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屋里厢的海派斯文

 

上海話一張口，外地人就知是塊洋氣地方。這種話，腔調軟熟，尾音長，聽起來像老百樂門茶館裡唱昆曲，唱的是《牡丹亭》不是《刀馬旦》。上海話之於普通話，不是姊妹，是情人，帶點勾引，帶點撒嬌，像雨中徐來的一陣桂花香，勾得你回頭再三。如今上海人少講上海話了，地鐵裡一車人都講“北方播音腔”，問路的講普通話，賣鹹菜的也講普通話，只剩幾個菜場裡賣鯽魚的老太太還捨不得換口音，說一句“侬要小赤鱲还是大頭鲞”，像從前黃包車夫的吆喝，響在腦海裡悠悠不散。

上海話有文氣。開口就是“阿拉屋里厢”，彷彿穿了件旗袍的舊報館小姐，一手提包，一手拿煙嘴。香港人罵人講粗口像打拳，北京人講俚語像使鐵錘，廣東人講“車大炮”，像街頭放火。上海人罵人，頂多一句“脫脫脱”，四兩撥千斤，罵完人家還要回一句“嘸要生氣喔”，像花園洋房裡的女管家，開門見客，臉上永遠掛着無事的笑。

我曾在老靜安的一條小弄堂住過一個月，對門的老太太每天早上掃地，一邊掃一邊唱評彈，唱的是《珍珠塔》，調門不高不低，像開水裡泡了幾片茉莉花，濃淡得宜。她講上海話，講得那叫一個抑揚頓挫，說“白相相”，不是在玩，是在活；說“弗大弗小”，不是指個子，是論做人；一句“賣相勿好”，不止是講菜色，更是在評人生。後來我搬走了，再聽別人講上海話，都覺得少了那股人情味，像咖啡裡加了過多奶精，香還是香，總不對味。

上海話裡，有一種不動聲色的機鋒。譬如“阿拉”是我，不帶自大；“伊拉”是他們，語氣裡卻沒什麼敵意；“勿要緊”，不是敷衍，是關照；“落雨啦”，不單是報天氣，是提醒你帶傘。這些語氣助詞，像是老派報館裡的一紙宣傳口號，講出來彷彿沒什麼殺傷力，實則一針見血。有一次去小南門吃生煎，排我前頭的阿姨轉頭對我說，“伲小辰光，這種味道嗲煞煞個。”那句“嗲煞煞個”，講得我一愣，覺得比“美味可口”高明百倍，比“舌尖上的中國”真實百倍。

現在小孩子不講上海話，上海的學校也不教了，個個都想去外灘辦金融，腔調一個比一個像央視主播。這其實不是上海進步，是上海失根。一個城市的靈魂，藏在它的語言裡。連話都不會講的人，講什麼海派文化？徐家匯再高樓林立也不過是商場堆出來的泡沫，真上海，還是梧桐樹下滬語悠悠、弄堂口頭巾一搭、一句“侬好伐”的早晨。

有時我真想在新天地開一家滬語茶館，只講上海話，不賣咖啡賣桂花糕，門口掛塊木牌寫着：“阿拉屋里厢，歡迎伊拉來。”進門要先回答一題，“青幫是哪裡發的財？”答對了，給你加一個蘿蔔絲餅；答錯了，店裡讓你念一段《長恨歌》。這才叫文化復興。上海話不是非遺，它應該是現遺，活在煙火裡，活在耳朵邊，活在你我身上。只有當我們再次說起“勿要緊”、“白相相”、“弄堂口切看看”，那個真正有氣質、有派頭、有底蘊的上海，才會回來。

 

金華的火腿與明月

金華人自稱「小鄒魯」，這稱謂像一枚溫潤的舊玉，帶着幾分謙抑，也藏着幾許不甘的微光。此地古稱婺州，踞浙中丘陵，四山環抱，金衢盆地如一方被天工精細雕琢的硯台，盛着千年流淌的墨韻與人間煙火。

城北有山曰金華，雙龍冰壺二洞藏於其腹。入得洞來，石乳垂懸，暗河幽咽，鐘乳石經億萬年水精雕琢，在昏黃燈影下幻作瓊宮瑤闕。洞深處寒意沁骨，暗河潺潺，水聲在空曠中迴盪，彷彿是地脈深處傳來一聲悠長而無人解讀的嘆息。

步出洞府，歷史的煙塵便撲面而來。南朝沈約所築八詠樓，孤高臨江，曾引李清照登臨賦愁：「江山留與後人愁」。此樓屢毀屢建，磚木間疊壓着層層疊疊的興亡。當年易安筆下的雙溪舴艋舟，載不動的，豈止是個人離亂之愁？更是山河板蕩的無盡悲鳴。侍王府的殘壁猶存，雕梁畫棟間，隱隱透出太平天國那場血色黃昏後的沉寂與荒蕪。通濟橋橫臥婺江，石拱如虹，橋上行人匆匆，橋下逝水悠悠，彷彿歷史的塵埃與現世的足音在此交匯又分離。不知多少風流人物曾由此經過，步履或輕或重，終究被江水淘盡，只餘石縫裡嗚咽的風聲。

