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間錄：與時間賽跑的母親

 

十一月的傍晚，我在南城一條窄街等外賣，站在樓梯口，看見一個女人騎着電動車慢慢拐進來。她騎得很小心，車速壓得比別人慢，背上鼓起一塊，是個孩子，用舊背帶綁着，小腦袋歪在她肩窩裏睡着了。背帶是那種洗得起球的藍布條，邊緣磨破了幾處，用針線歪歪斜斜縫過，像補過很多次的命。她停車時動作很輕，怕震醒孩子，單腳撐地，另一隻手摸出手機看了一眼，眉頭皺了一下，又鬆開。我下樓接餐時，她把袋子遞過來，低着頭說了句「您好」就要走。孩子醒了，哼哼唧唧地扭動，她伸手往後摸了摸孩子的腿，安撫似的拍兩下，說別鬧別鬧媽媽還有單呢。那語氣像在哄，也像在求。我問她一句，孩子多大了？她愣了一下，說兩歲多。我說挺累的吧。她笑，笑得很淡，說習慣了。然後騎上車，又慢慢拐出去，消失在晚霞裏。後來我總能在那片區域碰見她，有時在路口等紅燈，有時在小區門口取餐。她永遠揹着孩子，永遠騎得比別人慢一點，像在車流裏小心翼翼地托着兩條命往前挪。有次下雨，我看見她停在屋檐下，用塑料布把孩子裹得嚴實，自己前胸後背都濕透了。孩子在她背上哭，她一邊哄一邊看手機上的倒計時，臉上的表情像在做一道沒有正確答案的算術題——快一點怕顛着孩子，慢一點怕超時被罰款。最後她還是騎出去了，雨打在她臉上，她眯着眼，車輪在積水裏劃出兩道長長的波紋。有個傍晚我又碰見她，她停在便利店門口，把孩子從背上解下來，放在車座上，自己蹲在地上吃盒飯。孩子手裏拿着個舊奶瓶，啃得津津有味。她吃得很快，幾乎不嚼，扒拉兩口就看一眼手機，像在跟時間賽跑。我走過去遞給她一瓶熱饮，說天冷多喝點熱的。她接過，說謝謝，又說不用不用我有水。我說沒事。她看着我，眼裏有種防備，也有種疲憊，最後還是擰開瓶蓋喝了一口，輕輕說了句，好人有好報。那語氣像在祝福我，也像在祝福她自己。我問她怎麼不找人幫忙帶孩子，她說沒人。我又問孩子他爸呢，她低頭扒飯，說沒了。那個「沒了」說得很輕，像一片落葉掉進水裏，沒濺起任何聲響，可沉得很深。她說自己是從外省來的，原本在廠裏打工，孩子生下來沒多久男人出了車禍，賠償金被男人家裏人拿走了，說她不是明媒正娶進門的，沒資格分。她帶着孩子租了間城中村的隔斷房，白天送外賣，晚上孩子睡了再接單跑到半夜。她說這樣至少孩子在她眼皮底下，丟不了。她說話時沒有怨，也沒有恨，像在陳述一件與自己無關的事，只是手指捏着筷子的力氣大了些，指節發白。我問她累不累，她說累，可不跑就沒錢，沒錢孩子就沒奶粉。她說平台算法不管你背不背孩子，只管你準不準時。她說有次超時了，客人給了差評，她被扣了五十塊，那天晚上她抱着孩子哭，哭完又笑，說沒事沒事媽媽明天多跑幾單就回來了。她說這些時，孩子在車座上睡着了，小手還攥着奶瓶，臉貼在她的外賣箱上，睡得很香。她看了孩子一眼，把飯盒蓋上，說我得走了還有單。我說那你慢點騎。她點頭，把孩子重新綁回背上，動作熟練得像綁過一千次。她騎走時天已經黑了，路燈把她的影子拉得很長，背上的孩子像一個小小的山包，隨着車身晃動。後來我搬離了那片區域，再沒見過她。偶爾點外賣時，看見配送員的頭像，會想起她背上那條起球的舊背帶，還有她手機上那個無情倒數的送達時間。我想她大概還在城市的某個角落裏騎車，揹着孩子，在速度與溫情之間找一個勉強的平衡。她不需要別人的憐憫，只需要一個好評，一單不被扣款的訂單，還有孩子睡着時那短暫的安靜。麻繩專挑細處斷，厄運專找苦命人，命運這東西，有時候不講道理，像一條磨破的背帶，你只能一遍遍地縫補，然後繼續揹着它往前走。而那些被生活壓彎了腰的人，最後都會在某個傍晚的街角停下來，喝一口涼水，看一眼孩子，然後重新上路，消失在暮色裏，像一束微弱的光，在黑暗中自己照亮自己。

人間錄：一個筆桿子的自我消失史

 

煙灰缸滿的時候，我就知道又一篇稿子要成了。

幹這行三十年，我早摸清了規律：五千字的講話稿，正好一缸煙灰。菸蒂戳進去的時候有聲音，嗤一下，像某種東西在熄滅。缸是搪瓷的，邊緣磕掉了幾塊釉，露出黑色的鐵皮。跟了我二十多年，從科員跟到主任。

年輕時我也寫詩。在大學的油印刊物上發過幾首，寫春天、寫姑娘、寫遠方。畢業分到機關，第一個月工資買了本《當代朦朧詩選》，在扉頁上抄了顧城的句子。那本書還在辦公室書櫃最下層，壓在一摞文件下面，書脊都看不見了。

