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間錄：我們還在唱

指揮棒是我自己削的，用一節木頭。
削了三天，用刀片一點點刮。刮到手指起泡，也沒停。削完塗了清漆，晾在陽台上。兒媳婦看見了，説：「爸，您這是幹啥？」我説：「指揮棒。」她沒再問，轉身進屋把門關上了。
幹這個有五年了。
以前在廠裏宣傳隊，拉二胡。廠子倒了，宣傳隊散了。退休金三千二，夠吃飯，不夠説話。在家待着，兒媳婦嫌礙事。我就去公園。
公園西角有塊空地，早上七點到九點，歸我們。
第一次去是老劉叫的。他説：「老嚴啊，你不是在宣傳隊待過嗎？來給我們教教。」我去看了，十幾個人，站沒站相，唱沒唱調。我説：「行，我來試試。」回家就削了這節木頭。
現在隊伍有三十二個人。大媽居多，也有幾個大爺。都是退休的，紡織廠的、煤礦的、供銷社的。唱的是《歌唱祖國》《我的祖國》《在希望的田野上》，還有《走進新時代》，有人提議唱流行歌，我沒同意。流行歌沒氣勢。
我站在前面，舉起指揮棒。他們看着我。那一刻，我覺得自己又是個人物了。
手起，聲起。手落，聲落。三十二張嘴，聽我的。這感覺，像回到了從前。廠裏開大會，臺上紅旗飄飄，臺下人山人海。宣傳隊在前排，我們拉琴，工人們唱。聲音震得玻璃嗡嗡響。那時候，我們是有用的。
現在也是。
每天早上六點半，我就出門。帶着指揮棒，還有一個舊收音機，放伴奏。走到公園，天剛濛濛亮。我先在空地上走一圈，把地上的煙頭、紙屑撿了。然後擺好收音機，等人來。
人陸續來了。王大媽總是第一個，臉上胭脂抹得很厚，兩坨紅，像舞臺上的。她説：「嚴指揮，今天唱啥？」我説：「老樣子，先練聲。」
練聲的時候，我看着他們。嗓子都啞了，氣息也不穩。但很認真。王大媽唱高音，脖子上青筋都出來了。老劉低音，憋得臉通紅。我揮着棒子，心裏想：這些人，和我一樣，都是沒地方去的。
唱到激昂處，聲音很大。路過的年輕人皺眉，加快腳步走開。有人捂着耳朵，有人搖頭。我看見了，但不説話。繼續指揮。手起，聲起。手落，聲落。
有一次，一個小夥子過來説：「大爺，你們能不能小聲點？吵到人了。」
我停下來，看着他。他穿着運動服，戴着耳機，臉上全是不耐煩。
我説：「公園是公共場所，你有權走路，我們有權唱歌。」
他説：「你們這叫擾民。」
我説：「我們七點到九點，這是規定時間。你不願意聽，可以繞着走。」
他還想説什麼，被旁邊的女孩拉走了。
那天唱完，我坐在長椅上，看着手裏的指揮棒。削得不夠光滑，有一處還扎手。我想，這小夥子説的也許沒錯。我們的聲音，在他們聽來，就是噪音。
但我們能去哪兒呢？
隊伍裏也有鬥爭。王大媽和李大媽不和，爲了站第一排的位置。王大媽説自己嗓子好，應該站中間。李大媽説自己來得早，資格老。兩人爭了一個禮拜，誰也不讓。後來我説：「輪換着站，一人站一週。」總算平息。
還有人站隊。老劉和老孫一派，總是一起行動。趙大爺和錢大媽一派，唱完了就坐在一邊説話，不和別人搭腔。我誰也不偏，但心裏清楚，這就是個小社會。人多了，就有是非。
有時候我想，我們到底在幹什麼？
唱這些歌，是爲了什麼？是真的熱愛，還是只是爲了有個地方可去？那些激昂的旋律，那些慷慨的歌詞，唱出來的時候，我們真的相信嗎？
我不知道。
但我知道，如果不來公園，我就得在家待着。待着就得看兒媳婦的臉色。她不説什麼，但眼神裏全是嫌棄。我兒子也不吭聲，夾在中間，誰也不幫。
所以我來公園。舉起這根指揮棒。揮動它。讓三十二個人看着我，聽我的。那一刻，我是嚴指揮。不是礙事的老頭，不是多餘的人。
去年冬天，有一天特別冷。風颳得厲害，樹葉嘩嘩響。來的人很少，只有八個。王大媽沒來，李大媽也沒來。老劉來了，穿着軍大衣，帽子扣得嚴嚴實實。
我説：「人少，今天就算了吧。」
老劉説：「來都來了，唱吧。」
我看看他，又看看其他幾個人。他們都點頭。
我就舉起了指揮棒。
八個人的聲音，在風裏顯得很單薄。但我們還是唱完了。唱完《我的祖國》，又唱《歌唱祖國》。聲音被風吹散，飄得很遠。
唱完之後，老劉説：「老嚴，這些歌，我們唱了一輩子。年輕時候唱，覺得熱血沸騰。現在唱，也不知道是什麼滋味。」
我説：「唱着就行了。」
他笑了笑，沒再説話。
現在天氣暖和了，來的人又多了起來。三十二個人，整整齊齊站着。我舉起指揮棒，他們看着我。手起，聲起。手落，聲落。
聲音很大，蓋過了風，蓋過了鳥叫，也蓋過了年輕人的腳步聲。
我們唱得很投入。王大媽臉上的胭脂在陽光下閃着光，紅得刺眼。老劉的軍大衣敞開着，露出裏面褪了色的襯衫。趙大爺的假牙有點鬆，唱高音的時候咬字不清。
但沒關係。我們還在唱。
唱完之後，大家散了。我收拾好收音機，拿着指揮棒往家走。路過菜市場，買了一塊豆腐兩根葱。兒媳婦在家做飯，我把菜遞給她。她接過去，沒説謝謝。
我回到自己房間，把指揮棒放在桌上。指揮棒已經用舊了，漆面有些剝落，但還能用。我想，明天還要帶着它去公園。
窗外的風吹進來，很輕。指揮棒在桌上，一動不動。它和我一樣，都在等明天早上七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