金華三寶：火腿、酥餅、佛手柑。尤以火腿馳名。金華人醃製時光的手藝精妙絕倫，上等「兩頭烏」豬後腿，敷以鹽霜，懸於檐下，任浙中山區特有的風吹拂、溽暑蒸騰、嚴冬凝凍，經年累月，肉質漸次收緊，沉澱出濃烈如琥珀的鹹香。一刀切下，嫣紅精肉間錯落着半透脂膏，鹹鮮中蘊着深沉悠長的甘美。這份滋味，是時光與耐心熬煉出的珍饈，亦是這片土地最踏實的饋贈。然而，當這醃製歲月的古法，被現代工廠的流水線所復刻，那懸掛在舊日農家灶披間、默默吸納山風雲氣的歲月精魂，似乎也在霓虹燈下悄然消散了幾分真味。

暮色四合，登高遠望。婺江如練，穿城而過，水波映着岸邊次第亮起的璀璨燈火。古子城區粉牆黛瓦的舊影，終究難敵現代樓宇的鋒芒，在霓虹的侵蝕下，漸次模糊了輪廓。當年的明月，曾照過八詠樓頭沈約的玄思，映過李清照憔悴的容顏，撫慰過太平天國風雲散盡後的殘垣，也浸潤過家家戶戶檐下懸掛、滴着油光的火腿。今日這輪月，清輝依舊，靜靜灑在通濟橋斑駁的石板與江心搖曳的燈影之上。月華無聲，默然俯視着這座古城——看它如何在火腿的濃香與歷史的硝煙之間，在飛速向前的車輪之下，努力守護着那份被喚作「小鄒魯」的、既驕傲又略帶惶惑的舊日靈魂。

這古老土地的火腿鹹香猶在鼻端，而那一縷揮之不去的淡愁，已悄然浸潤了今夜的月光——這月光，曾冷然映照過沈約的筆墨、易安的淚痕，以及侍王府血色褪盡後的殘垣，如今溫柔披在通濟橋上，靜靜俯視着江水中搖曳的霓虹倒影，似在無聲叩問：當歲月的鹽霜醃透歷史的肌理，那被喚作「小鄒魯」的舊夢，還能在時代的炙烤下，存留幾許醇厚真味？通濟橋上走過的何止是行人，是無數被月光浸潤又遺忘的時光，沉入婺江的波心，只餘水面一點碎金，倏忽明滅。

裙下之臣

裙子是一道風景，從蘇格蘭高地的男子戰裙，到上海灘旗袍的魚尾曲線，再到巴黎女學生的百褶短裙，千百年來，裙擺飄揚，男人便俯首稱臣。男人有權力，女人有裙子，世界就在這微妙的平衡中運行。

裙子是女性的戰袍，從來不是純粹的布料，而是歷史、文化與性別權力的交錯。上世紀二十年代，法國女人開始穿短裙，英國男人大驚失色，報紙上的專欄作家大罵這是「社會道德的淪喪」，但不到二十年，英國女人也換上短裙，報紙的言辭立刻軟化：「這是時代的進步。」到了六十年代，迷你裙誕生，裙擺越來越短，女人的自由也越來越多。時尚的發展，其實就是一部女性解放的編年史。

裙子之所以迷人，在於它永遠介乎遮掩與暴露之間。從希臘神廟雕塑裡垂墜的衣褶，到唐代仕女圖上曳地的長裙，再到二十世紀香港電影裡張曼玉的一襲旗袍，裙子不一定要短，但一定要能讓人「想像」。男人的衣服是用來展示權力，西裝筆挺，代表銀行戶口的數字；女人的裙子則是用來製造幻覺，撩起三寸，便是挑逗，放下兩寸，則是矜持。這種曖昧的邊界，讓裙子成為女人最危險的武器。

在香港，裙子的長短與金融市場的興衰同步。股市一跌，女人的裙子便長了兩寸，因為經濟不景氣，保守的風氣回潮；股市一升，迷你裙就重出江湖，因為人人樂觀，連布料都省了。上海灘的交際花懂得這個道理，所以在租界裡，她們的旗袍總是開衩到膝蓋以上，因為戰爭時期，生意不好，男人的荷包不再那麼鬆快，女人的武器只能加倍鋒利。

在西方，裙子的學問更是層層晉級。一個女人，如果穿著Dior的New Look大裙擺，那她是貴族或貴婦；如果穿著香奈兒的小黑裙，那她是都市的女強人，正在時裝周的秀場上與同性競爭；如果穿的是一條普通的碎花裙，那麼她大概住在倫敦郊區，每個周末去農夫市場買有機麵包，堅持環保。裙子的選擇，決定了一個女人的社會角色，這比她的學歷還可靠。

