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1月2日星期日

時代的敵人


我們這個國度從不缺乏精神上的敵人——哪怕是在物質極其匱乏的年代。如果說西方人講過即使沒有上帝也得造出一個來,那麼毫無疑問對於中國人來說,沒有敵人也得造出一個來,不然可能活不下去。中國神話裏有女媧造人,根據對國史的瞭解和生活的經驗,我頗懷疑女媧造人時的心態,說不定正處於她心情較為糟糕的時候,當然,還有更為惡意的猜測,或許她造人的目的就是不懷好意,不然何以在遠古洪荒時期黃帝與蚩尤就發生了爭奪地盤的大戰?但我對此種猜測不負政治責任。

在《聖經》約翰福音第八章中,法利賽人和文人義憤填膺地聲討一個行淫時被抓獲的婦人,他們逼迫著耶穌回答是否該拿石頭砸死她。耶穌說:“你們中間誰沒有罪,就可先用石頭打她。”結果法利賽人和文人慚愧地丟下手中的石頭,默然離去。耶穌敢在憤怒的人群中沉穩地說這話,很可能是發現其人群中沒有中國人身跡的因素,不然,這婦人的結局恐怕是被義正言辭的石頭砸死與心懷妒忌的口水淹死,耶穌本人恐怕也逃不過摘葉飛花的暗器與流言移語的傷人於無形。

紀德說,人們模仿一切比什麼都不模仿來得更加容易。這話也有理,有多少人自甘於在虛偽謊言中度日,還不是因為在其中找到了更多的舒適與更少的艱辛。歷來,中國人對“好人”的定義是:認認真真的生活在虛偽中的人。如此說來,暴力其實也是一種模仿秀,讓自己的生活成本趨向於簡單,畢竟雷同(文革中叫向毛主席學習)可以把暴力複製,把良心隱藏,把罪證遺忘。所以,我們一般生活在一個不可寬恕的環境中,既不饒恕他人,也不原諒自己——若有例外,也是因為饒恕了他人而不能原諒自己。這很可能是國人缺少懺悔精神,或許是國人頸椎骨較硬(但不知為什麼膝蓋骨卻較軟),沒有低下頭做禱告的緣故,故不能謙卑的做人,又或是我們已擁有了真理的發明專利,可以收取正義的賦稅,故忽略良心的借據?

從國民性上來說,如果說和平讓國人變成凡人,那麼鬥爭肯定讓國人變成天使。不然我很難解釋國人對暴力的熱衷及人性殘酷的冷漠。通常我們比較善於塑造敵人,而且不用擔心敵人會被趕盡殺絕,因為這種情況絕對少見:一是因為國人人口數眾多;二是因為樹立的一般都是複數;三是打倒一個會樹立起另一個。所以對於普通的民眾來說,重要的不是判斷是非善惡,而是選擇立場排好隊。這好比上廁所時男士不能排到女廁所,不然恐怕被喊抓流氓,但這算是比較輕的罪刑,一般抓去判個耍流氓,頂多是勞教,如果運氣不好趕上嚴打,就有吃花生米的危險,但國人總不能天天生活在嚴打之中,這樣打下去老百姓也吃不消,主要是官老爺打久了也感覺累,所以看到差不多也就算,總得讓老百姓喘喘氣!至於那些被打死的,不用說,只要打著的不是自己,向來是容易遺忘的。

古代有一個人叫箕子,為人比較不老實,一日紂王喝酒喝得過度,已不知今夕幾何,問一同與他喝酒的人,沒有一個知道的。於是找人去問箕子,箕子說:“君主喝酒喝得忘記了日期,國家就十分危險,誰都不知道日期而唯獨我一個人知道,那麼我就危險。”於是他也藉口自己喝醉酒,把日期給忘了。以現在的觀點來看,這個人無疑比較陰險,但如果陰險是用來保護自己的性命且不傷及他人,似乎也說得過去,可以原諒,但在本質上是屬於時代的敵人,站在人民群眾的對立面,雖然隱藏了自己的身份——這也怪當時人們政治覺悟不高,人民群眾的眼睛還沒有進化到雪亮的地步。

