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匿已久的美国乐队Gun&Rose最近在国内新闻界却突然红火起来，这倒不是宣传部门对摇滚乐突然产生了极大的热情，说实话，在这么多年党的亲切关怀教育熏陶之下，我还真不能够接受政府高官身背电吉他长发飘逸的造形，虽然这在印象上也许亲民，不过在当前的环境显然是多此一举，所以洗发水广告没有请这些中央大员来做也是情有可原，况且现在还有三鹿！而把文革时代的样板戏列入学生教材的举动，更是让我对他们的艺术爱好怀有深刻的敬意。从唯物主义认识观来说，毕竟国粹才能与牌坊相对！这诚然是哲学层次高屋建瓴的表现。吹拉弹唱的功夫是现实的传奇，唱念作打的表演是历史的演义，还能指望有什么更为精彩的表演呢？所以领导人在公共场合Show的都是京剧。
不过通常说来，摇滚乐之类的新闻，是向来不入中国媒体的法眼，虽然据说林立果曾对西方的摇滚乐赞不绝口，但毕竟魂葬荒漠，披头士并不知道在中国还有一个红色知音，约翰列农在被枪杀前也难以Imagine。对于国内的新闻工作者而言，此类题材可谓是低级而庸俗，毫不符合新闻报道高大全及的标准，媒体上重要的位置早已被预设给咄咄逼人的正义，洋洋得意的真理，如果要来举例，可以是：头版揪出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份子，副版还有一大批不明真相的群众，左侧的官员需要提高认识，右边的人民需要加深教育，社论是脱了裤子放屁，新闻是躺在床上拉稀。专栏是歌功颂德的谄媚，特写是才貌双全的马屁，通篇掺杂着红光满面的捷报，以及肥大头耳的喜迅，夹缝里当然是丰乳瘦身催情避孕，不言而喻换到头标又是道貌岸然一脸正气，如果把这片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当成报纸来阅读，我难以想像上帝脸上的表情，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及莎士比亚全集可能都打包成为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奥威尔的《动物庄园》和王尔德的《狱中记》。
其实早在改革开放前，“别离不惯无穷忆，莫误卿卿学太常”之类的邓丽 君歌曲，早已是受到靡靡之音的标榜，其危害程度可能是提到“商女不知亡国恨，隔岸犹唱后庭花”的高度，所以写出的批判材料都是连篇累牍，我想若这些文章若能唱歌，想必也是穿云裂石，山河可裂的威仪。所以当时的人们收听台湾的广播，身份都要临时转换成地下工作者而小心翼翼，当人性片刻的复苏在温柔的抒情歌曲中时，僵硬的脸上也能泛出一些带有生气的笑容，可惜的是出门又是程序化的毛主席万岁，同志你好握手敬礼！这种意识形态的自觉转换可以称之为一个人的双簧，或是思想的自我审察，众多的生命失去自由的灵性而成为一种意识的马甲，如果直接透视更深的层面，触摸到本质这可能就是体制化，叔本华称之为大脑成为别人思想的跑马场。其实这种现象现在都还有，比如说网络上泛滥的五毛，整天睁着一双毒眼寻找别人的问题，却不知道自己早已是个神经病------因为他每天上网超过六小时！毫无疑问这样的生活造成了严重的后遗症，道德沦丧产生的空白记忆根本不足以理性的反省，到现在都还深受着历史的遗毒而不能清醒------虽然现在早已是文明与金钱携手的时代：改革春风吹满地，大伙明白了人民币，全国人民都下海，共创财富GDP。
