素有造神傳統，一旦神位既定，香火便不能斷，於是這位「天才少女」一路供奉至成年，供上清華大學降分錄取，供上《新周刊》編輯席，供上各類論壇講台，開口便是波伏娃，閉口便是杜拉斯，言必稱「我在東京的孤獨」，其時日本人正忙著加班，哪裡曉得遠東來了位中國才女在他們的城市裡消費寂寞。才女人設既成，後路即絕，正如空城既開，司馬懿一旦入城，諸葛便再無退路——而她的城，從一開始便是空的。論文造假事發，抄襲風波繼踵，外界本以為當事人會有所申辯，不料公關之術遠較文學嫻熟：道歉聲明措辭曖昧，既非認罪，又非自清，字裡行間自有一種「我雖有錯但我依然精緻」的姿態，令人歎為觀止。英國人有句話：imitation is the sincerest form of flattery，翻成漢語大約是「抄襲是最誠懇的致敬」，只是此話出自十九世紀英國作家Charles Caleb Colton，蔣方舟若要引用，最好親自標明出處，否則連這句為抄襲辯護的話也要算作二度抄襲，未免太過荒唐。但是，問題的根本不在於論文造假，世界上交差了事的論文多如牛毛，中國學術界造假者如過江之鯽，單怪罪蔣方舟未免失之嚴苛；然而她與旁人不同處在於，她是靠「才女」二字吃飯的，文章抄襲於旁人不過是醜聞，於她卻是掀開底牌。沒有底牌的人最怕掀牌，蔣方舟經營二十年的人設，不過是一座精心布置的空城，鑼鼓喧天，旗幡飄揚，走近一看，城中並無一兵一卒。司馬懿當年退兵，是因為疑心諸葛尚有埋伏；如今讀者不退，皆因早已看穿，只是各自心照不宣，不忍說破，給她留最後一分薄面——這份沉默，才是對一位才女最殘忍的憐憫。

人間錄：上岸的鱼

江邊的殘船是在初秋那天被拖上岸的。我到鎮上時，看見幾條漁船的骨架堆在碼頭空地，像一堆巨大的魚刺，被太陽曬得發白。船板上還留著魚鱗的痕跡，在光裏閃一閃，像某種無法抹去的記憶。風吹過來，帶著江水的腥味，可那味道已經淡了，淡得像是從很遠的地方飄來的。我站在那兒看了一會兒，有個穿著深藍制服的中年人從堤壩上走下來，手裏拿著根竹竿，竿頭綁著網兜。他看見我在看船，腳步頓了頓，沒說話，只是把竹竿往肩上一扛，繞過殘船，往江邊走去。
那人叫老江，是這一帶的護漁隊員。後來在鎮上的小飯館遇見，他坐在角落，端著碗麵，吃得很慢。我認出他，他也認出我，點了點頭，算是打過招呼。我問能不能坐下，他說隨便。他的臉曬得很黑，眼角有密密的紋路，像江面上的波紋。吃到一半，他忽然說，你是來寫東西的吧？我說算是。他笑了一下，說也好，反正這些事，總得有人記下來。
老江家三代打魚。他爺爺那輩就在江上，到他父親，再到他，都是靠這條江活著。他說江裏的每個漩渦他都認得，哪裏水深，哪裏有暗礁，哪個季節魚往哪邊遊，閉著眼睛都能摸清楚。他十二歲就跟著父親下江，船一搖，他就知道今天能捕多少斤。他說那時候船就是家，家就是船，分不開的。禁漁令下來那年，他正在江上。消息傳得很快，村裏人聚在一起開會，有人哭，有人罵，也有人沉默。老江沒說話，他只是回家，把網收起來，疊得整整齊齊，放進倉房最裏頭。他妻子問他怎麼辦，他說不知道，先看看吧。
後來鎮上組織了護漁隊，招的都是以前打魚的人。老江去報了名。他說也不是為了那點工資，就是不想離開江。上岸以後，他被分到一套安置房，在鎮子邊上，樓房，兩室一廳，牆是白的，地是亮的，窗戶關得嚴嚴實實。第一晚，他躺在床上睡不著。他妻子問他怎麼了，他說太安靜。妻子說這不是好事嗎？他搖頭，說聽不到水聲，心裏慌。妻子歎氣，翻身睡了。他一個人坐到窗邊，望著遠處黑漆漆的江面，覺得自己像是被誰從水裏撈出來，扔在了岸上。
他現在的工作是巡江。每天早上六點出門，沿著江堤走十幾公里，看有沒有人偷捕。他手裏那根竹竿和網兜，原本是用來撈魚的，現在是用來抓人的。他說第一次抓到人的時候，對方是個五十多歲的老漢，用的還是最原始的地籠。老漢看見他，沒跑，只是蹲在那兒，低著頭。老江走過去，看著那地籠，裏面有幾條小魚，還在掙扎。他站了很久，最後還是把東西沒收了，按規定報了上去。老漢被罰了款，走的時候回頭看了他一眼，那眼神他忘不掉。他說那眼神不是恨，是一種說不出的東西，像在看一個背叛了什麼的人。
我問他覺得自己背叛了什麼嗎？他沉默了一會兒，說不知道。他說政策是對的，保護長江，讓魚多起來，這是大事。可他也知道，像他這樣的人，上了岸，就像魚離了水。他說現在江裏魚確實多了，有時候巡江，能看見成群的魚躍出水面，那場面他以前只在年輕時見過。可他看著那些魚，心裏是空的。他說不知道為什麼空，就是空。
有一次他在江邊坐了一下午。那天沒什麼事，他就坐在堤壩上，看江水流。太陽從這頭移到那頭，影子從短變長。他想起父親臨終前說的話，父親說，咱家的命在江上，你要是哪天不打魚了，就不是老江家的人了。他當時沒懂，現在懂了。他說他現在每天穿著制服，拿著竹竿，在江邊走來走去，可他覺得自己不是在巡江，是在找一個已經丟了的自己。
那天傍晚，我陪他走了一段江堤。夕陽把江面染成金黃色，風很輕，吹在臉上有點涼。他走得很慢，時不時停下來，望一眼江面。我問他想回到以前嗎？他說想，又說不想。他說以前苦，起早貪黑，有時候一天捕不到幾條魚，回家還得被妻子數落。可那時候心裏踏實，知道自己是幹什麼的，知道明天還要出江。現在不一樣了，現在他每天做的事，是抓那些和他一樣的人，是守著一條他再也不能下的江。他說這種感覺，像是被人硬生生掰開，一半留在水裏，一半扔在岸上，哪一半都活不全。
我們走到殘船堆放的地方。那些船還在，只是又多了幾條。老江停下來，伸手摸了摸船板，手指在木紋上劃過，很輕。他說這條是他家的，船頭那個記號是他父親刻的。我看過去，果然有個模糊的“江”字，已經被風雨蝕得快看不清了。他說船拆的那天，他沒去看，不敢看。他說一條船就是一個家，一個家散了，人也就散了。
他把手收回來，往江邊走。走了幾步，又停下，回頭看了一眼殘船。夕陽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長，影子的盡頭正好落在船板上，像是還在船上一樣。他說，有時候做夢，還夢見自己在船上，網撒出去，魚一條條跳進來，醒了才發現是夢。他說夢裏的江是活的，醒來的江是死的，不是江死了，是他死了。
我不知道該說什麼。我們又走了一段，天漸漸暗下來。江面上起了霧，把對岸的山都遮住了。他說該回去了，明天還要早起巡江。我說好。他轉身往鎮子方向走，背影在暮色裏慢慢縮小。我站在原地，聽見江水拍打堤岸的聲音，一下一下，像心跳，又像某種永遠不會停的歎息。
後來我離開那個鎮，再沒見過老江。偶爾想起他，想起他手裏那根竹竿，想起他摸船板時的眼神，想起他說的那句話——一半在水裏，一半在岸上，哪一半都活不全。我想人這一生，有時候不是自己選擇要去哪裏，而是被時代推著，往一個不知道的方向走。而那些被推上岸的人，他們的命運像一條擱淺的魚，在乾涸中掙扎，在掙扎中慢慢失去了鱗片的光澤，只剩下一個輪廓，在記憶裏翻著身，翻不回水裏去了。

