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做賊

在我小的時候，這世界很簡單，員警就是員警，賊就是賊。可當我長大後，這種情況就發生了變化，賊當中有了員警，員警當中也有了賊，於是世界就變得複雜起來。我常常不知道該如何去區分員警和賊，他們長得基本都一樣，又說著些差不多的話，還幹著差不多的事兒，這就讓人比較犯難，暈頭轉向不說，還找不了北。如果我去對著員警問：“你是賊嗎？”我想他得把我銬起來，並以擾亂社會治安罪進行拘留。可如果我又跑去問賊說：“你是員警嗎？”我又怕他把我引入水泊梁山，去過替天行道的生活。雖然我也有可能問著誰就是誰，發生錯問的概率只有二分之一，但就像所有的冤假錯案對於當事人都是百分之百一樣，我絕不敢以身相試，以身犯險。

我還記得有這麼一個故事，有一個島叫做烏托邦——如果覺得這個名字政治色彩太濃，我也可以把它的名字改成子虛烏有——只要你不說我是虛無主義者就行。這個島上除了平頭百姓外，還有兩種人，一種是員警，另一種就是賊。員警天生就說假話，賊則說的都是真話。可是有一天島上突然流行一種病，叫非典，得病的主要症狀就是患上非典的員警都說真話，患上非典的賊都說假話，而患上非典的平民百姓都得死翹翹，什麼話也說不了。由於這種病的傳染性比較強，就讓島上的人們陷入一片混亂，為了穩定軍心匪心和民心，員警和賊就決定聯合召開一個新聞發佈會，說明當前的情況。於是有一個記者就來採訪，可是在會場上就出現了一個難題，雖然發言人說現在沒有非典，可誰也不知道他生沒生病，也就是不知道他說的是真話還是假話？這無疑讓記者犯愁，不知道該如何判斷。還好新聞發佈會記者都可以提問，而這個記者也比較聰明，通過兩個問題“你有病嗎？”和“你是賊嗎？”確定了發言人的身份以及是否得病，也就是瞭解到新聞發言人說的話是否真實。試舉列第一個問題“你有病嗎？”回答是有，那麼必然就是員警，無論生病與否；第二個問題“你是賊嗎？”則能判斷出他生沒生病。不過很不幸，雖然記者通過第一個回答“有”與第二個回答“是”判斷出這是一個員警在說假話，但根據我們的社會經驗，第一個回答“員警說自己有病”及第二個回答“員警說自己是賊”已在公開場合狠狠的羞侮了這些人，讓他們顏面大失，所以對員警來說，第一個問題“你有病嗎？”無疑已構成了洩露國家機密罪，第二個問題“你是賊嗎？”則確鑿構成了叛國罪了。

這個記者當然會被抓起來，判刑或者勞教，罪名則是以上兩個，如果還嫌不夠，可以學習革命浪漫主義，放本刑法書在屋外樹下，風吹那頁是那頁，花落那條是那條。如此也節省了辦案時間及工作強度，省得這些政法人員天天為羅織罪名、栽贓陷害、株連嫁禍、刑詢逼供、構陷讒毒而絞盡腦汁，搜腸刮肚、勞心焦慮、冥思苦想；若被不知情的人看見，或還以為這些政法人員全是哲學家，正在澄思寂慮、揆情度理、潛神默思、殫精竭力什麼高深的哲學問題呢！不過話又說回來，別的不多說，若這烏托邦裏的人把用於人事鬥爭、毒刑酷施上的精力、想像力用於科學技術創造，得發明出多少驚世駭俗的成果，沒準兒諾貝爾頒獎委員會都得成為烏托邦的殖民地！不過這事情當然不可能，而現實最可能的情況是，如果法官若以判冤假錯案的概率去買彩票，恐怕這些傢伙個個都要中百萬大獎！烏托邦裏的人一直在搞經濟建設，想儘快富裕起來，達到小康社會，如此說來這也是一個辦法，一是讓所有的人都去當法官，二是讓當法官的人以判冤假錯案的概率去買彩票，那基本上都成為百萬富裕，全民綽號叫做“五百萬”，人們見面時也不問候“你好”，而是問“今天你判了嗎？”或“今天你中了嗎？”這辦法好是好，只是有一個缺陷，就是找不到這麼多的被告人，所以我至今沒拿到諾貝爾經濟學獎，不然這方法絕對可行，立竿見影，迅速見效。不過，這也產生了一個荒誕的結論：難道烏托邦裏的人沒有富起來，是由於被告人太少的緣故？

