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昔底德的阴影：中美是否注定一战？

Steven Rattner 在《纽约时报》发表的《我刚从中国回来，美国没有赢》一文中明确指出："中国在人工智能和制药研发等一系列快速增长的行业中，正威胁着美国的领先地位。"读罢此文，我不禁产生一个疑问：

为什么中国的成功，会被美国视为威胁？

反过来思考，美国的成功，是不是对其他国家的威胁？

这看似是一个带有道德色彩的问题，实则指向一个冷峻的结构性现实。在个人生活中，他人的成功未必会压缩你的空间；但在国际政治的棋局中，当成功发生在关键产业、战略资源与制度规则层面时，它往往意味着权力的再分配。

权力版图的悄然重组

过去十年，全球产业版图发生了显著变化。中国已连续多年成为全球最大货物贸易国，2025年货物贸易顺差约1.2万亿美元，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比重接近30%。在新能源电池领域，中国企业占据全球动力电池产能六成以上；2024年工业机器人安装量约为美国的九倍；发电装机容量超过美国两倍。

与此同时，美国仍在高端芯片设计、基础科研原创性、全球金融体系控制力等方面保持优势。美元依旧是全球储备货币的核心，名义GDP约27万亿美元，军费开支占全球总额近四成。

这些数据揭示的不是简单的"谁更强"，而是结构正在重组。人工智能、半导体、先进制药、新能源与高端制造，不只是经济增长点，更是军民两用能力与制度影响力的载体。谁在这些领域形成规模与技术优势，谁就更可能制定行业标准、掌握供应链枢纽、吸引全球资本与人才。

因此，当美国政策圈将中国的技术跃升视为"威胁"，这并非纯粹的情绪反应，而是对权力结构变化的战略判断。同样，当中国面对美国的芯片出口管制与技术封锁时将其视为战略遏制，也并非心理敏感，而是对自身脆弱性的清醒评估。

安全困境的螺旋升级

这正是国际关系理论中所谓"安全困境"的典型表现。一方为增强安全而采取的措施，往往被另一方解读为进攻信号，从而引发反制。芯片限制促使国产替代加速；供应链重组催生友岸外包；军事存在强化则引发区域军备竞赛。每一步都可以自证合理，但结构会持续放大彼此的不信任。

修昔底德在两千多年前总结：权力转移引发恐惧，恐惧推动冲突。今天的中美关系具备权力转移的部分特征——中国在制造规模与产业整合效率上形成优势，在部分技术应用场景快速追赶；美国则在制度规则、全球金融体系与高端科研原创力上占据高位。两国经济总量合计占全球约四成，贸易与资本深度交织，但战略互疑却在持续上升。

结构压力与约束条件的博弈

那么，中美是否注定走向"最终一战"？

从结构压力看，竞争将长期存在。科技主导权与供应链安全成为核心议题，台海与印太区域是潜在摩擦点，双方国内政治环境都在强化强硬姿态的激励机制。

但从约束条件看，全面战争的成本前所未有。双边贸易规模仍在数千亿美元级别，跨国供应链高度耦合；核威慑构成绝对底线；气候变化、全球金融稳定与公共卫生问题需要最低限度的合作。现代战争的经济外溢效应将迅速全球化，任何失控的冲突都可能引发深度衰退。

历史经验表明，权力转移并非必然以战争收场。关键变量在于：制度性沟通机制是否存在、经济互赖是否形成有效制衡、危机管控是否已经制度化。英美权力交接相对和平，不仅因文化相近，也因利益高度重叠。中美之间制度差异明显，但经济互嵌程度远高于冷战时期的美苏。

因此，更精确的判断是：中美之间存在结构性竞争，冲突风险不可忽视，但"必然一战"缺乏决定性证据。真正的危险并不在于对方变强，而在于将一切竞争都解释为生存威胁，从而触发自我实现的预言。

理想框架与严峻现实

真正成熟的大国策略，应在承认竞争现实的同时，建立三道防火墙：

一是危机沟通与军事热线机制，降低误判概率； 二是限定竞争边界，将博弈集中于经济与技术效率，而非意识形态全面对抗； 三是维持最低限度的经贸与科研交流，以防完全脱钩导致的不可控后果。

然而，以上仅是理想化的框架。真正的现实是：

从结构压力看，竞争已经从经济层面外溢至军事与制度层面。近年来，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动作呈现出明显的体系化推进：强化第一岛链军事存在，深化与日本、菲律宾、澳大利亚的防务协作，推动"矿产安全伙伴关系"等关键资源联盟，通过芯片出口管制限制中国高端制造能力，并在国会层面提出一系列涉台法案。

美国众议院通过的《保护台湾法案》明确提出，一旦中国被认定"威胁台湾安全"，应推动将中国排除在部分国际金融机构之外。这种金融制裁预案，本质上已经将经济工具纳入潜在冲突体系。

与此同时，台海局势的政治敏感度持续上升。美国对台军售常态化，岛内"渐进式台独"话语强化，日本部分政治人物公开强化与美军事协作的表态，菲律宾在南海争议海域与中国的摩擦频率增加。这些因素叠加，使区域风险不再只是理论推演，而成为现实变量。擦枪走火未必源于蓄意决策，更可能源于误判、误读或局部事件失控。

局部冲突的概率正在上升

在这种背景下，单纯以"经济高度互嵌""核威慑存在"来判断战争概率偏低，或许过于乐观。历史经验表明，大国冲突未必从全面战争开始，而常常以代理人冲突、局部冲突或灰色地带对抗的形式展开。冷战时期的朝鲜战争、越南战争，本质上都是体系竞争的外溢结果。当直接对抗成本过高时，外围摩擦反而更容易发生。

从地缘政治结构看，美国在印太地区维持军事主导地位的意图明确，其战略目标并非单纯竞争市场份额，而是防止潜在对手取得区域主导权。从经济政策到军事布局，再到制度性金融工具的准备，都显示出长期博弈的框架已经成形。中国若将其仅理解为阶段性摩擦，可能低估战略强度；若误判对方底线，同样可能放大风险。

因此，与其讨论"是否注定一战"，不如承认一个更现实的判断：在当前战略态势下，局部冲突或代理人冲突的概率正在上升，而风险管理的难度正在增加。

这并不意味着战争必然爆发，但意味着和平的空间正在急剧压缩。面对体系性围堵与战略挤压，单纯寄望对方理性克制并不足够。历史反复证明，力量均衡与清晰威慑，往往比善意表达更能降低误判概率。

清醒准备，而非盲目乐观

在这种环境下，加强战备能力、完善危机应对机制、提升全社会风险意识，并非鼓吹对抗，而是防止对抗失控的必要条件。危机意识本身，是避免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缺乏准备，才更容易诱发误判；缺乏威慑，才更容易招致冒险。

修昔底德所揭示的，并不是战争的宿命，而是恐惧在权力转移过程中的放大效应。当一方持续前压、另一方战略空间被压缩时，结构张力自然上升。真正危险的不是承认风险，而是否认风险。

中美之间仍有避免全面战争的空间，但前提是清醒，而非幻想。在战略博弈的时代，和平从来不是情绪选择，而是建立在实力、准备与理性判断之上的结果。只有在充分准备的基础上，克制才具有分量；只有在认清压力的前提下，误判才可能减少。

修昔底德的阴影仍在，但阴影之下，选择权仍然存在。问题是，是否有人愿意为避免最坏的结果，付出理性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