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需要濟公

 

濟公說過一句話，流傳千古，「酒肉穿腸過，佛祖心中留」，那句話，被後世無數喝酒吃肉的人，拿來替自己解脫，說你看，連濟公都說了，酒肉穿腸，佛祖在心，我喝酒，我吃肉，我心中有佛，所以，沒問題，那個解脫，大半是自欺，然而那個自欺，恰恰說明了濟公這個人，在中國民間文化裏，扮演的那個角色，他是一個許可證，一個讓普通人，在那個嚴苛的禮法框架裏，找到一個出口的許可證，那個出口，用一個癲僧的名義，說，人是可以不完美的，人是可以既有弱點，又有佛性的，那兩樣，不互相排斥，濟公的存在，是對那個非此即彼、非聖即俗的道德分類系統，最溫柔的，也是最有效的，一個反駁。濟公原名李修緣，字湖隱，台州天台人，出身官宦世家，父母篤信佛教，他自幼在佛法的氛圍裏長大，十八歲出家，入杭州靈隱寺，剃度為僧，然而那個剃度，並沒有讓他成為一個規矩的僧人，他喝酒，他吃狗肉，他衣衫破爛，行為怪誕，在寺廟裏，被師兄們嫌棄，被方丈一次次告誡，然而他仍然我行我素，那個我行我素，不是故意的放縱，是一種對規矩本身的深度懷疑，他懷疑的，不是佛法，是那個用來管理佛法的那些條條框框，那些條框，讓人在形式上是僧，在心裏卻遠離了佛，濟公把那個本末倒置，看得清楚，所以他選擇了另一種方式，用行動，而不是形式，去接近那個他心目中的佛。他濟世救人，那個救，不是坐在廟裏等人來拜，是走出去，走進那個最骯髒、最貧窮、最不體面的地方，替那些被正統社會遺棄的人，做事，那個做事，有時是用神通，有時是用計謀，有時是用那個癲瘋的外表，讓那些惡人降低防備，然後出手，那個出手，是一種非常規的正義，不走正途，不循禮法，直接，有效，那種正義的方式，在任何一個禮法嚴苛的時代，都是一種異數，然而那個異數，往往比那個循規蹈矩的正義，更讓普通人感到，被保護，被看見。他的傳說，在民間流傳，越傳越廣，越傳越神，那個流傳，說明了一件事，人民需要濟公，不是因為他的神通，是因為他的態度，是因為他那個，對強者不恭，對弱者溫柔的態度，是因為他那個，不管廟堂的規矩，只管眼前這個人的苦，的態度，那個態度，在任何一個時代，都是稀缺的，越稀缺，越珍貴，越珍貴，越需要一個像濟公一樣的人，來體現它，讓人們知道，這種態度，曾經存在過，可以存在，應當存在。有一個細節，往往被忽略，濟公的師父，是靈隱寺的彗遠禪師，那個禪師，對濟公，從未真正嚴加管束，任他喝酒，任他吃肉，任他癲行，那個任，是一種智慧，是一個真正的禪者，看見了這個弟子的本質，知道那個本質，不需要用規矩管，管了，反而壞了，那個不管，是最高的管，是一種對人性的深刻理解，然後放手，讓那個人性，自己找到它應該去的地方，師父的那個放手，成就了濟公，也說明了，有時候，最好的教育，是不教育，最好的規矩，是沒有規矩，讓那顆心，自己長，自己去，自己找到那個佛。他最著名的詩，是那首傳世的〈蓮花〉，然而他留下的那句「酒肉穿腸過，佛祖心中留」後面，其實還有兩句，「世人若學我，如同進魔道」，那後兩句，是關鍵，然而幾乎沒有人引用，因為那後兩句，把前面的許可證，取消了，說我可以這樣，是因為我已到了那個境界，你若學我，是走火入魔，那個取消，說明濟公自己，比所有後世引用那句話的人，都更清醒，他知道那句話會被誤用，他加上了後兩句，告訴那些要誤用的人，不行，那個不行，是一個菩薩對眾生，最清醒的，也是最慈悲的，一個提醒，然而眾生，仍然只記前兩句，那個只記，是人性，是那個永遠在找許可證的人性，對濟公而言，大約也只能，嘆一口氣，再喝一口酒，那口酒，穿腸過，佛祖，心中留，而那個嘆氣，比那口酒，更接近，佛。西方有一種人，叫做holy fool，神聖的傻子，俄羅斯文學裏最多，杜斯妥也夫斯基筆下的阿廖沙，托爾斯泰故事裏那些，在正統社會眼裏顯得愚傻、卻擁有某種更深的洞見的人，那個傳統，與濟公的癲僧，在精神上，是同源的，同樣是用瘋傻的外表，保護一顆清醒的心，同樣是在那個最混亂、最不體面的地方，找到了那個最乾淨的東西，只是一個在俄羅斯的雪地裏，一個在南宋的杭州城裏，地方不同，那個心，一樣，那個心，叫做，對人的，無條件的，悲憫，那個悲憫，才是「佛祖心中留」那句話，真正說的東西，不是替喝酒吃肉找藉口，是說，不管你做了什麼，不管你多麼不完美，那個悲憫，仍然在，那個在，是濟公，也是佛，也是那個酒肉穿腸之後，仍然留著的，最後的，溫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