誅十族

中國歷史上，殺讀書人，不算稀奇，讀書人也死得慣了，自孔子始，早已知道斯文一脈，命懸一線，如履薄冰，踽踽獨行。然而誅人十族，古今中外，僅此一例，此人便是方孝孺，而那一把刀，握在永樂皇帝朱棣之手，年號「永樂」，永世之樂，何其諷刺，何其荒涼。方孝孺字希直，又字希古，一生師法宋濂，追慕聖賢，眼裏揉不得半粒沙，心中供奉的是三代之治、周公之禮，那一套已然遠去的黃金舊夢。他書讀得好，氣節養得更好，明太祖朱元璋見之，亦嘆曰：「此莊士，當老其才。」儲才以待，留給子孫，大約那老皇帝也知道，這樣的人，不是拿來用的，是拿來供著的，供一個王朝的道德門面。建文帝登基，方孝孺得志，出任翰林侍講，帝每有大政，輒召問之，一時儼然帝師，指點江山，議論古今，眉宇之間自有一股捨我其誰的浩然之氣，殊不知江山本是馬上奪來的，書生的浩然，在鐵蹄面前，輕如鴻毛。靖難之役，燕王破京，建文帝生死成謎，煙消於烈焰，或遁入空門，此千古懸案，姑且不表。朱棣入城，需人草擬即位詔書，幕僚姚廣孝早有言在先：「城下之日，彼必不降，幸勿殺之，殺孝孺，天下讀書種子絕矣。」朱棣頷之，以為不過是個書呆子，三言兩語可以收服。豈料方孝孺白衣縞素，號哭於殿，哀聲震宇，朱棣強壓怒火，好言相勸，方孝孺提筆，寫下「燕賊篡位」四字，擲筆於地，罵聲不絕，朱棣問：「汝不顧九族乎？」方孝孺昂然答曰：「便十族奈我何！」這一句話，重若千鈞，輕若鴻毛，壯絕千古，亦慘絕千古。十族者，九族之外，加門生故舊，合計八百七十三人，盡赴黃泉，方孝孺親眼目睹，至死罵聲不絕，從容就義，時年四十有六。西方人談殉道，往往浪漫化其死亡，塗抹玫瑰色彩；中國式的殉道，沒有玫瑰，只有血，是用全族人的血，去殉一個字：「義」。此義是否值得，後人爭論至今，有人說方孝孺迂腐，累及無辜，是道德的自我膨脹；有人說他是中國文明的脊樑，那脊樑一旦折斷，腰桿便永遠直不起來。兩說皆有理，然而歷史自有其殘酷的邏輯——朱棣的江山照樣坐穩了，鄭和照樣下西洋，盛世照樣來了又去，方孝孺的血，並沒有換來任何實際的政治後果。殉道的意義，也許從來不在於改變結果，而在於留下一個刻度，讓後人知道，在那個錦衣衛的黑暗年代，曾有一個書生，把「不」字寫得如此之大，大得連天子也不得不用八百七十三條人命，方才勉強將其塗抹。此後中國讀書人，每臨強權，腦中或多或少都會浮起那個白衣縞素、擲筆大罵的身影，有人因此挺起腰桿，有人因此愈加軟化，自知做不到，索性連想也不想——人性之複雜，正在於此。方孝孺的名字，今日中學課本已少提及，這個時代急著向前走，向錢看，向實用靠攏，古人的氣節，早已是博物館裏的展品，偶爾取出來拂拭一番，供人嘆息，然後再輕輕放回玻璃櫃中。然則玻璃櫃是鎖不住鬼魂的，方孝孺的魂，仍在那四個字裏，「燕賊篡位」，筆劃清晰，墨跡未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