詞中老杜

周邦彥這個名字，在中國的中學課本裏幾乎缺席，問一百個受過中等教育的中國人，認得李白、杜甫、蘇軾、李清照的，十之八九，認得周邦彥的，大約十之一二，然而在詞學行家的眼裏，周邦彥是另一個等級的存在，王國維說他是「詞中老杜」，把他與詩聖杜甫並列，這個評語，不是溢美，是一個最懂詞的人，給一個最懂詞法的人，打出的最高分，只是那個高分，需要一定程度的修煉，才看得出它的含金量，周邦彥的詞，不是第一眼美，是第一百眼仍然有新的東西可以發現的那種美，那種美，屬於鑑賞家，不屬於大眾，這是他在歷史上的處境，也是他這個人的隱喻。周邦彥字美成，號清真，錢塘人，那個「美成」的字，說的是他的抱負，把聲律之美，煉至成熟，他做到了，做得如此徹底，以至於後世詞人填詞，凡涉及音律，必以清真詞為範本，他是詞的立法者，詞的建築師，在他手裏，詞這個形式，從民間曲子的即興狀態，走向了一種高度自覺的藝術建構，每一個字的平仄，每一個句子的長短，每一個換頭的位置，都是精心計算的結果，然而讀他的詞，感覺不到計算，感覺到的是那種水到渠成的從容，這個從容，是用畢生的功夫，把計算藏起來之後，才顯現的東西，好的工藝，向來如此，讓人看見的是結果，看不見的是那個過程裏所有的汗水與推敲。他年輕時有一段著名的公案，宋徽宗臨幸李師師，周邦彥恰在李師師房中，躲在床下，聆聽帝妃對話，後以此入詞，徽宗讀後，識出端倪，大怒，貶周邦彥出京，後又因李師師說情，召回，這個故事，流傳甚廣，真假難辨，然而它能流傳，是因為它把周邦彥這個人的幾個面向，同時呈現了出來，他的風流，他的膽大，他把所有的生活經驗，包括最狼狽、最荒唐的那些，都轉化成詞的本能，躲在床下，仍然在聽，仍然在記，仍然在把那些聲音存進他那個詞的倉庫裏，這個本能，是天才的標誌，也是天才的宿命，生活對他而言，從來不只是生活，是素材，是聲音，是日後某一首詞裏某一個句子的來處。他的《蘭陵王》，寫離別，「柳陰直，煙裏絲絲弄碧，隋堤上，曾見幾番，拂水飄綿送行色」，那個「拂水飄綿」，四個字，寫柳絮拂過水面，飄著棉絮，送別離去的人，那個動作，輕，慢，無聲，卻把離別的不捨，說得如此具體，如此有重量，讀周邦彥的詞，時常有這樣的感受，他不直接說情感，他說動作，說顏色，說聲音，說那些情感附著的物質世界，然後讓那個物質世界，替他說出情感，這個手法，西方詩學裏叫做「客觀對應物」，艾略特說的，周邦彥在艾略特之前八百年，已經把它實踐得爐火純青，只是他沒有寫一篇文章來解釋自己在做什麼，他只是做，做得渾然不覺，做得像呼吸一樣。然而周邦彥的人生，並不如他的詞那般精緻從容，他仕途坎坷，幾度沉浮，在官場上始終是一個不太得志的人，宋徽宗那個年代，蔡京當道，政治骯髒，周邦彥不善鑽營，也不願鑽營，他的心思，大半不在官場，在那些聲律的細節裏，在那些詞牌的平仄安排裏，在那個他一磚一瓦建造起來的音樂宮殿裏，那個宮殿，比他的仕途，遠為壯麗，也遠為持久。北宋末年，靖康之變，徽欽二帝北狩，汴京淪陷，周邦彥已於靖康前數年病逝，沒有親歷那場大劫，算是一種冥冥之中的庇護，然而他的詞，在那個亂世裏，被南渡的文人帶過了長江，在臨安的歌樓裏繼續傳唱，那些詞，寫的是舊日的汴京，寫的是柳陰下的送別，寫的是煙雨裏的西湖，每唱一遍，便是一遍對已失去的北方的追憶，周邦彥的詞，在南宋，多了一層他自己從未預料的意涵，那些精心鑄造的音律，盛載了一個時代的鄉愁，詞的形式，在最脆弱的歷史時刻，顯示出了它最大的韌性。後世論詞，往往把蘇軾與周邦彥對舉，說蘇軾是豪放，周邦彥是婉約，這個分類，方便教學，卻流於粗糙，蘇軾是用詞說人生，用詞說胸懷，詞在他手裏是工具，是他那個奔放人格的出口；周邦彥是為詞而詞，詞在他手裏是目的，是他窮盡一生要完成的那件藝術品，兩個人對詞的態度，是兩種截然不同的人生哲學，蘇軾說：詞不過如此，人生更大；周邦彥說：詞便是一切，把詞做好，便是一切，這兩種哲學，沒有高下，各有其完整，然而若問誰對詞這個形式本身貢獻更大，答案是周邦彥，他把詞這件樂器，調到了最精準的音，後人演奏，沿用至今，那個音，是他留給這個文明的遺產，安靜，精緻，不張揚，像他這個人，像他躲在李師師床下聆聽的那個夜晚，把一切都聽進去，然後，用最美的聲律，把它說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