現在我寫的是另一種東西。

「以更加昂揚的姿態、更加務實的作風、更加有力的舉措」，這是開頭。「奮力譜寫新時代高質量發展的嶄新篇章」，這是結尾。中間填什麼都行——三農、城建、招商、環保，換個主語就成。我有個文件夾，存了八百多份講話稿，按主題分類。需要的時候打開，複製，黏貼，調整，輸出。像是在一個巨大的零件庫裡組裝產品，螺絲永遠配套，成品永遠合格。

老李說我是筆桿子。他在隔壁辦公室，管後勤的，有次半夜經過我這兒，看見燈還亮著。「馮主任，又通宵啊。」我嗯了一聲。他站在門口抽了會兒煙，說：「你這腦子，要是去寫小說，沒準成名了。」我笑笑，沒接話。他不知道，我這腦子早就不會寫那種東西了。

有一次我試過。週末在家，想寫點自己的東西。開了個文檔，盯著空白屏幕看了半小時，敲下第一行字：「我們要以高度的責任感和使命感……」我愣住了。刪掉，重新寫：「春天來的時候……」不行，這句子沒有力量，沒有遞進，沒有排比。又刪掉。最後關了電腦，坐在窗前發呆。

領導換了三任。第一任喜歡說「攻堅克難」，第二任愛講「守正創新」，現在這位偏好「篤行實幹」。我把他們的風格都摸透了，知道該在哪裡加個「堅決」，在哪裡用「務必」，在哪裡來一組四字詞組。他們站在台上念的時候，語氣激昂，慷慨陳詞。我坐在台下，看著自己寫的字從別人嘴裡說出來，心裡沒有任何感覺。連空都算不上，因為空還有形狀。

頸椎是前年開始疼的。醫生說鈣化了，讓我少低頭。我點點頭，回來繼續趴在電腦前。後來疼得厲害，在椅背上綁了個靠枕。頭髮掉得也快，每次洗頭，下水道都堵一堵。老婆說讓我去看看，我說沒事，工作忙。其實不是沒時間，是覺得沒必要。這副身體就是臺打字機，零件磨損了，還能用就行。

有天晚上改稿子，改到一半突然卡住了。是個關於教育的講話，裡面有句話：「要培養德智體美勞全面發展的社會主義建設者和接班人。」我盯著這行字，忽然想起我兒子。他今年高二，週末回家就關在房間裡，我們說不上幾句話。上次他問我：「爸，你覺得你的工作有意義嗎？」我愣了愣，說：「養家糊口嘛。」他沒再問。

我把那句話又看了一遍，最後還是沒改。因為沒法改。這些話有自己的邏輯，自己的系統，自己的生命。它們不需要我相信，只需要我寫出來。

有時候我會想，這三十年到底寫了些什麼。打開那個文件夾，八百多份文檔，每份五千字，加起來四百多萬字。四百多萬個漢字，組成無數個「深入貫徹」「紮實推進」「凝心聚力」，說了些永遠正確卻什麼也沒說的話。如果把這些字打印出來，摞起來，大概有我這麼高吧。一個紙做的人，中空的，風一吹就散。

老李退休那天，請我們幾個喝酒。喝到最後，他忽然問我：「老馮，你年輕時候的夢想是什麼？」我夾菜的筷子停在半空。夢想？那個詞太遠了，遠得像是上輩子的事。我說：「忘了。」他拍拍我肩膀：「我記得你說過想當作家。」我笑了笑：「當了啊，天天寫稿子。」大家都笑起來。我也笑，笑完了低頭喝酒，酒很苦。

昨晚又是一個通宵。新來的副局長要在全市大會上發言，時間緊，任務重。我照例打開文件夾，找了幾份類似的稿子，開始拼裝。手指在鍵盤上敲得飛快，一個小時成型，兩個小時潤色，三個小時定稿。凌晨四點，按下保存鍵，長出一口氣。煙灰缸又滿了。我端起來，走到窗邊，想倒進樓下的垃圾桶。推開窗，外面剛蒙蒙亮，冷風灌進來。

我舉著煙灰缸，忽然就那麼停住了。風把煙灰吹起來，有些落在窗臺上，有些飄到空中，看不見了。我想起那句詩：「黑夜給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卻用它尋找光明。」年輕時讀到這句，心臟會跳得很快。現在讀來，只覺得是個好用的排比句式。

天亮了。我倒掉煙灰，關上窗，回到桌前。電腦還開著，屏幕上是剛寫完的稿子，標題是《凝心聚力開創高質量發展新局面》。鼠標放在保存按鈕上，我盯著那個標題看了很久。最後還是點了保存。

因為明天還有新的稿子要寫。煙灰缸洗乾淨了，搪瓷的，邊緣磕掉了幾塊釉。它還能用很久。我也是。

香肠：被时间风干的欲望

 

香肠这种东西，天生带着一点不体面的诚实。它从不假装清淡，也无意标榜健康，肉与脂肪赤裸裸地搅在一起，经盐、酒、风与时间之手处理，最后悬挂在屋檐、阳台或后巷，像一串等待命运宣判的证据。香肠之所以迷人，正在于它不回避人性的底色——贪、馋、耐心，以及对“过冬”的集体焦虑。

在中国，香肠从来不属于当下，它属于未来。立冬一过，家家户户开始灌肠，那是对季节的投降，也是对时间的驯服。把新鲜的肉交出去，让风去处理，让寒冷去收尾，这是一种老派的信任。城市里的人早已不懂这种慢，连情感都要速成，更遑论一根需要数周风干的香肠。可香肠偏偏慢得理直气壮，像一位拒绝更新系统的老者，用沉默对抗效率。

