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個現代化

中共的四個現代化，早在一九五四年的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就首次提出，又在一九六四年的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由周恩來根據毛澤東的建議，在政府工作報告中鄭重其事地宣佈，即是工業、農業、國防、科學技術要在二十世紀內現代化。

這個目標有沒有達到，讀者可自行判斷，反正一九四九年之後，中國一貫好大喜功地搞甚麼“五年計劃”，農業有指標，工業有任務，遠景一個接一個，藍圖一張接一張，現實卻是搞得一窮二白，死傷過億——現在眾所皆知，中國式假大空的特點，就是“言詞的巨人，行動的侏儒”：甚麼“十五年超英趕美”、“一九八○年基本完成農業現代化”、“畝產萬斤田”、“建設十來個香港”及近幾年被無恥學者吹捧得沸沸揚揚的“重慶模式”之類，開出的政治功能表倒是琳琅滿目蔚為大觀，實際一追查卻荒唐得讓人啼笑皆非，但好在中共袞袞諸公大權牢牢在握，任其傷天害理胡作非為，只要官位不倒，就絕無失職被查之虞。而且再從中共的假大空本質上而來看，胡天胡地的宏大願景不多描繪一些，又如何來“極大地振奮了全國人民的精神，進一步鼓舞了人民群眾的鬥志，充分調動人民群眾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增強黨的凝聚力和戰鬥力”呢？

但循名實而定是非，因參驗而審言辭不是本章重點，此文著重要討論的，即是中共科技興國、強國的政治迷夢、迷思、迷信。

很奇怪，就正如鐘祖康先生在《從奇技淫巧到科技興國》一文中所提，“中國本土的統治者，甚至普遍大陸民眾，甚至不少香港人，都有一種已經絕種于文明社會的思維，就是發展經濟或科技不需要同時發展政治或文化，又或者一旦發展政治，就要政治掛帥，經濟讓路，過猶不及。”

然而事實是否真如中共官僚們所願呢？答案當然不是。考就全球任何一個民富國強政通人和之邦，絕無單單發展經濟或科技就可以興邦立國。因為光是發展經濟，就牽資到資源的分配、利用、生產、消耗、流通及佔有，試問沒有相應的政治體制配套來評斷監查，如何來保障社會發展的公平公正？既然社會發展制乏的制度保證公平公正，又如何能通過四化興邦？至於科技發展，若沒有從抽象的道德倫理到實質的權力監督作為管理，又如何掌控不是用於歪門邪道而是服務於社會大眾？若是不能掌握科技的發展是興利於民還是為禍蒼生，那麼又如何僅憑四化就可以強國？這本是很基本的常識，奈何中共一貫以負薪救火、掩耳盜鈴為榮，對於這麼至關重要的問題，自覺真理在握向來沒有考慮的興趣，至於民眾受其愚弄與挾迫，不能也不敢進行討論。

事實上我們若征諸全球，考察歐美諸強之興邦立國之道，皆可以發現一個共同規律，即是先確立最基本的政治民主制度，保證公民權利的均等，法治的公平，權力的分割與監督後，才可以籍由科技與經濟興邦。美國之有《獨立宣言》，英國確立《自由大憲章》、法國產生《人權和公民權宣言》、北歐諸國實行民主社會主義皆是此類，中國《尚書》裏之所謂“民為邦本，本固國寧”也正是強調民祉民生為根本，經濟與科技的發展是滿足民眾的需求，而不是利用民眾反過來滿足經濟、科技的發展，若逆其正道而行之，悍然無視民主基本規則之設計、實施及運行，即使因因緣際會而煊赫于一時，經濟再發達，科技再先進，所造就的也無非是獨裁暴政，權貴寡頭而已，絕對不能為之長久，反而要暴虐於天下，這一點，納粹德國、前蘇聯足以為覆舟之戒。