但裙子的危險，也來自這種標籤。一個穿著紅裙的女人，總是比穿著黑裙的女人更容易惹人側目；一個穿著短裙的女人，在某些國家仍然被視為「不正經」。裙子是一場隱形的革命，每一次布料的縮減，都代表了一場與父權社會的鬥爭。當年法國女人第一次穿短裙走上街頭時，被當成蕩婦；二十年後，這卻成了時尚。今天的女人可以自由選擇裙子的長短，但在某些角落，一條短裙仍然可以引來歧視與危險。

女人的衣櫃裡，永遠少一條裙子。即使已經有了黑裙、白裙、長裙、短裙，當她們走進精品店，仍然會對那條新款的緊身裙心動。這不是消費主義的洗腦，而是一種本能。裙子代表了女性的自我展示，也代表了她們對未來的想像——她幻想穿著這條裙子，走進一家米其林餐廳，坐在維也納音樂廳的紅色絨椅上，或是在某個男人的眼中，看見一絲驚嘆。這是一場與現實的博弈，贏家往往就是那個選對裙子的女人。

裙子是女人的旗幟，也是她們的面具。在職場上，女人穿上過膝的職業裙，掩飾野心；在晚宴上，她們穿上絲質長裙，暗示優雅；而在舞池裡，她們換上貼身的迷你裙，讓一切言語都成為多餘。男人的權力來自鈔票，女人的權力來自裙擺，每一次轉身，都是一次勝利的微笑。

聽得明，講唔出——粵語的黃昏

粵語唔止係語言，佢係一種命運，一種氣質，一種活在都市夾縫入面、永遠戴住墨鏡行夜路的自我矜持。正音咬字之間，有唐詩宋詞的韻腳，又有市井市聲的鹹味，講得出「你收皮啦」，亦吟得出「天長地久有時盡」，呢種矛盾之美，就好似香港人食腸粉配英式奶茶，表面係妥協，其實係風格。

粵語嘅聲調有九個，九個調子就好似一個女人九種心情，一秒之間由「死啦」變成「死啦你」，意思唔同，語氣唔同，連命運都可以唔同。國語講「你走吧」，有時係溫柔地放手；粵語講「你走啦」，多數係怒火中燒。但又唔可以一概而論，因為「你走啦」後面有時加句「小心啲」，又變番溫柔得嚟帶啲唔捨得，講者無意，聽者有心，兩者之間，有條不可言說的咸淡水河口。

細個聽阿媽講：「唔好行開咁遠，夜晚啲鬼拖你落水。」果陣我以為粵語係講嚇小朋友嘅語言，長大咗先知，佢係一種防身術，對外可以粗口橫飛，對內可以細聲細氣講情講義講人情。粵語世界入面，「仆街」唔一定係咒罵，亦可以係兄弟之間嘅溫柔，「死開啦」有時係情人之間嘅撒嬌，「衰鬼」甚至可以係求婚前最後一句戲言。粵語唔講大道理，佢只講道行，道行高就講得自然，冇道行就變咗低級笑話。

呢種語言入面有一種時間感——懷舊但唔落伍，率性但唔失禮。講「啱聽」而唔係「正確」，重視「情理」多過「邏輯」，甚至罵人都有藝術。「死開啦你條仆街」一句唔係講完就算，要睇場口、睇對象、睇天氣，有時仲要睇落雨唔落雨。粵語唔係人人講得出，但個個聽得明，尤其係罵人果陣，反而越聽得明越唔識答，語言變成一種高牆，你入唔到來，我又唔肯出去。

粵語係一種城市語言，特別適合夜晚嘅霓虹燈、的士司機同電車叮叮聲。佢唔係用嚟寫論文，佢係用嚟講電話、罵人、談情、扮冇嘢。好多北上嘅朋友話：粵語係一種會令人上癮嘅聲音。佢有節奏、有身段、有戲味，但最重要嘅，佢有一種哀愁——講出嚟大家笑，唔講出嚟自己喊。

粵語依家喺廣東、喺香港、喺街市、喺港劇入面仍然生存，但喺教科書、喺講台、喺移民潮嘅尾巴上面，慢慢淡咗。下一代仲會唔會講「呢個世界好仆街」而唔係「這個世界太不公平」？未必會，但只要仲有人係夜晚收工後，在街邊大排檔講一句：「唔緊要啦，食咗先算」，粵語就未死。因為呢種語言唔靠政策保育，佢靠生活、靠人情、靠嗰種「我哋係自己人」嘅眼神。

粵語最靚嘅地方唔係佢幾正宗，而係佢可以好粗又可以好暖，好毒又可以好癡纏。佢唔係一種制度，佢係一種精神狀態。講粵語嘅人，好多人都驕傲，因為講得出又頂得住。粵語唔會消失，只係會變得更難翻譯，正如一個舊愛，越遠越深，越失越香。

