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間錄：替人哭的人

 

麥克風是劣質的。插在音響上，一開嗓就發出刺啦刺啦的電流聲，像指甲在鐵皮上劃。大蓮不在乎。她接過來，用袖口擦了擦那個黑乎乎的網罩，上面沾著別人的口水和粉。這活兒幹了十幾年，什麼麥克風沒用過。好的壞的，到她手裡，都得出聲。

那天是個老太太的喪，主家姓馬。馬家獨子在城裡包工程發了財，蓋了三層樓房，院裡停著黑色轎車。但老太太死的時候，兒子不在跟前。回來時人已經硬了。孝子披麻戴孝跪在靈前，臉上一點淚痕也無。大蓮看一眼就懂了。這樣的人家，花錢買的不是哭聲，是體面。

她站在靈棚外頭，等著上場。冬天的風硬邦邦的，吹得那些白幡子嘩啦啦響。樂隊的其他人在邊上抽菸，嗩吶手老高說，一會兒你悠著點兒，別太過了，人家兒子那臉色，像欠了他的。大蓮沒接話。她把那件繡著金線牡丹的紅褂子套上，又從包裡掏出一面小鏡子，對著補妝。臉上本來就塗得厚，腮紅胭脂眉筆口紅，一層一層碼上去，像戲臺上的花旦。只是這張臉經年累月地哭，皮膚鬆了，粉底填不平那些細碎的溝壑。

音響一響，她就進去了。先是繞著棺材走三圈，步子慢，像踩著看不見的鼓點。然後跪下，接過麥克風，吸一口氣，聲音就出來了。起初是低吟，像風吹過蘆葦蕩，後來拔高，一句句往上揚，扯著嗓子喊：「我的娘哎——你怎麼就這麼狠心撇下兒孫去了喲——」聲音在棚子裡迴盪，尖利，綿長，帶著一股子蒼涼。跪在地上的孝子愣了一下，眼圈慢慢紅了。

大蓮哭得賣力。她知道怎麼哭最催人，什麼時候該頓，什麼時候該轉。哭詞是老一套，但每次她都能翻出新花樣。有時加幾句土話俚語，有時學電視上戲曲的腔調，抑揚頓挫。圍觀的人越聚越多，有人小聲說，這哭得真像，比親閨女還親。也有人冷笑，說，假的，都是假的，拿錢買的眼淚。

她聽見了，不理。哭到一半，嗓子有點啞，她停下來喝了口水，繼續。麥克風又開始滋啦滋啦響，她就把音量調大，蓋過那些雜音。棺材邊上擺著老太太的遺像，黑白照片，人瘦小，穿一件洗得發白的對襟褂子，笑容拘謹。大蓮看著那張臉，忽然就走了神。

她想起自己的爹。也是冬天死的。那年她十三歲，爹得了肺病，躺在土炕上咳了一整個冬天，最後咳出血來，人就沒了。沒辦喪事，因為沒錢。娘說，人死了就是一把土，別糟踐活人了。爹用一領破席子捲了，埋在村外的荒地裡。連個碑都沒立。大蓮記得，下葬那天也颳風，黃土揚起來，打在臉上生疼。她想哭，但哭不出來。娘也沒哭。兩個人把土填上，拍實，回家。

後來娘也死了。大蓮嫁了人，生了孩子，日子過得緊巴巴的。她跟著樂隊走南闖北，在一場又一場喪禮上哭別人的爹娘。有時哭著哭著，會覺得自己哭的是那個沒人哭過的爹。那一刻，假戲裡的眼淚有了真的溫度，燙得她心口發緊。

馬家孝子終於哭出聲了。他趴在棺材上，肩膀一抽一抽的。大蓮看了一眼，收了聲，慢慢站起來。妝花了，眼淚把粉衝出一道道溝，像田埂。她用手背抹了一把，走到棚外，脫下那件紅褂子，疊好，塞回包裡。

老高遞給她一瓶水，說，行啊，今兒這活兒幹得漂亮。大蓮擰開瓶蓋喝了一口，沒說話。遠處有鞭炮響起來，噼裡啪啦的，震得人耳朵嗡嗡的。她看著那些紙錢在風裡飛，一片一片，像黃色的蝴蝶。

主家結賬的時候，馬家兒子多給了一百塊。說，辛苦了，哭得我娘走得風光。大蓮接過錢，點了點，裝進兜裡。她想說點什麼，又覺得沒什麼可說的。這就是她的職業，替人哭，替人悲傷。至於那悲傷是真是假，誰在乎呢。

回家的路上，天已經黑了。她坐在樂隊的小麵包車裡，靠著車窗，看外面的田野。冬天的地是光禿禿的，什麼都不長。她忽然想，等她死了，會有人哭她嗎？還是也像她爹一樣，悄無聲息地埋進土裡，連個哭聲都沒有。

麥克風還在她的包裡，黑乎乎的，沾著她的口水和粉。下一場喪，它還會發出那種刺啦刺啦的聲音。她還會接過來，用袖口擦一擦，然後開嗓。哭別人的爹娘，哭這個情感稀薄的世道，也哭自己那個從未被哭過的爹。

人間錄：橋洞裡的中國

 

多年前我寄住在鐵路旁邊的老小區，每天凌晨四點半，第一班貨運列車準時轟隆隆駛過，震得窗框嗡嗡響，像有人在敲門催債。小區外有座廢棄的鐵路橋，橋洞下面住著幾個人，準確說不算住，是窩著，用紙板和塑料布搭個棚，白天散開找活幹，晚上又聚回來，像一群被城市甩出去又捨不得走的影子。

