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下旬到室韋，白樺已經黃了一半，另一半還綠著，一片山坡看過去，像一塊打翻了的調色板。額爾古納河從北邊蜿蜒而來，水色發灰，河面不寬，拿望遠鏡能看清對岸的牛，那邊是俄羅斯。河這邊一排木刻楞房子，原木壘成，縫裡塞著苔蘚，屋頂尖尖的，煙囪裡冒著白煙，不像在中國，倒像是誤入了契訶夫的某個短篇。
我住的人家，女主人叫瑪麗亞，七十多歲，胖，臉膛紅，頭上總包著一塊花頭巾。她的小旅店只有三間房，早飯是列巴、酸奶油和一碟野草莓醬。她的弟弟米沙，每天早上騎一輛三輪摩托，從山上下來，在院子裡坐一會兒，喝一杯茶，才又上山去。
米沙是養蜂的。六十五六歲，瘦，高，背有些駝，花白的鬍子沒怎麼打理，眼睛是淡藍色的，淡得有點發灰，像額爾古納河的水。他說話慢，漢語裡夾著俄語的捲舌，又夾著東北的土話，聽久了，覺得是三種語言在他嘴裡輪流值班。
第二天他問我，想不想上山看看蜂。我說好。他把一件舊軍大衣扔給我，說，穿上，山上冷。
路是土路，三輪摩托顛得骨頭都散了。山坡上，一箱一箱的蜂箱，漆成藍的、黃的、綠的，錯落在白樺林和灌木叢中間，像一座座小小的村莊。蜂在陽光裡進進出出，嗡嗡的聲音，匯成一種低沉的大音，不是吵，是一種很厚的安靜。他走到哪一箱前面，就蹲下來，耳朵貼在箱壁上聽。聽完了，站起來說，這箱好，那箱不行，要換王。
我問，你怎麼聽得出來？他說，蜂自己會說。
他的蜜，是一年一收的。夏天跟著花走，從草原到林子，赶到椴樹開花的時候，最好。入了秋，就把蜂箱拉回山上，蓋好，等雪。他說，蜂比人活得明白，該忙就忙，該睡就睡，從來不問為什麼。
中午在一間小木屋前頭，他生了火，煮茶，烤了兩塊列巴，抹上新蜜。蜜是深琥珀色，稠，咬一口，有一股淡淡的苦味，後頭才回甜。我說，這蜜怎麼有點苦？他說，山上的花，有苦的有甜的，蜂不挑，全採回來，這才叫蜜。專挑甜的，那是糖。
他是這一帶最後一批「華俄後裔」。他的父親，是山東人，三十年代闖關東，在滿洲里給俄國人扛過活，後來流落到河邊，入贅了一戶俄僑人家。母親的父母，是十月革命以後，越過河，逃到這邊來的。那邊在打仗，白軍紅軍，殺得天昏地暗，他的外公外婆一路逃，逃到這裡，見河對岸起了煙，就再沒敢回頭。
米沙兄妹四個，他是老幺。老大老二，五七年隨著大批的俄僑，回了蘇聯。那年蘇聯人在河那邊貼了告示，說祖國歡迎你們。他說，不是強迫，是自己想去的，想了多少年，一看開了口子，誰不去？走的那天，全村人在河邊送，哭成一片。他們坐的是一條大木船，站在船頭，揮著帽子，一直揮到看不見。
那年他才七歲。
後來河就封了。六十年代，中蘇翻臉，他家忽然成了麻煩。有哥哥姐姐在「蘇修」那邊，俄語又說得比漢語好，村裡來了工作隊，說他們家有「通蘇嫌疑」。他父親，那個老實了一輩子的山東漢子，被叫去談了七次話。第七次回來，一句話不說，把牆上掛的一幅東正教聖像摘下來，扔進灶裡燒了。米沙說，那年我十四歲，看著它燒。燒了好長時間，油彩噼啪響，聖母的臉，先黑了，再捲起來，最後成了灰。
「你恨嗎？」我問。
「恨誰？」他說，「燒的是我爸，不是別人。他燒的時候，手在抖。」