Gun&Rose当然是在中国拥有众多的Fans，这个80年代即出道的乐队早已是红遍了全球，任何一个喜欢过摇滚乐的公民都会不陌生。虽然后来乐队解散，但那些传唱不已的经典毕竟还是停留在乐迷们的记忆。Gun&Rose曾出过一套双唱片叫《运用你的想象力》，但即使再怎么努力的运用，我也没有想到这支乐队最近在国内的热闹，可笑的是------倒不是因为新出唱片的音乐，而是唱片的内容及名称《中国式民主》，这无疑是让敏感的人火上加油。据外交部发言人秦刚在回答记者的提问对这张新出的唱片中方有何反应时，他回答道：“据我了解，很多人不喜欢这类音乐，因为它太嘈杂，噪音太大。我想你应该是一个成熟的成年人了吧？”我不知道一个人喜欢的音乐类型与他是否成年有什么关系，奥斯威辛集中营里的纳粹固然也很喜歡古典音樂，難道這就能證明他的無辜？按著秦剛發言的邏輯及水準，我很懷疑他平時樂意享受的音樂是搖監曲，而更為莫明其妙的是，從這樣一張唱片國內的新聞媒體居然就推論出“一些西方人所說的‘民主’不過是他們企圖掌控和影響世界的一枚棋子”的荒唐結論------我真的不知道這些人的大腦是如何運行！美國樂隊Green Day在美發行一張名為《美國白癡》(American idiot)，但我從來沒有聽說有美國媒體說他們賣國！更為反諷的是，Gun&Rose在1991年發行的一張唱片在美國被標為要家長小心留意，因為內容有暴力和色情語言，但在大陸由敦煌音像公司面向全社會順利發行。
先不管這些人懂不懂搖滾樂，我首先就不明白為什麼中國式的“民主”就不能准外人所提，難道國人的思維還停留在《西遊記》的時代，出了中土大唐都是妖魔鬼怪不成？如果民主不准人評論，那反而就證明了別人的正確。我並不想多說民主的理念及含義，這已被人類公認是普世價值的事物並不需要多言。在一個民主的體制裏，正常的形式是政府不干預音樂，音樂能自由表達政治。Bob Dylan曾在1965年說過，從來就沒有哪個政權是被抗議歌曲唱垮的。但顯然七十年代的捷克政府並不如此考慮，因為一個名為“宇宙塑膠人”的搖滾樂隊直接掀起了一場政治風暴。前捷克總統哈威爾曾這樣描述聽到這支樂隊的感受：“這種音樂有一種震撼人心的、使人不安的魔力，這是一種使人警醒的、由內心深處發出的真誠的生命體驗，任何人只要精神尚未完全麻木，就能理解……我突然領悟到，不管這些人的語言多麼粗俗，頭髮多麼長，但真理在他們這邊。”按著凡是政府所討厭的東西就是好東西的原則，這支樂隊在捷克國內贏得了眾多公民的喜愛，當然同時也贏得了員警的討厭。或許有人猜測這是一支政治意識非常敏銳的樂隊，但事實上恰恰相反，據肉店學徒出身的團長米蘭.賀拉夫薩（Milan Hlavsa）回憶說：才不是哩，他只是忍不住想玩搖滾而已，宇宙塑膠人的音樂與歌詞完全政治無關。他們是這樣相信的：“對這個荒謬體制最好的反擊，就是竭盡所能地忽視它。”一位捷克文化人這樣描述他們的行徑：“他們不跟當政者對話，只跟自己人對話；他們沒有變成異議分子，反而創造出一種可以暫時滿足自己的另類文化；他們沒有要求當權者賞給自己更多的自由，相反地，他們的行徑就好像自己已經擁有了自由一樣。”
同樣按著你不關心政治，政治關心你的原則，1977年初，宇宙塑膠人搖滾樂隊的成員被捕。哈威爾聞迅後義憤填膺地表示：“政權可以把所有獨立思考、獨立表達意見的人（即使只是私下思考和表達意見）都關起來……權力不知不覺暴露出它的真正意圖：要讓生活變得千篇一律，凡出現稍有不同的、個人的、突出的、獨立的，甚至於不能歸類的事物，都要用手術刀切除移走”。 他和他的朋友們依據捷克已經加入赫爾辛基人權條約的事實，發起了一場簽名營救運動，呼籲落實這個國家已有的憲法，先後有兩千多人簽名，這就是著名的七七憲章運動------好像哈威爾還與米蘭.昆德拉因此事而產生一場著名的爭論。可想而知，這樣的活動在那樣的年代的下場，它給哈威爾帶來了3次牢獄之災，前後被關押近5年。在世界歷史上，無論是卡斯特利奧為塞爾維特案對抗加爾文，還是伏爾泰為老卡拉案件拍案而起；無論是左拉為德雷福斯案憤怒地喊出我控訴，還是杜拉斯為一位越南作家 教授被關在獄中十年而致信範文同，都沒有像哈威爾這樣墜入牢獄之災的結果，這或許就是社會主義優越性的體現------政府不能解決問題，它本身就是問題！捷克政府顯然並不明白這樣一個事實：保證你同意的人能夠講話的唯一途徑，就是支持你不同意的人的權利。如果一個國家對公民的思想控制到極致，恐怕連騙子做案都沒有了創意，舞臺也只有了樣板戲。
