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芒康往西南,下一道很長的坡,海拔一路掉下去,到了瀾滄江邊,空氣忽然變軟了。江水是赭紅色的,渾,在谷底翻著。兩岸的山腰上,一層一層搭著木架子,架上鋪夯實的紅土,一塊一塊,像一副攤開的棋盤。每一格裡都是淺淺的一汪水,太陽一照,晃得人睜不開眼。
這是鹽井的鹽田。
鹽是從江邊的井裡來的。鹵水汲上來,裝進木桶,靠人背,一桶一桶,順著木梯背上去,倒進田裡,曬三五天,水乾了,剩一層薄薄的鹽花,用木板刮攏,就是鹽。江這邊的田,土是紅的,鹽也是紅的,帶著一點鐵腥氣,澀,後味有一絲甜。江那邊的村子,土是白的,出的是白鹽。兩岸隔著一座橋,走過去只要五分鐘,賣價也不一樣。
我沿著田埂往上走,走到半坡,渴得嗓子冒煙,看見一間土坯的小棚子,門口一個老人,正彎著腰,用一塊長柄木板,把田裡的鹽花一下一下刮到一邊。他穿一件舊的藏青棉襖,袖子捲到肘上,兩條胳膊黑得像鐵,腰卻彎得很低,與地面平行,像是在跟土地商量什麼。
我說想討口水。他沒有直起身,用木板往棚子裡指了指。
他叫次仁,教名若瑟,八十二歲,天主教徒。我是進了棚子,在一隻木箱上看見一尊小小的聖母像,才知道的。像是木頭刻的,上了彩,臉上的顏色已經剝了一半,下面壓著一塊藏式的哈達。
「你不要驚訝。」他進來洗手,用漢話說,口音很重,「這個村子,一半的人拜這個。」
他說的一半,我後來數過,大約差不多。鹽井的天主堂,是法國傳教士一百多年前建的,一座尖頂的房子,掛著藏式的窗簾,院子裡種著葡萄,據說是神父從老家帶來的苗,如今還在結。村裡人,一家一家,前前後後,受了洗,有的叫若瑟,有的叫瑪利亞,有的叫彼得,卻都住在藏式的石頭房子裡,打酥油茶,轉山,過年也殺豬。鄰居裡,有的信佛,有的信教,有的兩邊都供著。
「我太爺爺那一輩,」他說,「是頭一批受洗的。」
「為什麼?」
「吃不上飯。」他說得很坦白,「神父有糧,有藥,有學校。」
他倒了一碗茶給我,粗瓷碗,碗沿有個缺口。我坐在木箱上,聽他說。
他生在一九四四年,一個鹽農的兒子。四五歲就會背鹽,一個小木桶,只裝半桶,走在大人後頭,路滑,摔了,鹵水灑一身,皮膚被蟄得紅腫,哭,母親說,哭什麼,鹽是來鍍你的。他六歲那年,教堂裡最後一個外國神父離開了。他記得那天早上,天沒亮,神父騎著騾子,馱著兩個箱子,從村口經過,許多人跪在路邊,哭。神父下了騾子,一個一個地摸他們的頭,摸到他,停了一下,說了一句什麼,他沒聽懂,是法語,還是拉丁語,不知道。
「他給了我一個東西。」
他起身,從那隻木箱底下,摸出一個小布包,一層一層打開,是一個十字架,銅的,巴掌大,已經磨得失去了稜角,上面糊著一層暗紅色的硬殼,像結了痂。
我一看那層殼,就知道是什麼了。
「是鹽。」
「是鹽。」他點點頭,「在田裡埋了二十一年。」
那是一九五八年以後的事。教堂被收了,改成糧庫,神職人員,本地的修士、修女,被一個一個叫去談話。信教的人,不許在公開的地方念經,十字架、聖母像、念珠,都要上交。到了文革,連家裡也要抄。幹部帶著民兵,挨家挨戶,翻箱倒櫃,凡是找出來的東西,堆在院子裡,燒。
他父親那時候四十來歲,在家裡坐了一夜,沒有說話,第二天天沒亮,把那個十字架,用牛皮包好,拿到他自家的鹽田。鹽田是木架子撐起來的,下面是空的。他父親撬開一塊木板,把包裹塞進去,再把紅土抹平,加上一層厚厚的鹽。
「鹽可以保東西,」他說,「也可以藏東西。曬了一年又一年,上面都是鹽,誰會去翻鹽田?」
「可是被人看見了呢?」
「看見了。」他說。
他把十字架放在膝蓋上,用手指慢慢地摩挲。
「看見的人,是隔壁田的次旺。」
次旺家,是佛教徒。他家的田,與次旺家的田,緊挨著,隔一道不到一尺寬的田埂。次旺的父親是村裡有名的在家居士,家中供著一尊小鎏金佛像,那一年,也是這樣的難。那天清早,兩個老人,都彎著腰,各在自己的田裡,都是同一個動作,同一個時辰。
我說,他們看見了對方?