有人說真理掌握在少數人的手中,這句話對不對,我不敢判斷,因為真理是什麼,我至今不敢下定義,更不敢私自掌握在手中。如果說某偉人的大手掌結構比較特殊,善於掌控真理,從解剖學的角度來講,打死我也不信——哪怕你說自己是六指琴魔,或者練過鐵沙掌,但這未免讓人感到有點荒誕與怪異,雖然大手一揮萬民瘋狂膜拜的史實俱在,又由不得人去懷疑!但如果說絞索架和斷頭臺常奉獻給少數派,這我倒是相信。羅蘭夫人說認識的人越多越喜歡狗,證明了她對狗的喜愛超過了同類,證據確鑿,所以被人類送上了斷頭臺;譚嗣同說我欲揮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昆侖,多少證明了其思維超出其同類,有點不正常,所以被其國人送上了刑場;屈原寫了天問,找不到答案,證明精神有些混亂,別人想不到的問題都他想到了,別人還混什麼?所以被逼跳了江;甘地提倡非暴力不合作,為其國民爭取權利,沒想到同胞卻並不領情,絕食的味道並不好受,於是被暗殺;岳飛更為不識相,皇帝想求和他非得搞個人英雄主義,所以有了“莫須有”和“風波獄”;馬丁.路德.金站在講演臺上長篇贅言說我有一個夢想,反對派卻站在台下冷笑說我有一顆子彈——他的結局我不說大家也知道;袁崇煥本想饑餐胡肉,渴飲虜血,表明這是一位漢尼拔式的食人魔,結局為被百姓生吃;布魯諾非得要人們相信他的日心說,結果倒是他綁在了柴火的中心。毫無疑問這些人都是時代的敵人,處於現實的反面,與人民群眾距離相差過大。現在選秀類節目很多,俊男靚女常在臺上說:“心有多大,舞臺就有多大。”聽到這話我很高興,畢竟證明我們現在歌舞昇平。不過另一方面我也擔憂,月亮雖然好看,但也有陰暗面,他們恐怕不知道“思想有多大,牢房就有多大”不然何以胡風以三十萬言書換三十年牢獄?老舍又為何跳了未名湖、傅雷夫婦吊上窗、儲安平失了蹤、張志新割了喉、遇羅克上了刑場、林昭被槍決?這一漫長的名單幾乎可無盡的念下去,但絕不像是頒獎晚會上的慶典讓人愉悅,而是幾近悼亡詞中“漫無止盡的憂傷了”。雖然帥歌美媚盡可以在舞臺上歡歌笑語,把庸俗進行到底,但卻不能嚴肅的表達思想。以前是“造反無罪,革命有理”,現在與時俱進,刷新為“娛樂無罪,庸俗有理。”猶太諺語是“人一思考,上帝就發笑!”,在我們這裏恐怕得改一改,“人一思考,政府就緊張!”,所以現在提倡和諧,哪怕是全民進入“愚樂時代”。

時代的敵人身上兼有兩種動物性,一是鼠——老鼠過街,人人喊打;二是羊,遇著不好的環境,就成了替罪羊。所以魯迅看得比較透徹,說俯首甘為儒子牛,哪怕是橫眉冷對千夫指。這說明他對當老鼠和羊的下場有比較清晰的認識,所以他選擇當牛——雖然他當時並不知道四條腿都好的,兩條腿都是壞的!不過他恐怕沒想到自己去世後會被人做成祭壇上的牛肉幹,被一代一代人拿來咀嚼,這些人拿過牛肉幹放進自己嘴裏嘗嘗味,就說這是魯迅,卻不知道牛肉幹並不是牛,那怕嚼的是五香牛肉幹。