各地香肠，性格分明。四川的香肠辣得直接，像把情绪摊在桌面；广式香肠甜得世故，糖与酒并行，是南方对现实的妥协；湖南的烟熏味重，仿佛非要把山林与火塘一起封存。你吃哪一种香肠，几乎暴露你的出身与性情。口味，从来不是选择，而是命运的延伸。

香肠切片时最见修养。刀要稳，片要薄，肥瘦相间，像一段被切开的往事——不能太厚，显得粗鲁；也不能太薄，失了分量。蒸熟之后，油脂渗出，光泽温润，那种香不是冲上来的，是慢慢铺开，像旧书页里的气味，越靠近越清楚。它不催你下酒，却总能让你多喝一口。香肠最擅长的，是让人放松警惕。

香肠也极讲场合。它不登大雅之堂，却是饭桌上最可靠的角色。没有它，菜色再多也显得虚；有了它，哪怕一碗白饭，也能站得住脚。它不争主位，却控制节奏。许多家庭的年味，不在对联、不在烟火，而在一盘刚出锅的香肠，切得不完美，却香得准确。

现代人嫌香肠“重口味”，于是发明了低脂、低盐、无添加的版本，吃起来却像被消毒过的回忆。香肠一旦被改良到安全，便失去了灵魂。因为香肠本来就是风险的产物：盐下重了会咸，风不对会坏，时间拿捏不准就前功尽弃。可正是这些不确定，才让它值得等待。人生亦然。

香肠的终极价值，不在入口，而在悬挂的那段日子。它在那里，被看见、被期待、被记住。等到真正吃完，反而平静。好的香肠，像一段走完的冬天——油腻已化，寒意已退，只剩下一点温暖的满足，提醒你：有些欲望，必须交给时间，才会变得好吃。

 

人間錄：四表叔的斬殺線

 

魚塘邊立著一根舊竹竿，上頭拴著褪色的紅塑料袋，風一來，袋子就嘩啦作響，像一口空空的肺在呼吸。那天我站在田埂上，看四表叔彎著腰往塘裡撒飼料，顆粒落水，鱉先不動，魚卻搶，水面翻起一陣短促的白光，又迅速平靜下來。他的背影很慢，像被歲月反覆折過的紙，怎麼也挺不直了。四表叔是我爺爺的外甥，族譜上一個並不起眼的名字，生在生育率高漲的年代，親戚多得像雨後草籽，誰也記不清誰是誰。那時候城鄉之間隔著一道看不見卻極深的溝，一個農村孩子剛落地，命運便被默認安放在「斬殺線」之下，彷彿只要不出意外，一輩子都該在泥土裡打轉。他念過高中，在村裡算讀過書的人，後來當了生產隊長，開會時能把文件念順，卻也只念到村口，念不進更遠的地方。那點體制邊緣的身份，沒有油水，也沒有退路，只在飯桌上顯得尷尬：碗裡多半是自家種的菜，油星稀薄，客人筷子落得輕。九十年代打工潮起，他第一次離鄉，火車站的氣味至今還留在他身上——煤煙、汗水、滷水混在一起。他在昆明站附近盤下一間小店，門臉窄，灶火卻旺，賣燉蹄花、紅燒肉，硬是用一口鐵鍋，把南來北往的旅人按在長條木凳上吃飽。姐夫掌勺，姐姐跑堂，妻子收錢，他站在門口，看人來人往，手裡捏著賬本，指節發白。那幾年他臉上有了光，像是短暫越過了什麼，家底漸漸豐厚起來。後來改造來了，小店被推倒，鐵鍋賣了廢鐵，他轉去做水果批發，一整車熱帶水果進倉，顏色亮得刺眼，卻在銷路斷裂的夜裡迅速腐爛，甜味變成酸氣，像命運在最飽滿時露出的牙齒。那一夜，他蹲在倉庫門口抽煙，煙頭一明一滅。天亮時，賬也亮了底，他重新跌回「斬殺線」下方，連同此前攢下的運氣，一起摔碎。此後擺攤、賣烤雞，生意一天天冷下去，他的白髮卻密起來，像霜。等到一雙兒女勉強讀完大學，他已六七十歲，城裡不再需要他的力氣，他也終於承認自己拼不動了。於是返身回鄉，把鄰居的水田租來，和自家的田一道挖成魚塘，水重新蓋過土地，像歷史悄悄回流。他跟我說養鱉的門道，說野生鱉在本地能賣到一百多一斤，語氣平靜，沒有炫耀，只像在報一場不確定的收成。對於仍握著農業經驗的農民來說，在福利缺位的現實裡，土地常常是最後的託底。它不能託人躍升，卻還連著一根未斷的繩索，讓跌落或長期徘徊在「斬殺線」下的人，不至於直接墜亡。傍晚風起，塑料袋又響了幾聲，水面恢復安靜，鱉潛在底下，不露聲色。四表叔收了竹竿，慢慢往屋裡走，田埂上只剩下風和水，各自過著自己的日子。

人間錄：杯盞之軀

 

那隻分酒器是水晶的，切面精細，在包間頂燈下折射出細碎的光斑。老郭每次看見它，就知道今晚又是一場硬仗。他站在老闆身後半步的位置，雙手自然下垂，右手口袋裏裝着三板海王金樽和一小瓶白色藥片。藥瓶是塑料的，被摸得發亮，邊緣有些裂紋。

我認識老郭是在一個春末的傍晚。那天我去一家茶館等人，他坐在角落裏，面前擺着一杯白開水，沒有茶葉。他喝一口，停很久，又喝一口。我注意到他的手——粗糙、微微發抖，關節處有些浮腫。後來熟了，他告訴我，那天他剛從醫院拿了胃鏡報告。胃潰瘍，中度偏重。醫生說必須戒酒，最少三個月。他聽完，把報告疊好放進口袋，什麼也沒說。

