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倪萍這樣橫跨政協與演藝界的雙棲人物，報以幾聲不屑的冷笑，已可以說是社交界的最高禮遇，至於為什麼如此不齒，原因倒不僅在於獲得反諷意味十足的“共和國脊樑”獎項，更因為早在政協會議上的發言，“我愛國，我不添亂……你得體諒父母，得知道父母的難處”，就足以戳穿她認認真真偽裝之下的心奴本相。因為健全的心智，正常的人格，絕不會把政府當成父母，作孝子孝孫式地服從，反視權力為公民生活的威脅，而把挑刺當職業，監督視責任，批評作擔當，以作社會安危的警戒。雖然我們必須承認，作為一個演員，倪萍的演技無疑是精湛而又成功，她用一副仁慈的外表，煽情的眼淚，貼心姥姥式的話語，在黨提供給她的舞臺上，獲取了最佳女主角、最佳女演員、最佳節目主持人等一系列足以讓同僚眼紅心妒的榮譽，又獲得文藝工作者、功勳藝術家等讓普通民眾肅然起敬的頭街，擁有眼下的娛樂新人擠得頭破血流都難以企及的地位和尊寵，其圈內排名恐怕只遜於那位湖南辣妹與山東牡丹，然而作為一名社會人士，她在人格上又是極其失敗，這種失敗，來自於她主動扮演著極不光彩的角色。雖在名譽光環的璀璨閃耀下，可以進行良知的百種打扮，千種的道德化妝，然而偶有在話語的破綻之處，還是露出孔雀的屁股與狐狸的尾巴。之所以這樣判斷與裁定，是基於中國社會的常識：在文藝已被權力收編，思想已被組織掌握，社會資源已被體制壟斷的情況下，要想獲得任何成就與名望，就必須做出良知與利益的交易，正如歌德戲劇《浮士德》中的浮士德，必須向魔鬼梅菲斯特出賣靈魂，才能實現自己的雄心壯志，取得人世間的種種榮華，所以從這方面看來，倪萍本身的生命價值，充其量只是一個被牽線的傀儡，被控制的棋子，或是粉飾太平的花花衣裳，論到生命的自由維度與思想高度，顯形的不過是侏儒形象罷了。
然而，從權力的包裝，到與主動的配合之間，卻有一條界限。這條界限，不以權力為轉移，也不因世俗的利益而變化，因為它立足於普世的價值，良知的恪守，與對生命的敬畏。所以，不越界，則一切所為都可理解，跨過線，則萬萬難以原諒。要說到可以理解，是因為人們出於政治壓力下，有時候不得不做出的生存妥協，儘管這種妥協或許醜陋，或許骯髒，但畢竟還是被迫置於高壓之下的無奈，而不是心甘情願的誠服，所以人們可以理解錢鐘書在文革中埋頭翻譯毛選，傅雷違心寫思想改造書，正是因為人們知道如果他們不接受，會面臨如何的下場；而不可原諒，恰恰就在於當事者越過這條良知的界線，從被迫轉為主動，從受害者變為施害者，僅是對名利的欲望，為了分得更多的一點好處，就可以不顧道德的聲音，做出種種惡行，這便超出了人們所能接受的範圍。所以，這種態度的轉變，便是本質的區別。若用梁啟超的話語來表述，則是身奴與心奴的不同。所謂身奴，是被迫的奴役，是外在剝奪而強加的身份；而心奴，卻是自動的獻身，是人格自願的閹割貶抑。前者又可稱為奴隸，後者又可稱之為奴才。奴隸有機會，就會奮起反抗，因為他知道他的尊嚴受侮辱，生活如牛馬，所以中國歷史上有陳勝吳廣，西方社會也有斯巴達克思。而心奴，不但不會反抗，反而會反過來幫助奴隸主鎮壓反抗，欺侮同類；所以梁啟超又說，身奴並不可怕，可怕的是心奴。財產被劫掠時，他說還有自由；自由被剝奪時，他說還有生命；生命被扼殺時，他還謝主龍恩。即使眼前一無是處，他也能找到讚美的一萬個理由。