舊都風華

 

追懷故都北平，要品味她全部的韻致。

北平的文人，有士大夫的風骨，又得歐風美雨的浸潤，像暮春與初夏交會時一庭清芬的蘭芷，只是太過匆匆。

第一流的北平學者，皆具風範：史學陳寅恪，哲學金岳霖，文學周作人，一直數到朱自清，還有中國最博通的建築師梁思成。北平的知識人，像一閣典籍：宋槧、明刊、清抄，都散佚在時代狂飆的狼煙裡。

北平的戲曲，梅蘭芳和程硯秋，一直到荀慧生和尚小雲，更是不待贅言。北平的畫家與鑒賞家：溥儒、黃君璧、張大千，所幸具真眼力的，都識得珍寶，三十八年搭上末班飛機，保全了文物與氣節。自願等待「新天」的，像老舍、沈從文、錢鍾書，Too Sentimental, Sometimes Romantic，只能說是書生終究天真，命運各自揀選，結局唏噓，也怨不得天。

故都百年，若真具文化素養，是可辦百場雅集，論北平的建築、戲曲、美食，像追憶剎那的哈布斯堡王朝，方知野蠻與粗鄙之頑固，精雅與考究之易逝。

即使北平的吃食，當然比不上宋室南渡，也不及揚州鹽商極盛，但北平也有滋味。尋常館子裡，烤肉季和砂鍋居的菜皆妙，像譚家菜，有孔府宴的餘韻，至於被輕看的庶民小吃，民國三十八年前的豆汁焦圈，只是市井風景，到遷台之後，北平餡餅粥、天津狗不理，都是故都記憶的燴海參、烤鴨子、涮羊肉和蔥燒烏參。

小吃做得好，也是很雋永的，像梁實秋筆下的北平：

「喝豆汁兒，就鹹菜兒，琉璃喇叭大沙雁兒。驢打滾兒，艾窩窩兒，棗泥餡的山藥餅兒。」

這就叫做味、道、韻。九○後的小朋友們，各位有嘗過醇厚如此的北方嗎？在華夏的飲食裡，有過如此樸素見真章的本味嗎？如果這就叫做土，而「打造網紅打卡地標」、「沉浸式餐飲體驗」這樣的噱頭，像上海的米其林和深圳的茶飲店即是美食一樣，就叫做「新」，那麼，你贏得我難得給予的深刻的悲哀。

懷念北平，就是尚雅——巴黎的咖啡館、維也納的音樂廳、京都的茶室、北平的胡同，都是文明世界的共同遺產，多親近些美好的物事，遠離喧囂與粗俗，你的品味與格調，會更澄明。

 

星河渡

 

民國歲月之所以多俊傑，是因為近似晚明，是新舊激盪的年華。

新舊激盪，因清末的科舉餘暉，邂逅了德先生賽先生的思潮，長夜將明，燭火把光熱交予晨熹；恰似錢塘江奔入東海，在渾水與清流交會的灣區，蝦蟹競游，水族的生機是一時鼎盛之象。

民國的人物自舊土壤生，向新天地長，如清華校長梅貽琦，生於天津詩書門第，二十歲考取首批庚款留美生，入伍斯特理工攻讀電機工程。學成歸國後歷任清華學堂教員、物理系主任、教務長，四十二歲臨危受命執掌清華，在烽火中守護學脈凡十七載，晚年創辦新竹清華，終生繫於一校。

民國的才俊，一紙年譜鋪展開，從傅斯年、錢穆起始，皆有舊學新知中西貫通的格局，並非當今的「海归精英」，以滬上國際幼兒園為開端，以斯坦福博士終，這般履歷，名校再貫通，至多只見半壁山河。

然民國的知識階層與領袖殊異。狂放時有魏晉風骨與啟蒙運動的洗禮，沉靜處有宋明理學與英國經驗主義的淬煉，加之彼時歲月，以胡適之溫潤如玉的徽州文脈引領，兩湖、閩浙、關中八方英傑江河星斗的浩然之氣交融，形成華夏三千年未遇的氣象。

民國多鴻儒碩彥，多志士仁人，這個時代的遺憾，一是書生太眾，知識份子議政，雖可大展襟抱，卻導致仁厚過甚，對世道的詭譎與奸險體悟未深；二是民國的學林與思想家，諸多清雅的談吐逸事，唯獨這個年華，缺了些許幽默自嘲，致令廟堂舉措時而失之拘泥。民國的人，有李叔同和豐子愷這般真善美的守護者，為世道人心點亮明燈，但缺乏晚清曾國藩、戰國韓非一類霍布斯型的經世之才，胡適之寬厚有餘，欠了些許殺伐決斷，而他的敵手，狡詐全無底線，論陰狠酷烈，終非民國的底色。