一縷長風吹古夢

洞簫這件樂器，是中國文明裡的側影，是秦磚漢瓦之後，落在風裡的一縷輕歎。它不如琴高雅，不如琵琶繁複，不如笛子清亮，它甚至不討喜，聲音裡有一種不可近的距離，如黃昏裡最後一抹餘暉，尚未黯淡，卻不再明亮。簫者，簫然也，是天地將沉未沉時，人心裡那口風的形狀。它不像笙簧喧鬧，只是一管，數孔，一口氣，一聲嘆。簫聲一出，萬籟皆息，天地之間忽如失語。不是沒有聲音，是聲音太遠了，遠得像千年前的書簡，捲中一字風雨，一字離人。

古人喜歡在深山修道，洞簫往往藏在行囊之中，不為娛人，只為與自己對話。傳說蕭史吹簫招鳳，鳳來不來我未見過，但我聽過老者在太湖邊吹簫，一聲出，鳥不驚，魚不躍，只有水面紋開一圈圈輪回的感覺。它的聲音，不是給今人聽的，是給過去的人聽的，是給那個寫《離騷》的屈原，給那個對月自飲的李白，給那個白衣搖船過姑蘇的沈三白。笛聲是行走的，簫聲是靜止的；笛子向前，簫卻是回頭。洞簫不是樂器，是一根會思念的竹。

現代人學樂器，重技巧，重表現，重舞台，簫是不合時宜的。你吹它，越用力，越發不出聲；你一著急，它便啞口無言。要讓它開口，先得讓自己的情緒關門。這不是演奏，是修行。洞簫的第一課，是認輸，是知難而退。它管子長、氣息緩、音域窄，彷彿一切都設計來阻止你喜歡它。可一旦它聲音成形，你會驚覺，那不是樂音，是人心，是對浮華的反動，是對世事的一種“不想說”。在人人爭吵的今日，它的沉默反而響亮。你若真能愛上洞簫，那麼，你不是多情種，便是死心人。

曾見一位盲人吹簫於北京護國寺外，寒風裏衣衫單薄，一口老簫長如人生。他不為乞討，也不為表演，只是一聲聲地吹，像是吹給夜色聽。那一刻我忽然明白，簫不是吹給人聽的，是吹給回不來的歲月。那聲音不帶眼淚，卻比哭更傷人。洞簫的聲音是斷句，是殘章，是你還沒來得及說完的那句話。它比文字早，比詩還慢，像夢裡一扇門推不開，又關不上的記憶。西方的樂器多追求圓滿與高潮，中國的簫，只願求一種“未竟”的美，留白裡藏意，結束裡藏開始。這不是創作，而是命運。

簫之為簫，不靠演奏廳的燈光，只靠風的配合，月的默許。當年蘇東坡月下獨酌，無人對影，他若有一枝洞簫，我想那首《水調歌頭》便不會那樣雄渾，而會是《赤壁賦》的回聲。一管洞簫，可以吹出五代的傾國傾城，也可以吹出民國的潦倒書生，吹出昆明湖上的舊戲台，也吹出香港舊片裡阿飛的腳步聲。那些聲音早已在時光中消逝，卻在簫聲裡聚合，聚而不語，語而不響，響而不烈，如一位美人，素衣自倚欄杆，風過而不語。

現代人若還能與洞簫為友，當是心中尚存古人。不需高山流水，只要一處角落，一縷黃昏，一念未死的舊情，就可吹出一整段消逝的中國。洞簫無敵，但也無用，它存在，只為讓你記起曾經有人不願說話，只想一聲輕輕的簫聲，替他與這個世界道別。

針尖上的江南

 

蘇绣之妙，在於以針代筆、以線為色，將江南水汽氤氳的靈秀鎖進方寸綢緞。拈針的蘇州女子低眉垂目，指尖起落間，彷彿不是刺繡，而是在絹帛上調弄光陰——孔雀羽線摻了晨曦，金銀絲捻入暮靄，那劈出三十六分之一的細絲，分明是將太湖煙波剖成了萬縷情思。

自吳越春秋時便有繡衣綴珠的典故，到了明清更成了閨閣中的筆墨。尋常深院裡，千金們以繡架為畫板，針腳細密處藏著多少不能言說的心事：繡鴛鴦是待嫁的羞怯，繡蓮蓬是求子的期盼，而繡一幅水墨遠山，或許便是對窗外世界的無聲嚮往。蘇绣從來不只是女紅，是無聲的詩，是纏綿的戲，是女兒家以柔克剛的智慧。