現在有些民間諺語在流傳，其中一則剛好說法官是“吃完原告吃被告”，這至少說明了法官們雖然不懂經濟理論，但懂得實踐操作。烏托邦有語曰“讓一部份人先富起來”，這句話有兩層含義，主語是“一部份人”，然後才是“先富起來”，原先烏托邦上的老百姓對這句話理解有誤，只顧著想“先富起來”，卻沒注意是“一部份人”，現在知道“先富起來”的前提是加入“一部份人”，不過卻已錯失了良機，被遠遠的拋棄在後面，成為被魚肉的對象。

自然有些沒有富起來的人對此不滿，並產生了怨恨情緒。不過這的確不能怪那“一部份人”，要怪只能怪兩種人，一是自己的父母，誰叫他們不是既得利益者，當權派，不然一生下來就是“那一部份人”，是既得利益的繼承者，是革命未來的接班人，何苦讓自己後天再去艱苦奮鬥？二是要怪語文老師，沒有教好自己的漢語水準，以至於理解不了“讓一部份人先富起來的”的真義，費盡心機，勞形苦神一場，不但沒富，還發現自己不是那“一部份人”，南柯夢醒後狂暈不說還吐血！

這於是就產生了仇富心理，如上面分析，這其實很沒有道理。你不能因為你窮就去仇視富，也不能因為你沒有出生在富人家就去仇視那“一部份人”，而且比較樸素的道理是：你越窮，倒越是有可能進監獄。這倒不是因為窮人更容易犯罪，而是因為富人不必通過犯罪就能得到他所想要得到的東西，因為法律就占在他們那一邊！就好比有一條法律規定“富人和窮人都不得在橋洞下面過夜”，表面看起來倒是很公平，一視同仁，不過請想一下，到底是誰經常在橋洞下過夜呢？難道是富人？而且當富人犯了罪時，他們常常也不會受到懲治，即使受到懲治，也會獲得保釋，或者在監獄裏得到較好的待遇，自然，這裏指的僅是烏托邦，請不要隨意聯想到其他地方。

我還記得小時候看電影，壞人一出來就能認出，那怕他還沒有說壞話，還沒有做壞事。幼時自然不覺得有什麼，可是長大後這問題就讓我困惑，這壞人好人長得一樣啊，又不是五個鼻子六隻耳朵，怎麼一眼就能認出來呢？而且還能快速識別壞人的種類，如地主、特務、漢奸，賣國賊，大內鷹爪，武林敗類！後來經過很久我才想明白（請願諒我比較笨——或者是大器晚成），一是說別人是壞人時我把自己當好人了，二是我把自己是好人給當真了。所以長大後我為此付出了很多代價，吃了很多虧。一是老覺得自己是對的，附和我的也是對，反對我的自然都是錯的。二是老是以為自己是員警，別人是賊，所以看別人的眼神老是不對， 懷疑中夾雜著提防，再進一步就可能要見義勇為、剪惡除奸了。但我忘記的是，別人小時候也和我看同樣的電影（說不定電影看得比我還多），別人也能一眼分辯出好人壞人（說不定分辯得比我還準確）。於是我用疑神疑鬼的眼光去打量別人時，萬萬沒想到在別人眼裏也成為了賊。於是我上小學的時候就被同桌打小報告，上中學被同桌舉報，上高中被同桌揭發，上大學被同桌檢舉，在單位被同事告密，為此我一聽到《同桌的你》這首歌就反胃——聽到它我就有種去投案自首的衝動！——它帶給我屈辱的回憶實在太深了！這當然也有歷史的因素，比如經歷過文革的人，一聽到紅衛兵，造反派，革委會，那怕是居民委員會，也會帶來酸甜苦辣的回憶。