當然，或許要求倪萍去讀梁啟超，實在太難為她，雖然在官方劃定的社會階層裏，把這些表演藝術家，也統稱為知識份子；但即使被其組織奉為革命宗師、思想權威，捧在神壇上整日頂禮膜拜的那位列寧同志，不早在《紀念葛伊甸伯爵》一文中已有表述嗎？“意識到自己的奴隸地位而與之作鬥爭的奴隸，是革命家”、“不意識到自己的奴隸地位而過著默默無言、渾渾噩噩的奴隸生活的奴隸，是十足的奴隸”、“津津樂道地讚賞美妙的奴隸生活，並對和善的好心的主人感激不盡的奴隸，是奴才，是無恥之徒”。作為共產黨員的倪萍同志，不知道這些實在說不過去呀。
不過作為奴才，倪萍可以說擁有著天然的優勢。比如，仁慈的外表，讓普通的觀眾難以分清她權力幫兇的本相；氣質的端莊，又讓蠱惑人心的謊言披上道貌岸然的外衣；女性所特有的溫存，讓“做奴好，好做奴，做好奴”的觀念呈現更多的殺傷力；在她這裏，可以讓吹捧的讚歌變得分外的正氣凜然，讓表忠誠的舞蹈更加婀娜多姿，讓獻媚的朗誦更加抑揚頓挫，讓討好的雜藝更加五彩繽紛，一切本應讓人噁心嘔吐的馬屁，經過她的巧妙編排，悉心包裝後，卻會用一種大眾喜聞樂見的方式轉出，效果真是聲聲淚下，句句動人。不明就裏者，還真容易相信她就是德藝雙馨的代表，在與人民同呼吸共命運。然而撕開表面，直達內核，倪萍所有在工作上的行為，都可以用做假一詞來總結。在其身影的背後，都可以看到“長官意志”四個大字。所以作為節目主持人，倪萍根本沒辦法像她的同行崔永元一樣，對民生問題嬉笑怒駡，侃侃而談，作為藝術從業者，也無可能像艾未未一樣，對社會現象作不留情面的猛烈評擊，更遑論歐美的奧普拉、邁克摩爾之流，有著一種對苦難和芸芸眾生發自內心的關切，其境界相差的距離直可以用光年計算。所以縱所觀之，倪萍所有理性的發言，不過都是經新聞審核後的自律；所有政策允許的煽情，不過都是一種老於世故的討巧。她的即興發揮，與其說是殘留的人性在偶然閃光，不如說是照本宣科的放大；她的盡心竭力，與其說是對藝術真實的追求，不如說是稱職稱責的賣力。對於民生疾苦，倪萍根本不敢措發一詞；遇到敏感事件，更是會避之不及，逃之夭夭，要論到速度，恐怕身手矯健得一點也不亞於複出賽場的劉翔同志。所以，表面看似老實，其實無比油滑，表面看似善良，其實相當險惡。這種人性的扭曲與心智的分裂，用官方的話語來說，卻是政治合格，足以堪以大用。不過若要是用一針見血的真話來表述原形，恰如網友犀利公的總結：“本是党的金話筒，卻偏要說是百姓的代言人；本是政府的小棉襖，卻偏要說是百姓的貼心人；本是勸民做羊的狼外婆，卻偏要裝作百姓的好姥姥。怎一個假字了得！”
不錯，或許雖然我們常在螢幕上看到這樣的場景，山區裏的一個小學校，胡同裏的一戶小人家，一不小心就會在倪萍的口才裏熠熠生輝，把觀眾們感動得涕淚俱下，但要說到她的主持藝術——如果說這種主持還能和藝術扯上邊的話，那麼她其實是用農民的本份在藝術的殿堂裏耕耘，雖然有手藝，有力氣，活兒也幹得很出色，然而超出一畝三分地外的事情，則一律不會問津。倪萍所有在藝術中的追求，就是讓党和群眾滿意。當然，在這裏黨和群眾的秩序絕對不容弄錯，黨在前面，群眾在後面，黨是至尊，群眾是附庸，党是領導，群眾是被領導，工作讓党若滿意，群眾自然也滿意，上上下下，皆大歡喜，這就叫做和諧。党不滿意，群眾也會跟著不滿意，方方面面，批評四起，這就叫做不顧大局。所以，讓党滿意，對於倪萍來說，則是她永恆的藝術追求。