從這些時代的敵人的大多數結局來看,我得出了一個非常不好的推論,這結論是如此的不好,以至於我懷疑自己的思想是不是有問題。我想找公證處來證明,但又覺得公證和公平好像不是一回事兒,但我又無法找到一個思想的公正處。套句羅大佑的歌詞,我雖明白什麼是偉光正,但永遠是什麼,我就不知道了。

過去看過一部電影有一句印象深刻的臺詞,叫做“打死我也不說”。我想現在時代應該變了,說出我自己的結論應該沒有人來把我打死,雖然這年頭到處可見權威的大棒與思想的磚頭,思維的暴力與語言的暗器,但好歹在表面進步了些,最起碼不會讓你在大街上坐老虎凳,或者喝辣椒水,畢竟還是要顧及到國際觀瞻。老江雖說過“悶聲發大財”,但我無發財的願望,所以不願悶聲,而且我私下瞎想,悶聲而發的財,到底幹不乾淨?從現社會的貪腐情況,對此問題我不敢作善意的回答,但這話題僅到於此,再往深處去我怕擔上洩露國家機密罪名。

據說,每一位殉道者周圍都有一幫吐口水的人——我們這國度裏的殉道者雖少,但從不缺乏在傷口上撒鹽的人。至於人為什麼要往別人的傷口上撒鹽,從我觀測出的結論是,有人是無意,有人是有意,更有人是樂意了,若要分析出為什麼,我只能無奈的承認,人們有時候是多麼痛恨比他們好的人啊!——可以把此稱之為扭曲的嫉妒。如果有這樣的人存在,對於他們來說肯定是無法忍受的,這會讓他們自愧形穢,甚至於會強烈的刺激他們起來反對對他好的人,對於他們來說,寧願選擇群體性的平庸與惡俗,也不願意看到有人超越於他們之上。真實對於很多人來說,是心靈無法承擔重量巨石,對於習慣於在黑暗在生活的人,把光明帶給他們的人絕對是種罪惡。習慣于奴隸生活的人,帶給以自由不一定就是解放。要知道,人們是非常痛恨這些比他們要好的人,因為這參照出他們自身的卑劣與懦弱,映射出自身的缺陷與狹隘。如果你有優點,自然他假裝不會看到;如果你有缺點,他會戴上高倍放大鏡給你放大,並把自己的嘴巴改裝成高音喇叭給你進行免費宣傳。一個人被人憎恨,有時候不在於他思想中可怕和錯誤的東西,反而在於其中正確與真實的東西。這結論雖讓人很鬱悶,但不得不接受——自然你也可以不接受,並把它看成是無聊的胡扯,但我也保留你是妒忌的權利。於是N多人物成為了時代的敵人,被他們的同胞快意地幹掉。