老郭是河南人，九十年代末來這座城市。先在工地搬磚，後來學了駕駛，給幾個老闆開過車。現在這個老闆待他還算不錯——工資按時發，逢年過節多給兩千。但有一條不成文的規矩：酒桌上的事，他得頂上去。老闆心臟不好，不能多喝。客戶來了，敬酒是禮數，不喝是失禮。於是老郭就成了那個「能喝」的人。

他說第一次替老闆擋酒，是五年前的冬天。一個南方來的客戶，帶了兩瓶茅臺。老闆喝了一杯，臉就白了。客戶不依不饒，說合同還沒談妥，這酒得喝透了纔算誠意。老闆看了他一眼。他懂了，站起來，說自己代老闆敬一杯。客戶笑，說你算老幾。老闆說，老郭是我兄弟，他的酒就是我的酒。老郭一口悶了。客戶又倒，他又喝。一瓶下去，他還站着。客戶服了，合同簽了。那天晚上老郭吐在車裏，吐得昏天黑地。第二天早上醒來，枕邊壓着五千塊錢。

後來這樣的局越來越多。有時一週三場，有時一天兩場。老郭總是那個站起來的人。他喝酒有個習慣，先深吸一口氣，然後仰頭，咕咚一聲，杯子倒扣在桌上。動作乾脆，面不改色。但我見過他喝完酒去洗手間的樣子——扶着牆，走得很慢，背有些佝僂。有一次我跟他一起吃夜宵，他點了碗白粥，說不能吃辣了，胃受不住。我問他爲什麼不拒絕。他笑了笑，說拒絕什麼，這就是活法。

他把自己的身體看作一個容器。這是他的原話。他說那些酒進到肚子裏，像燒着的炭，一路燙下去。但他得裝着，裝滿了，才能保住老闆的體面，保住自己的飯碗。他不覺得委屈，只是有時候夜裏胃疼醒來，躺在牀上看着天花板，會想起老家的麥田。他說小時候在地裏割麥子，累得腰都直不起來，但那種累是實在的，睡一覺就過去了。現在這種累，睡不過去。

有一年春節前，老闆接了張大單，請客戶喫飯。那天來了七八個人，都是能喝的。老郭一個人對付他們，喝了快兩斤白酒。中途他去了趟洗手間，回來時臉色發青，但還是笑着。最後一輪敬酒結束，他坐下時身子晃了一下，差點摔倒。老闆扶住他，說夠了夠了。客戶起鬨，說這兄弟是真能喝。老郭擺擺手，說不礙事。飯局散了，他扶着車門吐了半個小時。吐出來的東西裏有血絲。

我問他疼不疼。他說疼。但比疼更難受的，是那種感覺——好像自己不是一個人，是一件工具，一個用來盛酒的器皿。他說有時候看着那些老闆客戶，觥籌交錯，談笑風生，覺得自己像是桌上的一隻杯子，用完了就擱在一邊。但他又想，不做這個，還能做什麼呢。他沒文化，沒手藝，四十多歲了，出去找工作都難。所以他還得喝，一直喝下去。

去年冬天，老郭住了一次院。胃出血，差點沒救過來。老闆去醫院看他，給了一萬塊錢，說好好養。老郭躺在病牀上，輸着液，說沒事，過兩天就能出院。醫生說至少得休息一個月。他點頭，但第十天就回來上班了。老闆勸他，說別急。他說閒不住。其實我知道，他是怕丟了這份工作。

有一天傍晚，我又在那家茶館碰見他。他還是坐在角落，還是喝白開水。我走過去，他擡頭看見我，笑了一下。我問他最近怎麼樣。他說還行，酒局少了些，老闆說讓他悠着點。我說那就好。他不說話了，低頭看着杯子裏的水。過了一會兒，他忽然說，其實他也不知道這樣下去會怎樣。但日子總得過，一天一天過下去。

窗外的天色漸漸暗了。茶館裏的燈還沒亮。老郭坐在那裏，像一尊雕塑，很安靜。我看着他，忽然想起那隻水晶分酒器，想起它折射出的那些細碎光斑——晶瑩剔透，冰冷堅硬，映照着無數張笑臉，和笑臉背後那些沉默的、疲憊的、卑微的人。

白蘿蔔的告白

白蘿蔔是一種沉默的蔬菜。它不像紅蘿蔔那樣顏色張揚，亦不似馬鈴薯那般圓潤可愛，它的形狀略顯笨拙，既非流線型的優雅，也無絲毫異國情調的浪漫，甚至被歸類為「土氣」之物。可見凡事一旦與泥土過於接近，便難逃俗世的輕視。

然而，白蘿蔔的生命，卻是耐人尋味的。它生於秋冬，卻不爭春光，不依附陽光的溫暖，而選擇在寒冷中蓄勢。大雪紛飛之時，農田裡埋著它肥厚的根，似乎與世無爭，卻在大地最嚴酷的時節積攢甘甜，正如一位歷經世事的隱士，外表平淡無奇，內心卻深藏風霜。

世人對白蘿蔔的印象，向來是「清淡」、「無趣」，然而這只是膚淺的誤解。蘿蔔入菜，便如一位深藏不露的智者，無論是東方的紅燒、煮湯，還是西方的醃漬，皆能與周遭風味相融，卻從不奪人鋒芒。它是火鍋裡的底蘊，燉肉中的甘醇，日式關東煮的一縷清雅，亦是韓國泡菜壇裡的一抹烈烈酸香。它的存在，從來不是為了獨自綻放，而是為了讓一鍋湯變得更濃郁，讓一口燉肉更滑順。這世上有些人天生耀眼，而有些人則如白蘿蔔，擅長的是襯托與融合，無聲無息，卻不可或缺。