然則晚霞最是絢爛，民國之美，正在其倏忽，在其故園傾覆山河帶淚的宿命。如讀石頭記，僅存八十四的殘卷與斷簡；觀大衛雕像，裂痕比完整更富詩意。一切美好物事，殘缺方成境界，況乎天命註定的神州，良善退場，庸俗登台，猶如晴雯撕扇，阮玲玉早逝，看著她消逝，哀矜中乃見至美，此乃民國百年，美學的啟示。

蒂妲史雲頓：銀幕上的白色神話

 

蒂妲史雲頓（Tilda Swinton）的臉，是一個冷冶的神話。那不是人間的膚色，而是一張從希臘雕像上脫落的碎片，被時間打磨成一面鏡。她走在紅地毯上，像從極地的光裡走出來，身後沒有影子。

她的存在讓人想起拜占庭的聖像畫：無性、無國籍、無溫度。她可以是《奧蘭多》裡的貴族青年，也可以是《奇異博士》裡的禪師，既不是男人，也不是女人，是文明自我變形的試驗體。這樣的演員，在荷里活是一種異端——她不靠媚態生存，而靠靈魂的幾何線條。

她的眼神像光，折射而不照人。演戲時，她不是在表演，而是在「消除」。她將人類的情緒清除乾淨，留下思想的骨骼。那是一種後宗教的表演方式——拒絕激情，擁抱冷靜，如同尼采筆下的末世女神。

她在片場喝的是冷水，不是香檳；穿的是男裝，不是禮服。她的聲音低沉，有一種霜降過的清晰。蒂妲的魅力，不是性感，而是距離感。當世人忙於自拍，她卻站在北海的風裡，讓白霧在臉上結冰。這種冷，是對俗世的一種抗議。

東亞的電影世界從來產不出這樣的女人。這裡的「女神」必須笑、必須紅、必須有角度。蒂妲卻連笑都嫌浪費，她的存在就是一場「不迎合的實驗」。在西方，這叫「個性」；在東方，這叫「怪」。

有人問她老了怎麼辦。她淡淡一笑：「我一出生就老了。」這句話像從宇宙傳回的回音，讓人忽然理解——所謂美，不是青春，而是時間在臉上的光影；所謂演員，不是角色，而是人類意識的投影。

蒂妲不屬於這個時代，但她讓這個時代看見自己。她是一個倒轉的鏡子，一道被文明冷卻後的光。

風衣的哀歌

 

風衣是一種沒有季節的衣服。它不厚不薄，像一個不肯明說的謎。穿它的人，不冷不熱，總帶着一點疏離的風度，一點行將遠行的姿態。倫敦的霧、巴黎的雨、上海外灘的風——風衣在這三種氣候裡最合適，因為它本身就是一場天氣的矛盾體。那長長的衣襬，隨步而動，像舊時文人不肯放棄的尊嚴，既防備風塵，又掩飾傷口。風衣不是時裝，它是一種文化的意識：冷靜、含蓄、永遠不哭。亨弗萊·鮑嘉穿風衣，站在《北非諜影》的霧裡對英格麗·褒曼說：「我們總有巴黎。」那句話一出，風衣便從防雨的布料，升格為一種命運的象徵——愛情的盡頭與尊嚴的起點。中國人後來學會穿風衣，多半是模仿，不是體會。九十年代的北京秋天，留學生穿着風衣走過中關村，背影像一個被文明風刮回的夢。風衣在中國的命運，像咖啡、爵士與自由——都被消化成姿態，失去了那一絲對孤獨的優雅承認。風衣原是給會思考的人穿的，給那些走在人群邊緣、卻仍不肯破碎的靈魂。它的腰帶不是用來束身，而是用來提醒：世道再亂，仍需有一種線條的克制。風衣之美，在於它不迎合天氣，就像真正的風度不取悅環境。它讓你在風中仍有儀式感，在離別時仍有形狀。那些把風衣當成「秋裝」的人，從未懂得，它的真正功能是防禦時間。當風起時，布料微微翻動，像是命運輕輕掠過的手。它讓人懷念一種消逝的都市浪漫——報館門口的雨傘、碼頭深夜的汽笛、街燈下煙霧中的一封信。如今的風衣，多被穿出俗氣。快時尚的布料太亮，剪裁太趕，連風都嫌它輕浮。那曾經代表沉思的布，如今成了自拍的道具。文明的厚度在布料的輕薄裡漸漸消失。真正的風衣，應該有重量，像良心。穿着它的人，走在風中，有一種無聲的劇場感，仿佛每一步都在與時間爭論。古人說「衣冠不整，則思緒不寧」，而今街上之人皆穿衛衣，誰還記得「風衣」這兩字原本帶着詩意？那是一種孤高的浪漫，一種在人間行走的風聲。風衣不是用來取暖的，是用來防禦庸俗的。當文明漸薄、言語漸輕，世界再沒有一種衣服能這樣靜靜地教人懷念——一場風起時，布料掠過膝蓋的聲音，如同舊時代最後的低語。