我每天上班要從橋洞邊過，起初懶得看，後來看多了，也就習慣了，甚至能認出誰是誰。最先認識的是老馬，六十多歲，個子高，背駝得厲害，像被什麼壓彎的。他原來在煤礦幹了三十年，井下塌方那次，他沒在班上，逃過一劫，可出來後發現肺已經壞了，咳嗽起來像拉風箱。礦上給了筆補償，他拿著錢回老家蓋房子，結果兒子賭博欠了債，房子抵了，錢也沒了。他不怪兒子，只說自己命硬，克家裏人。後來他就出來了，也不知道要去哪裏，走到這座城市，看見橋洞能避雨，就留下了。他說人老了就像棵草，哪裏能紮根就在哪裏，反正都是等死。說這話時他正蹲在橋墩邊剝玉米，手上全是老繭，像樹皮一樣粗糙。

橋洞裏還有個女人，大家叫她秀姨，四十來歲，頭髮總是用根布條紮著，臉被太陽曬得黝黑，可眉眼還能看出年輕時的模樣。她不怎麼說話，只是每天推著一輛破三輪車，到處收廢品，塑料瓶、紙箱、舊家電，什麼都收。我見過她在垃圾桶裏翻找，動作麻利，像在尋找什麼失落的寶貝。有次我問她為什麼不回家，她停下手裏的活，看著遠處說，回去幹什麼，家早就不是家了。後來我才聽老馬說，她原來有個女兒，在南方打工時出了事，人沒了，屍體都沒找到。她不信，拿著女兒的照片到處找，從南方找到北方，錢花光了，人也找瘋了，最後就這樣了。她每次收到錢，都會留一點，用塑料袋包得嚴嚴實實，說要留著，萬一哪天女兒回來了，能給她買件新衣服。聽到這裏，我不知道該說什麼，只覺得喉嚨發緊，像被什麼堵住了。

橋洞裏最年輕的是個叫小東的男孩，十七八歲，瘦得像根竹竿，眼睛卻很亮，總是四處張望，像隨時準備逃跑。他是從工地跑出來的，包工頭拖欠工資，他幹了三個月，一分錢沒拿到，討要時還被打了一頓。他說他要攢夠錢就回老家，娶媳婦，蓋房子，再也不出來了。老馬聽了就笑，說小子，你這話我三十年前也說過。小東不服氣，說我跟你不一樣。老馬不反駁，只是嘆口氣，說，都一樣，都是被日子追著跑的人。

那年冬天特別冷，橋洞裏的人多了幾個，都是附近工地上幹活的農民工，工程停了，工資沒結，回不了家，只能在這裡湊合。晚上他們圍著一個鐵桶烤火，桶裏燒的是撿來的木板和廢紙，火光映在臉上，每個人的表情都很相似，麻木中帶著一點不甘心。有人說起家裏的事，老婆孩子，田地房子，說著說著就沈默了，因為說再多也沒用，人在這裏，家在那裏，中間隔著的不是距離，是命。秀姨在一旁聽著，忽然開口說，別想那麼多，活著就行。她說這話時，眼睛望著火堆，火光在她眼裏跳動，像兩顆永遠燃不盡的炭。

我有時會給他們送些舊衣服和吃的，起初他們不要，說不想欠人情。後來熟了，也就收下了，但每次都說，等有錢了還給你。我說不用還，他們就不高興，說我們不是要飯的。老馬說得最直接，他說，人可以窮，但不能沒骨氣，沒骨氣，就真成了狗了。我聽了心裏一震，覺得他說的對，可又覺得悲哀，因為這個世界，有時候連讓人保持骨氣的機會都不給。

春天的時候，市裏要整治市容，橋洞被清理了，那些紙板和塑料布被城管收走。老馬他們沒反抗，只是默默收拾東西，像習慣了被驅趕。我去送他們時，小東說他要去南方試試運氣，秀姨說她要繼續找女兒，老馬說他也不知道去哪裏，走到哪算哪。臨走前，老馬握著我的手說，謝謝你，還把我當個人看。我說這是應該的，他搖頭，說不是應該的，很多人看我們，就像看一堆垃圾。說完他轉身走了，背影在晨光裏越來越小，最後消失在鐵路的盡頭。

再後來我調到別的城市工作，那座鐵路橋也拆了，據說要建高架。我偶爾會想起那些住在橋洞下的人，想起老馬的咳嗽聲，秀姨包得嚴嚴實實的塑料袋，還有小東眼睛裏的光——城市這東西，像一台巨大的機器，不停地運轉，不停地吞噬和排出，那些被排出的人，就像齒輪間掉下的螺絲釘，沒人在意它們掉到了哪裏，可它們曾經也是機器的一部分，也曾經擰得緊緊的，只是後來鬆了，鏽了，就被丟棄了，而那些被丟棄的人與事，最後就成了無人問津的垃圾，自生自滅。

軍大衣與風雪

軍大衣是北方冬天的一種風骨。厚重、呆板，顏色永遠是軍綠色，像是某種從計劃經濟時代走出來的幽靈，走在大街上，便帶著一股老兵的沉默。北京的胡同、哈爾濱的雪地、東北工廠的大門口，戴著雷鋒帽、穿著軍大衣的男人，總像是從舊年畫裡走出，面無表情，雙手插兜，沉穩地抵禦著寒風。

