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獨立有什麼不好？

我真不明白香港獨立有什麼不好，何以遭來這麼多憎恨和仇視，儼然提一下就大逆不道，罪該萬死，難道當家作主不好非得要去做吮癰舔痔的奴隸才心滿意足嗎？因為即使按照中共自身的理論，香港獨立也是順理成章的，無可置穎的，不信請看郭沫若在一九五零年發表的文章《我們應該怎樣認識外蒙古獨立？》

文章言：“反動分子企圖煽動某些中國人的大漢族主義的感情，反對外蒙古人民建立自主的人民國家。”既然反對外蒙古人民建立自主的人民國家即是反動分子，既然反動分子煽動大漢族主義就是陰謀危計之一，那麼香港人何以僅是要求真普選就受到北大人的嚴厲喝斥，勒令必須“愛國愛港”？這不正是天字頭一號的喪心病狂的反動分子嗎？

文章言：“難道不是某些中國的侵略主義者，派兵攻入外蒙古，在政治經濟方面壓迫外蒙古人民，這才激起外蒙古人民脫離中國而獨立的要求嗎？”難道不是某些中國的侵略主義者，踐踏香港法治、破壞新聞自由，擾亂民生經濟，無視貧富殊懸，強制教育洗腦，催毀廉潔體制，危害社會治安，恣意禍港亂港把港人逼至絕境，這才激起香港人民真普選、真自治的本土意識——況且還不是脫離中國而獨立的要求嗎？

文章言：“我們自己在封建主義與帝國主義雙重壓迫之下差不多不能自保，難道一定要強迫外蒙古人民跟著我們殉葬嗎？”既然大陸已這被中共的苛政劣治弄到烏煙瘴氣，何不放香港一倏生路，給自己留一倏後路？

文章言：“我們在雙重壓迫之下，稍微有點覺悟的人便知道要求解放，難道外蒙古人民就不應該有點覺悟，不應該有解放的要求嗎？”即使大陸民眾遭受長期的非人對待，更有殘酷的鎮壓與迫害，但仁人志士層出不窮，追求民主自由的活動星火不絕，那麼經英國殖民百多年而覺悟與文明遠超大陸的香港人，不是更應該有解放的要求嗎？

文章言：“我們假如是站在大公無私地立場，我們倒應該向外蒙古人民告罪、向外蒙古人民致敬、向外蒙古人民學習地。更那裏有什麼理由跟在美帝國主義和蔣介石反動地後面，來對蘇聯“憤慨”呢？”本屬中華的外蒙獨立為國，中共聲稱還應該向其人民告罪、致敬、學習，更無資格對其幕後黑手蘇聯“憤慨”，那麼何以香港人追求獨立，中共又有什麼資格說三道四呢？莫非早已拋棄“大公無私”的立場，露出暴戾恣睢的嘴臉？

文章言：“問題應該是——外蒙古脫離了我們之後，外蒙古人民是不是更加幸福了？事實告訴我們，外蒙古人民是更加幸福了。”事實告訴我們，英國人能做到的，中共做不到。不但做不到，反而更糟，既然如此，何不放手讓香港人自己管理自己？禍福自擔，好壞自認，中共也犯不著為處理香港這些棘手問題而忙得焦頭爛額甚至醜態百出了，正如鐘祖康所言，一頭豬非要統治一群猴，何必呢？

文章言：“人民中國和人民蒙古今後應該是親密的兄弟，我們不能夠固執著那種宗主和藩屬的落後觀念了。那是絲毫也不足引為光榮的！”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張德江最近就香港普選問題提出的“一個立場、三個符合”原則，不就是非常明顯的宗主和藩屬的落後觀念嗎？既然落後野蠻至此，又有值得光榮的呢？何以還能當成聖旨向港人耳提面命？

從郭沫若文章所宣揚的理論來看，香港連獨立的權利都是天經地義，中共非但不該打壓，還應該學習、道歉與致敬，那麼何況真普選這種最基本的政治權利呢？郭沫若身為中共首任科學院院長，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副總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死後又被中共譽為是“堅貞不渝的革命家和卓越的無產階級文化戰士”、“繼魯迅之後……我國文化戰線上又一面光輝的旗幟”，《我們應該怎樣認識外蒙古獨立？》這篇文章當時也刊發在《人民日報》並還在電臺向全國播放，那麼我今日引用這篇文章並加以申論，想來並無不妥，不然，若要汙我喪心病狂鼓吹港獨之類，那麼請中共旗下的愛國人士、建制派、左糞等大小護法及一眾嘍羅先解釋一下，為什麼郭沫若這篇文章不是賣國之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