黑鍋裏的文明火種

 

街頭一見栗子攤，便知季節已轉寒，這是北地對秋的頌歌，不是落葉，不是霜降，而是糖炒栗子鍋底那一鍋漆黑的細沙。栗子滾在裏面，沙子翻騰如同地獄的火湖，黑得徹底，熱得決絕，正是這一種烈火煉金式的修羅場，造出一顆顆皮裂微張、內裡金黃的熱栗，剝開時那一縷白霧，彷彿從宋詞裏升起的鄉愁。

糖炒栗子之於中國人，是一場民族性格的鍛鍊。一顆栗子若是輕易裂口、內肉圓潤，便如人生得志；若不裂不脫殼，皮肉交纏，怎麼撬都撬不開，便如官場無門，人生失意。你掰得手痛，咬得牙酸，方知世界不是人人都是「開口笑」，有些命數，便是封死的。中國人從小在栗子裏學會命運的殘酷，有時吃的不是堅果，是宿命。

糖炒栗子不止是食物，是一門街頭劇藝。炒栗子的老漢，臉如焦炭，眉如油煙，手持長柄鐵鏟，翻動那一鍋沸沙，動作有節奏，音律如鼓點，若加背景樂，幾可成為打擊樂團的街頭演奏。每翻動一下，沙子騰起細塵一層，那香氣就像中華五千年歷史中的一縷精魂，熏得人懷舊，熏得人多情。若說哪一道小吃最接近國族性格的煉獄哲學，糖炒栗子可算榜上有名。

栗子原本苦澀，未經火煉，如同未經社會歷練的書生，一身傲氣，皮厚難開；炒過之後，外皮爆裂，內肉綿軟，仿佛經歷反右、文革、上山下鄉，這才練成社會生存的本領。糖炒栗子是一門教育學，是一種父親輩傳下的沉默美德。童年曾見父親用牙齒啃開一顆頑固的栗子，遞給你說「你咬不開的」，像極了那個年代的男人：沉默、堅硬、捨身成仁。

今人吃栗子，已有機器代勞，炒得乾淨，裝得精緻，連殼都可以預先剝好，如同速食社會的一場自我哄騙：你不必掙扎，便可得甜美。可是這樣的栗子，無沙氣，無煙火，無街頭的炭味與焦香，如同一場沒有衝突的愛情，乾淨得乏味。真正的糖炒栗子，應該帶著一點焦痕，吃起來手黑牙黏，才算對得起這千年來人民群眾對堅果的執念與誠意。

糖炒栗子不必進入米其林，也不必文創包裝，它就是街邊的一口黑鍋，一把鐵鏟，一袋布包裏散發出來的體溫。一顆顆栗子像極了中國歷史的腦袋瓜，剝開之後，有些豐盈，有些乾癟，但無論如何都帶着一點時間留下的皺痕。文明的味道，常常不是山珍海味，而是一顆熱栗在掌心翻滾，那微燙的觸感裏，藏着一個民族忍耐、熬煉與希望的火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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燒餅的側臉

 

燒餅者，北地土產，一面金黃，一面粗糙。看似樸實，其實陰陽合體，正如中國人的性格：待人笑臉如春，一轉身，背後已是霜雪。北京的燒餅從來不甜，撒芝麻，帶屑，火候與掌力都寫在那張烤焦的臉上，像從魯迅短篇小說裡走出來的中年男人，面對世界滿臉灰燼，咬一口，卻是沉穩、結實，毫不取悅。沒有饅頭的憨，沒有包子的媚，也不屑油條的張揚。這等燒餅，一如老舍筆下的街頭巷尾：天未亮，爐火已點，空氣中先是聞到麵粉與煤煙的交合氣味，其後傳來鐵鏟在爐壁上一刮，幾聲喀喀，這才是一個城市的心跳聲，不是音樂節奏，而是生活骨頭的咬合。