軍大衣本是軍隊的遺物，是某種集體主義的象徵。那個年代，一件軍大衣穿十年，哥哥穿完弟弟接著穿，棉絮拍一拍，沾滿煤灰也不算髒。它不是普通的衣服，而是一種身份的符號。穿上軍大衣，就彷彿自帶了一份軍功章的氣場，腰背挺直，像是隨時準備迎接一場風雪之中的戰鬥。

但這股風骨，終究屬於過去。時代變了，年輕人開始嫌棄軍大衣的沉重，覺得它土氣、笨拙，顯不出身材的線條。商場裡的羽絨服輕盈修身，優衣庫的科技面料能抵禦零下幾十度的寒冷，而軍大衣仍然像一塊厚厚的老棉被，把人整個裹在裡面，風吹不進，溫度也散不出去。它的顏色不討喜，款式不變通，穿上它，就像一隻巨大的綠蚱蜢，在現代城市的玻璃幕牆之間格格不入。

然而，真正的冬天，還是屬於軍大衣的。羽絨服適合那些溫暖的咖啡館，適合商場裡恆溫的暖氣，但在真正的風雪裡，在零下二十度的邊疆鐵路上，在荒涼的礦山工地上，軍大衣才是最後的倔強。它不是為了美觀，不是為了潮流，而是為了熬過漫長的寒夜，熬過那些冷到骨子裡的冬天。

每一件軍大衣的袖口，都磨出了一道歲月的痕跡，每一條鈕扣的鬆緊，都是手工縫補的痕跡。它的口袋裡，可以揣進凍得通紅的雙手，可以裝下一包皺巴巴的紅塔山，也可以藏著一壺烈酒，在漫天大雪裡灌下一口，熱氣順著喉嚨往下滾，裹緊軍大衣，繼續向前走。軍大衣是一種老派的堅持，是這個世界還殘存的一點樸素與堅韌。即便今天的年輕人已經遺忘，在某個真正寒冷的日子裡，它依然會出現在街頭，像一個老兵，在冬夜裡站崗。

人間錄：求生之鏈：一個帶藥者的獨白

 

行李箱是舊的，灰藍色的殼子上有兩道裂紋，拉鏈頭纏著紅繩。我用了三年。它跟我去過曼谷七次，仰光四次，加德滿都兩次。每次過海關，我都把它舉到傳送帶上，看著它滑進X光機，然後站在安檢門外，手心出汗。

幹這行是因為我自己病了。慢粒白血病，醫生説要吃格列衛，一盒兩萬三。我吃不起。病友羣裏有人説印度有仿製藥，一盒兩千，藥效一樣。我想活，就託人從印度帶。後來帶藥的人不幹了，羣裏一堆人問怎麼辦。我想了想，反正我也得買，就説我去吧。

第一次去曼谷是2019年冬天。藥房在唐人街深處，招牌是中文的。老闆是潮州人，六十多歲，戴副老花鏡。我説要五十盒格列衛仿製藥，他看了我一眼，問：「自己吃？」我説：「幫病友帶。」他點點頭，去倉庫搬藥。藥是白色塑料瓶裝的，一瓶一百二十粒。他用報紙包好，裝進紙箱，用膠帶封死。臨走他説：「小心點。」

我把藥拆開，分裝進行李箱夾層。每次只敢帶二十盒。多了怕查。夾層很薄，藥盒硬，塞進去要用力壓。我把衣服塞在上面，噴點香水，蓋住藥味。回程的飛機上我不睡覺，一直盯著前排座椅背。飛機落地，我排隊過海關。綠色通道的燈亮著，我推著箱子走過去。安檢員是個年輕女孩，看了眼屏幕，揮手讓我過。我走出大廳，腿是軟的。

羣裏的人叫我「小吳」。我不認識他們，他們也不認識我。都是病友，或者病友家屬。有人要十盒，有人要五盒，有人只要兩盒。我按成本價加兩百塊一盒。有人説我黑心，我不解釋。機票、住宿、簽證、風險，都得算進去。我也得活。

去年夏天有個女人找我，説她父親肺癌晚期，要買靶向藥。她發來處方單的照片，字跡很潦草。我説這藥我沒帶過，得現找。她説求你了，國內買不起。我去曼谷那家藥房問，老闆説有，但是冷鏈藥，要用冰袋。我買了個保温箱，裝了十盒。回程時箱子托運，我在飛機上一直想著冰袋會不會化。下飛機取行李，箱子還是涼的。我給她發消息，她説謝謝，多轉了五百塊。我沒退。

有次在仰光機場被攔下了。海關開箱檢查，翻出夾層裏的藥。緬甸人不會中文，他拿著藥盒看了半天，問我這是什麼。我説是治療慢性病的，自己吃的。他讓我出示處方。我掏出國內醫院的病歷本，他翻了翻，又問：「爲什麼買這麼多？」我説：「怕斷藥。」他盯著我看了很久。我額頭上都是汗。最後他把藥還給我，揮手讓我走。我拖著箱子出去，腿都在抖。

羣裏有個東北大哥，叫老孫。他也是慢粒，吃藥五年了。他説小吳你幹的是好事，救命的事。我説我不是做好事，我是掙錢治病。他説那也是好事。我不接話。我知道這是走私。但我看著羣裏那些人，有的説賣了房子還不夠買藥，有的説老人不想拖累孩子準備放棄治療。我想法律是對的，但它救不了他們。我也救不了，我只是個搬運工。