如果說這種藝術追求對中國的演藝事業還有什麼貢獻的話，那麼倪萍的所有努力無非是讓在權力前的奴顏婢膝，也看上去那麼名正言順；對權貴的脅肩諂笑，也看上去美麗動人；對人際關係的世故圓滑，看上去也那麼溫柔敦厚；讓對利益的巧取豪壓，看上去也那麼合情合理。以前是羞羞答答的賣身為奴，如今卻是變得理直氣壯的不容置否；以前是遮遮擋擋認賊作父，如今卻是光明正大的當仁不讓。如果說奸商狡賈貶賣的是虛假偽劣之類產品，那麼倪萍兜售的就是思想毒藥、意識鴉片、藝術春藥。不過與奸商一副尖嘴猴腮的形象有所區別是的是，倪萍這種角色通常扮演著知心姐姐，可愛阿姨之類的人物，表面看來極為親切、平易近人，實質卻是用潛規則、軟實力、隱技巧進行著殺人不見血，害人不見傷之類的工作。在這一點上，倪萍又似希臘神話中的女巫色琦或金噪海妖塞壬，不是用女性的溫柔讓人迷惑，就是用美妙的歌聲讓人在不知不覺中斃命。
但這並非是倪萍個人的悲劇，事實上，毛澤東在延安發表《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之後，中國文藝工作者的身份就已被敲定，文化的功能也被鎖定，即是一切文藝，都必須要為政治服務，為權力服務。按這位以當世風流人物自詡的人的話來說，則是“要使文藝很好地成為整個革命機器的一個組成部分，作為團結人民、教育人民、打擊敵人、消滅敵人的有力武器”。至此，文學變為武器，藝術成為投槍，從五四文化時期所誕生的“民主”與“科學”精神，徹底被黨性代替，從新文化運動所產生的“人的文學”，被“党的文學”所置換，文藝不再是為民眾抒發喜樂哀樂的天然管道，而是配合政府進行政策宣傳的權力工具。但是，必須承認，這樣的思想整風與文藝規範是有效的，因為一言九鼎的權力不可違抗，最高意志也必須貫徹執行，高壓淫威之下，它結束了一切爭論，凍結了所有置疑，喧囂不再，紛紜沒有，可以說宣告了思想文化上的一統天下。既然無產階級文藝的理論原則已經確定，無產階級文藝的路線也被規劃，那麼後面要做的事，不過是站好隊，然後在設定好的生產流水線上當一個合格的文藝工人而已。所以昨天還在寫《三八節有感》的丁玲，《講話》發佈後就乖乖去寫《太陽照在桑乾河上》，昨天還在寫《瞭解作家，尊重作家》的艾青，立刻改談《現實不容歪曲》，更不用說周揚的《對魯藝教育的一個檢查與自我批評》，何其芳的《改造自己，改造藝術》，周立波的《後悔與前瞻》等一批表忠心之作。而最倒楣的莫過於是《野百合花》的作者王實味，被樹立成死不悔改的批判對象，作為託派分子就地砍殺。由此可鑒，《講話》一出，士林臣服，當批判的武器遇到武器的批判後，中國的文壇恰如《紅樓夢》結尾所蘊藏的意境：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乾淨。
然而延安時期的整風，不過是中國未來的一場小小的預演。無論其社會牽涉面的廣度，思想影響層面的深度，動員人力物力的力度，都遠遠趕不上後來進行的一波波狂飆激進的文化運動。如果說早期的文藝人士還有過掙扎，有過抗爭的話，那麼在隨後而來的一波波狂飆激進的政治運動中，在階級鬥爭與學術批判交纏，權力傾軋與文藝動態共振中，就已被徹底打倒，完全馴化。偶有幾位桀驁不馴，挺世獨立的異數，也不過是參照出那個時代的殘烈橫暴到如何令人髮指的地步。這種人類文明史上可能再也不會有的景觀持續到八十年代，才稍微有所改變，文藝的冰封解凍，意識形態的鬆動，思想解放的宣導，人道主義的呼喚，讓春天的氣息撲面而來。反思與追問湧現，學習與懷疑並行，讓死氣沉沉的社會總算看上去擁有了生機。