很多西方學者認為文化在形塑一個社會的政治和經濟行為上，是一個關鍵元素：文化價值觀上愈重視個人自主和多元開放的地區，經濟力愈強大；愈強調集體意識、國家或宗族權力的地區，愈是窮困。文化價值觀影響人們的經濟行為。從這一點上來說，我非常認同龍應台在《文化是什麼》中的一段論述：“如果個人創造力和想像力被容許奔放，那麼這個社會的總體創造力也會是生機蓬勃、創意充沛的。如果這個社會的共同價值觀的形成，是透過公民的深度參與和彼此碰撞激蕩而逐漸形成的，那麼這個社會的共識──也就是身份認同 ———也會是凝聚而堅定，向心力強大的，不易解體。反過來說，如果個人創造力和想像力是受到約束的──書可能被封，歌可能被禁，作家可能被放逐，學者可能被監禁，異議者可能被打斷脊椎，那麼這個社會的總體創造力必定是敗絮其中的。在其中，社會共識不會來自人民的想像力和自發意志，而來自從上而下的政治權力的恐嚇和操縱，“生命共同體”的情感不易產生，共同承擔未來的公民意識也難以發展。”所以我認為，一個國家文化的繁榮，不是靠所謂的“文化政策”------這所謂的政策實際上是對自由創意的謀殺，也就是接受那些既沒有權利也沒有知識和品德之人的觀察、檢查、窺視、指導、立法、管制、訴訟、灌輸、鼓吹、徵稅、衡量、審察、命令！而是靠著民主的機制來讓政治鬆綁，不再有思想的禁區和言論的警戒線，那怕還會有嗑藥、酗酒、搖滾、反抗、爭執、吵鬧、遊行、朗誦、亂七八糟的集會、烏煙瘴氣的part、離經叛道的言論、隨心所欲的言談、對政府的批評、對社會的嘲諷及塗鴉在牆上的漫畫與很多很多的詩！而其實正是在這些看起來紛繁複雜的表層下，才蘊涵著人類驚人的及無拘無束的創造力，正是在這些看起來毫無表現形式的事物當中，卻深藏著產生傑出的藝術作品的隱秘而複雜的關聯性。
槍炮玫瑰只是一支搖滾樂隊，不管你認為對與不對在音樂中發表言論都是公民的自由權利。與其思考這種言論是否過激，還不如想想自己病態的自尊。民主不僅是政府的一種形式，它也是一種相互關聯的生活方式，一種合作與交流經驗的方式。民主制度所有的弊病，都可以通過更多的民主來治癒，但專制社會下產生的弊病，你無法指望通過更多的專制來完善。藝術的花園需要的不僅僅是那一朵馬克思主義的紅薔薇,這並不是一個美學方面的問題，而是人類生活的需求在精神層面的自然反映。但可以想像的是，玫瑰不可能由槍炮當中開出，只會美麗的綻放在天鵝絨上,如果拒絕一切的理性探討，和平交流，那麼我們即有理由唱頌槍炮玫瑰《中國式民主》這首歌：
即使你有鐵拳，總有一天我們的孩子會領導這個國家，只是我的代價是寶貴的時間。你以為你把他們都抓起來都關在裏面，你以以為你拷打他們，他們就會死，你以為你用牢房控制了他們，但你只是在給你自己挖一條通往地獄的路，你用他們的眼睛來看看你自己，你的時間已經不多了。他們終會迎來迫害結束的那一天，而你再也維持不下去迫害，因為你招來太多的怨恨。別再做夢了。即使你用鐵拳，也不能繼續統治下去。
不过通常说来，摇滚乐之类的新闻，是向来不入中国媒体的法眼，虽然据说林立果曾对西方的摇滚乐赞不绝口，但毕竟魂葬荒漠，披头士并不知道在中国还有一个红色知音，约翰列农在被枪杀前也难以Imagine。对于国内的新闻工作者而言，此类题材可谓是低级而庸俗，毫不符合新闻报道高大全及的标准，媒体上重要的位置早已被预设给咄咄逼人的正义，洋洋得意的真理，如果要来举例，可以是：头版揪出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份子，副版还有一大批不明真相的群众，左侧的官员需要提高认识，右边的人民需要加深教育，社论是脱了裤子放屁，新闻是躺在床上拉稀。专栏是歌功颂德的谄媚，特写是才貌双全的马屁，通篇掺杂着红光满面的捷报，以及肥大头耳的喜迅，夹缝里当然是丰乳瘦身催情避孕，不言而喻换到头标又是道貌岸然一脸正气，如果把这片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当成报纸来阅读，我难以想像上帝脸上的表情，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及莎士比亚全集可能都打包成为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奥威尔的《动物庄园》和王尔德的《狱中记》。