每次出發前我都會想，這次會不會被抓。被抓了會怎麼樣。判多少年。我媽怎麼辦。但第二天我還是會去機場。因爲羣裏有人在等。因爲我自己也要吃藥。因爲我不知道還能怎麽辦。

最難的是2020年。疫情來了，航班停了，藥房關了，羣裏的人急得要命。有人説他只剩一個月的藥了。有人説他已經停藥一週，開始發燒。我也只剩半瓶藥。後來聽説陸路能走，我找了個做邊貿的朋友，託他從緬甸帶。藥到了，但價格翻了倍。我沒辦法，只能漲價。羣裏有人罵我發國難財。我沒解釋。我給每個人發了藥，然後退羣了。

退羣那天晚上我坐在陽台上抽煙。我想我像隻螞蟻，在搬運能讓另一羣螞蟻多活幾天的糖。但糖是偷來的，路是危險的，隨時會被踩死。我不覺得自己偉大。我只是想活著。想讓那些跟我一樣想活著的人也能活著。

後來又建了新羣。還是有人找我。我還是去帶藥。行李箱的裂紋又多了一條。拉鏈頭的紅繩磨毛了。我在機場見過很多人拖著跟我一樣的舊箱子，神色匆匆。我不知道他們箱子裏裝的是什麼。但我知道我們都在走鋼絲。都在爲了活著冒險。

這份工作算甚麼呢？我也説不清。它讓我活下去，也可能讓我進監獄。它救了一些人，也讓我每天提心吊膽。我只知道，只要羣裏還有人在等，只要我還活著，我就會繼續去。

行李箱還在。紅繩還在。那些藥片也還在，在夾層裏，在黑暗裏，在法律和良心之間，等著被帶到另一羣等著活下去的人手裏。

 

棉襖與時代

棉襖是中國冬天的一種固執。它不時尚，不性感，不流暢，穿上便像一個被生活壓彎了腰的中年人，臃腫而遲鈍。歐陸的冬季，女人披貂皮，男人穿羊毛大衣，或一件修身的羽絨服，輕巧得像隨時可以去滑雪。唯獨棉襖，厚重如老祖母灶臺上的一只鑄鐵鍋，把人整個蓋在裡面，一層棉絮，彷彿包藏著舊時代的沉默與克制。

但棉襖之存在，卻是一種時代的隱喻。從前，北平的胡同裡，老太太們圍爐嗑瓜子，男人穿長衫，孩子們鑽進棉襖的懷抱，外頭大雪紛飛，內裡卻是人間溫情。棉襖是母親的針線，妻子的縫補，手工的棉絮裡藏著日子的褶皺。一件新的棉襖，過年時穿上，鄰居會誇：今年發了，添了新衣。

但現代城市的霓虹燈下，穿棉襖的人，像一個被時代遺忘的幽靈。巴黎的冬天，女人們一件風衣足矣，倫敦街頭，男人們西裝裡套一件羊絨背心，行色匆匆。只有在北京、哈爾濱的風雪裡，還能看到那些如移動堡壘般的棉襖，穿在老人身上，帶著計劃經濟的顏色，一種實用主義的決絕。曾經的知識分子，帶著手套，衣襟上別一支鋼筆，在寒風中伏案寫作，靠著棉襖的溫度熬過一個又一個漫長的冬夜。

然而，新世紀的年輕人，已然不再需要棉襖。羽絨服科技輕盈，保暖又不失身形，外資品牌在櫥窗裡展示著修長的版型，連東北人也開始嫌棉襖的笨拙。快時尚的邏輯是拋棄一切多餘的東西，優衣庫、ZARA，連溫暖都要裁剪得俐落清爽。而棉襖，依舊固守著自己的厚重，它不管時代如何變遷，依舊像老北京胡同裡的一個舊煤球爐，兀自散發著並不時髦但可靠的溫度。

也許棉襖終究會消失，就像鴛鴦火鍋不再用木炭，紫禁城的屋簷下不會再見青衣長衫。未來的冬天，人們會用更輕便的衣物、更智能的科技禦寒，VR世界裡或許根本不需要衣服。但總會有一個深冬的夜晚，當冷風鑽進骨頭，夜色像一幅蘇州碼頭的舊畫，一杯黃酒溫熱雙唇，你會想起祖母的棉襖，想起那種厚重的溫暖，如一首老歌，唱盡人世滄桑。

 

人間錄：雪落鶴崗

 