今人觀蘇绣，總驚嘆於雙面異繡的奇技：貓兒正臉狡黠，轉面卻作憨態；一面牡丹盛放，翻轉竟成殘荷聽雨。這何嘗不是江南的脾性？看似溫軟，內裡卻暗藏機鋒。那些標價千萬的繡品在博物館燈下流光溢彩，可我獨愛民間老師傅繡的尋常物事：繡繃上躍起的鯉魚鱗片閃著水光，彷彿下一秒就要擺尾躍入虛空。

機械繡品如今鋪天蓋地，電腦程式算得出針法走向，卻算不出繡娘指尖的溫度。當真絲底料被繃架緩緩展開，銀針牽著彩線穿過薄綢的刹那，發出的細響如春蠶食桑——這聲音在空調轟鳴的時代裡，終將成為絕響。

蘇绣終究是慢功夫，一針一線地與光陰博弈。繡得成錦繡河山，繡不成逝水流年。

苦口的文明

廣東的涼茶鋪，永遠是街角那盞不起眼的霓虹，燈色泛著一點發黃的病容，像南中國夏季午後的一聲嘆息。塑膠凳歪歪地倚在瓷磚牆邊，幾個穿背心的老伯正把手裡的白瓷碗一仰，黑如墨的涼茶像一口吞下的夜色，順著喉嚨直墜入五臟六腑。初來乍到的外省人，總被這顏色嚇一跳——茶水的黑，彷彿是李小龍舊片裡巷尾的陰影，帶著一種不容置喙的兇狠。廣東人卻不以為然，反倒帶著幾分得意：這是涼茶，不是飲料，喝的是苦，解的是毒。粵語裡「涼」字，並非冰鎮的意思，而是寒熱表裡的平衡術，像中醫診脈時手指間那份不動聲色的推算。涼茶的苦，是有階級的。最輕的，是夏枯草加菊花的微澀，像一個長年累月看淡了是非的公務員，在茶杯裡發一聲不冷不熱的哼。再重一點，是廿四味，苦到舌根發麻，像港片裡那位吃了虧還要冷笑的配角，告訴你江湖無情。至於最烈的黃連、板藍根、穿心蓮，那已經是苦得帶寒，喝下去像是有人在你胃裡立了一面北風的旗——這種茶，往往是你高燒不退時，母親端到床前，語氣平靜得像行刑前的法官。外地人問：既然苦，為什麼要喝？廣東人笑而不答。世道本苦，涼茶不過是讓你預先演練一場，免得在真正的苦頭來時手忙腳亂。西方人講的“no pain, no gain”，在這裡連翻譯都省了——涼茶就是最早的認知療法，一碗下肚，你自然明白。涼茶鋪的空氣，有一股混合了藥渣與濕氣的味道，那是嶺南的季風和幾百年民間經驗的合謀。瓷碗磕在桌上發出清脆一聲，像是對你的脾胃敲的警鐘。老一輩人喝涼茶，不用吸管，也不用加糖，像對待命運一樣不加修飾。苦從口入，眉心一皺，彷彿在品一個老朋友的冷嘲熱諷——不喜，卻捨不得斷交。上世紀的香港，涼茶鋪是街坊情報中心，今天的股市，明天的六合彩號碼，甚至哪家姑娘出落得好，全在碗底翻騰。喝茶不過幾分鐘，卻像在江湖小劇場坐了一回包廂。可惜如今的涼茶，正在變甜。商場裡的連鎖品牌，把苦味稀釋成了淺棕色的「健康飲品」，端上來的不是瓷碗，而是帶Logo的紙杯，連一絲藥渣都看不見。年輕人喝完說「挺好喝的」，這話聽在老茶客耳裡，就像在廟門口看見和尚塗口紅。苦味沒了，解毒也成了營銷標語，涼茶從生活必需品淪為自拍背景——這便是文明的代價。真正的涼茶，不會甜言蜜語，它是一種生活態度：不躲苦，不怕苦，甚至主動去迎苦。廣東人懂得，舌尖的那一瞬間皺眉，比任何甜品都來得真實。喝下去，涼意自內而外擴散，像南中國悶熱空氣裡突然吹來的一陣海風，帶著苦澀，卻讓人清醒得很。喝涼茶，喝的是一口江湖，飲的是百年嶺南的濕熱與濕涼的對話。

片儿川

杭州的片儿川是一碗明清以來的清唱，唱詞簡單，卻透着江南水鄉的抑揚頓挫。它不是滿漢全席的大戲，也不是夜半笙歌的艷曲，只是一個清晨的小調。開門的聲音還在湖石的青苔上迴盪，灶上已飄出雪菜和竹筍的清香。有人說，這不過是一碗麵，薄肉片、雪菜、筍絲三件套，連個講究的湯底都沒有。但恰恰如此，片兒川才成為杭州的舌尖標本，像蘇小小的詩句，明明淺白，卻經得起千年誦讀。