一四一五年七月六日,捷克的宗教改革家楊.胡斯被處火刑時看到一個老婦人虔誠地拿了一塊木料添加到他的火刑柴推上,他感慨地說:“神聖的單純!”。如果愚蠢可以純淨到單純的地步,單純又可昇華至神聖,那麼讓人保持愚蠢,說不定是在做一件善事。只可惜這種事較少,我幾近於沒見到。愚蠢就是愚蠢,絕不會從愚蠢中生出神聖的單純,尤如母雞不可能下出鴨蛋。但對當權者來說,愚民絕對是單純的母雞——不僅是母雞,還是肉雞蛋雞。既可以隨意拿走所下的蛋,還可以把它用十八翻武藝剁了宰了拿來煎煮燉炒,花新翻新絕不雷同。對於專制者來說,再也找不到比人民的怯懦與冷漠更為寶貴的資源。對於時代的敵人,也再也找不到比普遍的麻木與無知的愚昧更為痛心的失望。如何把民性純樸自由的大眾變成雞籠裏的蛋雞肉雞,這是一個問題。如何來讓智商本是150的民眾來過智商40以下的生活,這也是一個問題。於是我們在古代就有了關於揠苗助長削足適履的思索-----這無疑是用一種愚蠢來解決另一個愚蠢。不過,天知道是為了什麼,很多的聰明反而不能解決掉一個愚蠢,卻讓一個接一個的愚蠢解決掉了所有的聰明,看來正義女神阿斯特賴亞手中的天平只適合於西方,移植到大洋彼岸則水土不服;又或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什麼事情都可能發生?阿斯特賴亞都失去了她的神力,只能屈服於權力的蹺蹺板?故韓非子講勢位元,一個高端錯誤的功可抵過低層萬倍正確的作用力,這門政治的物理學,委實讓人感歎它的神奇!既可以全民大煉鋼超英超美,也可以畝產萬斤糧吃不完援歐拉美,既可把人變成牛鬼蛇神,又可把奸人得勢高居廟堂,著實不是我等凡夫俗子所能理解。話說回來,國人所需理解的東西也並不多,最為正確與重要的是學會無條件接受。不過我們不要離題太遠——-眾所周之,這個問題已在漫漫的二千年裏,已被解決得乾乾淨淨,這種解決是如此徹底,以至於雞籠裏的雞自詢“生存,還是毀滅?”的疑惑也不曾產生,只剩下產蛋的本能和引頸而屠的習慣。唯一因時而異的是,環境是從雞場到雞圈,再從雞圈到雞籠,越來越窄,雞也是從撲翅高飛,到隨處溜走,再到畏首縮尾,越來越賤!若有那麼幾隻自以為是鳥且想飛出去的雞,早已以“反雞類罪”的罪名殺雞給猴看。至於近代,更唯物主義到把自己當成一塊磚和螺絲的地步,哪里需要哪里搬,哪里需要哪里按。我只知道人是從猴子進化而來的,但並不知道人將要進化到螺絲的程度去,雖然螺絲的類型有很多,膨脹螺絲、木工螺絲、但螺絲畢竟只是螺絲,人並不是標準件啊!

我到現在為止,還不知道是該為有這些敵人的存在而慶倖,還是因為有他們的存在而悲哀。有他們的存在,自然是證明了自己的無能,若沒有他們的存在,這個國度恐怕燃燒在末日烈火中,連證明自己無能的機會都沒有。所以,我還是願意有這些人的存在,如果從前沒有這些人,恐怕就沒有現在,如果現在沒有這些人,恐怕也沒有將來。歷史就是國家的紀錄,勇者就是時代的敵人,他能覺察到在一個極權的體治下,社會的大環境與專制的小牢籠並無本質的區別,衡量兩者之間的距離是以時間為單位而不是以公里為單位。他能感覺到對別人的不公便是對自己的不公,對別人的壓迫就是對自己的壓迫,於是他起來奮爭別人的權利,那怕會失去自身的權利。他不能在眾人的沉默之中保持沉默,不能在眾人的冷漠中保持冷漠,他處在前面,並不是他走在前面,而是因為眾人落在後面。他面對責任,並不是他故意面對責任,而是眾人逃避了責任。他很孤獨,孤獨到也許我們並不知道他的名字。他很無助,無助到眾人並不助一臂之力,卻還落井下石。也許他之所行,是他之所願,無罪的的世界不需要任何強權,有些事情值得為之受難。面對著這個徹底淪喪道德的社會,荒謬絕倫的司法、極端殘忍的刑訊、超強度的死亡勞改環境,他義無反顧的除去這些荊棘毒刺還以清泉之地,身以受刑以換取後代的幸福,但有多少人能聽到他傳來希望的召喚?有多少人在塵世的喧囂中報之以回應?又有多少人能理解他之被眾人認為“毫無意義”“沽名釣譽”的所行?也許要等到某一天,我們來到他所曾站立過的地方,環望四周,回溯我們的從前,我們才會明白,這些時代的敵人,原來就是未來的英雄,現實的先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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