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前我到西北的小城短住，城不大，塵土多，天一黑，風比人先睡。借住在朋友單位的舊招待所裏，走廊盡頭對著一段坍塌的明代城牆。牆下有個茶館，破棚頂，半壁土牆，被風吹得嘩啦啦響。茶很淡，卻永遠有人來，像一鍋被翻來覆去的老故事，越煮越苦，也越香。我每日從城牆邊繞過時，總能聽見老闆娘的嗓音在裏面招呼，沙啞得像磨刀石。她叫蘭姐，四十出頭，永遠把圍裙往腰上一繫，動作麻利。見我初來，她遞茶時多看一眼，說，外地的吧？我點頭，她就笑，是怕你喝不慣我們的苦茶麼？說完，把壺口擋着風，給我多續了一次。她的眼裏有種說不出的亮光，像從舊玻璃後照出的燈，微弱卻固執。後來熟了，我才知道她的丈夫在煤礦塌方時沒出來，她不信命，也不信報紙上說的「天災」，只在心裏默默記着那天的風向，覺得風把山壓倒了，而人把命扔掉了。她不哭，只是把茶泡得更濃了些。茶館裏常來一個叫老白的客，瘦得像一截劈柴，卻嗓門特別大。他年輕時在文工團拉二胡，後來單位裁撤，樂手們都散了。他帶着二胡到處跑場子，城裏城外，到最後只剩這茶館肯聽他拉。他說自己拉的不是曲，是日子，斷斷續續，偶爾跑調，可總歸要拉下去。那天他邊拉邊說，音樂這東西，講究氣息。人也是，氣斷了，就沒聲了。我聽着，覺得他拉的不僅是氣息，也是自己一點點撐出來的命運。茶館角落裏，還有個小夥子，總揹個相機，沉默寡言。聽說叫阿成，是考上了南方的藝術學院，因爲家裏拿不出學費，退了學，留下拍婚紗照打短工。他喜歡拍舊城牆，用一種近乎偏執的角度，貼着牆根拍，像在尋找牆背後沒說完的故事。我問他城牆有什麼好拍，他說，人來來去去，但城牆不會動。他說這句時，眼裏有年輕人特有的倔強，不吵也不鬧，卻像能把冷鐵敲紅一樣。偶爾晚上，我會去茶館坐一會兒，棚頂漏風，燈光昏黃，大家講話不急不緩。城裏的風吹過來，一下子把人的過去吹到了跟前。有人說起一九八幾年的嚴打，有人說起廠子倒閉那年冬天，有人說起孩子出國不回家的消息，也有人只是在杯沿劃來劃去，像想抓住什麼卻抓不住。只有蘭姐，每次聽這些，都不多話。她把茶水加滿，輕輕說一句，苦點也是茶，喝下去就好了。那語氣像在勸別人的命，也像在勸自己的命。好景不長，那一年城裏要修旅遊步道，要把她的茶館挪走。挪到哪裏沒人知道，只說統一安排。蘭姐接到通知那天，照常泡茶，只是茶更苦了。老白說，要是茶館沒了，他這老二胡也斷了根；阿成說他得趕緊多拍幾張；我說，要不找人問一下。蘭姐搖頭，說不用，你問了也沒用。我說那不問就更沒用了。她笑，說你這話像是從書上學來的。他們都知道我不是本城人，說話帶着外頭的精緻，可他們也不嫌，只是換種角度聽。最後茶館還是拆了。城牆腳下換上了統一的木欄杆，路燈亮堂，可風更冷了些。我走前的那晚，又繞過去看了一眼，空地上落着碎磚瓦，風吹得四下亂響。蘭姐在遠處站着，手插在圍裙口袋裏，望着殘磚發呆。見到我，只說，沒事，茶沒了，還能再泡。我不知道她是安慰我，還是安慰自己。後來我離開西北，再沒回去。偶爾翻舊照片，看到城牆邊的斜陽，茶杯裏的蒸汽，還有老白拉二胡時鼓起來的喉結，都會想——命運這東西，像風，不知道從哪兒來，也不知道往哪兒去，可它吹過誰，誰就記得。而那些被風吹散的人與事，最後還是會在記憶裏聚成一個地方，哪怕只是一個破棚頂的茶館，一盞苦得有點甜的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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