雖然，由於體制的束縛及意識的所限，進行得並不徹底，探索得也並不完美，人們交流的方式與表達的話語，都深深帶有時代的烙印，但至少革命的總發條鬆動後，人們總算有些許活動的空間，可以對自身的存在，現實的成因，國家的命運，進行理性的思考，並在權力話語構建的虛幻現實與偽劣歷史中，追尋事實的真相。這一切積極的努力，又帶動文化氣象的復興，比如各種民刊出現，各種思想聚會盛行，從中湧出的大批具有理想主義並帶有浪漫主義氣質的新人，他們不再遵循革命的方式以表達對主流話語的反抗，而是用反傳統的生活方式進行著個人主義的抗爭，縱觀中國思想文藝自1949後的發展歷程，這可以說是當代中國最有活力的時期，也是最自由與開放的時期，因為不是前期被權力左右，就是後期被物欲操控，只有在這個階段，本真的精神才可以自由地呼吸，自我的心靈才可以恣意地成長。所以，在那個時候，最常見的情況是，一不小心，就能在沙龍中邂逅幾個狂放不羈的詩人，稍不經意，就能在大街上遇到幾個特立獨行的畫家，成方圓稍嫌稚嫩的吉他，聽上去都有滾石來了的色彩，校園裏很是幼稚的辯論，都有馬丁德路金的口才。當然，能有如此效果，更主要的是社會本身在特定的時刻中，所具有的氛圍與背景。湧蕩在意識層面的，有情感的共鳴，噴薄在情緒狀態的，有交流的興奮，一切不再神聖，一切皆可懷疑，一切都蠢蠢欲動，一切都生機勃勃，而民眾的這種精神氣象，發展到一定程度，必然要指向權利訴求，諸種因素重疊，遂有眾所周知八十年代末的那一場風波，而槍聲打破希望，子彈劃過夜空，則一切人為的努力宣告失敗，學生的鮮血撲滅了自由的光亮，社會的精神狀態又回到萬馬齊喑。精神的需求已被扼殺，政改之路已被截斷，只能用物欲橫流來填補心靈的空白。在此狀態下，人們流行一切向錢看，一切向權看，唯權是舉，拜金成風，社會環境浮躁、功利而又庸俗，不是“我是流氓我怕誰”的玩世不恭，就是“悶聲發大財”老奸巨滑，要說到倪萍的得了便宜還賣乖，不過是這芸芸眾生相中的一員而已。
雖然“共和國的脊樑”讓倪萍備受社會輿論壓力，自言情緒失控以至幾度落淚，但可以讓她備感欣慰的是，在中國的政治舞臺和舞臺政治上，她絕不是一個人在戰鬥。無數她野心勃勃同行與夥伴們，正活躍在中國的各條戰線上，做著彼此心照不宣，而又默契十足的勾當。通常來說，這些社會精英不是盜用藝術的神聖，做著各種猥褻淫行，就是假借學術的崇高，幹著各種狗苟蠅營。他們見風就上，有利就逐，能賣身的就賣身，能賣藝的就賣藝，又能賣身兼賣藝的，則雙雙叫賣，身藝都無的，自然哭天喊地埋怨官家為什麼看不上自己的烈烈忠心。然而比起早前那些赤裸裸地緊抱權力大腿的人物，世故在這些歷經風波，見慣場面的精英身上，可謂表現得異常成熟，生存策略也顯得十分高明。從業新聞的，在媒體上揮斥方遒，指點江山，意氣風發，昂然以意見領袖自居，然而從行文到立意，只起到小罵幫大忙的作用，所謂批評，骨子裏是苦口婆心的規勸，所謂指責，實質上是投機十足的跟風，話，從不敢越界，理，從不敢說透，一番文字與其說是為弱者說話，不如說是向大眾催眠；一番思想與其說是在表達著理性，冷靜的立場，不如說見證自己的虛偽與怯弱。