「片兒」，乃肉片的「片」，卻又似戲文裡的「片段」，註腳一地，卻能引人無窮想象。雪菜微鹹，竹筍清脆，肉片薄如輕紗，三者混合在一碗湯麵之中，湯清卻不寡，味淡卻不薄。這一碗，像是江南的女子：不施濃妝，卻在細語之間勾魂奪魄。與四川燃面的火辣不同，與廣東雲吞的鮮甜不同，杭州的片兒川自有一種「不動聲色的驚艷」。它不哄你，不強迫你，它只是默默地擺在那裡，讓你一口一口，把江南的婉約吃進心裡。

在這碗麵裡，還有一種「小而美」的哲學。這並非宮廷菜的繁華，卻是市井裡的雅緻。片兒川的價值，不在於食材的昂貴，而在於江南人把有限的清淡食材，煮出無窮的風味。這是吳越文化的性格：不爭鋒，不鬥狠，不以聲勢壓人，而以細節取勝。竹筍必須是春日裡剛冒頭的嫩筍，雪菜得是鹽滷中翻過身的老雪裡紅，肉片不能厚，否則失了清靈。正因如此，片兒川看似隨意，其實精準，像唐代的白描，三筆兩筆勾勒，卻自成世界。

所以有人說，片兒川是杭州的「禪麵」。它既是日常，也是隱喻。當你坐在西湖邊的小館子裡，輕輕挑起一縷細麵，聽見外頭的柳絲被風撩動，你就會明白，這碗片兒川不是食物，而是江南的縮影：含蓄、清新、永遠帶一點不動聲色的憂愁。這碗麵，讓人想起南宋遺民的淡愁，也讓人想起林逋的梅妻鶴子。麵雖入口，心卻出神。

在今日的繁華都市，西餐的牛排厚得像磚，日料的壽司卷得像藝術品，中菜的酒樓擺盤誇張得像舞台，杭州的片兒川卻依舊靜靜端坐一旁，不與人爭。它提醒我們：食物的終極魅力，不在聲光，不在鋪張，而在一口清湯、一縷麵條裡，安放人間最平淡卻最難尋的心境。這就是片兒川，杭州給世界的一首小詩。

炸醬麵與民國的餘暉

 

若將中國的地域文化擬人化，上海是穿旗袍的交際花，蘇州是眉眼含情的小家碧玉，廣東是滿口算盤的茶樓老闆，那北京，便是穿着大棉襖、啃着糖葫蘆、嘴裡念叨着「老北京炸醬麵」的滿臉風霜老頭。炸醬麵這東西，看似粗鄙，實則深藏文脈，是北方城市最後的「味道意識形態」，是老舍小說裡咬文嚼字、卻管不住筷子的那點「老派享受」。

炸醬麵不是食物，是北京的政治隱喻：它講究表面混亂、內裡秩序。麵條要手擀，面案上撒滿乾粉，筋道有咬勁，不容妥協；黃瓜絲切得如髮絲，胡蘿蔔、豆芽、青豆按顏色排列，像清代宮廷裡的八大碗擺盤；醬則以黃醬為魂，加了五花肉末爆炒，火候要准，醬色黝黑卻香氣馥郁。然後——重頭戲來了——全攪在一起，黑的白的綠的紅的混成一鍋，筷子一攪，像中國式選舉，過程複雜，結果一致。

這就是炸醬麵：看似庸俗，實則含蓄；貌似混亂，實為規矩。比起法國人的牛排、英國人的下午茶，炸醬麵毫無貴族氣，卻有一種「庶民的莊嚴」，它不像意大利麵那樣講究Al dente，也不像拉麵那般湯濃鹽重，它講的是一種可控的散亂，像北京四合院裡那位永遠在院中喝茶、對外界不屑一顧的老大爺，嘴上說「隨便吃點」，實則有一套內部審美的江湖規則。

炸醬麵也是一種語言。它不說話，但你一吃，便知這是一碗有記憶的麵。它記得抗戰時期逃難的腳步聲，記得建國初期人人分食一口的艱難歲月，也記得文革後第一批港台遊客在前門大街上驚呼「這麵太地道了」的神情。炸醬麵不為賣相而生，也從未試圖走上米其林的紅毯，它像一位退役老兵，穿着洗白的夾克，說自己沒什麼本事，但提起當年上甘嶺，眼角還會閃一下光。

說到底，炸醬麵是一種文化焦慮的安慰劑。在這個萬物皆可「中西合璧」的年代，當小紅書上的小資女生開始將和風醬汁與細拉麵相結合時，炸醬麵冷冷地坐在自家小碗櫥旁，不說話。它不流行，不爆款，不需要標籤，更不屑於被打卡。它早已參透時代：一碗好麵，不靠包裝，只靠餓的人記得它的香。

在北京，哪怕是再時髦的咖啡廳老闆，晚上回家後也會躲進自家小廚房，燒點熱水，扔一把乾麵條下鍋，煮熟後加上早已預備好的炸醬，舀一大勺，重重地一拌，那味道不是頂級，而是準確，是一口咬下去的民族性格：不怕苦，不怕亂，不怕醜，只怕你沒吃過，便說懂中國。