南方人對燒餅常懷誤解，以為那是乾貨，須佐一碗豆漿或一碗胡辣湯方可下嚥。此論猶如說王安石必配蘇軾，實則對燒餅之獨立人格缺乏基本認識。真正的燒餅，絕不靠湯水為靠山。乾而不柴，脆中有筋，裂紋深處藏著油意與火性，乃是一個漢人飲食文明中最具哲學性的產品。你可以說它是簡約主義的中式體現，也可以說它是對現代社會多汁多醬、多糖多奶的極端反動。一口下去，彷彿是與祖父輩的記憶交手，無話，但有筋骨，說不出動人語句，卻能立馬醒腦提神，讓你認清這個時代最真實的一面：冷、硬、沒空撒嬌。

有一種燒餅夾油條，外剛內柔，一脆一軟，是飲食上的“林黛玉會見武松”。初看荒唐，入口卻有奇效，像香港九十年代一位編劇配上一位主持人，擦出來的火花不是戀愛，而是江湖。也有燒餅夾牛肉，與北京胡同裡的小爺精神最相襯，一口咬下，齒間碎芝麻亂飛，猶如說書人甩起長袖，聲聲入耳，句句藏刀。台灣夜市也有燒餅，但已甜膩化、卡通化，像一個讀了三年設計系的少女試圖cosplay李清照——有意趣，卻失筋骨。

燒餅是那種從不發朋友圈的角色，默默立在鋪子角落，被夾被咬被帶走。無需品牌策展，沒有高端聯名，更不會進駐哪個“生活方式概念店”。若有一日你在某個城市街角，看到一個穿著藍制服的男人，啃著燒餅等巴士，那不是貧窮，那是抵抗。抵抗一切糖衣炮彈與奶油神話，抵抗人工智能與氣泡茶共同塑造的虛構年代。這枚燒餅，不過是他手裡最後的實物主義證據。

小園記夢人間——讀《浮生六記》

 

《浮生六記》之妙，在於它寫得極小，而活得極大。沈復此人，不是英雄，不是聖哲，不是文學革命的旗手，也不是封疆宰相的棄官遺民。他只是個蘇州人，平凡得像城牆根下一株嫩草，卻在命運最潦倒的時代裡，用最溫柔的筆，記下人間最輕盈的一縷煙火。世人寫愛情，或悲壯如《紅樓夢》，或熱烈如《牡丹亭》，惟沈復的愛情，不在生死，不在夢幻，只在那一針一線，一碗熱湯，一次並肩坐於秋燈下的沉默。他的筆，不為歌哭，只為生活——而這，正是最難的情深。

芸娘死後，沈復的文字更似浮生之影。六記之中，最動人者，非遊歷山川，而是料理家務。從繡花、種花、煮茶、修竹，到租屋、搬家、補簾、理賬，寫來不覺柴米氣，反有詩意。這種詩意，不是矯情，而是一種古人才能修煉出的溫度：世道雖壞，筆端不滅。讀他寫“芸坐我旁，剪燈夜話，時時相對失笑”，或“晨起共理小園，坐久，清風徐來”，那樣細碎的日常，卻能使人心靜如水。這不是修辭，而是一種生活的悟性。沈復在筆墨之間，建了一個無聲的桃花源——不在山中，在廚房裡，在簷下，在兩個人相依而活的日子裡。

若要說《浮生六記》有何悲哀，那便是此書太真，真到後世不忍再寫。芸娘的笑與淚都輕，不施粉黛，不作姿態。她的愛，沒有誓言，也沒有反叛，她只是懂得一個女人最高的風雅——懂得生活本身。她不羨富貴，不求榮名，只在春天種一株海棠，秋夜煮一壺桂花酒。這樣的女子，若仍存於今日，或被笑為「沒野心」；但在沈復筆下，她卻成了人生最高的奢侈：有人懂你的小事，有人伴你過日子，這便是浮生的全部真相。

沈復一生漂泊，官場不入，學問無成，貧病相隨。若以功名論，他不過是無名小吏；若以文筆計，他卻在不經意間，成就了一部東方的《安娜貝爾·李》。他的筆法不雕不飾，不用典，不講勢，純以情感為墨，卻自有一種蒼涼的節制。看似溫柔，卻句句見血。中國文人多悲觀，寫命運多怨天尤人；沈復不怨，只嘆。他的悲哀，是一種被命運剝奪之後仍願微笑的悲哀。這笑，像餘燼上的火星，熾不起來，卻燙人。

有人說《浮生六記》只是「平民小品」，這話對，也不對。若僅以生活紀錄論，它確屬小品；若以生命厚度論，它卻是中國文學史上極少的“大書”。沈復無意為文學立碑，他只想把芸娘留下——而這一念，竟比千篇仕途文章更長久。他不知自己會成經典，也不知兩百年後的讀者，會在圖書館的一角，讀到他寫的那句「芸娘愛花，我為之具盆盎」，而悄然動容。這樣的句子，輕得幾乎要散，卻能讓人一生不能忘。