還有以新儒家學說行銷國內的，或以講談孔子竄紅的，一副文化投機商的機靈模樣，口口聲聲仁義禮智信，溫良恭儉讓，但無論如何口吐蓮花地把儒家學說轉換為心靈雞湯，孔子變身勵志大師，也擋不住孔子早有的定論——“巧言令色鮮矣仁”，說穿了，不過是表面上勸王為善，骨子裏卻馴民為良，再順手給自己撈一個國師的身份，孔子的喪家狗形象，比起這些賺得紅光滿面的座上嘉賓，真是有莊生的望洋興嘆，自愧不如！再有某些遊學中西的，言必福柯、哈貝馬斯和薩依德、德里達，滿口華麗詞藻，一身學術規範，不明就裏的，還真以為是五百年才出一個的大師，然而把學說拿來仔細瞅瞅，真是理論荒唐到無以復加，邏輯潰敗到分崩離析，其中有把儒家文化與現代自由主義嫁接的，用文明衝突論給新威權主義作包裝的，拿民族主義給專制勢力月臺的，真是琳琅滿目，蔚為大觀。他們慣用概念吵架，拿主義遊戲，在紙面上空間上為公平正義爭執得不亦樂乎，對殘酷的現實卻閉口不發一語，他們在書齋中鬧革命，在思想中談權利，在生存層面卻緊跟上意，絲毫不敢踏錯半步，如此行知分離，倒是與西方的荒誕派有得一比。還有某些以新左派自居的人物，在國外享受著自由社會提供的種種好處，在國內卻對西方潑口大罵，宣揚各種陰謀論、仇恨論，以取悅民族主義情緒下的民眾，討好視自由社會為威脅的當局。然而如果要讓他丟掉美國綠卡，卻是斷然不肯放棄。再還有拿基督以令諸候的，自我感覺不但是真理，而且還是真理的中心，儼然一副吃定基督的模樣，批這個是邪教，罵那個是異端，倒是把《聖經》中“為什麼看見你弟兄眼中有刺，卻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的訓戒忘得乾乾淨淨。更讓人忍俊不禁的是，一次去白宮朝拜的機會，就讓這些基督徒現出原形，平日裏張口就是謙卑，閉口就是恭馴，利字當頭前，卻也爭得頭破血流，怎一個偽字了得！
這情景，真可謂是粉墨登場，輪番出臺，好戲不斷，精彩紛呈，不甘寂寞的，趨之若鶩的，獻媚撒嬌的、欺世盜名的紛紛出籠；體制內與體制外，自由派與新左派，左派與右派，毛糞與漢奸，藝術家與偽藝術家各自顯形，21世紀初中國社會的人文景觀，喧嘩嘈雜，紛紛擾擾，好不熱鬧。自然，在這種情況下，想要出頭，肯定要比賽一個比一個無恥，一個比一個無賴。沒辦法，飯碗只有那幾個，搶食的人又這麼多，不競爭不能出位，不下賤不能受賞。於是拉幫結夥有之，勾肩搭背有之，互為拆臺有之，遙相呼應有之，成功了的穩坐釣魚臺，未撈夠的繼續往上爬，同時往下踩。懷才不遇的故意挑戰名氣大的，失敗的謾駡他們認為成功的。敢頂撞皇帝，倒沒有幾個，心中只怨為什麼自己不受賞識。他們忙著瓜分研究經費，傾吞學術基金，佔據業內要位，壟斷課題資源，發展關係聯盟，尋找發財機會，只要能成為被党媽媽包養的文化二奶，學術師爺，又有什麼學術尊嚴，文化良知是不可犧牲？堅守人文理念？笑話！捍衛思想價值？戲談！還是把冷板凳換成軟沙發吧，腦滿肥腸的身軀早已坐不下，吃慣了山珍海味，怎麼會受得了家常便飯？陳寅恪之“人格之獨立，思想之自由”到這一代學人，徹底成了“人格不須獨立，只要斂財自由”。此種素質，不要說趕不上清末民國時期諸子的錚錚傲骨，就連八十年代的風貌都蕩然無存，中國文化之沉淪，士林精神之墮落，直是達到了駭人聽聞的地步。不過，更要命的是大家居然都習以為常，見怪不怪。你忙著給我發獎，我忙著給你受勳，文化在輕浮的研究和名利場的惡習中腐化，精神在自我嘉獎和互相誇張中發黴，還要誇言這邊風景何其好，真是自我膨脹到大頭症的地步，批“斯文不妨喪盡，臉上何須有光”也不為過。誠如李劼先生所言，“這些精明的知識份子由於自身的既得利益而成了當今中國最為保守最不想變動的食利集團。他們十分滿足於當下的現狀，並且很清楚自己正處在十分微妙的漁利環境裏，根本不需要改革，也不希望改革。