豆漿油條與民族的早餐幻想

 

若將世界文化的早餐擺成一席，英國人端著炒蛋香腸，德國人舉著豬肘麵包，日本人低頭默嚼味噌白飯，惟有中國人，左手一碗豆漿，右手一根油條，舉止粗魯，但姿勢安穩，活像胡同口坐著的老北京，一臉世故地告訴你：「這玩意兒，看著簡單，講究可多了。」豆漿油條，絕非一種飲食，它是中國式人間煙火的哲學小結，是孔子與莊子清晨於市井偶遇，彼此點頭，默默會意的那碗早餐。

豆漿是中庸，是儒家，是《大學》開篇的「格物致知」，一顆黃豆，泡、磨、濾、煮，四步之內，天地乾坤。它色清如水，味淡若無，但其中藏著節制、節氣與節操。老祖宗不吃牛奶——說是傷脾胃，但喝豆漿卻能活到九十。它不需要糖，但現代人硬要加蜂蜜、黑芝麻、紫薯粉，生怕豆漿太安靜，便被這個吵鬧時代忘記。結果喝下去，不知是早餐，還是一次Instagram 的儀式。

油條則是道家，是《莊子》裡的逍遙游，是中國版的法式可頌。一根炸麵團，內藏空氣，外焦內鬆，熱氣縈繞，咬下去有聲，咽下去無痕。據說是宋代對秦檜夫婦的控訴，一對邪人變成一根雙身炸物，被老百姓日吞夜嚼，義憤填膺之餘也填飽了肚皮。但諷刺的是，吃久了，竟也上癮。油條代表一種「我知你壞，但我仍吃你」的宿命觀，中國人從不指望社會完美，只求在現實裡炸出一點酥脆來。

豆漿油條這對拍檔，是中國社會最穩定的異性戀組合，比林黛玉與賈寶玉更不分離，比汪精衛與《中華日報》更黏膩。一個柔，一個剛；一個熱，一個炸；一個潤肺，一個傷胃。醫生說油條致癌，營養師說豆漿雌激素過量，但中國人仍坐在早餐店裡，拖著拖鞋，搖著扇子，邊吃邊罵時局，邊咀嚼自己的命運。這不僅是吃飯，是晨曦中的儀式，是政治經濟學的微縮版，是文化身份的自我認證。

當今摩登青年愛上Brunch，點個牛油果吐司配冰滴咖啡，自覺時尚，對豆漿油條嗤之以鼻，覺得太土、太老、太有中國味。但他們忘了，中國之所以成為中國，正是因為那些歷經磨難與滄桑的文化人，每天早晨喝的是豆漿，吃的是油條，晚上才寫出《心經簡譯》與《明報月刊》。一個城市若連油條都瞧不起，未來還能捧起什麼？

豆漿油條是一種幻象，寄托了庶民對公平、簡單與秩序的幻想。一碗豆漿配一根油條，五元搞定，不講山珍海味，不拼星級評分，但吃後飽腹，心裡踏實，人生雖苦，總有一口熱的東西等你起床。這樣的感覺，不是政治給的，不是文學賦予的，而是老百姓與世界纏鬥千年後，自己給自己留下的一口溫暖。這才是民族的根，文化的底——有時候，救不了世界的，不是大國崛起，而是一碗不被遺忘的豆漿。

絲絃一縷中國腸

 

二胡這件樂器，從來沒有進過宮廷的大雅之堂，卻躲在小巷裡，唱盡人間冷暖。它像一口舊砂鍋，熬的是世情，響的是鄉愁，從不炫技，也不求高音。兩根弦，一支弓，一把木頭，小得像鄉下人的行李，聲音卻大得足以裝下一個王朝的悲涼。西洋提琴講的是技巧與精準，二胡講的是哀傷與忍耐。提琴是貴族午後的茶點，二胡是老百姓夜半的稀飯。

你若走在江南古鎮的石板路，忽聽牆角一聲二胡哀鳴，便知這一聲不是給你聽的，是給逝者聽的。它的音色如老人口中一縷未完的嘆息，如破鞋店裡落滿灰的情書，略帶沙啞，略帶勸解，像母親半夜喊你回家的聲音，兜轉來去，終究挽留不了你的人生決定。此樂器不講求節奏之快，只講曲折之深，拉得好時，如哀鴻遍野，拉得不好時，也能打動人，因為那錯音正是人間。

二胡拉《二泉映月》，不是拉給月亮聽，是拉給井邊的自己聽。華彥鈞的盲目，卻能看見世間的真相，這才是音樂的諷刺。無眼的人唱出最明亮的旋律，有眼的人卻說他悲苦。人活一世，大抵也是這般。看似高高在上的文化評審，讀不懂二胡裡那一句“人心難測”；講求調音準確的教授，永遠也聽不出那一聲低吟裡夾著三分後悔。二胡，是給中國人拉的，也只給中國人聽得懂的。