在我沒有明白這個道理之前，我一直生活在一個賊的社會，而且懷疑的人數多了，懷疑的時間久了，甚至大義滅親懷疑自己是不是賊——這倒不是心理不正常，如果你被人用懷疑的眼光看久了，自己都不敢肯定與否。所謂三人成虎，曾參殺人，眾口鑠金，以訛傳訛就是這個道理。這就帶來一個很嚴重的後果，就是大家都失去了判斷是非善惡的標準，生活在一個社會的牢籠、思想的監獄裏而不自覺。在我的眼裏你已賊，在你的眼裏我是賊，在他的眼裏你我全是賊，而這個世界已沒有員警（或者員警也是賊）！大家爾虞我詐、瞞上欺下、招搖撞騙、裝聾作啞；你居心叵測，我別有用心；你是豺狼成性，我有鬼蜮伎倆，你誨盜誨淫，我引風吹火；你口蜜腹劍，我笑裏藏刀；你有蛇蠍心腸，我有狼子野心；你為富不仁，我就圖謀不軌；你心術不正，我就心懷鬼胎；你要顛倒黑白，我就糊弄是非；你老奸巨滑，我就欺世盜名；你花言巧語，我就甜言蜜語；你能偷樑換柱，我可掩耳盜鈴；你開空頭支票，我就拉大旗作虎皮；你狐假虎威，我就狼狽為奸；你肆奸植堂，我就挾朋樹堂；你指鹿為馬，我則指皂為白；你百依百順，我則卑躬屈膝；你承顏候色，我就垂首貼耳；你諂詞令色；我就阿諛諂媚；你低三下四，我就低聲下氣；你點頭哈腰，我就低首下心；你嘩眾取龐，我則見風使舵；你攀高接貴，我就攀龍附驥；你巧言令色，我則奴顏媚骨；你曲意逢迎，我則曲盡人情；你如蠅逐臭，我則如蟻附膻；你順水推舟，我則隨風倒舵；你隨聲附和，我則投其所好；你惟命是從，我則望塵而拜；你唯唯諾諾，我就唯唯否否；你言聽計從，我則循聲附會；你給我挖坑，我就給你下套，你給我栽贓，我就給你嫁禍；你拉我墊背，我就讓你背黑禍；你找我敲竹槓，我就找你打抽豐；你拆我的台，我就踢你的場，你給我背後插刀，我就朝你家扔磚頭。於是大家就比誰狠，比誰毒，比誰惡，比誰酷！總之一句話，比誰能夠下到地獄的第十八層！

有句話是我是流氓我怕誰，這話聽起來有意思，但並不完全對，流氓當然還有怕的——–流氓還能夠怕誰呢？當然是怕更大的流氓。所以這裏的人活得很累，一方面要裝流氓，另一方面裝不了流氓就要裝孫子。這種事實自然是讓人感覺到沮喪，所以我現在雖已不再懷疑別人是賊，但是我一點也高興不起來，因為人與人之間失去了信任，自然就沒有安全感，這依然還是一個賊的社會，賊眉鼠眼、賊頭賊腦、賊喊捉賊！不是地主剝削了張大爺五百斤糧食，就是張大爺提刀要地主的狗命；不是王東家少付了趙長工幾十銀工錢，就是趙長工要找包青天告狀；不是李買辦私吞了賈職員的工資，就是賈職員活不下去要上吊；不是吳老闆壓榨王夥計幾月薪資，就是王夥計上街去堵馬路；不是紀經濟侵佔了周主顧的投資，就是周主顧破產要跳樓。凡此總總，總是讓我不知道是當賊好，還是不當賊好，是懷疑別人是賊好，還是讓別人懷疑我是賊好，我很困惑！