手機屏幕上顯示「無信號」，已經亮了三天。我把它翻過去，扣在窗台上，像扣一張沒用的舊牌。窗外是東北邊境小城的雪，下得慢，落得久，不急也不停，像一個人長長的沉默。我來鶴崗半年，借住在礦區旁的老樓裏，走廊盡頭對著一片廢棄的井架。井架鏽了，雪把它埋了一半，剩下的半截戳在灰白的天底下，像一截斷掉的話。樓裏住著一個叫小許的年輕人，三十歲，瘦，戴眼鏡，鏡片上常有擦不淨的霧氣。他從不主動說話，見人只是點頭，嘴角微微一動，算是笑過了。他買的那套房，三萬塊，在三樓，窗戶正對著那座井架。我第一次去他屋裏，是幫他搬一箱從廢品站淘來的舊書。書很雜，有八十年代的《讀者文摘》，有缺了封面的《百年孤獨》，還有幾本計算機編程的老教材，紙頁發黃，邊角捲起。他把書一本本碼在牆角，動作很輕，像怕驚動什麼。屋裏沒什麼家具，一張折疊床，一把椅子，一口電飯鍋，鍋蓋上貼著超市的打折標籤，還沒撕乾淨。他說他一天只做一頓飯，有時是麵條，有時是白粥配鹹菜，吃完就看書，看累了就睡，睡醒了再看。日子過得像一條直線，沒有彎，也沒有岔口。他以前在南方的大廠寫代碼，那種燈永遠亮著的地方。他說那裏的夜沒有盡頭，電腦屏幕比月亮還亮。有一年冬天，他隔壁工位的同事倒在椅子上，送醫院時已經沒了呼吸。他去參加追悼會，看見同事的父母站在靈堂裏，手足無措，像兩個被遺落在異鄉的老人。那天他回到工位，屏幕還亮著，代碼還跑著，彷彿什麼都沒發生。他說從那以後，他就開始睡不著了。不是失眠，是閉上眼就看見那張臉，那張三十二歲的臉，年輕得像一張還沒填完的表格。他辭職的那天，沒人送他，只有HR發了一封模板郵件，祝他前程似錦。他把郵件刪了，把工牌也扔了，一個人坐火車往北，越走越遠，越走越冷，最後在鶴崗停下來。他說這裏的雪很乾淨，不像南方的雨，黏在身上，怎麼也甩不掉。鄰居大媽常來敲他的門，有時送一把凍豆腐，有時問他要不要認識個姑娘。他總是接過豆腐，溫和地拒絕姑娘，說自己還沒想好以後的事。大媽急，說你都三十了還不想？他笑笑，說三十歲不算老，只是累了，想歇一歇。大媽聽不懂，搖著頭走了，嘴裏嘟囔著現在的年輕人。他不怪她。他說每個人都活在自己的道理裏，大媽的道理是成家立業，他的道理是別再被當成燃料。他說這話時，語氣很平，像在講別人的故事。可我看見他的手，一直在翻書頁，翻得很慢，像在撫摸什麼易碎的東西。有一天傍晚，我在樓下碰見他。他站在井架旁，抬頭看著那截生鏽的鐵架子。風很大，雪打在臉上，他也不躲。我問他在看什麼，他說在看時間。他說這井架以前每天都在轉，把煤從地底下運上來，養活了幾萬人。後來礦挖空了，人散了，井架也停了。他說你看它現在像什麼？像一個退休的老人，站在原地，不知道該去哪裏。我說那你呢？他沉默了一會兒，說他不知道。他說他離開那座燈火通明的城市，不是因為想清楚了，是因為實在走不動了。他說有些人是主動選擇離開，他不是，他是被甩出來的，像一顆鬆動的螺絲，被機器的高速運轉甩到了地上。他不怨，也不悔，只是想找一個地方，安靜地鏽掉。那晚我回到屋裏，窗外的雪還在下。我想起他說的話，想起那座井架，想起那個三十二歲倒在工位上的年輕人。這一代人活得太快了，快得像一列不停站的火車，有人跳下去，有人被甩下去，有人還在車上，卻已經不知道自己要去哪裏。小許大概是想明白了，想明白自己不想去哪裏。至於要去哪裏，他說以後再說，或者不說也行。命運這東西，有時候不是用來追的，是用來躲的。後來我離開鶴崗，再沒回去。偶爾收到那邊的消息，說小許還住在那裏，還是一天一頓飯，還是看那些舊書。廢品站的老闆跟他熟了，每次有舊書都給他留著，說這小夥子安靜，像個讀書人。我想起最後一次見他的樣子，他站在窗前，望着遠方，窗外的雪落了一夜，把井架埋得更深了一些，只剩最高的那截還露在外面，像一根倔強的骨頭。雪還在下，很輕，很慢，不急也不停。像一個人的一生，落在這片寂靜的土地上，不出聲，卻有痕跡。

 

發酵的記憶

 

倫教糕這名字，說出來連香港的潮人都未必識得，聽起來像什麼地方宗教的某種供品，其實是粵式甜點裏的一枝遺珠，來自順德的倫教鎮，一個有點神秘的地名，好像劇場布幕後的一道門。這門後，不走潮流，不講花樣，只藏着一塊蒸得鬆化透明的白糕，潔白得像老戲班女花旦卸了妝，脆弱、清麗，卻又不乏餘韻。倫教糕不靠香精，不靠糖霜，它靠時間——時間把米漿慢慢發酵，像一段舊愛的記憶，藏在甕裏，自生香氣。倫教糕的「鬆化」，不是靠起酥粉的虛浮，而是天然酵種的膨脹，那種空氣感，一咬即碎，如煙火的一聲輕響。這糕入口有點黏牙，像廣東人說話的含蓄婉轉，剛開始不甚動情，咀嚼幾口，香氣慢慢滲出，是米的甜，時間的香，記憶的發酵。倫教糕的製法很傳統，要米，要水，要恰好的氣溫濕度，還要一點運氣，像廣州清晨的霧，一時有一時無，蒸出來的氣泡，講究均勻細密，切開後內裏有點像海綿，但又不是現代烘焙的那種鬆軟，反而多了一點誠懇的韌性。現代甜品太講視覺，網紅蛋糕搞得像馬戲團上台，倫教糕則是一個白衣書生，不帶一絲脂粉，靠的是底子，是功夫。真正的倫教糕，不甜不膩，不冷不熱，像粵人生活的一種姿態——凡事留白，四平八穩，有滋味卻不張揚。這糕的命運，也像南方的一代手藝人，在喧囂中沉默，在沉默中消失，任憑你叫着「中華傳統非物質文化遺產」，人們還是會轉身奔向星巴克和Lady M。於是倫教糕也只能繼續在順德的老街裏蒸氣繚繞，像一位守着祖傳藥方的老中醫，目送新一代的年輕人穿着UNIQLO，去吃抹茶麻糬和韓式雪冰，然後淡淡一笑，低頭，再在蒸籠裏放上一張白布，舀入發酵一夜的米漿。這世上還有多少種記憶，是靠發酵才能保存的？伦教糕默不作聲，但每一次入口，總有一點微微的酸，像舊報紙上泛黃的新聞——你以為忘了，其實還記得。

