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絕大多數中國人明哲保身的態度不同，我是經常在微信、微博上發表一些自己的觀點，評論時政、抨擊社會亂象的，由於言論之大膽、觀點之犀利、話題之尖銳，經常惹得五毛憤青暴跳如雷，恨不得拳腳相加，食肉寢皮，然而對於此類醜態，我已是見怪不怪，憤青五毛若不如此，也不會稱為腦殘了，我常常當作鬧劇欣賞，莞爾一笑，若有閒暇還會火上加油，把他們刺激到五官扭曲雙目噴火，以作消遣，畢竟生活在中國，能讓人開心的事已經不多，對於這種送上門來的娛樂，也不妨一解無聊。但讓我沒料到的是，在我自認為所熟悉的人中，居然也出現了荒誕如斯的問題，其離譜讓我有白日見鬼之感，不由得想到魯迅洞察世情的老話：“死于敵手的鋒刃，不足悲苦；死于不知何來的暗器，卻是悲苦。但最悲苦的是死于慈母或愛人誤進的毒藥，戰友亂髮的流彈，病菌的並無惡意的侵入，不是我自己制定的死刑。”
正如昨晚我在朋友圈發了“當你看到法律是統治階級意志的體現這種話時，可以準備移民了。”這條消息後，就收到有一位朋友的問題：“若你有機會移民，你會嗎？”
我回答：“會。”
她又問：“也就是說，你並不以啟蒙為你的己任，沒有那麼強的使命感？”
這問題真是讓我出離的詫異，一時間竟不知該如何回復。然而，並非不知道該說什麼，而是沒想到會提出這樣的問題，這兩者之間有什麼邏輯關聯呢，我著實不太明白，不過，既然問到門前，不答又極為失禮，那麼我就簡單談一談，雖然這問題已近冒犯，有些挑釁的意味。
第一、我從未說過啟蒙為我的己任，這種高帽子我是不戴的，也是不屑的，這不是我的風格，也不是我的路數。對於宏大敍事及道德高調，我向來保持警惕，怎麼可能還自攬上身，豈不是自相矛盾？做人做事，但求心安，能對得起良知，就已很好，若還能對他人有小小的幫助，更應該感恩，實在不需要這些高調的大詞來做護身符與廣告詞。從另一方面來說，為善而惟恐人不知，幾近作惡，力所能及地做自己可做的事就好，又何須把啟蒙掛在嘴邊，裝出一副精英的派頭？德蕾莎修女為善，會說自己時時都在做好事嗎？當然，雷鋒那樣的人造偶像與中國首善那樣的人渣除外。
第二、追求自由與幸福，是個人的天然權利，這有什麼值得疑問或者責難的呢？難道非要說我會為你的幸福留下來，我會把人民群眾的利益放在心上，才是讓人安心的標準答案？這不荒唐嗎？而且，這種答案即使說出，你會信嗎？實在用不著自欺欺人。合理的自私其實沒有甚麼不對，只要不損人，我實在看不出我如果要移民，有什麼損人的地方。
第三、合理的自私值得肯定，反而要警惕的是集體主義、為人民服務之類的東西。正如陶傑所言，“中國政治的邪惡本質，在於中國人當權時明明有自己的權力欲的私心目的（Private Agenda），他一開口，就全天候小腦條件反射地說出許多堂皇的仁義道德來掩蓋。”所以，我們不妨大大方方的談及利益，光明磊落地為自己打算，不然，極會容易墮入社會主義的陷阱。畢竟，縱觀中國1949後的歷史，所有以剝奪人的權利為目的的政治運動，不都是打著“這是為你好”的口號實施嗎？
第四、生而為人，雜事難免，各有各的負擔，開門七件事等瑣事不談，更有工作、養家等攸關生計的問題，並非生活在真空之中，總有輕重緩急主次的安排，根據自己的具體情況而作調整。再說直接一點，就是除了啟蒙，還要吃飯，倘若飯都沒得吃，啟什麼蒙？能把啟蒙作為己任一以貫之當然是好，能把啟蒙與生活相結合，也是不錯，但倘若無啟蒙作己任的條件卻求全責備，是不是強人所難？