從最簡明的道理來說，人們當然都期望生活在一個沒有賊的社會裏，不過對於此卻不可能，為什麼？因為即使有我一個去投案自首的衝動，卻總不會人人都有這樣的想法，如果人人都如此，豈不是整一個民族的人都喊出：“我是賊！”，這免未也太驚世駭俗，暴露的事實讓大家都窘迫難堪、狼狽尷尬、臉紅害臊，若地球上只有這烏托邦一家子，還不算什麼，可是在左鄰右舍中這樣喊出，豈不是太讓人難為情，臉面上磨不開？本來就說的是“家醜不可外揚”，更何況“金窩狗窩不如自己的狗窩”呢！

但無論如何，歷次吃過的虧也給了我很深的教訓，出於血淋淋的疼痛，我不敢不反省-——我至少明白了人們所謂的好壞是怎麼回事，而不再去盲目相信。說白了，人們所說的好，不過就是指符合自己利益的事兒；人們所說的壞，就是指不符合自己利益的事兒，小至個人，大至群體，無不皆然，無不如此。雖不敢說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但至少在烏托邦之處是說得通的。明白了這一點，再行走於江湖，混跡於社會，至少能夠讓你清楚很多事情，理解很多講話，少吃很多虧。就比如你某天遇到了看這種電影長大的員警，無論你做案與否，都得趕緊承認自己有罪，只因為你在他眼裏，就是一個電影中的壞人！無論你再怎麼申辯，再怎麼證明，都只是在他心中加深你的罪惡成份！雖然現在提倡的是無罪推斷，但是這種概念來得太晚，已無法改變這些人從小種下的觀念，為此我痛恨當初拍這些電影的人。

說到這裏，我倒是懷念起小時候電影裏的賊來，雖然這種賊過於臉譜化，但至少他還很單純，方便於大家認出。現在走在大街上，在你身邊匆忙來去的人中有多少是殺人犯？擠公共汽車的時候，站在你身邊的有多少是扒手小偷？坐電梯時，身邊穿西服戴領帶的人中有多少是詐騙犯？而某個滿臉熱情緊握住你雙手的人，是不是想騙取你銀行帳戶裏的大筆錢財；某個笑容可掬親熱的拍著你肩頭和你打招呼的人，是不是竊取著你口袋裏的錢包；某個高喊著你的名字跑過來和你親切擁抱的人，是不是已挖好了一個大坑等著你跳進去？雖然有一句話叫“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無”，但我覺得生活在這種環境裏，真是防不勝防，這讓我感覺很累，所以我懷念這些單純的賊！

前面所說記者的故事還並沒有完，他後來提出上訴，得到一個選擇的機會。他被押到兩個出口處，一個是“閉口不言老實生活”，另一個是“繼續說話坐穿牢底”，不過他並不知道這兩個出口是那一個“閉口不言”，那一個是“繼續說話”，而這兩個出口又分別被兩個看守把守，一個看守只說真話，另一個看守專說假話。現在的情況就是，記者只有提問一次的機會來選擇他所願意去的出口，而如果你是記者，你會選那一個出口，是說話還是閉口，是生活還是坐牢？你會如何提出這唯一的問題？但是，我總覺得這個故事對於記者不公，這種選擇無疑是建立在強迫威脅的基礎上，讓人感覺到忿忿不平，所以，我私下裏改了一下這個故事的結局，就是讓這個記者面對這種無奈的選擇時，吼出一聲：“我想做賊！”

是的，一個社會的悲劇就是，逼著一個老實巴交的人吼出一聲：“我想做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