殺人如寫作

史蒂芬・金晚年寫比利・桑默斯，寫的其實不是一個殺手，而是一整個美利堅的自我辯解機制——這個國家從立國之初便相信，暴力若用在「壞人」身上，便可洗淨為正義，比利只殺該殺之人，如同好萊塢西部片裡那位騎馬離去的槍手，觀眾從不追問他槍下亡魂是否也曾是別人的父親，金氏聰明之處，是讓這位職業殺手忽然拿起筆，開始寫自己的故事，於是小說便成了雙重的自白：一個殺人者要證明自己殺得有理，一個作家要證明自己寫得有理，兩者其實同出一源，都是靠敘事替暴力鍍金，比利躲在小鎮裡假扮平庸的作家，白天敲鍵盤，夜裡候著獵物，這與美國中產階級的日常倒也並無二致——辦公室裡溫文爾雅，回家路上照樣狠踩油門超車，金氏最擅長的，便是把這種文明表皮下的獸性，寫得教人不寒而慄卻又心悅誠服，比利遇上艾莉絲之後，小說忽然溫柔起來，金氏讓一個殺手學會保護一個受害女子，彷彿在替美國的男性氣概尋一條救贖之路——用暴力保護弱者，便可將原罪一筆勾銷，這套邏輯，由《原野奇俠》到昆汀・塔倫提諾，一脈相承，金氏不過是把牛仔換成了越戰狙擊手，把西部草原換成了千禧年後鏽帶小鎮的空寂街道，書中安排比利曾在伊拉克戰場擔任狙擊手，金氏藉此暗示，這個國家訓練出來的殺人技藝，終究要在本土找到出路，如同羅馬帝國的老兵解甲歸田後仍靠劍術謀生，美國的退伍軍人，亦成了黑市裡最搶手的技術工種，小說結尾比利終於放下槍，轉而以寫作安身，金氏彷彿在說，敘事終究比子彈更持久——這話出自一位靠寫恐怖小說發財半世紀的老作家之口，不無自嘲的黑色幽默，比利的手稿本是虛構，卻比他真實的殺人紀錄更接近真相，這正是金氏的老把戲：用類型小說的軀殼，包裹存在主義的內核，讀者以為在看犯罪驚悚，其實讀的是一則關於「敘事如何赦免暴力」的寓言，美國人向來擅長這種自我催眠——電影裡的英雄殺人如麻卻能上台領獎，政客發動戰爭卻能寫回憶錄暢銷全球，比利・桑默斯不過是這整套文化機制裡，一個誠實得近乎諷刺的縮影，金氏寫到最後，連他自己筆下的殺手都學會了寫作，這算不算是老作家對同行——包括他自己——最溫柔也最狠毒的一次點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