落花時節又逢君

 

李龜年這個名字，擱在今日，大概等於倫敦皇家歌劇院的首席男高音，加上BBC交響樂團的總指揮，再加一張白金唱片的銷量。唐玄宗李隆基本身就是一個被皇帝耽誤了的音樂家，他聽得進耳、看得上眼的人，全大唐數不出幾個。而李龜年，偏偏就是其中之一。此君出身洛陽，精通音律，善吹笛子與觱篥，還能擊羯鼓。他的兩個弟弟，一個善舞，一個善歌，三兄弟合體，簡直就是盛唐文藝界的TFBOYS，所到之處，王公貴族爭相延請，賞賜動輒成千上萬。那時候的李龜年，在東都洛陽大起宅第，正廳的規模比公侯還奢華。岐王宅裡，崔九堂前，他的歌聲就是開元盛世的背景音樂。

然而歷史的殘酷在於，它從不提前派發劇本。安史之亂一來，長安洛陽相繼陷落，皇帝倉皇幸蜀，百官竄辱，積尸滿中原。李龜年這位曾經的御前紅人，轉眼間成了江南道上一個賣唱的老頭。史書上說他「流落江南，每遇良辰美景，為人歌數闋，座中聞之，莫不掩泣」。昔日在沉香亭畔，為貴妃唱李白的《清平調》，玄宗親自吹玉笛伴奏；如今在湘中的宴席上，他唱王維的《相思》，一曲未終，滿座衣冠盡濕。同樣一首歌，從蓬萊宮阙唱到街頭酒肆，相隔的不只是幾千里路，而是一個時代的傾覆。

大歷五年的暮春，潭州街頭，兩個白髮蒼蒼的老人偶然相遇——一個是詩聖杜甫，一個是樂聖李龜年。他們上一次見面，還是四十多年前在岐王的府邸。那時候杜甫還是個熱血青年，李龜年正當盛名，開元天寶的繁華像一場永遠不會醒的夢。如今重逢，杜甫寫下了那首千古絕句：「岐王宅裡尋常見，崔九堂前幾度聞。正是江南好風景，落花時節又逢君。」二十八字，沒有一個字說悲，卻字字都是悲；沒有一句說滄桑，卻句句都是滄桑。這種筆法，比嚎啕大哭高明一萬倍。

李龜年最後去了哪裡，史無明文。一個曾經讓全長安為之傾倒的聲音，就這麼無聲無息地消失在歷史的煙塵裡。他的一生，就是一部濃縮的盛唐興衰史——上半場高歌盛世，下半場低吟輓歌。一個樂工的命運，竟與一個帝國的命運如此精準地同步，這是偶然，還是歷史的惡作劇？當我們今天重讀杜甫那首詩，真正令人心悸的，或許不是李龜年的落魄，而是那個「落花時節」——花落之後，還有下一個春天；但一個文明的花期過了，往往就是永夜。而我們這些後人，也不過是在別人的落花時節裡，聽見一段早已失傳的旋律，在風中若有若無地迴響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