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譯的肉身

 

翻譯是一種肉身的冒險。你以為只是文字搬運，其實是靈魂過海關。原文是一具活人，譯文往往成了屍體——還有點香水味，卻沒了體溫。懂幾種語言的人，就像擁有幾種愛人，但終究每一個都不全屬於你。

我曾經看過一位教授譯莎士比亞，說「To be, or not to be」的「be」其實無法譯。這句話一翻成中文，馬上跌入中學課本的監牢。中文的「生存」太哲學，「存在」太理論，「活着」又太世俗。那一個「be」，其實是英國午後的薄霧，茶杯的氣，還有伊麗莎白時代的悲劇氣質——這些東西，中文找不到相同的血型。

而我們這一代人，讀書從小被殖民——語文的性感全被消毒。你寫「性」，老師改成「感情」；你說「肉體」，報紙改成「軀殼」。一個民族若不敢赤裸地說話，也就不敢誠實地思考。英國人可以寫“lust”，法國人有“désir”，我們卻要寫「愛情的衍生」。這不只是文字的蒼白，而是文明的更年期。

西方人愛發明新詞，“fake news”、“gaslighting”、“doomscrolling”，一個比一個傳神。中國的學者一聽就要「對等翻譯」，結果翻出「末日滑屏」之類的怪物。這種直譯，就像穿著防護衣跳探戈，安全極了，也乏味極了。語文的美，是危險的誘惑，翻譯太忠實，就變成沒有靈魂的婚姻。

我一直相信，語言是文明的皮膚。會翻譯的人，是懂得脫衣服的藝術家。你要懂原文的呼吸，聞出句子裡的體溫。最理想的譯者，不是照字譯義，而是能讓外語在母語裡重新高潮。這才是文化的同化——不是征服，而是交配。

所以我說，語文不該被量化。AI可以翻譯語法，卻翻不出人的寂寞。語言的殖民不是外力，而是懶惰。當我們都說著別人的語言，卻忘了自己的聲音，整個民族，就成了一個翻譯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