歷史上，蘿蔔與饑荒的記憶相連。在中國，它曾是寒門百姓冬日裡唯一的生機，熬粥入飯，救活無數流離失所的生命。在法國，十七世紀的農夫用它熬湯，在歐洲戰亂的歲月裡，蘿蔔與黑麵包一同成為底層生存的依靠。而在挪威，蘿蔔乾更是長途航海者的必備糧食，正如维京人的性格，樸素而堅韌，甘於被忽視，卻又默默支撐著世界的某一角落。

而白蘿蔔最耐人尋味的，便是它內裡的辛辣。初嚐之時，它似乎甘甜柔和，然細細咀嚼，卻能感受到一股直衝鼻腔的刺激，如同一個外表謙和的人，終究藏著一點鋒芒，讓人措手不及。這股辛辣，是它對世人的隱藏反擊，是它的存在宣言。它或許不是餐桌上的主角，卻擁有屬於自己的性格，一種看似低調，實則不容忽視的剛烈。

蘿蔔的命運，終歸是被削皮、被切割、被燉煮，但它的精神，卻如同中國古老的哲學，溫潤中藏著剛強，隱忍中自有骨氣。人世浮沉，世事無常，總有人如白蘿蔔一般，被視為平凡，卻在時間的熬煮中，成就一鍋濃湯裡最深遠的風味。

人間錄：賣腦髓的人

 

我把論文題目抄在紙上，用鉛筆，抄得很慢。字跡工整，像小學生。這是規矩。

幹這行五年了。最開始是大三那年，母親查出尿毒症，需要透析。我休學回家，想打工攢錢，但白天要陪床，只能晚上做事。有個師兄介紹說，寫論文來錢快。我說我會。他說，你當然會。
第一單是給某副處長寫職稱論文，八千字，一千五百塊。題目是《新時代基層治理創新路徑探究》。我查了三天資料，寫了兩個通宵，改了七遍。對方說，行，但語言再樸實些，別太學術。我又改了一遍。錢到帳那天，母親剛好做完透析，我給她買了隻燒雞。她問錢哪來的，我說兼職。
現在不用查資料了。框架都在腦子裏，換幾個案例，調整數據，三小時出稿。教育類論文我寫得最多，其次是管理學、經濟學。醫學的不接，怕出事。文學類的也不寫，太慢，不划算。
客戶大多是兩種人。一種是評職稱的，中小學教師、公務員、醫生。他們客氣，按時付款，有的會多給兩百，說辛苦了。另一種是學生，本科生、研究生，甚至博士。這些人麻煩，要求多，給錢慢，總要改。有個讀博的，論文讓我改了十三遍，最後還說導師不滿意，要退錢。我沒退，拉黑了他。
鍵盤上有幾個鍵已經看不清字母了。Ａ、Ｅ、Ｔ、Ｎ。都是高頻字母。我想過換鍵盤，但這副用順手了，敲起來不費勁。桌上堆著方便麵桶，有些疊得很高，晃晃悠悠。我懶得扔，反正也沒人來。
去年有個富二代找我寫畢業論文，兩萬字，五千塊。他說他爸是開廠的，讓他讀個文憑好接班。他自己連題目都看不懂，但導師嚴，必須過。我接了單，寫了一個星期。答辯前一天，他發微信說，哥，能不能幫我準備答辯稿？我說，加錢。他又轉了一千。
答辯那天他給我發了張照片，穿著西裝，站在答辯教室門口，比了個勝利手勢。我看著那張照片，想起自己當年答辯的樣子。也是西裝，是借同學的，袖子長了一截。導師說我論文寫得好，建議發核心期刊。我說，謝謝老師。後來就休學了，論文也沒發。
有時候會想，如果母親沒病，我現在在做什麼？可能讀完了研，在某個大學教書，或者進了研究所。但這麼想沒用。時間是我的，賣給誰都一樣。
凌晨三點，我還在寫一篇關於“鄉村振興戰略”的論文。窗外很安靜，偶爾有車經過，燈光掃過牆壁，又消失。方便麵桶的影子在牆上晃動，像一座座小山。我敲著鍵盤，引用數據，構建邏輯，論證觀點。這些我都會，閉著眼睛也能寫。
母親去世後，我搬了一次家。新地方小一些，便宜。房東是個老太太，收房租時看見滿屋子的方便麵桶，問我是不是不會做飯。我說，會，但懶得做。她嘆了口氣，下次來送了我一袋大米。我道了謝，但米一直放著，最後長了蟲。
接單的平臺上有個同行，網名叫“筆耕者”。我們沒見過面，但合作過幾次。他接大單，自己寫不完，分一部分給我。他說他也是學歷史的，博士肄業，欠了網貸。我們很少聊別的，只談價格、交稿時間、格式要求。有一次他說，這行幹久了，覺得自己像賣血的。我說，是賣腦髓。他發了個苦笑的表情，再沒回覆。
鍵盤敲得手指發麻，我站起來活動一下。窗外天還沒亮，路燈昏黃。我點了根菸，不常抽，但偶爾需要。煙霧在燈光裏打轉，慢慢散開。我想起那個富二代的照片，想起自己借來的西裝，想起導師說論文寫得好。這些事離得很遠了，像隔著一層毛玻璃。
其實也想過不幹了。但不幹能做什麼？送外賣？進廠？都試過，太累，掙得少。寫論文至少不用風吹日曬，時間自由。而且說實話，我寫得比那些人好。他們拿著我的論文去評職稱、去畢業、去晉升，這事想起來挺荒誕，但也沒什麼。活人的錢難掙，死人的錢也不好賺，腦子的錢總歸還行。
天快亮了。我把論文檢查一遍，發給客戶，然後倒在牀上。方便麵桶還堆在那兒，鍵盤還在桌上，字母模糊不清。我閉上眼睛，聽見樓下有人開門，出去討生活。我也是。