第五、追求自由與幸福，並不和啟蒙對立，一個人既可以在啟蒙的同時，追求幸福與自由，也可以在追求幸福與自由的同時，進行啟蒙，這是並行而不悖的事情，誰規定了同時只能做一件事呢？誰又界定了追求自由與幸福就肯定會把啟蒙棄如敝屣呢？同理，我也看不出移民和啟蒙之間有什麼矛盾，難道一個人移民後，就與啟蒙無緣？
第六、移民後，就不能啟蒙嗎？互聯網無遠弗界，再加上國外的言論自由，沒有生命安全之虞，啟蒙如果說不是更方便，至少也沒什麼損失吧？實際上，對於從事時評政論的人來說，移民國外且生活若有保障，對寫作更有幫助，一方面是生活、文化環境迥異所帶來的觀察與思索，另一方面也是自由環境所帶來的創作提升，正如何清漣、曹長青、高爾泰、李劼等作家，倘若一直呆在國內，會有今日的水準嗎？他們走出國門後的文章所起到的“啟蒙”作用，影響不是更大嗎？
第七、使命感強烈與否，非是以地界而劃分。有很多人使命感強，但被迫流亡海外；在國內人多，但使命感強的卻少得不成比例。所以，在我看來使命感是因人而異，而非因地而異。強的人在什麼地方都強，弱的人恐怕在何處都弱。而且，如果非要以地界來劃分，並以為國內就一定比國外強，那麼，是不是關進監獄就使命感更強呢？在國內的監獄裏，無期徒刑又比有期徒刑強？這樣的邏輯明顯不通。
第八、強求不是為善，自願才是真心，逼人為善看似正確，實則荒誕不經。因為這否定了人的自由權、自主權，強行地把自己的價值觀加在別人的頭上，並要求對方按自己的觀念行事。這是把人當作手段而不是當作目的而對待，實質上構成了一種強制。“沒有人能夠強迫我的幸福必須與他那種關於他人福利的觀念相一致，”德國哲學家康得早就寫道，“因為每個人都能夠以他自己認為合適的方式去追求幸福，只要他不侵犯他人也這樣做的自由。”
英國哲學家密爾認為：強迫一個人根據習俗、傳統或流行性的觀點而生活是錯誤的，因為這妨礙他達到人類生活的最高目的——對其人類能力充分而自由的發展。在密爾看來，強制性順從是最佳生活方式的敵人。
所以，我們不能把自己的認識——哪怕是正確的認識，強制別人接受，這一是不尊重對方，二是這種方式對正確的認識本身，也是一種褻瀆。
第九、但，退一萬步來說，就算可以強制，閣下又有什麼強制的理由呢？我自問關於啟蒙，所做過的事情不少了，應該有資格反問一句，請問閣下做過什麼？倘若所做甚少，是不是應該我來強制，而非你來責備呢？
第十、除去康得與密爾的分析以外，強制還帶來一個恐怕是提問者本人也沒有想到，更是在道德上、現實中的嚴峻問題：如果非要逼人為善，那麼這個人留在國內進行啟蒙倘若被抓捕、被判刑、被弄到家破人亡，閣下能否承擔相應的責任呢？
站在一旁說閒話是輕鬆的，做實事卻是危險而困難的。
啟不啟蒙，移不移民，說到底這完全是個人選擇問題，幹卿何事？說句得罪人的實話，他人並沒有拯救你的義務，你也沒有道德綁架別人的權利。當然，這位朋友也可能沒有惡意，我的回復，也是借此把問題闡述清楚，把道理分析明白。平時我是甚少說“啟蒙”的，今天逼不得已，也算是“啟蒙”一次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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