人間錄：舉重若輕：從金牌到烤架的人生轉場

 

我將金牌放在餅乾盒裏，盒子藏在牀底下。帶子已經褪成灰白色，像塊廢鐵。那是省運會的舉重冠軍，一九九八年。我舉起一百四十公斤，臺下的人站起來喊。現在我舉鏟子，鏟子是鐵的，油膩，沾着魷魚須。手指伸不直了，關節那兒鼓起來，像樹根。抓鏟子的時候，中指和無名指總往一起歪。

幹燒烤三年了。夜市在高架橋下面，攤位擠擠挨挨，油煙往上衝。我的攤子在最邊上，兩平米，一個煤氣罐，一塊鐵板，一堆竹籤。魷魚是早上去批發市場拿的，十塊錢一斤，要挑新鮮的，按著有彈性。切成條，穿上籤，刷油，撒料。鐵板燙，油滋滋地響。我站在那兒，腰直不起來——腰椎壓縮性骨折，當年硬舉傷的，醫生說再練就要癱。

隊裏讓我退役那年，我二十三歲。教練遞給我一張紙，上面寫着「因傷病不適宜繼續訓練」。我問退役費呢，他說找體育局。體育局的人說，你又不是全運會冠軍，省裏沒預算。給了八千塊錢，讓我簽字。我簽了。回家那天，我媽看着我，問以後怎麼辦。我說不知道。

不知道就不知道唄。我去工地搬過磚，腰撐不住；去飯店當過保安，站不了八小時。最後遇到老胡，他在夜市賣臭豆腐，說這行不需要學歷，只要肯喫苦。我說我能喫苦。他笑了，說運動員都這麼說，但能幹下來的不多。

頭一個月確實幹不下來。手指不聽使喚，魷魚總穿歪；火候掌握不好，烤焦了好幾回。有人認出我，喊：「哎，你不是那個舉重的嗎？怎麼在這兒？」我說討生活。他說給我們表演一個唄，舉個煤氣罐。我笑笑，真去舉了。他們拍照，發到網上，配文字：「冠軍落魄賣燒烤」。我看見了，也沒說什麼。落魄就落魄，反正煤氣罐我舉得起。

老胡說你心態好。我說不是心態好，是習慣了。從小進體校，教練說你是國家的苗子，要爲國爭光。我信了。每天舉槓鈴，舉到吐，舉到膝蓋腫得像饅頭。領獎那天，臺下的人喊我英雄。我也覺得自己是英雄——那時候我還不知道，英雄只是在臺上的時候纔是英雄。

下了臺，英雄就是個零件。能用的時候擰上去，不能用了就扔掉。我不怨，零件就是零件的命。只是有時候下雨，關節疼得睡不着，我會想，這一身傷到底換了什麼。想不明白。想不明白就不想了，天亮還得出攤。

城管來過幾次。他們說這兒不讓擺攤，影響市容。我說我有營業執照。他們說執照是執照，規定是規定。我收拾東西，推着小車走。走到另一條街，繼續擺。有個城管認出我，問你真是那個舉重冠軍？我說是。他愣了一下，說那你怎麼……我說怎麼都一樣，反正要喫飯。他沒再說話，走了。

食客裏有個常客，姓王，在附近開五金店。他每次來都要兩串魷魚，一瓶啤酒。有一回他喝多了，指着我的手說，這手可惜了。我說可惜什麼。他說這手當年能舉一百多公斤，現在只能舉鏟子。我說鏟子也是舉，都是養活自己。他搖搖頭，說你看得開。我說不是看得開，是沒辦法。

沒辦法就是沒辦法。我不會電腦，不會開車，不會說漂亮話。我只會舉東西，但能舉的東西越來越少了。煤氣罐還行，再重一點就不行了。有時候我會想，如果當年不練舉重，如果好好讀書，會不會是另一種人生。但想這個沒用，人生沒有如果，只有結果。結果就是我現在站在鐵板前面，手指伸不直，腰直不起來，一串魷魚賣五塊錢。

老胡說你還年輕，才三十多歲，以後還長着呢。我說以後再說吧。他說你有沒有想過轉行？我說想過，但轉去哪兒呢？他不說話了。是啊，轉去哪兒呢？我這一身傷病，除了賣燒烤，還能幹什麼？

陰天的時候最難熬。溼氣重，關節像生了鏽，一動就咯吱咯吱響。我貼膏藥，喫止疼片，硬撐着。食客們不知道，他們只看見我麻利地翻着魷魚，笑呵呵地遞過去。我不想讓他們知道。知道了又能怎麼樣？同情嗎？同情不能當飯喫。

有一回，來了個記者，說要採訪我。我說採訪什麼。他說你的故事很勵志，從冠軍到小攤販，還能保持樂觀。我說我哪兒勵志了，我就是討生活。他說你這種精神值得宣傳。我說不用宣傳，你要喫魷魚我給你烤兩串，不喫就別耽誤我做生意。他愣了，走了。

