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隻銅香爐是我最先看見的。擦得鋥亮，擱在神案正中，像一隻睜著的眼睛。香爐裡沒有灰，更沒有香，可它亮得刺眼，亮得不合時宜。廟很小，土牆，青瓦，簷角塌了一半，露出糟朽的木椽。門檻磨得凹下去一道深痕，那是多少年、多少雙腳踩出來的。可現在，門檻上只坐著一個人，佝僂著背，手裡捏一塊舊抹布，正對著光。他叫老蔡。我是去年秋天到這個村子的，替縣裡做空心村調查，住在鎮上，每天騎車進山。村子叫蔡家灣，早些年有三百多口人，如今戶籍本上還掛著七十幾個名字，可真正住在村裡的，只剩他一個。其餘的，有的死了，有的搬進了城裡的安置樓，有的跟著兒女去了外省，再沒回來。村口有棵老槐樹，樹冠像一把撐破的傘，枝椏上掛滿了塑料袋，紅的白的，風一吹，嘩啦啦響，像一樹招魂的幡。老蔡每天清早從廟裡出來，先走到槐樹下站一會兒，也不說話，就那麼站著，像在等什麼人。然後他轉身，走回廟裡，拿起掛在門邊的一根鐵棍，敲那塊吊在樹上的鐵軌殘片。聲音沉悶，傳不遠，卻一下一下，像心跳。他敲三下，停一停，再敲三下。他說這叫晨鐘。我問他敲給誰聽。他想了想，說，敲給自己聽吧，也敲給他們聽。他朝空蕩蕩的村子揚了揚下巴。那些房子大多塌了，剩下的也鎖著門，門板上貼著褪色的春聯，有的還能認出幾個字：平安、順遂、吉祥。門前的石階上長滿了草，有些草已經高過了門檻。老蔡的手很粗糙，指節粗大，像老樹根。他年輕時是泥瓦匠，也種地，也上山砍柴。村裡這座土地廟，當年就是他帶著人修的。那是八幾年的事，破四舊過去二十來年，政策鬆動了，老人們湊了錢，說要把廟修起來。老蔡那時候四十出頭，手藝最好，他一個人砌了整面北牆。他說那時候村裡熱鬧，修廟像辦喜事，家家戶戶出人出力，婦女們蒸饅頭、煮茶葉蛋，小孩子在工地上跑來跑去。神像是從鎮上請來的師傅塑的，土地公土地婆，一左一右，慈眉善目。開光那天，放了一掛鞭炮，炸得滿地紅紙屑，像落了一地的花。可更早的事，他不大願意說。我只從鎮上老支書那裡聽了個大概。六六年破四舊，廟被砸了，神像拖到村口，當眾砸爛。老蔡那時才二十歲，因為他爺爺是廟祝，他被拉去陪鬥。他跪在碎瓦片上，膝蓋磕出血，被人往臉上糊了一把泥，說他是封建餘孽。他沒哭，也沒喊冤，只是低著頭，一聲不吭。後來他膝蓋落下了毛病，陰天就疼，一疼就知道要變天。他說這叫"天氣預報"，說的時候臉上有種奇怪的笑，不是苦笑，也不是釋然，像一道舊傷疤，癢的時候會忍不住去摸一摸。村子是前年開始搬遷的。政府蓋了安置樓，在縣城邊上，十二層高，帶電梯。年輕人早就走光了，剩下的老人也陸續搬了進去。有人來勸老蔡，說樓房裡有暖氣，有熱水，有醫院，你一個人守在這山溝溝裡，萬一有個三長兩短，連個收屍的都沒有。老蔡聽了，也不反駁，只是搖頭。他說，我死在這裡，比死在那邊好。那邊是哪邊，他不說，可我大概明白。那邊是水泥牆、是塑料窗、是鐵門、是電梯裡按不出來的鄉音。有人問他，那神像怎麼辦？土地廟的神像，鎮上有人提議一起搬進城裡，找個地方安置。老蔡想了很久，最後說，神像搬進樓房，不接地氣。他說得很認真，像在說一件天大的事。那個幹部愣了一下，大概沒想到這個理由。我倒覺得這理由比什麼都重。神是什麼？神是泥塑的，可泥土是這片山、這道水、這塊地裡挖出來的。把神像搬進高樓，搬進瓷磚地、日光燈底下，那神還是這片土地的神嗎？老蔡或許說不出這些道理，可他的膝蓋記得，他的手記得，他那雙摸過神像無數次的粗糙的手，記得泥土的紋路和溫度。我最後一次去看他，是入冬前。風很大，從村口一路灌進來，把那些塑料袋吹得亂飛。廟裡冷得很，老蔡裹著一件褪色的軍大衣，坐在門檻上，還是在擦那隻銅香爐。我問他，天冷了，一個人怎麼過？他說，燒柴火，屋裡比外頭暖和。我又問，沒人說話，悶不悶？他抬起頭，看了我一眼，像在看一個問了傻問題的外地人。他說，有他們在呢。他指了指神像。土地公土地婆，坐在龕裡，臉上的彩漆斑駁了，可眉眼依舊安詳。我走的時候,回頭看了一眼。老蔡還坐在那裡，銅香爐在他膝上，被夕陽照得發亮。那一點亮光像是從一個舊時代裡漏出來的，微弱，卻倔強。風穿過空村，嗚嗚地響，像有人在遠處喊，又像什麼都沒有。村口的老槐樹還在，那些塑料袋還在飄。我忽然想，或許神早就走了，走得比人還早。可老蔡不肯認，他守著這座空廟，守著這隻沒有油的香爐，守著那三聲悶響的晨鐘，像守著一個誰也說不清的承諾。那承諾不是對神的，也不是對人的，是對這片土地的——是對自己膝蓋上那塊疤的。他不是在守廟。他是在守一種活過的證據。今年開春，我聽鎮上的人說，老蔡還在，廟還在，銅香爐還是擦得鋥亮。槐樹又發了芽，那些塑料袋還掛在枝頭，像一樹永遠不肯落下的舊葉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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