《浮生六記》不是一部書，是一面鏡。照見古人的淡泊，也照見今人的荒唐。如今的世界，人人忙著創業、投資、內卷，動輒談夢想、談詩意，其實沈復早已活出這一切。他不宣講，也不逃避。他明白詩意不是逃離現實，而是使現實變得可居。這樣的悟性，現代人買千本「心靈雞湯」也學不來。芸娘死後，他仍為她種花、煮茶、修書——活著的人為死者留香，正是中國式愛情的極致。

沈復一生，終究貧困，浮生未了。可這書一出，他的生命便不再消失。兩百年後的我們，坐在冷氣書房裡，喝着咖啡，讀他寫的豆腐、花、雨聲與夢，忽覺時間像一條緩緩流淌的蘇州河。那河水無聲無息地告訴你：真正的幸福，不是得，而是懂。懂生活，懂愛，懂得在這人世間，依舊溫柔地活着。

粥裏的中國科舉夢

 

在廣州西關舊城的破曉，霧氣瀰漫，小販剛推開鐵門，巷口一碗熱氣騰騰的及第粥，便是中國人飲食文化裏最溫柔也最世故的一頁。名字一出口，已是半壁文章。及第——這兩字不是粥，是朝廷，是功名，是從前中國家庭炊煙裏的一場曠世黃粱夢。哪怕只是宵夜檔口一碗不起眼的白粥，在南方人的詞彙裏，也要許你一場金榜題名。

粥底乃廣東人百煲成經的米湯哲學，米粒已不再是米粒，而是一種流動的溫柔，破碎成雲霧般的肌理，包裹住所有下鍋的心願。豬肝、粉腸、瘦肉片，三元及第，皆是生切，必得在粥底滾燙如針時方才下鍋，否則便糊成一灘失落。廚子下鍋那一剎，手法快準狠，像寫八股文，講究章法，稍有偏差，非死即傷。肉熟不柴，腸彈不腥，肝嫩不血——一碗粥的火候，比狀元試卷更嚴苛，焚膏繼晷，不敢草率。

及第粥好吃，卻從不張揚。沒有川菜的辣，也不如北方的餃子實在，它像是廣東女子，聲音細軟，卻聰明八面玲瓏；像南洋商人，笑裏藏刀，算盡人生機巧。一口入口，是溫柔鄉，也是權謀場。從前讀書人寒窗十載，雞鳴即起，晨粥一碗，夢想寄託於米湯之上，這粥是肚裏的溫飽，也是心裏的慰藉。父母望子成龍，早餐也要暗藏機關，嘴裏嚼的是肝腸，胃裏吞的是希望。

廣東人吃粥，從不大聲，連咀嚼也顯斯文，像參加殿試一樣慎重，哪怕只是街邊小店，老火滾粥配一碟炸油條，心裏也默默抄一遍《朱子家訓》。世風日下，連粥也變得花樣百出，有人硬要在粥裏放皮蛋、鮮蝦、花甲、蟹粉，弄得不三不四，像時下青年搞什麼「粥品創新」，殊不知此粥原是殿堂之粹，豈容你任意調侃？

及第粥從不炫技，卻在中國人心裏立了千年旗幟，一碗粥，吃出一個朝代的考場氣，一條街的父子情，一個家族的望子成龍。中國人什麼都可以不信，對於「考得好，有前途」這件事，卻像信宗教一樣虔誠。連粥都不例外，吃得認真，吃得虔誠，吃得像人生有下一科會考。時代變了，及第不再靠舉人功名，靠的是買樓、炒股、潤學、綠卡，但粥裏那份熱氣騰騰的期盼，卻永遠不會冷，猶如一口從宋朝滾到今天的老火砂鍋，滾滾不息，寄望不滅。

 

冰原上的影子遊戲

 

雷光漢的《蘇聯流亡記》，讀來不像一本回憶錄，倒像是用冷鋒刻在冰層上的一串字。中國「外逃者」三個字，本身就是時代的註腳，裡面有饑荒、清算、邊境線上的鐵絲網，有半夜敲門聲和隔牆的咳嗽聲。雷光漢以筆為冰鎬，把自己一段被歷史裹挾、流散到蘇聯的生命旅程，拆解為一頁頁乾冷的紙，讀者翻動的聲音，像是在審問一個沒有答案的世紀。這書的份量，不在文字的雕飾，而在它背後的空洞——這空洞就是時代親手鑿出。

