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變了嗎？

在李怡先生的《左派文壇一代宗師的逝去》一文中，我注意到作者如此論說：“後來他刑滿回港，跟筆者借一些六四時期的新聞錄影帶來看。看後他很有感觸，他當時應該是非黨員了，他的感受不是自己的澈悟，而是中共對自己早年標舉的民主自由的背叛。羅孚沒有變，正如筆者也沒有變一樣，是中共變了。”

李怡先生說中共變了，對此在下實在不敢苟同。中共即使真的變了，也只能是從壞變到更壞，絕非從好到壞。也就是說，中共自從成立起，就是一個嗜血、暴力、恐怖的邪惡政權，從來沒有改弦更張。李怡先生對中共早期所抱有的良好印象，不過是欺騙下的幻象，至今還未徹底覺醒，不過證明瞭中共洗腦能力之強大。又或，是對自己上當受騙之開脫。

李怡先生搬出“1941年至1946年期間在國民政府統治下，中國共產黨在報紙、雜誌、書刊上所發表的要求自由民主憲政的談話、文章和評論……論點包括民主、思想和言論自由的重要性、呼籲普選、提倡私人財產不可侵犯、反對一黨獨裁等。”作為中共早年政治合法性與正當性的依據。只是，常識可鑒，騙子的花言巧語再好聽，又怎能當真？於今觀之這些文章明顯是統戰之文宣，其戰略意圖相當明顯：一是宣揚民主自由理念，可獲得美國好感——說白了就是迷惑敵人，爭取同情，從而在美、英、蘇、日的角逐中為自己撈到最大利益；二是以組建聯合政府為誘餌拉攏其他政治黨派如民盟、民建、民進、民革、致公黨、農工黨、九三學社等，在政治上形成合縱連橫之勢以向國民黨施壓；三是借由民主自由炮製出來的假像誘騙平民尤其是年青人，既可得到民意支持，又可收獲革命的資源及安插敵營的間諜，為即將到來的夺权做全面備戰。

中共早年是否真的標舉民主自由，最簡單的方式即是考察其領導人是否有民主自由思想，如果沒有，又是依靠什麼理念奪權、執政。眾所周知毛劉周朱及陳毅、彭德懷、賀龍、林彪、鄧小平、陳雲等一眾嘍羅，不是受教於蘇聯的共幹，就是本土興起的寇賊，講的不是武裝鬥爭，就是造反有理，对人权宪政一无所知，有個屁的民主自由思想。而且中共自其創黨開始，就以俄為爹，加入第三國際，聽命蘇共指揮，其主張一直是“只有蘇維埃才能救中國”、“實行共產主義”、“無產階級專政”，旗幟鮮明得連瞎子都看得見，聾子都聽得見，又怎麼能說中共早年標舉的是民主自由？真若是追求民主自由的政黨，又怎麼會幹出江西AB團大屠殺、延安整風、血腥土改等暴戾恣睢的事件呢？衡量物事，不但要觀其言，還要察其行，把一時權宜的統戰宣傳當作政黨的主張、宗旨，這不是李怡先生該犯的錯。

其實只要注意一下這些鼓吹民主、自由、人權文章出臺的時間——1941年至1946年，以及當時日本侵華戰爭之下國共相爭的背景，就不難判斷這些文章的真實意圖，但不知李怡先生何以輕率得出“中共變了”的結論？难道一个組織可以墮落得如此容易嗎？如果真的墮落得如此容易，這個組織本身不就是有問題嗎？“兵者，詭道也”，為一統江山，權傾天下，中共可明裡聯合蘇聯，暗地勾結日本，捭闔縱橫詭計多端，殺起人來不惜尸横遍野，血流成河，更何況這些方塊文章？依在下之淺見，中共絕沒有“走向自己原先追求的目標的反面”，而是爾等一直不識中共的真面；中共也沒有背叛“自己早年標舉的民主自由”，因為它追求的始終就是一黨專政，權力獨裁及利益壟斷；中共没有变，只是太多人受骗，不然，何以连自己早年鼓吹民主自由的言论，也要鐵腕查禁呢？这不正是怕人識破欺世盜名的本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