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胡這件樂器,從來沒有進過宮廷的大雅之堂,卻躲在小巷裡,唱盡人間冷暖。它像一口舊砂鍋,熬的是世情,響的是鄉愁,從不炫技,也不求高音。兩根弦,一支弓,一把木頭,小得像鄉下人的行李,聲音卻大得足以裝下一個王朝的悲涼。西洋提琴講的是技巧與精準,二胡講的是哀傷與忍耐。提琴是貴族午後的茶點,二胡是老百姓夜半的稀飯。
你若走在江南古鎮的石板路,忽聽牆角一聲二胡哀鳴,便知這一聲不是給你聽的,是給逝者聽的。它的音色如老人口中一縷未完的嘆息,如破鞋店裡落滿灰的情書,略帶沙啞,略帶勸解,像母親半夜喊你回家的聲音,兜轉來去,終究挽留不了你的人生決定。此樂器不講求節奏之快,只講曲折之深,拉得好時,如哀鴻遍野,拉得不好時,也能打動人,因為那錯音正是人間。
二胡拉《二泉映月》,不是拉給月亮聽,是拉給井邊的自己聽。華彥鈞的盲目,卻能看見世間的真相,這才是音樂的諷刺。無眼的人唱出最明亮的旋律,有眼的人卻說他悲苦。人活一世,大抵也是這般。看似高高在上的文化評審,讀不懂二胡裡那一句“人心難測”;講求調音準確的教授,永遠也聽不出那一聲低吟裡夾著三分後悔。二胡,是給中國人拉的,也只給中國人聽得懂的。
它不像琵琶,能彈出萬馬奔騰;不像古箏,能撥出高山流水。它不需要舞台,只需要一張板凳,一碗稀粥,一點點想說卻不能說的話。小時候見過街頭藝人拉二胡,邊拉邊閉眼,頭一點一點地隨著音波搖晃,我問母親他怎麼那麼入神,她答:他是在回憶。這一答,至今在耳邊盤旋。是的,二胡從不在表演,它一直在回憶。
如今城市變了,街頭藝人也少了,二胡的聲音多半留在有線電視或地方戲裡。孩子學小提琴、鋼琴,說那才上得了臺面,二胡則像舊祖母的口音,土得不能拿來炫耀。但偶然聽到一聲二胡,卻總能叫人愣住。愣住的不是技法,而是記憶——爺爺坐在院子裡拉《良宵》,父親在客廳裡聽《賽馬》,母親在廚房裡炒菜的鏗鏘,與二胡混成一幅中國家庭的舊畫卷。
西方的弦樂是開放的海,是外灘的夜景;二胡是黃土高原的一口井,是村頭老樹下的一碗茶。它夾在民族與歷史之間,不爭一席之地,卻活成了文化的注腳。有人說它過時,其實是我們自己過時。我們不再懂如何靜下來,聽一首慢歌,不再敢在公共場所流淚,不再忍受一個聲音帶著三代人的沉默——所以我們說它老了。可它從未老,它只是與我們這一代的速度不同步而已。
在二胡面前,我們都是倉促的人。它不追你,只望你有一天會停下。那一聲由弱轉強的顫音,是給離家太久的兒子聽的,是給走錯路的知識份子聽的,是給被時代放逐的記憶聽的。那不是聲音,是靈魂裡一根被拉出的絲,拉到極致,不斷。斷了,就不是二胡,是現代社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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