其实早在改革开放前，“别离不惯无穷忆，莫误卿卿学太常”之类的
Gun&Rose当然是在中国拥有众多的Fans，这个80年代即出道的乐队早已是红遍了全球，任何一个喜欢过摇滚乐的公民都会不陌生。虽然后来乐队解散，但那些传唱不已的经典毕竟还是停留在乐迷们的记忆。Gun&Rose曾出过一套双唱片叫《运用你的想象力》，但即使再怎么努力的运用，我也没有想到这支乐队最近在国内的热闹，可笑的是------倒不是因为新出唱片的音乐，而是唱片的内容及名称《中国式民主》，这无疑是让敏感的人火上加油。据外交部发言人秦刚在回答记者的提问对这张新出的唱片中方有何反应时，他回答道：“据我了解，很多人不喜欢这类音乐，因为它太嘈杂，噪音太大。我想你应该是一个成熟的成年人了吧？”我不知道一个人喜欢的音乐类型与他是否成年有什么关系，奥斯威辛集中营里的纳粹固然也很喜歡古典音樂，難道這就能證明他的無辜？按著秦剛發言的邏輯及水準，我很懷疑他平時樂意享受的音樂是搖監曲，而更為莫明其妙的是，從這樣一張唱片國內的新聞媒體居然就推論出“一些西方人所說的‘民主’不過是他們企圖掌控和影響世界的一枚棋子”的荒唐結論------我真的不知道這些人的大腦是如何運行！美國樂隊Green Day在美發行一張名為《美國白癡》(American idiot)，但我從來沒有聽說有美國媒體說他們賣國！更為反諷的是，Gun&Rose在1991年發行的一張唱片在美國被標為要家長小心留意，因為內容有暴力和色情語言，但在大陸由敦煌音像公司面向全社會順利發行。
先不管這些人懂不懂搖滾樂，我首先就不明白為什麼中國式的“民主”就不能准外人所提，難道國人的思維還停留在《西遊記》的時代，出了中土大唐都是妖魔鬼怪不成？如果民主不准人評論，那反而就證明了別人的正確。我並不想多說民主的理念及含義，這已被人類公認是普世價值的事物並不需要多言。在一個民主的體制裏，正常的形式是政府不干預音樂，音樂能自由表達政治。Bob Dylan曾在1965年說過，從來就沒有哪個政權是被抗議歌曲唱垮的。但顯然七十年代的捷克政府並不如此考慮，因為一個名為“宇宙塑膠人”的搖滾樂隊直接掀起了一場政治風暴。前捷克總統哈威爾曾這樣描述聽到這支樂隊的感受：“這種音樂有一種震撼人心的、使人不安的魔力，這是一種使人警醒的、由內心深處發出的真誠的生命體驗，任何人只要精神尚未完全麻木，就能理解……我突然領悟到，不管這些人的語言多麼粗俗，頭髮多麼長，但真理在他們這邊。”按著凡是政府所討厭的東西就是好東西的原則，這支樂隊在捷克國內贏得了眾多公民的喜愛，當然同時也贏得了員警的討厭。或許有人猜測這是一支政治意識非常敏銳的樂隊，但事實上恰恰相反，據肉店學徒出身的團長米蘭.賀拉夫薩（Milan Hlavsa）回憶說：才不是哩，他只是忍不住想玩搖滾而已，宇宙塑膠人的音樂與歌詞完全政治無關。他們是這樣相信的：“對這個荒謬體制最好的反擊，就是竭盡所能地忽視它。”一位捷克文化人這樣描述他們的行徑：“他們不跟當政者對話，只跟自己人對話；他們沒有變成異議分子，反而創造出一種可以暫時滿足自己的另類文化；他們沒有要求當權者賞給自己更多的自由，相反地，他們的行徑就好像自己已經擁有了自由一樣。”
