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間錄：賣豆腐的女人

那是冬天，霧很重。
成都郊外一個小鎮，我路過，停下來等一輛沒準時的班車。街邊有人擺攤，賣菜的，賣燒餅的，還有一副豆腐擔子，木桶，白布蒙著，桶邊掛著一塊舊毛巾，是那種洗了太多次的白，白裡帶了灰。
擔子的主人是個女人，四十來歲，穿一件深藍的棉襖，袖口磨得發亮，頭髮用黑布條綁著，額前有幾縷散出來，她也不去攏，就那麼散著。臉是那種受過風的臉，顴骨高，皮膚粗，但眼睛清，是山裡女人常有的清，不含糊，不閃躲。
她沒有吆喝。別的攤販都扯著嗓子，她就站在那裡，偶爾有人來，她拿刀切，用秤稱，包好，收錢，找零，手腳利落，一句話不多說。那種安靜，在那條嘈雜的街上，反而顯眼。
我買了一塊豆腐，不是因為需要，是因為等車無聊，順便有個站的理由。
她切豆腐的手勢很穩，刀落下去，一聲悶響，切口齊。我說豆腐是自己做的？她說是啊。我說怎麼做的？她抬起頭看了我一眼，大概覺得這問題奇怪，但還是說，泡豆，磨漿，煮漿，點滷，壓水，一道一道來，急不得。
後來班車來了，晚來了四十分鐘，那四十分鐘，我們斷斷續續說了些話。
她叫翠蓮，鎮子上的人叫她豆腐翠，不是諷刺，是習慣，她也不在意。家在鎮子外頭三公里，山腳下，幾畝地，種黃豆，磨豆腐，賣豆腐，這是她家的生計，從婆婆那輩就這麼過來的。
她男人走了七年了。
說走了，我以為是死了，後來才明白，是走了，去了廣東，頭兩年還匯錢回來，後來錢少了，再後來沒了，人也沒了消息。鎮上的人都知道怎麼回事，她不說，別人也不在她面前說，就那麼擱著，像一件沒處放的東西，放在那裡，繞著走。
兩個孩子，大的是兒子，那時候已經在外頭打工了，小的是女兒，還在念初中。她一個人撐著那副擔子，撐了七年。
我問她，一個人不怕苦嗎。
她用毛巾擦了擦手，說，苦有什麼用，豆腐還是要做，孩子還是要念書，地還是要種。停了一停，又說，再說了，苦也苦不過做豆腐，三點就要起來，冬天冷，手泡在水裡，那才是真苦。說到這裡，她竟然笑了一下，是那種笑法，自己跟自己開了個玩笑，又自己接住了。
我看了看她的手，泡水泡出來的手，指節粗，皮是皺的，冬天裂了口子，口子裡嵌著什麼，洗不乾淨，那是豆腐留下的印記，是黃豆和水和時間留下的。
她婆婆去年剛走，走之前臥床兩年，她一邊做豆腐一邊伺候，沒請人，說請不起，其實我後來覺得，也不全是錢的事，是她那個人，不肯把這些推給別人。婆婆走的那天早上，她還是照樣去擺攤，鄰居說，你婆婆剛走，歇一天吧，她說歇不得，歇一天少一天的錢，女兒的學費還差一截。
她說這些，不是在訴苦，是在講事實，像講天氣，講豆子今年的收成，就是這樣，就是這樣過來的。
我想起一件事，問她，男人走了這麼多年，沒想過去找？或者，離了，重新過？
她沉默了一會兒，不是難為情，是真的在想。然後說，想過，找，不知道在哪裡找。離，也想過，但是孩子……她沒把這句話說完，末尾那幾個字嚥回去了，但意思是完整的，完整得不需要說完。
鎮上後來有人給她介紹過，她沒答應。她說那個人喝酒，她怕，不是怕打，是怕那種喝了酒之後的混，日子混了，豆腐也做不好。她用「豆腐做不好」來衡量這件事，讓我一時不知道怎麼接，但仔細想，又覺得這是她自己的邏輯，樸素，但站得住。
她做豆腐是有講究的。她說點滷是最要緊的，滷水下多了，豆腐老，硬；下少了，豆腐嫩，但站不住，切的時候散。要恰好，這個恰好，沒有尺寸，全在手上，在那一刻的感覺裡，是經年累月磨出來的，教不來，只能自己慢慢知道。她說她婆婆教她的時候就說，你要跟豆漿說話，它應你了，你才下滷。我問怎麼說話，她說，你看它，它也在看你。
這話說得玄，但我沒笑，因為她說的時候，神情是認真的，是一個人講自己真正相信的東西時候的神情。
班車來的時候，我把豆腐遞給旁邊的一個老人，說我帶不走，老人道了謝，翠蓮站在擔子邊，看了這一幕，沒說什麼，低下頭，整理她的白布。
車開了，我從窗口看出去，霧還是那麼重，街上的人影都淡了，輪廓模糊，只有那副豆腐擔子，白布白桶，在灰白的霧裡，還看得見，還有人站在旁邊，那個深藍的身影，站得直，不動，像是跟那條街、那個冬天、那團霧，都長在一起了。
我後來常想起她那句話，你看它，它也在看你。
不單是豆腐。是那些你每天對付的事情，那些把你的手泡皺了、把你的袖口磨亮了的事情，你若是認真對它，它也認真回你，這大概是她七年裡，一個人摸出來的道理，沒有人教，是生活本身教的，用三更的冷水，用裂口的手，用那一擔子白豆腐，一點一點教的。
不知道她女兒後來唸書唸得怎樣了，不知道那個走掉的男人有沒有再出現，不知道那副擔子現在還在不在那條街上。小鎮這些年變了，聽說修了新路，蓋了樓，很多舊攤子都不在了。
但那個冬天的早晨，霧裡的深藍棉襖，切豆腐的刀聲，還有泡皺了的手，是結實的，是留得住的，擱在記憶裡，像壓了水的豆腐，不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