我不需要勵志。勵志是給別人看的，我只要養活自己就行。每天收攤的時候，我數錢，一張一張地數。好的時候能掙兩百，不好的時候一百出頭。夠交房租，夠喫飯，夠買藥。這就行了。

牀底下那個餅乾盒，我很久沒打開過了。不是不想看，是不敢看。看見那塊金牌，就會想起領獎臺，想起臺下的歡呼，想起教練說「你是國家的驕傲」。那些都過去了。現在我的驕傲是把魷魚烤得均勻，是把鐵板擦得乾淨，是每天準時出攤。

老胡問我後悔嗎。我說後悔什麼。他說後悔練舉重。我想了想，說不後悔。那是我選的路，雖然走到這兒了，但至少我上過領獎臺，聽過國歌響。很多人一輩子連臺子都上不去。他說也是。我們都沉默了。

夜市要拆了，說是城市規劃。攤主們都在找新地方，我也在找。有人說去別的夜市，有人說乾脆不幹了。我還沒想好。想好了又能怎麼樣？還不是扛着煤氣罐，推着小車，換個地方繼續烤魷魚。

昨天晚上，有個小孩指着我的手問他媽媽，那個叔叔的手指怎麼是歪的。他媽媽說別亂問，不禮貌。我笑着說沒事，小時候受過傷。小孩說那一定很疼吧。我說疼，但現在不疼了。這是撒謊。其實一直疼，只是習慣了。習慣了就不算疼了。

鐵板還在，煤氣罐還在，竹籤還在。我也還在。手指歪着，腰彎着，但還站得住。只要站得住，就能繼續烤魷魚，繼續討生活。這就夠了。

 

人間錄：青藏線上的煙火

那條狗脖子上繫著一根紅繩，已經褪成了粉白色，像被風沙舔過無數遍。我第一次見到大強，是在格爾木的一個加油站邊上，他蹲在卡車輪子旁抽菸，煙霧在高原的冷風裡散得極快。狗就臥在他腳邊，前腿蜷著，後腿往外支稜，是瘸的。他見我看那狗，也不解釋，只是用菸頭指了指遠處的荒原，說，撿的。那語氣像在說一塊石頭，可他說完，手卻往狗腦袋上輕輕摁了一下，動作裡有種說不出的小心。

那年我去西藏旅遊，搭他的車走了一段。駕駛室裡煙味重，儀表盤上貼著一張褪色的觀音像，擋風玻璃右下角裂了道紋，用透明膠帶粘著。他話少，開起車來眼睛只盯著前面，偶爾罵一句路不好走，聲音沙啞得像砂紙擦過鐵皮。車裡放著一隻搪瓷缸子，茶垢厚得發黑，他渴了就端起來喝一口，也不管涼熱。那狗就窩在副駕駛座底下，偶爾抬頭看他一眼，又把頭埋進爪子裡。

我問他狗叫什麼名字，他說沒名字，就叫狗。我說總得有個名吧。他想了想，說，那就叫它三條腿。後來我才曉得，那狗是他三年前在可可西里撿的。那天車拋錨，他下去修，看見路邊躺著一團黑影，走近了才發現是條狗，後腿被什麼東西咬斷了半截，血都幹了，眼睛卻還睜著，直直望著他。他說那眼神他忘不掉，不是求救，是認命。他把狗抱上車，用自己的舊襯衫裹住傷口，開了兩百公里才找到獸醫站。獸醫說這狗怕是活不了，他沒吭聲，掏錢，治。後來狗活了，他也沒再把它放下去過。

他的車是輛老東風，跑了快三十萬公里，漆都掉得斑駁了，可發動機還算爭氣。他說這車跟他一樣，都是硬撐著的命。我問他家在哪，他說沒家。我以為他開玩笑，他卻認真地看了我一眼，說，老婆跟人跑了，六年了，兒子判給她，也不認我。房子賣了還債，剩下的錢買了這車。他說這些時語氣平得像在念帳單，只是手上的煙抖了一下。

車過唐古拉山口那天，風大得人站不住，我下去拍照，他就坐在駕駛室裡不動，把窗搖下一條縫，煙從縫裡飄出來。我回去問他怎麼不下來看看，他說看過太多遍了，都一樣。我說每次不都不一樣嗎，光不同，雲也不同。他笑了一聲，說你們文化人就是講究，我們跑車的，只看路，不看天。可我分明看見他的眼睛往窗外瞟了一下，那一瞬間，眼底有種空茫，像是望著什麼很遠很遠的東西。

他跟我講過一次車禍。那是五年前，冬天，路上結了暗冰，前面的車突然打滑橫過來，他躲不及，整輛車翻進了溝裡。他說醒過來的時候，人倒掛在座位上，血糊了一臉，什麼都看不清，只聽見那狗在叫，一聲一聲的，像在喊他。他說那是他這輩子聽過最好聽的聲音。後來被人救起來，在醫院躺了三個月，腰裡打了鋼釘，現在陰天還疼。我問他怕不怕再出事，他搖頭，說怕也得跑，不跑吃什麼。他頓了頓，又說，再說了，死在路上也比死在哪兒都強，乾淨。我不知道他說的乾淨是什麼意思，可我聽出那話裡有種東西，像是把自己活成了路的一部分，停不下來，也不想停。