之後的許多年，他沒有再見過哥哥姐姐，只在八十年代末，從一個過境商人的口裡，輾轉聽說，二哥還在，住在赤塔，姐姐早就去世了。再往後蘇聯解體，邊境開了，來往的人多了，他也沒有去。
我是有點著急的。這天晚上，在瑪麗亞的灶間裡，三個人圍著爐子，喝著自釀的格瓦斯，我說了一番話。我說，米沙，赤塔離這裡才多遠？坐汽車，過了口岸，一天就到了。二哥如果還在，也七十多了，你不去，哪天他不在了，你不後悔？
他沒說話，撥著爐子裡的柴。
瑪麗亞在一邊，用俄語低低地說了一句什麼。他抬頭瞪了她一眼，也用俄語回了一句。
我接著說，你都這個歲數了，還怕什麼？有什麼東西，比親兄弟還要緊？
他把火鉤放下了，慢慢地，才開口。
「我去了，他認得我，還是不認得我？」
「怎麼不認得？」
「五七年他走的時候，我七歲。現在我六十五，他七十二。」他說，「我在腦子裡想過多少回，我們怎麼見面。想一回，換一個樣子。有時候他哭，有時候他罵我，有時候他一句話也沒有，遞給我一杯酒。想了三十年，現在你讓我去，萬一，他一開口，是個陌生人呢？」
「那你至少知道了。」
「知道什麼？知道我兄弟早已不是我兄弟？」他的聲音提高了，「你們城裡人，什麼都要弄清楚，什麼都要一個結果！有些事，不弄清楚，才是活的。弄清楚了，就死了！」
「這是自欺。」我說。
「是自欺！」他一拍膝蓋，竟承認了，「可我活了六十五年，不都在欺嗎？不欺怎麼活？你說這河，是不是界？是。可我天天看，天天看，看著看著，對岸的樹，不也就是我們這邊的樹？」
我張著嘴，想反駁，卻發現，反駁什麼呢？他說的是一個人最後的一點保留，我要拆掉它，憑什麼？就憑我是個過路的，嘴上有幾句道理？可是，我又覺得，他說的，也不盡是對的。有些東西，不敲不開，一擱，就是一輩子。人世間的許多遺憾，多半就是這麼擱出來的。
瑪麗亞嘆了口氣，起身去拿了一瓶酒，說，不說了，喝。我們就喝，喝到爐子裡的柴快燒完。他喝多了，哼起一支俄羅斯民歌，調子很慢，很低，像一個人沿著河邊走，走了很久。我聽不懂詞，只覺得那是一種比哭還要長的東西。
第二天早上，我在院子裡洗臉，看見他又坐在老位置上，喝茶，神色如常，好像昨夜什麼事也沒發生過。我走過去，想道個歉，他把一個玻璃罐推過來，說，帶著，路上吃。是蜜，沉甸甸的，罐口用蠟封著。
我說，昨天晚上，是我話多了。
他擺擺手，說，你沒有錯。
過了一會兒，他又說，我聽了你的。
我愣了一下，問，聽什麼？
「我去。」他望著河那邊，「不是現在，等明年蜂箱上山了，我去。」
「去赤塔？」
「去。」他說，「不過，我不先打電話，直接去敲門。他要是認不出我，我就說，我是賣蜜的。」
說完，他自己先笑了，淡藍色的眼睛，瞇成了兩條縫。
我離開室韋的那天，天陰得很重，河面起了霧，對岸的牛和房子，一下子都看不見了。車開出去很遠，我打開那罐蜜，用指頭蘸了一點，放進嘴裡，苦味先到，過了好一陣，才有一點甜，從舌根慢慢地泛上來。
我不知道他後來去了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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