殘酷的詩，文明的鏡──穆旦其人

穆旦者，查良铮也，倘若他出世晚五十年，在今時今日的大中華，恐怕要被某些文化部門強行定義為「負能量文人」，或因譯詩太多而被歸類於「無創新能力之學術翻譯機器人」。但他出生於最不浪漫的年代，卻偏偏寫出中國二十世紀最浪漫的詩，這一筆帳，連歷史也無法抹煞。他的詩，初看冷峻晦澀，讀久了卻如細雨綿綿，一行字像一滴滴冷水滴入脊骨，教人打個寒噤之後，驀然領悟什麼叫做「文明的代價」。在中國現代詩史上，穆旦是位怪胎，既非徐志摩那種揮霍的飛鳥，也不是艾青那種滿腔熱血的吶喊者。他更像是戰場上撿回來的一個詩人，滿身泥濘與機油，卻還能吟出一兩句關於靈魂撕裂的詩。

他的譯作，將西方文明的血肉之軀引渡進來，那些經由穆旦之手的奧登、葉芝、拜倫，不是課堂的文學範本，而是從他筆下流出來的密碼——那是中國現代知識分子嘗試用英語拆解命運的過程。穆旦翻譯葉芝，不像譯詩，像開刀，刀鋒之下不是文藝，是宿命。他那句「在時間的激流裡，生命只是一頁風乾的日記」，比千百首抒情詩更能描述現代中國人的精神疲勞。查良铮活成了穆旦，是一場文明轉譯的隱喻；而穆旦寫詩卻無法不回頭望查良铮的戰場與牢獄，這又是歷史的反諷。他一手拿詩，一手握譯文，在中國最荒蕪的年代堅持用語言對抗沉默，而這沉默不是寂靜，而是來自一個巨大的、以「前進」之名碾壓個體的時代機器。

穆旦之所以令人尊敬，不因他多高產、多「紅」，而是他在「不合時宜」中堅持當一個詩人。他的存在像一盞煤油燈，在全面黑暗的五十年代，燃燒着個人靈魂的最後幾滴油。後人翻閱他的譯稿與詩作，如今或許只剩一聲歎息：「倘若他生於一個懂得保護詩人的文明社會」。但這種假設，正是中國知識分子的悲哀：一旦文明成為假設，那詩，就只能寫給永遠不來的未來人了。穆旦，或許從來沒有指望有人懂他，正如他曾寫：「我要把它獻給那曾經心碎的人們」。這是詩人的高貴，也是一個民族記憶的恥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