中國外逃者到蘇聯，表面上是從一個紅色祖國逃到另一個紅色祖國，實則是從一個牢籠，闖進另一個牢籠。雷光漢筆下的蘇聯，沒有莫斯科紅場的壯麗，而是凍傷的手指，寂寥的邊城，工廠宿舍的灰塵與伏特加的苦辣。這些文字冷峻得像顆顆石子，砸進讀者胸口，讓人疼痛又清醒。蘇聯並不是避風港，而是一個放大鏡，把逃亡者的孤獨和荒謬照得更加刺眼。中蘇之間的兄弟之邦，其實不過是一場意識形態的假面舞會，國境線上的逃亡者，只是這場舞會中無名的小丑。

雷光漢的回憶錄裡，有一種強烈的現場感。他不是在講述歷史，而是用親歷者的眼睛，把當年的呼吸、焦灼、恐懼，一層層鋪陳出來。那裡有逃亡者在夜裡摸索的腳印，有翻越鐵絲網時被劃破的手臂，有被蘇聯邊防軍審視時冷漠的目光。這些片段，遠比教科書裡的宏大敘事更有真實的質感。歷史的書頁常常被勝利者塗滿金粉，但雷光漢卻給讀者看見另一面：那些被時代碾壓的細屑，那些無名之人的掙扎。

然而，讀《蘇聯流亡記》時最震撼的，並不是事件本身，而是其中透出的荒謬感。逃離中國的外逃者，以為是奔向自由，卻在蘇聯遭遇另一重監控與審查；以為可以擺脫政治高壓，卻在另一個政權下感受到同樣的窒息。東方巨人和北方熊國，兩個龐然大物在冷戰的霧氣裡互相戒備，夾縫中的人，如一粒被風吹走的沙，無處落腳。這種無所歸屬的漂泊感，正是本書的靈魂。

書中偶爾閃現的細節，帶有黑色幽默的質地。比如在蘇聯宿舍裡，牆上的列寧像掉下一角，沒人敢撿，怕被說成不敬；工廠裡工人偷拿機油換伏特加，卻照樣要在政治學習中高喊口號。這種荒誕和日常的交疊，讓人想起卡夫卡的迷宮：人並不是在選擇命運，而是在命運設下的陷阱裡自我消耗。雷光漢冷眼旁觀，又不失一種微弱的自嘲，他筆下的逃亡，不是英雄主義，而是滿佈諷刺的生存敘事。

這本書之所以珍貴，正在於它不是站在講壇上的歷史，而是滲入血肉的歷史。它讓人想起一個冷酷的事實：個體與政權的對抗，常常不過是螳臂當車。逃亡者不是鬥士，他只是想活下來；他沒有宏大的理想，只有微小的本能。而正是這種微小，揭示了時代最真實的殘酷。歷史的巨輪碾壓下，並沒有多少人能成為英雄，大多數人，只能成為沉默的亡靈。

讀完《蘇聯流亡記》，心裡不免升起一種淡淡的哀愁。這哀愁來自於發現：時代的牢籠，不會因為越境而消失。從中國到蘇聯，從東方到西方，政權更迭，旗幟翻轉，但人類的命運荒謬感卻恆久不變。今天我們看似自由地跨越邊境，手機螢幕上自得其樂，但冰層下的影子，仍在提醒我們：權力的幻術與宿命的陷阱，從未遠離。雷光漢的書，既是對個人逃亡的記錄，也是對人類共同處境的暗喻。

這本回憶錄像是一面鏡子，把讀者的臉也照了進去。因為逃亡不只是雷光漢的故事，它是整個二十世紀的隱喻。人類在鐵幕之間掙扎，在意識形態之間漂泊，而今雖然鐵幕倒塌，數碼高牆卻更隱秘地升起。當我們在網絡烏托邦裡自以為自由時，雷光漢的聲音，像遠方的一陣冷風，提醒我們：自由或囚禁，常常只是一線之隔。

《蘇聯流亡記》因此不只是歷史的補白，而是命運的譏諷。它讓人想起一句老話：人類唯一能從歷史學到的，就是人類從未真正學到任何東西。雷光漢用自己的一生，寫出一段「外逃者」的悲歌；我們讀者，則在他的文字裡，看見了自己微小的影子，在冰原上瑟縮，無處可逃。

月餅的逆襲

 

月餅，是一種吃進去後立刻想減肥，卻又年年無法拒絕的文明遺產。中秋節臨近，各大品牌百貨超市祭出各式禮盒，紅金紫綠，包裝得如同珠寶，彷彿打開不是豆沙蓮蓉，而是皇帝的密詔。它是一種矛盾的食物——油膩、甜膩、熱量爆表，卻有一種莊嚴的節日合法性。你明知它不是健康的，但又會在農曆八月的某個夜晚，對著一輪高懸的白月，自我催眠地說：“一年一次嘛。”

