裙子是一道風景,從蘇格蘭高地的男子戰裙,到上海灘旗袍的魚尾曲線,再到巴黎女學生的百褶短裙,千百年來,裙擺飄揚,男人便俯首稱臣。男人有權力,女人有裙子,世界就在這微妙的平衡中運行。
裙子是女性的戰袍,從來不是純粹的布料,而是歷史、文化與性別權力的交錯。上世紀二十年代,法國女人開始穿短裙,英國男人大驚失色,報紙上的專欄作家大罵這是「社會道德的淪喪」,但不到二十年,英國女人也換上短裙,報紙的言辭立刻軟化:「這是時代的進步。」到了六十年代,迷你裙誕生,裙擺越來越短,女人的自由也越來越多。時尚的發展,其實就是一部女性解放的編年史。
裙子之所以迷人,在於它永遠介乎遮掩與暴露之間。從希臘神廟雕塑裡垂墜的衣褶,到唐代仕女圖上曳地的長裙,再到二十世紀香港電影裡張曼玉的一襲旗袍,裙子不一定要短,但一定要能讓人「想像」。男人的衣服是用來展示權力,西裝筆挺,代表銀行戶口的數字;女人的裙子則是用來製造幻覺,撩起三寸,便是挑逗,放下兩寸,則是矜持。這種曖昧的邊界,讓裙子成為女人最危險的武器。
在香港,裙子的長短與金融市場的興衰同步。股市一跌,女人的裙子便長了兩寸,因為經濟不景氣,保守的風氣回潮;股市一升,迷你裙就重出江湖,因為人人樂觀,連布料都省了。上海灘的交際花懂得這個道理,所以在租界裡,她們的旗袍總是開衩到膝蓋以上,因為戰爭時期,生意不好,男人的荷包不再那麼鬆快,女人的武器只能加倍鋒利。
在西方,裙子的學問更是層層晉級。一個女人,如果穿著Dior的New Look大裙擺,那她是貴族或貴婦;如果穿著香奈兒的小黑裙,那她是都市的女強人,正在時裝周的秀場上與同性競爭;如果穿的是一條普通的碎花裙,那麼她大概住在倫敦郊區,每個周末去農夫市場買有機麵包,堅持環保。裙子的選擇,決定了一個女人的社會角色,這比她的學歷還可靠。
但裙子的危險,也來自這種標籤。一個穿著紅裙的女人,總是比穿著黑裙的女人更容易惹人側目;一個穿著短裙的女人,在某些國家仍然被視為「不正經」。裙子是一場隱形的革命,每一次布料的縮減,都代表了一場與父權社會的鬥爭。當年法國女人第一次穿短裙走上街頭時,被當成蕩婦;二十年後,這卻成了時尚。今天的女人可以自由選擇裙子的長短,但在某些角落,一條短裙仍然可以引來歧視與危險。
女人的衣櫃裡,永遠少一條裙子。即使已經有了黑裙、白裙、長裙、短裙,當她們走進精品店,仍然會對那條新款的緊身裙心動。這不是消費主義的洗腦,而是一種本能。裙子代表了女性的自我展示,也代表了她們對未來的想像——她幻想穿著這條裙子,走進一家米其林餐廳,坐在維也納音樂廳的紅色絨椅上,或是在某個男人的眼中,看見一絲驚嘆。這是一場與現實的博弈,贏家往往就是那個選對裙子的女人。
裙子是女人的旗幟,也是她們的面具。在職場上,女人穿上過膝的職業裙,掩飾野心;在晚宴上,她們穿上絲質長裙,暗示優雅;而在舞池裡,她們換上貼身的迷你裙,讓一切言語都成為多餘。男人的權力來自鈔票,女人的權力來自裙擺,每一次轉身,都是一次勝利的微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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