所以鐘祖康先生鞭辟入裏的論斷，讀來振聾發聵，足可以讓受騙者幡然悔悟——當然不可救藥者除外：“到底一個社會發展經濟、科技是否就可以只管經濟、科技，而完全不理甚至刻意糟蹋社會的政治制度、倫理價值、文化發展、宗教自由、言論自由等等？只要從‘希望工程’教育基金被人中飽私囊、防洪大壩偷工減料、全國濫伐山林濫采天然資源成災、膺品市場席捲全國、超標有毒食品貨如輪轉、城市過半兒童鉛中毒智力發展受損、貧富懸殊拾級而上、敷以十萬計國家精英留學後拒絕回國等等，這些本身雖不一定直接與經濟、科技有關，卻由於政冶問責制度、社會倫理道德、言論自由等等無不蕩然，而得以應運而生，越演越烈，以致社會上的經濟、科技根本難以健全發展，要不是虛應故事的敷衍，就是代價過高，而且多由弱勢社群承擔。到最近導致中國經濟損失遇千億的 SARS 溫疫，追源禍始，還是離不開其封閉的政治制度。同理，中國今天的人口災難、教育災難，以致中國的經濟、科技發展舉步維艱，罪魁禍首當然不是科技過低，而是獨裁政治之故。”

“總之，從中外經驗可見，中國一天沒有政治問責制度、沒有起碼的、會理會他人死活的社會倫理道德、沒有監督各方胡天胡地的言論自由，就休想擺脫九貧一富的主奴式‘經濟繁榮’、擺脫文盲遍地而斥千億送人上天的專斷和虛榮、擺脫每年損耗幾千億元的旱澇災害、擺脫最終令一切科技也束手的生態破壞，和擺脫從一個掛帥蕩向另一個掛帥的‘掛帥主義’。”

由此可觀，當下中國之亂象，“四個現代化”若不說是直接的成因，至少也是間接的助力。持此議並非是反對發展經濟、興進科學，而是發展此二者之同時，相應的政治體制也必須要跟上，獨腳踽行而不破，可能嗎？但中國的現代化，學的只限於外表的花架子，內涵還是自己的一套爛貨，而且早在歷史中就已經吃過大虧，卻還不吸取教訓，讓人覺得相當詫異：視西洋文化為奇技淫巧而慘敗於鴉片戰爭，由此才識得船堅炮利，器工精良，興起曾國藩，李鴻章的洋務運動，師夷技之長以以制夷，張之洞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只知船堅炮利，器工精良又慘敗於甲午海戰，由此而識得西方政治法治之先進，繼興起康、梁的百日維新，同盟會的辛亥革命；只知政法之先進而禍于軍閥內戰、南北相攻，由此又識得文化改良，思想更新之重要性，於是又有陳獨秀、胡適力倡的文學革命，五四運動所推崇的德先生與賽先生。但一向自命為五四新文化運動繼承人的中共在一九四九掌權之後，卻又舍民主而大力推行唯發展經濟、科技論的畸形政策，買櫝還珠背道而馳而不自覺，讓人覺得相當好笑。中國人的政治，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繞了一個大圈，又回到當年虛無的起點，就這樣的智商程度和治國水準還想科技強國？拜託，不要開玩笑好不好！

正如陶傑先生所言：“中國百年現代化之失敗，因為只以為現代化就是物質工具的現代化，從來沒有明白社會契約才是現代化的精神所在。環顧國際的發達國家，從美國、北歐到日本，都有不同形式的社會契約在維繫著公正，不是亨利王子要優先服兵役，就是富人要課以重稅；不是國會和總統由普選產生，就是草根低下層可以創下無數拼搏向上爬成功的仙履奇緣式的神話。一個缺乏社會契約的國家或城市，不論經濟增長是百分之八還是百分之九，都必然是一個壓力四迸的洪爐，和諧和穩定，一切只屬夢想。”

中共四個現代化之荒唐，就正在於捨本逐末式的發展，南轅北轍想達到目的，當然是癡心妄想的奇思怪談，然而幾十年來盛行不衰，還有這麼多國人為之如癡如醉的盲目信從，也讓人嘖嘖稱奇，中共總是有辦法把國家的大政方針弄得像耍猴戲。所以看穿這一切，就知道當局的政治算盤上絕對沒有什麼四個現代化，所有強政勵治，目的不過是法家鉅子韓非子的四美化，即“萬物莫如身之至貴也，位之至尊也，主威之重，主勢之隆也。”一切行政措施改革方案都是在維護自己的權力、強化自己的權力、延續自己的權力。所謂“為人民服務”、“一切為了人民”、“人民就是一切”及“四個現代化”之類，不過就是中共愚弄國民的妖魅畫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