古人造月餅，大約本意並非為了腸胃舒暢，而是為了某種政治暗語的傳遞工具，藏刀、藏信、藏反清復明的陰謀。現代人吃月餅，則藏的是人情債。月餅成了一種職場硬通貨，上司送下屬，下屬送上司，還要附上一張印金卡片，字體印得比醫生處方還小。打開一看，四個字：“花好月圓”。翻譯成現代漢語，就是：“我也不想送，但不送不行。”這種包裝精緻、內餡肆虐的社交炸彈，通常會在辦公室茶水間被打開，被一刀切成四瓣或八瓣，分給眾人——一種對卡路里進行社會主義分配的儀式。

月餅這東西，曾經是家的象徵，是母親在灶間低頭捏出的餅皮，是外婆將糖冬瓜和瓜子仁拌入豆沙的動作，是一種手工與耐性的傳承。如今則是資本主義審美的勝利：流心奶黃、冰皮榴槤、XO醬干貝月餅——把所有能在西餐廚房裡出現的詞語硬塞進這一輪中華圓月裡。吃進嘴裡時，你不再想念中秋，而是想念胃藥。

月餅的本質，和中秋的本意一樣，是團圓。但現代人團圓，不靠嫦娥，也不靠月光，而靠WeChat與群組訊息。親情透過快遞箱表達，微信紅包代替燈謎，月餅成了節日文化裡的假面舞會，一面是傳統的面孔，一面是現代的懶惰。它不再是月圓的佐證，而是節日營銷的軍火。

但你無法對月餅全然冷酷。即使你在養生、健身、斷糖、戒澱粉的路上走得多遠，總有那麼一晚，月光正好，微風不躁，桌上擺著一盞茶，旁邊是切開的月餅，你拿起一塊蓮蓉雙黃，咬下去的那刻，咸蛋黃的油香與豆沙的綿密交纏，你會想起小時候的月亮，那時的圓，是純粹的，不是廣告的。那一口，咬下去的不是糖，而是時光。

月餅是華人文化裡的一種心理測謊機。它會測出你是否還相信團圓，是否還願意為了一塊老掉牙的甜食，坐下來靜靜地，看一輪月亮。不必拍照，不必發朋友圈，不必討論“今年哪個牌子的奶黃最好吃”。只要靜靜吃完，然後對自己說一句：“這東西，還是老的好。”

月色裏的鄉愁

中秋節是中國人的一枚指環，銀白的月亮套在秋天的指尖上，古今千年不曾褪色。別的節日總帶着火，春節有爆竹的火，端午有雄黃的火，中元有燈燭的火，惟獨中秋，只有水樣的月光，靜靜地流瀉下來，像一場沒有聲音的祀典。中國人總愛借月亮抒情，把酒問青天，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唐詩宋詞裏的鄉愁都是一片月光，連杜甫那樣飢寒交迫的流亡者，也要在破屋裏望着一輪月亮，吟一句「露從今夜白，月是故鄉明」。

然而中秋的月亮並不總是明的。江南煙雨時，月亮被水汽遮蔽，只在雲縫裏吐出一抹蒼白，像病榻旁的蠟燭；塞北沙塵時，月亮帶着黃暈，昏昏沉沉地掛在天際，似一盞古老的油燈。可無論它如何黯淡，中國人心裏的月亮卻是純白的，永恆的，與清明的柳條、端午的龍舟並列，成為文明的標誌。

月餅則是月亮在人間的投影。唐代宮廷裏的精緻點心，到了明清成了街市百姓手中一份圓潤的寄託。蓮蓉、五仁、豆沙、金腿，後來又有冰皮、榴槤、咖啡，各式口味皆不重要，重要的是那個圓，與月同形，與家同圓。圓是中國人的烙印，象徵團聚，也象徵缺憾過後的補圓。即使一個人身在異國，孤身對月，買一塊月餅切開，也像是同千里之外的親人共享一桌。

西方的節日，多半喧囂，聖誕有燈火，萬聖有化裝，復活節有彩蛋，皆是熱鬧的社交。中國的中秋卻是靜觀，賞月不需群體，只要仰頭便足。這種孤獨的浪漫，是中國文化的深色底調。西方人看煙火，中國人看月亮。煙火是爆炸，瞬間即滅；月亮是循環，周而復始。這就是文明的不同，一邊追逐激情，一邊守候永恆。

