適者生存，適者不存

民國初年的北平城頭，總飄著幾縷新舊交替的煙火氣。琉璃廠書肆的掌櫃捧著線裝書打盹時，隔街的北大紅樓裡，一位戴圓框眼鏡的徽州書生正用白話文寫下"文學改良芻議"。那紙箋上的墨跡尚未乾透，中國三千年文言正統的屋脊已裂開第一道縫隙——胡適之，這位被徽州茶商與績溪宗祠養大的西化紳士，就這樣成了新文化運動的旗手。

此人天生一副和光同塵的脾性，恰似徽州老宅天井裡蓄著的那汪雨水，任憑廊下文人激辯孔孟與杜威孰高孰低，他總能笑吟吟道句"容忍比自由更重要"。五四街頭的熱血青年將他奉為導師，卻不知這位哥倫比亞大學的哲學博士，西裝內袋裡始終藏著母親縫製的護身符。某夜與魯迅在八道灣飲紹興酒，周樹人拍案痛斥禮教吃人，他卻轉著酒杯慢條斯理："豫才兄，我們徽州人最懂吃人的是窮，不是禮。"

在臺灣執掌中央研究院，依然不棄獨立之精神。雖心知蔣先生不會採納，仍勸諫不要當第三任總統，以史家之言剖陳憲政精義，期盼為華夏大地樹立政權和平更迭的典範。隨後雷震因辦《自由中國》而入獄，曾擔任發行人胡適再三營救而不果，當覆判維持原判的徒刑十年的消息而出，胡適心情極度沉重下以骨牌過五關打發時間：「現在我只能說大失望，大失望。」但又有幾人知道，這大失望裡，藏著他對《聯合報》著名記者于衡的心曲：「別的話可以不登，但我不是營救雷震，我營救的乃是國家，這句話是不能不登的。」

及至白髮滿頭，康乃爾大學的初戀早已成了紐約公寓牆上的水墨小像。他最後一次翻看《嘗試集》的手稿，忽然想起四十年前與陳獨秀在箭桿胡同的爭執。仲甫拍桌怒吼文學革命當如霹靂，他卻堅持要"一點一滴的改良"。如今故人零落，海峽兩岸的喇叭都在喊他"胡適之反動學術權威"，他竟在中央研究院的酒會上醉醺醺背起《淮南王書》："適者生存，不適者淘汰，然適者何曾真正生存？"

那夜南港的月色格外清冷，照著這位穿長袍的末代儒俠。他終究沒能成為自己期許的"中國伏爾泰"，倒像極了徽州匠人燒壞的薄胎瓷瓶——釉面閃著文藝復興的光澤，胎底卻裂滿傳統士大夫的細紋。當台北殯儀館的輓聯寫著"新文化中舊道德的楷模 舊倫理中新思想的師表"時，太平洋彼岸的紅衛兵正將他的銅像砸成齏粉。歷史總愛開這般辛辣的玩笑：提倡白話文的白話文宗師，到頭來成了兩岸政權都讀不懂的文言註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