同樣按著你不關心政治，政治關心你的原則，1977年初，宇宙塑膠人搖滾樂隊的成員被捕。哈威爾聞迅後義憤填膺地表示：“政權可以把所有獨立思考、獨立表達意見的人（即使只是私下思考和表達意見）都關起來……權力不知不覺暴露出它的真正意圖：要讓生活變得千篇一律，凡出現稍有不同的、個人的、突出的、獨立的，甚至於不能歸類的事物，都要用手術刀切除移走”。 他和他的朋友們依據捷克已經加入赫爾辛基人權條約的事實，發起了一場簽名營救運動，呼籲落實這個國家已有的憲法，先後有兩千多人簽名，這就是著名的七七憲章運動------好像哈威爾還與米蘭.昆德拉因此事而產生一場著名的爭論。可想而知，這樣的活動在那樣的年代的下場，它給哈威爾帶來了3次牢獄之災，前後被關押近5年。在世界歷史上，無論是卡斯特利奧為塞爾維特案對抗加爾文，還是伏爾泰為老卡拉案件拍案而起；無論是左拉為德雷福斯案憤怒地喊出我控訴，還是杜拉斯為一位越南作
很多西方學者認為文化在形塑一個社會的政治和經濟行為上，是一個關鍵元素：文化價值觀上愈重視個人自主和多元開放的地區，經濟力愈強大；愈強調集體意識、國家或宗族權力的地區，愈是窮困。文化價值觀影響人們的經濟行為。從這一點上來說，我非常認同龍應台在《文化是什麼》中的一段論述：“如果個人創造力和想像力被容許奔放，那麼這個社會的總體創造力也會是生機蓬勃、創意充沛的。如果這個社會的共同價值觀的形成，是透過公民的深度參與和彼此碰撞激蕩而逐漸形成的，那麼這個社會的共識──也就是身份認同 ———也會是凝聚而堅定，向心力強大的，不易解體。反過來說，如果個人創造力和想像力是受到約束的──書可能被封，歌可能被禁，作家可能被放逐，學者可能被監禁，異議者可能被打斷脊椎，那麼這個社會的總體創造力必定是敗絮其中的。在其中，社會共識不會來自人民的想像力和自發意志，而來自從上而下的政治權力的恐嚇和操縱，“生命共同體”的情感不易產生，共同承擔未來的公民意識也難以發展。”所以我認為，一個國家文化的繁榮，不是靠所謂的“文化政策”------這所謂的政策實際上是對自由創意的謀殺，也就是接受那些既沒有權利也沒有知識和品德之人的觀察、檢查、窺視、指導、立法、管制、訴訟、灌輸、鼓吹、徵稅、衡量、審察、命令！而是靠著民主的機制來讓政治鬆綁，不再有思想的禁區和言論的警戒線，那怕還會有嗑藥、酗酒、搖滾、反抗、爭執、吵鬧、遊行、朗誦、亂七八糟的集會、烏煙瘴氣的part、離經叛道的言論、隨心所欲的言談、對政府的批評、對社會的嘲諷及塗鴉在牆上的漫畫與很多很多的詩！而其實正是在這些看起來紛繁複雜的表層下，才蘊涵著人類驚人的及無拘無束的創造力，正是在這些看起來毫無表現形式的事物當中，卻深藏著產生傑出的藝術作品的隱秘而複雜的關聯性。
槍炮玫瑰只是一支搖滾樂隊，不管你認為對與不對在音樂中發表言論都是公民的自由權利。與其思考這種言論是否過激，還不如想想自己病態的自尊。民主不僅是政府的一種形式，它也是一種相互關聯的生活方式，一種合作與交流經驗的方式。民主制度所有的弊病，都可以通過更多的民主來治癒，但專制社會下產生的弊病，你無法指望通過更多的專制來完善。藝術的花園需要的不僅僅是那一朵馬克思主義的紅薔薇,這並不是一個美學方面的問題，而是人類生活的需求在精神層面的自然反映。但可以想像的是，玫瑰不可能由槍炮當中開出，只會美麗的綻放在天鵝絨上,如果拒絕一切的理性探討，和平交流，那麼我們即有理由唱頌槍炮玫瑰《中國式民主》這首歌：
即使你有鐵拳，總有一天我們的孩子會領導這個國家，只是我的代價是寶貴的時間。你以為你把他們都抓起來都關在裏面，你以以為你拷打他們，他們就會死，你以為你用牢房控制了他們，但你只是在給你自己挖一條通往地獄的路，你用他們的眼睛來看看你自己，你的時間已經不多了。他們終會迎來迫害結束的那一天，而你再也維持不下去迫害，因為你招來太多的怨恨。別再做夢了。即使你用鐵拳，也不能繼續統治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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