人間錄：深夜樓道裏的６６６

 

那年秋天我在南方的縣城待了一陣，租住的老樓巷子深，晚上七點後街燈總是壞的。樓道裏住著各色人，賣水果的、跑保險的、修手機的，還有幾個小姑娘，白天睡覺，晚上開燈。我路過她們門口時，常聽見嘻嘻哈哈的笑聲從門縫裏漏出來，像被包裝過的糖果，甜得有點假。後來才知道，她們是做直播的。其中有個叫麗麗，二十一歲，臉很小，眼睛很大，說話時帶點方言腔，像沒長熟的果子。她總是晚上八點開播，早上四五點才睡。我有次凌晨回來，在樓梯口碰見她下樓扔垃圾，穿著舊Ｔ恤和拖鞋，頭髮亂蓬蓬的，臉上還貼著補水面膜。她看見我，愣了一下，笑得有點尷尬，說，您也這麼晚啊。我點點頭，她就匆匆下樓去了，手裏拎著個塑膠袋，裏面全是外賣盒子，油漬透出來，在昏黃的燈光下顯得格外刺眼。那之後，我偶爾能聽見她直播時的聲音。不是很大，但穿透力強，像從另一個世界傳來的。她在裏面喊「大哥６６６」、「謝謝榜一大哥」、「寶寶們點點關注」，聲音拔得很高，尾音拖得很長，像在用力踮起腳尖去夠什麼東西。我不看直播，但能想像出那畫面——補光燈、美顏濾鏡、精心佈置的背景布，還有她那張被打磨得像瓷娃娃一樣的臉。

有一回我在樓下小賣部買水，老闆娘跟我閒聊，說那幾個女孩都是外地來的，沒學歷，進不了廠，也做不了別的，就只能靠這個。她說得很淡，像在說一件稀鬆平常的事。我問麗麗是哪裏人，老闆娘說好像是隔壁市的農村，家裏條件不好，出來幾年了，也沒混出什麼名堂。說完她又補了一句，這孩子還算老實，不像有些姑娘，亂七八糟的。我聽著，覺得這評價既是同情，也是某種界限的劃定。那天晚上我又聽見麗麗在直播。她的聲音依舊甜膩，依舊賣力，可不知怎麼，我突然聽出了一種疲憊。那種疲憊不是身體上的，而是一種長期繃緊之後的鬆弛，像一根快要斷掉的橡皮筋。我想起她凌晨扔垃圾時的樣子，那張沒有濾鏡的臉，蒼白、浮腫，眼睛下面有淡淡的黑眼圈，嘴角的笑還沒來得及收起，就已經顯出疲態來。

後來有一次，我在樓道裏碰見她，她剛下播，正坐在樓梯上抽菸。見我上來，她忙把菸掐了，有點不好意思地說，抽根菸提提神。我說沒事，坐下來陪她待了一會兒。她問我是做什麼的，我說寫點東西。她點點頭，說那挺好，不用拋頭露面。我問她做直播累不累，她笑，說累啊，可不累能怎麼辦呢。她說這話時，眼睛看着樓下的路燈，光從下往上打在她臉上，讓她的輪廓顯得格外分明，也格外蒼涼。她說自己高中沒念完就出來打工了，在廠裏待過，在飯店端過盤子，後來看別人做直播賺錢，就也跟着做了。她說剛開始覺得挺新鮮的，化個妝、唱唱歌、聊聊天，還能收到禮物，感覺像是被人捧在手心裏。可做久了才發現，這行比想像中難多了。她說你得一直笑，一直誇人，一直裝出很開心的樣子，哪怕心裏再難受，也不能讓人看出來。她說有些大哥脾氣很壞，動不動就罵人，說你長得醜、聲音難聽、不會聊天，可你還得陪著笑臉，因為他們是你的飯碗。她說這話時，語氣很平靜，像在說別人的故事。

我問她有沒有想過換個工作，她搖頭，說換什麼呢。她說自己沒學歷、沒技術、沒背景，出去找工作，人家看都不看你一眼。她說做直播至少還能賺點錢，雖然不多，但比在廠裏打螺絲強。她說得很實在，沒有怨天尤人，也沒有自怨自艾，就像在陳述一個無法改變的事實。我聽著，覺得她的語氣裏有一種早熟的沉著，那是被生活一點點磨出來的。她說她每個月要給家裏寄錢，父親腿腳不好，弟弟還在上學，家裏全靠她。她說這些時，眼睛還是看著樓下，沒有看我，像是怕被我看穿什麼。我問她有沒有想過以後怎麼辦，她沉默了一會兒，說不知道。她說這行吃青春飯，再過幾年，自己老了、醜了，就沒人看了。她說到時候可能回老家，找個人嫁了，或者開個小店，賣點什麼。她說這些時，聲音很輕，像在說一個遙遠的夢，卻又覺得這夢不太可能實現。

