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李箱是舊的，灰藍色的殼子上有兩道裂紋，拉鏈頭纏著紅繩。我用了三年。它跟我去過曼谷七次，仰光四次，加德滿都兩次。每次過海關，我都把它舉到傳送帶上，看著它滑進X光機，然後站在安檢門外，手心出汗。
幹這行是因為我自己病了。慢粒白血病，醫生説要吃格列衛，一盒兩萬三。我吃不起。病友羣裏有人説印度有仿製藥，一盒兩千，藥效一樣。我想活，就託人從印度帶。後來帶藥的人不幹了，羣裏一堆人問怎麼辦。我想了想，反正我也得買，就説我去吧。
第一次去曼谷是2019年冬天。藥房在唐人街深處，招牌是中文的。老闆是潮州人，六十多歲，戴副老花鏡。我説要五十盒格列衛仿製藥，他看了我一眼，問：「自己吃？」我説：「幫病友帶。」他點點頭，去倉庫搬藥。藥是白色塑料瓶裝的，一瓶一百二十粒。他用報紙包好，裝進紙箱，用膠帶封死。臨走他説：「小心點。」
我把藥拆開，分裝進行李箱夾層。每次只敢帶二十盒。多了怕查。夾層很薄，藥盒硬，塞進去要用力壓。我把衣服塞在上面，噴點香水，蓋住藥味。回程的飛機上我不睡覺，一直盯著前排座椅背。飛機落地，我排隊過海關。綠色通道的燈亮著，我推著箱子走過去。安檢員是個年輕女孩，看了眼屏幕，揮手讓我過。我走出大廳，腿是軟的。
羣裏的人叫我「小吳」。我不認識他們，他們也不認識我。都是病友，或者病友家屬。有人要十盒，有人要五盒，有人只要兩盒。我按成本價加兩百塊一盒。有人説我黑心，我不解釋。機票、住宿、簽證、風險，都得算進去。我也得活。
去年夏天有個女人找我，説她父親肺癌晚期，要買靶向藥。她發來處方單的照片，字跡很潦草。我説這藥我沒帶過，得現找。她説求你了，國內買不起。我去曼谷那家藥房問，老闆説有，但是冷鏈藥，要用冰袋。我買了個保温箱，裝了十盒。回程時箱子托運，我在飛機上一直想著冰袋會不會化。下飛機取行李，箱子還是涼的。我給她發消息，她説謝謝，多轉了五百塊。我沒退。
有次在仰光機場被攔下了。海關開箱檢查，翻出夾層裏的藥。緬甸人不會中文，他拿著藥盒看了半天，問我這是什麼。我説是治療慢性病的，自己吃的。他讓我出示處方。我掏出國內醫院的病歷本，他翻了翻，又問：「爲什麼買這麼多？」我説：「怕斷藥。」他盯著我看了很久。我額頭上都是汗。最後他把藥還給我，揮手讓我走。我拖著箱子出去，腿都在抖。
羣裏有個東北大哥，叫老孫。他也是慢粒，吃藥五年了。他説小吳你幹的是好事，救命的事。我説我不是做好事，我是掙錢治病。他説那也是好事。我不接話。我知道這是走私。但我看著羣裏那些人，有的説賣了房子還不夠買藥，有的説老人不想拖累孩子準備放棄治療。我想法律是對的，但它救不了他們。我也救不了，我只是個搬運工。
每次出發前我都會想，這次會不會被抓。被抓了會怎麼樣。判多少年。我媽怎麼辦。但第二天我還是會去機場。因爲羣裏有人在等。因爲我自己也要吃藥。因爲我不知道還能怎麽辦。
最難的是2020年。疫情來了，航班停了，藥房關了，羣裏的人急得要命。有人説他只剩一個月的藥了。有人説他已經停藥一週，開始發燒。我也只剩半瓶藥。後來聽説陸路能走，我找了個做邊貿的朋友，託他從緬甸帶。藥到了，但價格翻了倍。我沒辦法，只能漲價。羣裏有人罵我發國難財。我沒解釋。我給每個人發了藥，然後退羣了。
退羣那天晚上我坐在陽台上抽煙。我想我像隻螞蟻，在搬運能讓另一羣螞蟻多活幾天的糖。但糖是偷來的，路是危險的，隨時會被踩死。我不覺得自己偉大。我只是想活著。想讓那些跟我一樣想活著的人也能活著。
後來又建了新羣。還是有人找我。我還是去帶藥。行李箱的裂紋又多了一條。拉鏈頭的紅繩磨毛了。我在機場見過很多人拖著跟我一樣的舊箱子，神色匆匆。我不知道他們箱子裏裝的是什麼。但我知道我們都在走鋼絲。都在爲了活著冒險。
這份工作算甚麼呢？我也説不清。它讓我活下去，也可能讓我進監獄。它救了一些人，也讓我每天提心吊膽。我只知道，只要羣裏還有人在等，只要我還活著，我就會繼續去。
行李箱還在。紅繩還在。那些藥片也還在，在夾層裏，在黑暗裏，在法律和良心之間，等著被帶到另一羣等著活下去的人手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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