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對中國傳統文化瞭解極深,但平心而論並沒有達到王國維、陳寅恪的高度,和其業師章太炎也無法相提並論,這是因為根基所限,還是眼光所致,值得有識者關注。在我看來,魯迅的最大成就,是對國民性的剖析與闡述,通過對國人行為、心理的觀察與思考,魯迅找到了國人集體無意識之下的傳統文化之因,並通過對時事的精彩評論,成功驗證了自己的觀點,並以淩厲縱橫的筆鋒得以讓大眾信服,由此使得自己的雜文具有特獨的魅力,並有經久不衰的歷史價值。
那麼魯迅在雜文上可稱為是古今獨步的大家麽?是難以跨越的創作高峰麽?當然不是。和鐘祖康的刁鑽刻薄相比,魯迅的投槍頓顯遲鈍,和陶傑的尖銳犀利相較,魯迅的匕首立現陳舊。尤其以陶傑而論,無論在文章數量、品質及識見上都早已超越,不客氣地說與其相比魯迅像個山溝裏出來的土包子,無論觀點、思想、教條、主義都帶有出土文物的時代印跡。但在二十一世紀的今日,居然仍有不少國人開口魯迅閉口魯迅,儼然還把魯迅奉為思想宗師,這除了說明環境的進步不大之外,百年之間諸多國人的思想也沒什麼長進。
魯迅思想的一大蒙昧之處,就是不識自由民主的真諦。這當然有時代的局限,畢竟是出生於一八八一年的人,但相較於和他同年代,年紀長大兩歲的陳獨秀,和年齡稍幼他十歲的胡適之呢?不得不說更多是自身因素。可以看見,因在自由主義、民主思想上的領悟,陳獨秀終能反省共產主義的禍害與罪惡,在晚境依然能保有一分獨立的人格;胡適因此而能走向追求憲政、人權的現代化道路。而魯迅終其一生都在民主自由的大門之外,茫然于歐美現代文明的精神,只能保持一個傳統士大夫,或反叛禮教的名士形像,在殖民地的庇護下,拿著北洋政府的大洋(或還有蘇聯的盧布),過著傳統社會的老爺日子,寫著鼓吹馬列主義的革命文章。
魯迅思想的另一在愚昧之處,就是對於共產主義的信仰。他自以為這是思想的進步,卻不識僅是走火入魔;他自以為這是社會發展的必經道路,卻不知這只是書齋裏虛構出來的幻象,被野心家拿來做爭奪天下的旗幟。在國民性上他目光如炬,但在馬列主義上卻是一瞎到底,無論是選擇性失明,還是時代的洪流所然,抑或政治的投機所致,對他本身都是絕妙的諷刺,甚或是一個徹底的悲劇。但所幸的是,魯迅被其世故所拯救——魯迅因世故而深刻,因世故而精明,也因世故看出了共產黨大張旗鼓的正義之下,實質搞的是什麼下三濫的名堂,於是便有了對馮雪峰的一席話:“說將來你們到來時,我將要逃亡,因為你們來了之後首先要殺我。”
但最終拯救魯迅的卻是他的早逝,由此逃過日後必不可免的政治麻煩,成為殺威祭旗的對象,並得以享受中共“不樹活人樹死人”的宣傳炒作政策,吹捧成思想高大全的大師學者,立場偉光正的國家英雄,成就了一世英名。平心而論魯迅有文學的天才,但也有心理的偏激,性格的怯懦,人們常佩服他的反抗,卻鮮有人讀出他的專制與霸道;魯迅雖有批判的精神,但卻缺少自由的理念,筆戰多流於私人的恩怨,往後更淪為党爭的打手;魯迅有學者的眼光,能寫出《中國小說史略》專著,但也有政治的盲目,留下一大堆鼓吹馬列的敗筆;魯迅有深刻的思想,卻也有著視野的局限,能從歷史的故紙堆裏看出了吃人並不餘遺力的抨擊,但在現實中卻又甘做屠夫的幫兇;由此可鑒,魯迅可謂是一個矛盾體,在他身上有文化的傳統與現代的衝突,觀念的陳舊與進步的衝突,道德的保守與開放的衝突,時代的轉折與危機的衝突,政局的共和與共產的衝突。也由此可鑒,魯迅是一個時代的縮影,文化的符號,人們在他身上可讀出時代的變革,文化的激蕩,觀念的撞擊,政治的衝突,人性的掙扎,是非的取捨,人事的紛爭。這即是魯迅文章的價值所在,也是其在讀者喜歡之因。但必須要補充的是——正如李劼 先生所言,中國人之于魯迅的崇拜,骨子裏與其說是對深刻的敬佩,不如說是對世故的服膺。而這與其說是魯迅的榮耀,不如說是國人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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