那晚之後，我偶爾還能聽見她直播的聲音，但再也沒有跟她多聊過。我總覺得，有些話說一次就夠了，說多了反而成了負擔。我想起她坐在樓梯上抽菸的樣子，那張沒有濾鏡的臉，那雙疲憊卻依舊倔強的眼睛，還有她說「不累能怎麼辦」時的語氣。那語氣裏沒有控訴，也沒有憤怒，只有一種無奈的接受，像在說——命運就是這樣，你接不接受，它都在那裏。我離開那個縣城的時候，正是冬天。樓道裏的燈還是壞的，麗麗的房間還是亮著。我路過時，聽見她在裏面喊「大哥６６６」，聲音依舊甜膩，依舊賣力，像一個永遠不會停止的齒輪。我站在門口停了一會兒，然後下樓去了。樓下的風很冷，吹得人眼睛發酸。我想起老闆娘說的那句話——這孩子還算老實。我不知道「老實」在這個時代意味著什麼，但我知道，有些人的命運，就是被一個又一個「老實」堆砌起來的。他們不鬧、不爭、不喊，只是在自己的角落裏，用盡全力地活著。

後來我再沒見過麗麗。偶爾想起她，會想起那個凌晨她扔垃圾時的樣子，還有她坐在樓梯上抽菸時的眼神。那眼神裏有疲憊，有倔強，也有一種說不出的荒涼，像濾鏡背後的真實世界，蒼白、粗糙，卻又無比堅韌。我想，她大概還在那個小縣城，還在那個狹窄的出租屋裏，對著補光燈喊「大哥６６６」。而那些濾鏡、美顏、虛假的追捧，都不過是她用來抵擋命運的盾牌，雖然脆弱，卻也是她僅有的武器。命運這東西，像一盤早已擺好的棋，我們都被放在某個格子上，進退不由自己。 而那些被定格在棋盤上的人，最後都會在記憶裏留下一個位置，哪怕只是一張沒有濾鏡的臉，一盞昏黃的燈，一聲疲憊卻依舊賣力的「大哥６６６」。

冰糖葫蘆：甜的暴力美學

 

冰糖葫蘆是一種極不民主的食物，它不商量、不妥協，一口下去，先甜後酸，順序固定，像早年的人生路徑：先被哄騙，再被教育。街頭那一串紅得發亮的山楂，被竹籤貫穿，排得整整齊齊，像某種民間的儀仗隊，表面晶瑩剔透，實則暗藏鋒芒。你若只看外表，會以為這是給孩子的甜點；真咬下去，才發現它是為成年人準備的心理測驗。

冰糖葫蘆的糖衣，是中國式審美的典範——要亮，要脆，要在陽光下反光，最好還能發出「咔嚓」一聲，證明這份甜不是溫柔的，是帶著牙齒風險的。那層糖，薄得危險，卻必須完整，一旦化了、塌了、黏了，就像人設崩壞，再無挽回。於是賣糖葫蘆的人最怕天氣回暖，溫度一高，糖衣失守，整串人生便開始走樣。原來連甜，也需要冷酷的環境配合。

山楂本身是酸的，這點冰糖葫蘆從不隱瞞。它不像蛋糕，用奶油遮掩；也不像巧克力，企圖統一。它把酸明明白白地留在中段，讓你在咬碎糖殼之後，立刻面對現實。那一瞬間的表情管理，最見修養——有人皺眉，有人瞇眼，有人強笑著說「還好」。冰糖葫蘆從來不負責安慰，它只負責揭穿：甜是包裝，酸才是本體。

北方的冬天，是冰糖葫蘆的主場。寒風裏，一口下去，牙齒先投降，舌頭再抗議，最後胃部默默接受。這種吃法，本身就帶著幾分北方氣質：硬扛，直來直去，不解釋。南方人初次嘗試，多半覺得粗暴，嫌它不夠細膩、不夠溫潤；但多吃幾次，反而上癮。因為這世界太多柔軟的甜，反而顯得虛偽，唯有這種明目張膽的酸，才讓人放心。

冰糖葫蘆也很講階級。早年的街頭版本，是真山楂、真熬糖，成本不低；後來出現草莓的、葡萄的、夾心的，甚至還有巧克力裹的，彷彿不加點「升級選項」，就對不起新時代的消費心理。但無論怎麼改，真正站得住腳的，還是那一串最老派的山楂。因為只有它，敢於在甜的名義下，堅持酸的立場。

你若細看，冰糖葫蘆幾乎從不進餐廳。它活在街頭，活在風裏，活在一邊走一邊吃的姿態中。它不適合坐下來慢慢品，也不配紅酒或茶，它只配現實。吃它的時候，手是冷的，臉是紅的，心裏卻意外清醒。那一刻你會明白，所謂童年記憶，不過是後來人才加上濾鏡的修辭；當年真正的體驗，其實是被甜騙了一下，又被酸教做人。

一串冰糖葫蘆吃完，竹籤留下，手指黏黏的，牙齒隱隱作痛，但你不會後悔。因為它完成了它的使命：用最直接的方式，提醒你這個世界的基本結構。好看的東西，往往堅硬；好吃的東西，未必友善；而真正讓人記住的味道，幾乎都帶點不適。

冰糖葫蘆的偉大之處，在於它從不假裝高級。它站在街頭，紅得俗氣，甜得誇張，酸得坦蕩。它不像人生導師，不教你成功學；它更像一個老實的北方親戚，拍著你肩膀說一句：別急，先甜一下，酸的在後頭。但你若能咬下去，說明你已經長大了。

人間錄：最後的守廟人

 