我常覺得，中秋的月亮是一面古老的鏡子，把千年之前的蘇東坡，與千年之後的我們，一同照映在水銀般的光裏。蘇軾寫「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時，他自己也在流放途中，心裏的孤獨比月亮還大。千里之外的弟弟，未必能共飲一杯，卻能共望一輪。這是詩人的無奈，也是中國人的智慧：天涯咫尺，不在於距離，而在於心照。

今日都市，中秋節變成了商場的戰場，月餅盒越做越大，廣告詞越寫越浮誇，連星巴克、哈根達斯也來湊熱鬧，月餅變成了一個全球化的商標。但在這些華麗的紙盒背後，仍然有那個最樸素的情感，燈火闌珊的夜裏，老人搬出藤椅，孩子舉着柚子，抬頭喊一句「月亮好圓啊」，這才是中秋真正的意義。

中秋節是一種時間的呼吸，它提醒你，一年又過去了一半，提醒你去問候遠方的親人，提醒你月圓之後必有月缺，缺後又會再圓。人生不過如此，一場不斷的圓與缺，一次又一次的離與合。月亮在天空中沉浮，我們在人生中奔波，但只要還能抬頭望見一輪光亮，就不算完全孤單。

月色裏的鄉愁，從不需要翻譯，無論你在紐約的高樓，還是在四川的山村，只要中秋夜抬頭，便會被同一塊銀盤照亮。它把散落世界的中國人串成一條無形的絲線，如唐代的瓷器、宋代的青花，越過時間，跨越空間。中秋不是節日，它是一種文明的呼吸，是一種靜默的契約，是月光替中國人簽下的一份永恆的備忘錄。

 

梵淨山的清夢

 

中國的山，總有幾座帶着形而上的名字，峨眉有眉，五台有台，廬山多雲霧，而貴州的梵淨山，偏偏扯來一個「梵」字，把佛國搬上雲端。這一字，既有梵音天籟的空靈，也有超脫世俗的疏淡，叫人一聽，便覺得不是凡塵的地理，而是靈魂的寄寓。梵淨山在貴州大地，雲霧飄浮，銀裝素裹時如雪國銀閣，晴朗日子裏又像青銅佛爐。古人稱之「佛教名山」，又說它是「武陵仙境」，從文字到景致，都是一種無法落地的抽象。

凡爬過梵淨山的人，會在紅雲金頂前怔立。兩塊巨石相對，中間只以天橋一線相連，仿佛天地間有兩個世界：一邊是紅塵，一邊是清淨，跨過去的人，須得心無雜念，如行禪定。這樣的景象，不像人間的地質奇觀，倒像古老的寓言：眾生皆困於塵世，唯有在懸崖邊找到一線天路，才可能通往梵境。佛祖若來，必定會會心一笑，說：這就是頓悟。

梵淨山的靈性，不止在石峰與雲海，更在一種「遺世獨立」的氣質。貴州本就偏遠，古代交通艱難，帝王將相難以輕易至此，所以它得以逃過歷代權力的過度消費。沒有黃山那樣被文人墨客題詩刻字，也沒有泰山那樣被帝王封禪祭天，梵淨山反而保有一種原始的純粹。這種純粹，在今日中國尤為珍貴。因為到處是「開發」，到處是「觀光專案」，處處插滿燈火，鋪上玻璃棧道，山水皆被改造成自拍的布景。梵淨山雖也逃不過遊人喧囂，但在霧氣中，總還能找到片刻寧靜。

佛教有「淨土」之說，梵淨山便像一塊落在人間的淨土。這裏曾是彌勒佛的道場，傳說中未來佛的應世之地。中國人愛把未來寄望於山水與神明，因為現實總是太沉重，必須有一處靈魂的出口。登山者氣喘吁吁，攀到山頂，忽見日出照耀金頂，雲海翻湧，心裏突然一空，那一瞬間，或許才算真正抵達了自己。

然而山終究是山。即便你在金頂膜拜，雲霧散去之後，仍要下山回到塵世，回到城市的堵車與喧囂。梵淨山給你的，不是永恆的清淨，而是一瞬間的洗滌。就像佛經裏的一句話，「一花一世界，一葉一菩提」，哪怕只在霧中駐足片刻，也已足夠。

梵淨山的名字裏有「梵」，卻又落在「山」。它提醒人：再神聖的境界，也必須有一塊堅實的土地來承載；再玄遠的佛法，也要依附於人間的柴米油鹽。這種張力，本就是中國文化的奧妙所在──既有對天國的想像，也有對現實的俯就。梵淨山是一場清夢，而夢醒之後，仍要下山。可正因為要下山，那一段夢，才格外珍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