他的手粗得像老樹皮，指節上全是裂口，冬天的時候會淌血。他用那雙手摸狗的時候，卻輕得像在摸一件瓷器。有天夜裡車停在道班，我睡不著，出去透氣，看見他蹲在車頭底下，藉著車燈的光，給狗梳毛。那狗乖乖趴著，尾巴一甩一甩的。風從荒原上吹過來，冷得刺骨，可他好像不覺得，只是一下一下地梳，嘴裡嘟囔著什麼，聽不清。我沒走過去，就站在遠處看著，覺得那一刻，他整個人像是被什麼東西托住了，不再往下墜。

後來我在拉薩下了車，他要繼續往山南走。臨別時我給他塞了兩條煙，他沒推辭，只是說，下回再來，還坐我的車。我說好。他把車窗搖上，發動機轟了一聲，車就開走了。我看著那輛老東風越來越小，最後變成一個黑點，消失在灰白的天際線上。狗的臉還貼在後窗上，紅繩在風裡晃了一下。

我站在那裡，想起他說過的一句話。他說，人這輩子，總得有樣東西陪著，不然心裡空。他說這話時，眼睛望著前面的路，路長得看不到頭，可他的聲音卻很穩，像是早就跟那條路說好了什麼。高原的風又起來了，吹得經幡嘩嘩響。我把領子豎起來，往回走。遠處的山還是那麼白，那麼靜，像什麼都沒發生過一樣。

人間錄：舊城牆下的茶館

二十年前我到西北的小城短住，城不大，塵土多，天一黑，風比人先睡。借住在朋友單位的舊招待所裏，走廊盡頭對著一段坍塌的明代城牆。牆下有個茶館，破棚頂，半壁土牆，被風吹得嘩啦啦響。茶很淡，卻永遠有人來，像一鍋被翻來覆去的老故事，越煮越苦，也越香。我每日從城牆邊繞過時，總能聽見老闆娘的嗓音在裏面招呼，沙啞得像磨刀石。她叫蘭姐，四十出頭，永遠把圍裙往腰上一繫，動作麻利。見我初來，她遞茶時多看一眼，說，外地的吧？我點頭，她就笑，是怕你喝不慣我們的苦茶麼？說完，把壺口擋着風，給我多續了一次。她的眼裏有種說不出的亮光，像從舊玻璃後照出的燈，微弱卻固執。後來熟了，我才知道她的丈夫在煤礦塌方時沒出來，她不信命，也不信報紙上說的「天災」，只在心裏默默記着那天的風向，覺得風把山壓倒了，而人把命扔掉了。她不哭，只是把茶泡得更濃了些。茶館裏常來一個叫老白的客，瘦得像一截劈柴，卻嗓門特別大。他年輕時在文工團拉二胡，後來單位裁撤，樂手們都散了。他帶着二胡到處跑場子，城裏城外，到最後只剩這茶館肯聽他拉。他說自己拉的不是曲，是日子，斷斷續續，偶爾跑調，可總歸要拉下去。那天他邊拉邊說，音樂這東西，講究氣息。人也是，氣斷了，就沒聲了。我聽着，覺得他拉的不僅是氣息，也是自己一點點撐出來的命運。茶館角落裏，還有個小夥子，總揹個相機，沉默寡言。聽說叫阿成，是考上了南方的藝術學院，因爲家裏拿不出學費，退了學，留下拍婚紗照打短工。他喜歡拍舊城牆，用一種近乎偏執的角度，貼着牆根拍，像在尋找牆背後沒說完的故事。我問他城牆有什麼好拍，他說，人來來去去，但城牆不會動。他說這句時，眼裏有年輕人特有的倔強，不吵也不鬧，卻像能把冷鐵敲紅一樣。偶爾晚上，我會去茶館坐一會兒，棚頂漏風，燈光昏黃，大家講話不急不緩。城裏的風吹過來，一下子把人的過去吹到了跟前。有人說起一九八幾年的嚴打，有人說起廠子倒閉那年冬天，有人說起孩子出國不回家的消息，也有人只是在杯沿劃來劃去，像想抓住什麼卻抓不住。只有蘭姐，每次聽這些，都不多話。她把茶水加滿，輕輕說一句，苦點也是茶，喝下去就好了。那語氣像在勸別人的命，也像在勸自己的命。好景不長，那一年城裏要修旅遊步道，要把她的茶館挪走。挪到哪裏沒人知道，只說統一安排。蘭姐接到通知那天，照常泡茶，只是茶更苦了。老白說，要是茶館沒了，他這老二胡也斷了根；阿成說他得趕緊多拍幾張；我說，要不找人問一下。蘭姐搖頭，說不用，你問了也沒用。我說那不問就更沒用了。她笑，說你這話像是從書上學來的。他們都知道我不是本城人，說話帶着外頭的精緻，可他們也不嫌，只是換種角度聽。最後茶館還是拆了。城牆腳下換上了統一的木欄杆，路燈亮堂，可風更冷了些。我走前的那晚，又繞過去看了一眼，空地上落着碎磚瓦，風吹得四下亂響。蘭姐在遠處站着，手插在圍裙口袋裏，望着殘磚發呆。見到我，只說，沒事，茶沒了，還能再泡。我不知道她是安慰我，還是安慰自己。後來我離開西北，再沒回去。偶爾翻舊照片，看到城牆邊的斜陽，茶杯裏的蒸汽，還有老白拉二胡時鼓起來的喉結，都會想——命運這東西，像風，不知道從哪兒來，也不知道往哪兒去，可它吹過誰，誰就記得。而那些被風吹散的人與事，最後還是會在記憶裏聚成一個地方，哪怕只是一個破棚頂的茶館，一盞苦得有點甜的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