那隻銅香爐是我最先看見的。擦得鋥亮，擱在神案正中，像一隻睜著的眼睛。香爐裡沒有灰，更沒有香，可它亮得刺眼，亮得不合時宜。廟很小，土牆，青瓦，簷角塌了一半，露出糟朽的木椽。門檻磨得凹下去一道深痕，那是多少年、多少雙腳踩出來的。可現在，門檻上只坐著一個人，佝僂著背，手裡捏一塊舊抹布，正對著光。他叫老蔡。我是去年秋天到這個村子的，替縣裡做空心村調查，住在鎮上，每天騎車進山。村子叫蔡家灣，早些年有三百多口人，如今戶籍本上還掛著七十幾個名字，可真正住在村裡的，只剩他一個。其餘的，有的死了，有的搬進了城裡的安置樓，有的跟著兒女去了外省，再沒回來。村口有棵老槐樹，樹冠像一把撐破的傘，枝椏上掛滿了塑料袋，紅的白的，風一吹，嘩啦啦響，像一樹招魂的幡。老蔡每天清早從廟裡出來，先走到槐樹下站一會兒，也不說話，就那麼站著，像在等什麼人。然後他轉身，走回廟裡，拿起掛在門邊的一根鐵棍，敲那塊吊在樹上的鐵軌殘片。聲音沉悶，傳不遠，卻一下一下，像心跳。他敲三下，停一停，再敲三下。他說這叫晨鐘。我問他敲給誰聽。他想了想，說，敲給自己聽吧，也敲給他們聽。他朝空蕩蕩的村子揚了揚下巴。那些房子大多塌了，剩下的也鎖著門，門板上貼著褪色的春聯，有的還能認出幾個字：平安、順遂、吉祥。門前的石階上長滿了草，有些草已經高過了門檻。老蔡的手很粗糙，指節粗大，像老樹根。他年輕時是泥瓦匠，也種地，也上山砍柴。村裡這座土地廟，當年就是他帶著人修的。那是八幾年的事，破四舊過去二十來年，政策鬆動了，老人們湊了錢，說要把廟修起來。老蔡那時候四十出頭，手藝最好，他一個人砌了整面北牆。他說那時候村裡熱鬧，修廟像辦喜事，家家戶戶出人出力，婦女們蒸饅頭、煮茶葉蛋，小孩子在工地上跑來跑去。神像是從鎮上請來的師傅塑的，土地公土地婆，一左一右，慈眉善目。開光那天，放了一掛鞭炮，炸得滿地紅紙屑，像落了一地的花。可更早的事，他不大願意說。我只從鎮上老支書那裡聽了個大概。六六年破四舊，廟被砸了，神像拖到村口，當眾砸爛。老蔡那時才二十歲，因為他爺爺是廟祝，他被拉去陪鬥。他跪在碎瓦片上，膝蓋磕出血，被人往臉上糊了一把泥，說他是封建餘孽。他沒哭，也沒喊冤，只是低著頭，一聲不吭。後來他膝蓋落下了毛病，陰天就疼，一疼就知道要變天。他說這叫"天氣預報"，說的時候臉上有種奇怪的笑，不是苦笑，也不是釋然，像一道舊傷疤，癢的時候會忍不住去摸一摸。村子是前年開始搬遷的。政府蓋了安置樓，在縣城邊上，十二層高，帶電梯。年輕人早就走光了，剩下的老人也陸續搬了進去。有人來勸老蔡，說樓房裡有暖氣，有熱水，有醫院，你一個人守在這山溝溝裡，萬一有個三長兩短，連個收屍的都沒有。老蔡聽了，也不反駁，只是搖頭。他說，我死在這裡，比死在那邊好。那邊是哪邊，他不說，可我大概明白。那邊是水泥牆、是塑料窗、是鐵門、是電梯裡按不出來的鄉音。有人問他，那神像怎麼辦？土地廟的神像，鎮上有人提議一起搬進城裡，找個地方安置。老蔡想了很久，最後說，神像搬進樓房，不接地氣。他說得很認真，像在說一件天大的事。那個幹部愣了一下，大概沒想到這個理由。我倒覺得這理由比什麼都重。神是什麼？神是泥塑的，可泥土是這片山、這道水、這塊地裡挖出來的。把神像搬進高樓，搬進瓷磚地、日光燈底下，那神還是這片土地的神嗎？老蔡或許說不出這些道理，可他的膝蓋記得，他的手記得，他那雙摸過神像無數次的粗糙的手，記得泥土的紋路和溫度。我最後一次去看他，是入冬前。風很大，從村口一路灌進來，把那些塑料袋吹得亂飛。廟裡冷得很，老蔡裹著一件褪色的軍大衣，坐在門檻上，還是在擦那隻銅香爐。我問他，天冷了，一個人怎麼過？他說，燒柴火，屋裡比外頭暖和。我又問，沒人說話，悶不悶？他抬起頭，看了我一眼，像在看一個問了傻問題的外地人。他說，有他們在呢。他指了指神像。土地公土地婆，坐在龕裡，臉上的彩漆斑駁了，可眉眼依舊安詳。我走的時候,回頭看了一眼。老蔡還坐在那裡，銅香爐在他膝上，被夕陽照得發亮。那一點亮光像是從一個舊時代裡漏出來的，微弱，卻倔強。風穿過空村，嗚嗚地響，像有人在遠處喊，又像什麼都沒有。村口的老槐樹還在，那些塑料袋還在飄。我忽然想，或許神早就走了，走得比人還早。可老蔡不肯認，他守著這座空廟，守著這隻沒有油的香爐，守著那三聲悶響的晨鐘，像守著一個誰也說不清的承諾。那承諾不是對神的，也不是對人的，是對這片土地的——是對自己膝蓋上那塊疤的。他不是在守廟。他是在守一種活過的證據。今年開春，我聽鎮上的人說，老蔡還在，廟還在，銅香爐還是擦得鋥亮。槐樹又發了芽，那些塑料袋還掛在枝頭，像一樹永遠不肯落下的舊葉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