它不像琵琶，能彈出萬馬奔騰；不像古箏，能撥出高山流水。它不需要舞台，只需要一張板凳，一碗稀粥，一點點想說卻不能說的話。小時候見過街頭藝人拉二胡，邊拉邊閉眼，頭一點一點地隨著音波搖晃，我問母親他怎麼那麼入神，她答：他是在回憶。這一答，至今在耳邊盤旋。是的，二胡從不在表演，它一直在回憶。

如今城市變了，街頭藝人也少了，二胡的聲音多半留在有線電視或地方戲裡。孩子學小提琴、鋼琴，說那才上得了臺面，二胡則像舊祖母的口音，土得不能拿來炫耀。但偶然聽到一聲二胡，卻總能叫人愣住。愣住的不是技法，而是記憶——爺爺坐在院子裡拉《良宵》，父親在客廳裡聽《賽馬》，母親在廚房裡炒菜的鏗鏘，與二胡混成一幅中國家庭的舊畫卷。

西方的弦樂是開放的海，是外灘的夜景；二胡是黃土高原的一口井，是村頭老樹下的一碗茶。它夾在民族與歷史之間，不爭一席之地，卻活成了文化的注腳。有人說它過時，其實是我們自己過時。我們不再懂如何靜下來，聽一首慢歌，不再敢在公共場所流淚，不再忍受一個聲音帶著三代人的沉默——所以我們說它老了。可它從未老，它只是與我們這一代的速度不同步而已。

在二胡面前，我們都是倉促的人。它不追你，只望你有一天會停下。那一聲由弱轉強的顫音，是給離家太久的兒子聽的，是給走錯路的知識份子聽的，是給被時代放逐的記憶聽的。那不是聲音，是靈魂裡一根被拉出的絲，拉到極致，不斷。斷了，就不是二胡，是現代社會了。

 

一枝竹笛記浮生

 

在中國樂器的王國裏，琴是君子，簫是隱士，笛卻像個放蕩不羈的江湖俠客，衣角沾風，眼尾帶笑，橫空一吹，乾坤都要讓三分。那是一截中空的老竹，歷經歲寒，砍於深山，刨去棱角，鑿出七孔，吹口微翹，猶如江南女子初啼的唇形，卻一聲出來便驚動天地。這樣的笛子，若出現在宋人畫裏，大約是王希孟筆下青綠山水的一角，點綴在曲水流觴之間，倚着寒窗，倚着風月，也倚着一點無處可去的鄉愁。

笛聲不同於簫，那是一種有棱角的溫柔，有力度的哀愁。簫聲是墳邊一縷魂，笛聲則像渡口一聲喊。西北風裏它可以是邊塞將軍的鳴角，江南水邊它又變作漁舟唱晚的尾聲。唐人說“羌笛何須怨楊柳”，這“怨”字其實正是笛子真正的性格：怨而不哭，哭而不哀，哀而不怨，一種不甘心但又不得不低頭的歷史質地，穿過竹節與節之間，在每一個長夜裡洇開，像一段舊朝代的回聲。

中國人講氣，吹笛之人必先調息，氣沉丹田，神聚雙目，舌尖一顫，一個轉音便是乾坤倒轉。南音講究溫婉，北調偏愛嘹亮，山東有笛，如刀削斧劈；閩南之笛，則帶幾分煙火與私情。這吹出的，不只是音符，更是一種古老的聲腔記憶，像敦煌壁畫上飛天仙女飄舞時手中那一支早已斷裂的笛子，縱使斷了，也還在耳畔殘響。

近世流行音樂多靠電子與節奏，聽久了，如同喝了一肚子塑料湯包，腸胃空虛。忽然某一日，電視劇裏有配笛聲輕出，才驚覺這人間竟還有一種樂器，不靠放大，不靠合成，一口氣吹來，竟能吹出時間的縫隙與光陰的裂痕。這便是中國竹笛，一枝平凡的山林之物，卻能讓江山有聲，讓歷史含情。民國時，張大千在敦煌臨摹壁畫，夜宿破寺，也曾自帶一支短笛。雖未能奏出聲來，卻時時摩挲，像摸一段舊情，怕風化，怕忘記。

當下城市人以喧鬧為樂，音樂廳裏流行西洋風，鋼琴如巨獸，提琴如水銀，獨獨笛聲，卻難入場。偶有一位老者，在地鐵站口自吹其笛，亦只博來幾個好奇的眼神與零星的硬幣。但我總覺得這正是竹笛命運的一種必然：不入繁華，不媚眾耳，只藏一段蒼涼與絕艷於時間之後，讓真正聽得懂的人，在一個無人問津的傍晚，忽然聽見它——橫吹一曲，萬籟俱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