「看見了。」若瑟說,「兩個人,誰也沒有說話。站起來,各自看了一眼,又各自彎下去,接著幹活。」
我忍不住笑了,說,這真是一段佳話啊,兩種信仰,兩家人,各自埋著各自的神,隔著一道田埂,守了二十年,互不揭發。這在書裡,一定寫得很動人。
他停了一下,抬起眼,看著我。那目光像一把刮鹽的木板,一下子刮過來,把我那點興致,刮得乾乾淨淨。
「動人?」他說,「你知道一九零五年嗎?」
我說,知道一點。
「那一年,山上的喇嘛廟,下來一批人,把這裡的教堂燒了,死了很多人。我太爺爺,被砍死在橋頭。神父,跑了。後來有人報復,也燒了喇嘛廟,又死了一些。」他的聲音很平,「這些事,我家的人記得,次旺家的人也記得。這不是一個故事,是兩邊的賬。」
我沒有說話。
「你們這些外頭來的人,」他說,「總想聽一個好故事,一個漂亮的結尾,信這個的,信那個的,抱在一起哭。」他搖了搖頭,「不是的。」
「那為什麼……」
「為什麼不揭發?」他替我說了,「我後來想過很多年。我想,不是因為我們相愛,不是因為什麼慈悲。是因為,那一天,他看見了我的東西,我也看見了他的。兩個人,手裡各拿著對方的命。我說了,他也說,大家一起完。誰也不能先動。」
他把十字架放回布包裡。
「你要說,這是怕,也行。怕,有時候,比結拜兄弟還牢靠。」
說完他自己沉默了一陣,才又補了一句,聲音低了下來。
「可是,也不全是怕。」
我等他往下說,他卻不說了,起身去外面看田。田裡的水,在斜陽下面,慢慢變成了橙色。
我後來才從他兒媳那裡,聽到「不全是怕」的另一半。
那是一九七零年的冬天,若瑟的母親病得很重,家裡沒有藥,山裡的赤腳醫生來過一次,搖搖頭。半夜裡,有人敲門,是次旺的妻子,披著一條氆氌,手裡捧著一小包東西,黑乎乎的,是藏藥,說,是我們家老人留下來的,你們試試。什麼也沒有解釋,放下就走了。
藥是對的,母親熬過了那個冬天,又活了六年。
若瑟後來也沒有同我說起這件事。他只說,次旺的奶奶,會給小孩收驚,他小時候發燒,也被抱去過。
一九八零年之後,政策一鬆,信仰又可以公開了。這一年的春天,他父親已經死了,他自己去挖那只十字架。他說,去的那天,天剛亮,剛走到田邊,發現隔壁,次旺已經蹲在那裡,正在撬開木板。
兩個人,一個在左,一個在右,並排地,各自取出了二十一年前埋下的東西。
「他那尊佛像,」若瑟說,「早已經鏽成一塊了。」
「你們說了什麼?」
「他說,天氣好。我說,是的。」
他們就這麼並排蹲著,用水把各自的東西,一點一點地沖洗。紅色的鹽水順著手指流下去,流進田裡。
我聽到這裡,心裡有點發酸,沒有再說俗氣的話。我想起自己,每遇到這一類故事,總是急急忙忙地把它拔高,找出意義,加上結論,好像只有這樣,別人的一生才算沒有白過。其實他們沒有想那麼多。他們只是在那個春天的早晨,做了一件該做的事。
傍晚,起了風。田裡的水面被吹出細細的皺紋,一格一格,像無數片小鏡子,同時在抖。若瑟蹲下去,用木板把最後一點鹽花攏到一起,裝進一個竹籃。
「隔壁那塊田,」他朝下指了指,「現在是空的。」
我順著看過去,那塊田,水是滿的,鹽花卻是新鮮的,顯然剛有人刮過。
「次旺去年走了。」他說,「他兒子在拉薩,孫子在上學,沒有人曬。我就一起曬了。」
「賣的錢呢?」
「給他孫子交學費。」他說得很輕,好像是在說,天要黑了。
他把竹籃背到肩上,我想幫忙,他搖搖頭,說,你拿不動,這個要用腰。我就跟在他後面,沿著田埂往回走。腳下的木梯吱吱作響,江水在谷底,發出沉悶的聲音,已經看不清顏色了。
那天晚上我沒有走,睡在他家。他兒媳煮了一鍋酥油茶,泡著糌粑,往裡撒了一撮鹽。我吃了一口,澀,舌根微微發麻,過了片刻,才有一絲甜意,從喉嚨深處慢慢地反上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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