他們的成功建立在各種歷史因素造成的僥倖上，任何一個細微的變化，都可能使他們喪失現有的優勢和既得的利益。”不過，由於往往這些人佔據了輿論平臺，充斥著媒體版面，不僅對大眾心理有一定影響，且對局勢變革存在一定作用，在社會矛盾日漸突出，現實危機越來越大的情況下，其實最需要警惕的是他們假借公允，實為私利的話語，看似勸架，實為拉偏的伎倆。因為他們善用冠冕堂皇的理論來顛倒是非，長於故弄玄虛的學說來混淆黑白，但由於一副難以識清的偽善面孔，又頂著學術、藝術的道德光環，以至往往被他們賣了還不知，這一點，在八十年代末那場風波，沒有任何一個領袖精英勇於赴難就可得知——而且更無恥的是，犧牲者的鮮血還被他們拿來作作炫耀的資本，真是斯民何辜！其危險性真不知比他人要大許多倍，比起商人只知撈錢，政客只知貪權起來，他們可是又知道撈錢撈權，又懂得撈名，可謂既要做婊子，又要立牌坊，而倪萍受到責難就要流淚，在這一點上，要論到臉皮之厚，心眼之黑，倪萍真要向他的同行們好好學習，不要動不動就以淚動人，這一招，須知早已被某些人用濫了。
溯往追來，六十年迄今，這早已是一個思想已被徹底改造的社會、生存環境已被徹底破壞的社會，一個傳統禮儀已經不再，優秀文化資源已被耗盡的社會，一個人心敗壞，制度爛透了的社會，盲目、愚昧被當作政治正確，功利，勢利被認作行為正常，骯髒的欲望被表達得光彩奪目，陰暗的心術被講說得正氣凜然。又加以當局大力倡行的民族主義，愚民教育，及對資訊交流的嚴格管控，精神生活早已萎靡到觸目驚心的地步，頭腦顢頇到是非不分的處境。一個個身患斯德歌爾摩綜合症，卻還自覺無比正常，真是搞笑到足夠巴爾扎克再寫幾部《人間喜劇》。在這裏，遍地是陷阱，處處是危機，不僅形成一個互害社會，而且還成為一個低智商社會，常識缺乏，公義少有，路易十五臭名昭著的句子“我死後，那管它洪水滔天”，在執政者身上，恐怕都與時俱進成為“我活著，都不管你是死活”。反正不管你信不信，我是信了。或許，外國人真要感謝執政者，何必擔心什麼中國威脅呢？將來這個民族，恐怕會在自相殘殺中自取滅亡。而從文藝的方面來看，真正的大師不再，小丑似的騙子倒冒出許多，平庸之輩不無搞笑地被提拔為標杆，讓更為平庸的人來崇拜，逐形成一蟹不如一蟹的局面，以至遍地蠢才，處處反智。但是，一個反智的社會，對獨裁卻有好處，按古希臘哲學家的觀點，獨裁政府的生存，有一個前提，就是把社會上有勇氣的人，思考聰慧的人，然後是擁有財富的人滅亡，剩下來的民眾，保持著他們的消沉、彼此的猜忌與意志的軟弱，這三大要件齊備，人民即缺乏信仰，沒有信心和能力把騎在他們頭上的暴政驅走。所以，即使倪萍等人如此露骨的拍馬，然而在中國這片土地上，她仍然有著眾多的支持者，為她歡呼鼓掌，為她開脫捧場，還為她受到的責難憤憤不平。如此看來，只要愚昧的傳統不改，這些人還能繼續吃香。只要專制影響下的思維狀態，文化心理不改，這些人依舊還能走紅。他們的生存基礎，其實就建立集體無意識的對權力的崇拜之上，建立在已被極度扭曲的國民性上，這些情況沒有根本改觀，那麼可以預料的是，此類人物不但將在中國層出不窮，還將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各領風騷。所以，沒看著那邊廂，新一代的御用藝術家，朗朗同學已把《上甘嶺》彈到白宮去了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