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年前我路過城郊那片工地，看見圍擋上貼滿了售樓廣告，畫面上是一家三口在陽臺上笑，背後是藍得不真實的天。去年秋天再經過，圍擋倒了一半，廣告紙被雨泡得稀爛，只剩下那個孩子的半張臉，像從另一個世界望過來。我停下車，聽見樓裏傳來牛叫，低沉悠長，在空蕩的水泥結構裏迴盪，竟有種教堂鐘聲的莊嚴。走近了才看見，二樓沒裝玻璃的窗洞裏，一個牛頭正探出來，對著遠處的CBD大樓反芻。那畫面停在那兒，像誰開的一個玩笑，又像誰給的一記耳光。
老馬就蹲在樓下臺階上抽菸，煙是最便宜的那種，紙鬆，燒得快。他五十多歲，臉曬得像舊皮鞋，見我張望，也不躲，只說，你也是來看熱鬧的？我說不是，只是路過。他點點頭，像是信了，也像是不在乎信不信。他說，這樓空了五年，開發商跑了，保安也撤了，就剩這些鋼筋水泥杵在這兒。我說，所以你就把牛趕進來了？他笑，笑得很淡，說，不然呢，牛也得有個睡覺的地方。
他帶我上樓看。樓梯上鋪着薄薄一層乾草，混着新鮮的牛糞，綠得發亮，踩上去軟軟的，像踩在某種被顛倒的時間上。三樓客廳裏，兩頭黃牛正低頭吃草，草是他從河灘割來的，堆在原本該擺沙發的位置。牆上還貼着開發商留下的效果圖，圖裏是歐式吊燈和真皮沙發，現在被牛尾巴甩來甩去的影子遮住了一半。他說，這樓冬暖夏涼，比我原來的棚子強多了。我問他原來的棚子呢？他說，拆了，地徵走了，補償款不夠在城裏買房，只夠買兩頭牛。他說這話時，語氣很平，像在說別人的事，又像在說一件理所當然會發生的事。
老馬是附近村子的人，種了大半輩子地，地沒了，就養牛。牛養大了賣，賣了再買小的，循環往復。他說牛這東西，認人，也認地方，你對它好，它記得；你換個地方養它，它也記得。我看着那兩頭牛，它們的眼睛又黑又亮，像兩口深井，什麼都映進去，什麼都不說。老馬說，剛把牛趕進來那天，它們不肯上樓，在樓梯口犟了半天。後來我在樓上鋪了草，它們聞見了，才一步一步挪上來。現在習慣了，每天傍晚自己就上樓，也不用我趕。
我問他，這樓的業主知道嗎？他說，知道。有幾個業主偶爾回來看看，看見牛也不說什麼，有一個還跟他聊了幾句，說，這樓空着也是空着，有牛住着，總比長草強。老馬說到這兒，又點了根菸，說，其實他們心裏也明白，這樓八成是爛尾了，錢要不回來，房子也住不上，看見牛，至少還有點活氣。他頓了頓，說，人啊，到最後要的不是房子，是個念想。
那天我在樓裏坐了很久。夕陽從沒裝玻璃的窗洞斜射進來，光線切開空氣裏的灰塵，落在水泥地上，像一把把生了鏽的刀。牛偶爾低哞一聲，聲音在樓道裏來回碰撞，拉得很長，又被牆壁切斷，變成無數個碎片。老馬說，剛開始他也覺得這叫聲瘮人，現在聽慣了，反倒覺得踏實。他說，城裏的樓太安靜了，安靜得讓人心慌，有了牛叫，才知道自己還活着。
我問他，打算養到什麼時候。他說，不知道，也許哪天有人來趕我走，也許哪天牛賣了我就不養了。他說得很隨意，像在說明天的天氣。我說，那你也不怕嗎？他看着我，眼神有點奇怪，說，怕什麼？我都沒地了，還怕什麼？這話說得輕飄飄的，卻像一塊石頭，砸在我心裏，砸出一個坑。
後來我常想起那個畫面：水泥樓梯上新鮮的綠色牛糞，牛頭從二樓窗洞探出來，背景是遠處高聳的CBD大樓，玻璃幕牆反射着落日，亮得刺眼。那是兩個世界的對視，一個往前衝，一個往後退，最後在這片廢墟裏撞在一起，誰也沒贏，誰也沒輸。老馬和他的牛，就活在這個縫隙裏，活得笨拙，卻也結實。
離開前，我問老馬，你覺得這樣值得嗎？他想了想，說，值不值得，不是我能說了算的。他用腳碾滅菸頭，說，牛得吃草，人得過日子，就這麼簡單。我點點頭，沒再問。走出樓門時，天已經暗了，遠處的CBD亮起燈光，一棟棟樓像豎起來的火把，燒得很旺，卻照不到這邊。回頭看，爛尾樓靜靜立在那兒，窗洞裏透出微弱的光，是老馬點的煤油燈。那光很小，小得像一個標點，卻也像一個回答。
風吹過來，帶着草的味道和牛糞的味道，混在一起，說不出是香還是臭。我站在那兒，忽然覺得，這世界上有些東西，不是用來贏的，是用來撐的。撐過去了，也許什麼都沒有；撐不過去，也不過如此。而老馬和他的牛，就在這片鋼筋水泥的廢墟裏，用最原始的方式，撐出了一點活着的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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