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二連浩特往北,柏油路漸漸稀薄,最後化作兩道車轍,嵌在草地裡,像是誰用鈍刀刻下的痕。草原這時節已經轉黃,風一過,整片草便伏下去,又起來,起起伏伏,如同呼吸,遠遠望去,看不出邊際,天壓得很低,雲跑得很快,一忽兒把日頭遮住,一忽兒又放出來,光影在草上追逐,像是某種說不清的心事。車行至一處敖包前停下,敖包上纏著經幡,藍白黃綠紅,被風扯得獵獵作響,褪色的布條間,還纏著幾根白馬鬃,想是往年供上去的。我下車小解,見不遠處一頂蒙古包,炊煙筆直地升起——這樣的天氣裡,煙能直着走,倒是難得——便循著那炊煙走過去。 包門掀開時,一股奶茶的鹹香撲面而來。主人是個老人,穿一件洗得發灰的蒙古袍,袍角磨出了毛邊,腰間紮著布腰帶,鬆鬆垮垮,倒不覺得邋遢,反而有種久經風霜之後的隨意。他叫巴特爾,蒙語裡是「英雄」的意思,他說這名字是他阿爸取的,可他這輩子,並沒有做過什麼英雄事,只是放了一輩子馬。他招呼我坐下,用銅勺舀奶茶,勺子敲在鍋沿上,發出清脆的一聲響,像是某種儀式,先敬天,再敬客。奶茶是磚茶熬的,苦裡帶著一點焦香,喝下去,喉嚨裡留一道熱線,一直暖到胃裡。包裡陳設極簡,一張矮桌,幾隻木箱,牆上掛著一副馬鞍,皮子已經發黑發亮,鞍橋上鑲的銀飾大半脫落,只剩幾顆銅釘的痕跡。巴特爾說,那是他阿爸留下的鞍子,早年他家有一百多匹馬,草場也大,一直延伸到看不見的地方,牲口分不清界,也不用分。後來說是要「劃區輪牧」,草場一塊塊分割開,鐵絲網一道道拉起來,馬群第一次被攔住,衝著網嘶鳴,撞得滿頭是血。他說這話時,手指無意識地摩挲著茶碗邊緣,聲音不高,卻有一種壓住的東西在裡面顫。再後來的事,他說得更少,只提到有一年,說是要「割資本主義尾巴」,家裡的馬,能賣的賣,不能賣的充公,只留下兩匹拉車用的。他阿爸不肯交出那副銀鞍,被人當眾摘了下來,銀飾也被撬走了大半,只因那是「浮財」。老人說這些的時候,望著鞍子,並不看我,眼神有一種很遠很遠的東西,像是望穿了氈牆,望到了草原盡頭。窗外風忽然大了一陣,包頂的天窗氈簾被吹得掀起一角,一線天光斜斜地照進來,正落在那副舊鞍上,銀飾殘缺處,泛出幾點微光,像是傷口結痂後留下的一點亮色。巴特爾年輕時,也曾被派去公社的馬場當「飼養員」,說是集體化,馬是公家的,人也是公家的,一天記多少工分,跟養馬的好壞沒多大關係。他說那些年,馬瘦得厲害,草場過牧,沙化了一片又一片,風一起,沙塵漫天,遮得日頭都是黃的。他說起這個,用了一句草原上的老話:「馬不擇路,人不擇時。」意思是馬到了絕境會亂闖,人到了難處,也顧不得挑日子過,得過且過罷了。這話聽著粗糙,卻比許多文縐縐的感慨更扎實。天色漸暗,老人的孫子從外頭回來,是個十八九歲的後生,騎一輛摩托車,沒有騎馬。巴特爾看著孫子把摩托車熄了火,眼神里有一種說不清的複雜,既有幾分欣慰,又有幾分說不出的失落。他說現在的年輕人,不愛學騎馬了,摩托快,還不用飼草。他這話說得平淡,沒有怨懟,只是一種近乎宿命式的接受,如同草原接受風,接受旱澇,接受一茬一茬的枯榮。
夜裡,老人執意要送我到蒙古包外看星星。草原上的夜極黑,黑得徹底,星子便格外多,密密麻麻,鋪滿整個天幕,銀河橫貫其中,如同一條凝固的乳白色河流。巴特爾指著天上一片星群,說那是他阿爸教他認的,說馬倌夜裡放牧,看星星辨方向,比看太陽還準。他說著,忽然低聲哼起一支長調,調子悠長,拖著顫音,在寂靜的草原上傳得很遠,也不知是唱給我聽,還是唱給天上的星星,或是唱給那片再也回不去的、沒有鐵絲網的草原。我後來躺在包裡,聽著遠處隱約的馬嘶與風聲交織,久久不能入睡,總覺得那支長調還在耳邊繞著,繞著這片黃了又要綠、綠了又要黃的草,繞著那副殘缺的銀鞍,繞著巴特爾佝僂卻依然筆直坐在馬背上時的樣子——雖然我從未見過他騎馬,但我知道,那一定是他一生裡,唯一不曾彎下去的姿勢。天亮啟程時,晨霧未散,草尖上凝著白霜,踩上去咯吱作響。回望那頂蒙古包,炊煙又一次筆直升起,融進灰白的天色裡,看不出起點,也看不出終點,正如這片草原本身,望不到來處,也望不到歸途。
2026年9月9日星期三
人間錄:老馬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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