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前我寄住在鐵路旁邊的老小區，每天凌晨四點半，第一班貨運列車準時轟隆隆駛過，震得窗框嗡嗡響，像有人在敲門催債。小區外有座廢棄的鐵路橋，橋洞下面住著幾個人，準確說不算住，是窩著，用紙板和塑料布搭個棚，白天散開找活幹，晚上又聚回來，像一群被城市甩出去又捨不得走的影子。
我每天上班要從橋洞邊過，起初懶得看，後來看多了，也就習慣了，甚至能認出誰是誰。最先認識的是老馬，六十多歲，個子高，背駝得厲害，像被什麼壓彎的。他原來在煤礦幹了三十年，井下塌方那次，他沒在班上，逃過一劫，可出來後發現肺已經壞了，咳嗽起來像拉風箱。礦上給了筆補償，他拿著錢回老家蓋房子，結果兒子賭博欠了債，房子抵了，錢也沒了。他不怪兒子，只說自己命硬，克家裏人。後來他就出來了，也不知道要去哪裏，走到這座城市，看見橋洞能避雨，就留下了。他說人老了就像棵草，哪裏能紮根就在哪裏，反正都是等死。說這話時他正蹲在橋墩邊剝玉米，手上全是老繭，像樹皮一樣粗糙。
橋洞裏還有個女人，大家叫她秀姨，四十來歲，頭髮總是用根布條紮著，臉被太陽曬得黝黑，可眉眼還能看出年輕時的模樣。她不怎麼說話，只是每天推著一輛破三輪車，到處收廢品，塑料瓶、紙箱、舊家電，什麼都收。我見過她在垃圾桶裏翻找，動作麻利，像在尋找什麼失落的寶貝。有次我問她為什麼不回家，她停下手裏的活，看著遠處說，回去幹什麼，家早就不是家了。後來我才聽老馬說，她原來有個女兒，在南方打工時出了事，人沒了，屍體都沒找到。她不信，拿著女兒的照片到處找，從南方找到北方，錢花光了，人也找瘋了，最後就這樣了。她每次收到錢，都會留一點，用塑料袋包得嚴嚴實實，說要留著，萬一哪天女兒回來了，能給她買件新衣服。聽到這裏，我不知道該說什麼，只覺得喉嚨發緊，像被什麼堵住了。
橋洞裏最年輕的是個叫小東的男孩，十七八歲，瘦得像根竹竿，眼睛卻很亮，總是四處張望，像隨時準備逃跑。他是從工地跑出來的，包工頭拖欠工資，他幹了三個月，一分錢沒拿到，討要時還被打了一頓。他說他要攢夠錢就回老家，娶媳婦，蓋房子，再也不出來了。老馬聽了就笑，說小子，你這話我三十年前也說過。小東不服氣，說我跟你不一樣。老馬不反駁，只是嘆口氣，說，都一樣，都是被日子追著跑的人。
那年冬天特別冷，橋洞裏的人多了幾個，都是附近工地上幹活的農民工，工程停了，工資沒結，回不了家，只能在這裡湊合。晚上他們圍著一個鐵桶烤火，桶裏燒的是撿來的木板和廢紙，火光映在臉上，每個人的表情都很相似，麻木中帶著一點不甘心。有人說起家裏的事，老婆孩子，田地房子，說著說著就沈默了，因為說再多也沒用，人在這裏，家在那裏，中間隔著的不是距離，是命。秀姨在一旁聽著，忽然開口說，別想那麼多，活著就行。她說這話時，眼睛望著火堆，火光在她眼裏跳動，像兩顆永遠燃不盡的炭。
我有時會給他們送些舊衣服和吃的，起初他們不要，說不想欠人情。後來熟了，也就收下了，但每次都說，等有錢了還給你。我說不用還，他們就不高興，說我們不是要飯的。老馬說得最直接，他說，人可以窮，但不能沒骨氣，沒骨氣，就真成了狗了。我聽了心裏一震，覺得他說的對，可又覺得悲哀，因為這個世界，有時候連讓人保持骨氣的機會都不給。
春天的時候，市裏要整治市容，橋洞被清理了，那些紙板和塑料布被城管收走。老馬他們沒反抗，只是默默收拾東西，像習慣了被驅趕。我去送他們時，小東說他要去南方試試運氣，秀姨說她要繼續找女兒，老馬說他也不知道去哪裏，走到哪算哪。臨走前，老馬握著我的手說，謝謝你，還把我當個人看。我說這是應該的，他搖頭，說不是應該的，很多人看我們，就像看一堆垃圾。說完他轉身走了，背影在晨光裏越來越小，最後消失在鐵路的盡頭。
再後來我調到別的城市工作，那座鐵路橋也拆了，據說要建高架。我偶爾會想起那些住在橋洞下的人，想起老馬的咳嗽聲，秀姨包得嚴嚴實實的塑料袋，還有小東眼睛裏的光——城市這東西，像一台巨大的機器，不停地運轉，不停地吞噬和排出，那些被排出的人，就像齒輪間掉下的螺絲釘，沒人在意它們掉到了哪裏，可它們曾經也是機器的一部分，也曾經擰得緊緊的，只是後來鬆了，鏽了，就被丟棄了，而那些被丟棄的人與事，最後就成了無人問津的垃圾，自生自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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