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下旬走川藏南線，過了波密，雨下得比天還大。通麥附近的山塌了一截，泥石流把路面埋成一條褐色的舌頭，兩頭的車排出去幾里，司機們下了車，蹲在路邊抽煙，也不著急。這條路上的人，都習慣了等。
等到第二天傍晚，一個穿橙色雨衣的老人，扛著鐵鍬從塌方的那頭走過來，每走幾步，就停下，用鍬背敲一敲路邊的石頭。有司機認得他，喊，張師傅，今天能通嗎？他說，推土機明早到，你們再睡一夜。又看見我，一個背包的外鄉人，坐在一輛貨車的踏板上發呆，就說，過來，我那兒有床。
他叫張仲和，八十一歲，四川營山人。道班房在公路邊上，一排三間土坯房，刷著白灰，屋簷下掛著一串乾辣椒和一隻舊輪胎。門口的石頭上，用紅漆寫著「養護十二公里」，字已經淡了。屋裡生著牛糞火，煙從屋頂的縫隙往外鑽。牆上一面鏡框，裡面是一張發黃的獎狀，一九六五年，「先進養路工」。
他的老伴卓瑪坐在火塘邊，用酥油桶打茶，不說話，只對我笑了笑，往我手裡塞了一碗。
晚飯是臘肉蒸飯，臘肉是他自己熏的。吃完，他從櫃子裡取出一把算盤，放在桌上。算盤很舊，框子磨得發亮，其中一根檔桿換過竹子，顏色不一樣。他說，這個，跟了我六十多年。
他一九五二年入伍，十八歲，在十八軍的築路部隊。那時候，川藏路正從二郎山往西打，他是工兵，拿十字鎬，打炮眼，因為讀過兩年私塾，會打算盤，營裡就讓他兼著管賬。
「賬上有什麼可管的？」
「死人。」他說得很平常，「炸藥用了多少，糧食還剩多少，今天少了幾個人。」
我愣了一愣。
他說，最多的一個月，他在賬本上劃掉了十一個名字。怒江邊上，一段崖，三十多米高，要在懸崖上鑿出一條二米寬的棧道。人用繩子吊在半空，一錘一錘地砸。繩子斷了，人掉下去，連個響聲也聽不到，下面是怒江，一濺就沒了。有個同鄉叫李明高，與他同一年生，同一個縣，兩個人睡一條被子。有一天早上，李明高繫上繩子，說，今天我先下，你在上面看著。他說好。那一天炸了一次啞炮，山石鬆動，整片崖面滑下去，他從上面看見，李明高像一片葉子一樣，貼著崖往下滑，滑了很長一段，最後停在一塊突出來的石頭上，不動了。
「當天沒有找到屍體。」他說，「第三天，有人在下游的沙灘上，發現了一隻鞋。」
他沒有再說下去。
川藏路一九五四年通車，那年十二月，雅安和拉薩之間，第一次有了汽車。慶功會上，首長講話，說是「人民的勝利」。他站在台下，手裡拿著那本賬，賬上有一頁，是「犧牲」，一頁一頁翻過去，數字是三千多。他沒聽首長講什麼，一直在默默地對賬。
通車後，築路部隊就地轉成養路隊。他本來該回老家的，部隊給過他一次機會，讓他選。他選了留下。
我就問為什麼。
他說，路通了，要有人守。
我說，這話聽著，是奉獻吧。他一個大人奉獻了一輩子，真是了不起。
我這句，顯然是講錯了。他抬起頭，看了我一眼，那種目光，不是惱，是一種很疲倦的無趣。
「別說這個詞。」他說，「我不愛聽。」
「為什麼？」
「奉獻是有得選的人，才好說的。」他說，「我那時候想回，就是回不了。」
他說，他是選了留，但這個選，不全是他選的。
一九五五年，他準備回老家，部隊開了一張證明，他背著鋪蓋，走到德木，等車。在那裡，他碰上一支從西邊下來的運輸隊，帶頭的是個女的，是卓瑪的姐姐。她看見他，直直地看了半天，然後把一個孩子塞到他懷裡，說，你抱一下。
那孩子，就是後來他的大兒子。
「你別誤會，」他說，「不是我的。是她妹妹的，她妹妹嫁了一個漢人，就是那個李明高。」
我坐直了。
李明高在崖上死的那年，已經在藏地有了一個女人，沒有報告，也沒有說，怕影響。那個女人懷著孕，在怒江邊等了他八個月，等來的是一隻鞋。孩子生下來，是個男孩，她一個人帶不動，要把孩子送到內地去，找他的家人。可是李明高的老家，她沒去過，連縣名也記不全。找到當年的連隊，連隊撤了，只找到了張仲和。
「那我走不了了。」他說，「我要是走，這孩子，上哪找他爹的家？我要是帶著他回營山，是我李家的人，還是張家的人？」
他沒有回營山。他在道班房裡把這個孩子養大，他在賬本上，把李明高的名字，從「犧牲」一欄，抄到了另一頁。
「抄到哪一頁？」
「家屬欄。」他說，「我讓他活著。」
說完他把算盤往我面前推了推，說，你看這根竹子。
我低頭看那根換過的檔桿。他說，原來的那根，是李明高削的。他死之後，那根檔桿斷了，我找了好多年，才找到一根相近的竹子。
「那孩子現在呢？」
「在拉薩，開貨車。」他說，「一年回來兩次。他不叫我爸，叫我張叔。我也不要他叫。」
卓瑪在火塘邊低低地說了一句藏語，他轉頭，用同樣的話答了一句。我後來知道，那是在說，客人的茶涼了。
那一夜我睡在他兒子留下的床上，牆上有一張貨車的月曆，窗外雨聲不停。半夜起來，借著一點火光，看見他獨自坐在門口，披著雨衣，面對那條被泥石流埋掉的路，一動不動。我沒出聲。他似乎在聽什麼，我也跟著聽，只聽到山上有水流下來的聲音，沿著石縫，嘩嘩地，淌了一夜。
天亮，推土機來了，轟隆隆，鏟起一片泥。車隊開始動。我背起包，向他告別。他給了我一個煮熟的雞蛋，還是熱的，說，路上吃。
我走到車邊，回頭看，他已經扛起鐵鍬，沿著路沿，一寸一寸往前敲石頭。卓瑪站在門口，手裡拿著那只舊算盤，像一個人守著一件很重的行李。
車過了那段新鋪的路面，輪子碾過泥漿，沒有一點聲音。窗外，怒江在峽谷底下，翻著白浪，一直向南流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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