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牛仔的背影

 

克林特·伊斯特伍德是那種不必解釋的名字，一說出口，畫面已經自動生成：荒原、風沙、左輪手槍、半瞇的眼睛，嘴角那一抹永遠像是不屑、又像是疲倦的表情。他年輕時是好萊塢的右派幻想，正義靠拳頭，秩序靠子彈，世界非黑即白，惡人只配倒在夕陽裡。那時的他像一塊被陽光曬硬的牛皮，粗糙、直接、不講道理，卻讓觀眾心安，因為有人替你把帳算清。可真正有意思的，是他老了之後。別的明星怕老，怕皺紋，怕跌下神壇，伊斯特伍德卻把衰老當成一門新的表演課題。他開始拍《殺無赦》，告訴你暴力沒有浪漫，只有後遺症；拍《百萬寶貝》，把美國夢推到拳擊台邊，讓它自己摔死；拍《Gran Torino》，讓一個滿嘴種族歧視的老頭，用最不政治正確的方式完成救贖。這不是左轉，也不是洗白，而是一種殘酷的誠實：年輕時相信規則，老了才看懂代價。他的電影越來越安靜，槍聲少了，沉默多了，鏡頭像一個不再插嘴的老人，只在旁邊看。伊斯特伍德身上有一種美國已經失去的氣質：自負但自省，強硬卻願意承認錯誤。他不討好觀眾，也不急著表態，拍片像在寫遺囑，一行一行交代清楚。當好萊塢忙著青春、正確、姿態，他站在一旁，像一塊舊墓碑，風雨侵蝕，字跡模糊，卻比新建的玻璃紀念館更真實。你不必喜歡他，但很難否認，他把一個牛仔的背影，走成了一段文明的餘影。

 

音符飄零的時代渡輪

 

世上有些聲音，專為飄零的歲月而生。譬如南半球的風，穿過悉尼港的浪，拂過歌劇院的貝殼簷角，偶然捲起兩縷清瘦的音符——那便是Air Supply了。這對澳洲男子，一個高亢如雲雀刺破晨霧，一個沉穩如山巖鎮守港灣，竟在搖滾咆哮的八十年代，以絲絨般的和聲悄悄繫住了無數夜航的心。

他們來得恰是時候。那是怎樣的一個年代？世界剛剛褪去迪斯科的豔俗霓裳，尚未披上電子音樂的冷冽金屬。人心在過渡的縫隙裡，需要一點熨貼的溫度，一點不必費力思索的溫柔。於是〈Lost in Love〉的前奏鋼琴如雨滴落下，羅素·希契科克的嗓音便升起了，那般清透，恍若教堂彩繪玻璃濾過的陽光，直直照進亞洲無數狹小的公寓樓宇。那時，香港的夜市還飄著鑊氣，台北的中孝東路燈火初上，廣州的騎樓下收音機吱呀作響，竟都迴盪著同一句“I realize the best part of love is the thinnest slice”。這縷南半球的風，越過赤道，竟意外紓解了東方集體青春期的鬱結。

他們的歌，從不承載沉重的哲學。愛是失去，是渴望，是午夜無由的思念，是機場離別大廳凝固的時光。簡單得近乎單薄，卻如一件洗得發白的棉襯衫，貼著肌膚總是最舒適的。葛拉漢·羅素的旋律，線條乾淨如澳洲的海岸公路；希契科克的演繹，情感飽滿卻不過火，像一杯溫度恰好的蜜糖水。在憤世嫉俗的搖滾與甜得發膩的流行之間，他們找到了那微妙而狹窄的平衡點——一點點感傷，一點點希望，剛好夠為一個平凡的夜晚鍍上淡淡的金邊。

有趣的是，這般溫柔的聲響，竟產自陽光暴烈、民風粗獷的澳洲。或許，正是那遼闊荒原的寂寥，孕育了歌聲中無處安放的漂泊感；正是太平洋無盡的藍，化作了旋律裡揮之不去的憂鬱。他們是曠野的游吟詩人，卻吟唱著都市臥室裡的孤獨。這種錯位，成就了其獨特的魅力：野性的基因裹著文明的情感，像一件用牛仔布裁成的晚禮服。

而今，時代的喧囂早已變了頻道。音樂成了數據流，愛情成了速食麵，分手只需一鍵封鎖。誰還有耐心聽那樣悠長的鋪陳，那樣毫無防備的傾訴？Air Supply的歌聲，便成了擱淺在歲月灘頭的一隻玻璃瓶，裡面封存著手寫情書的時代，長途電話要咬牙計費的時代，思念需要等待的時代。偶爾在商場的懷舊金曲合輯裡飄出一段〈Making Love Out of Nothing At All〉，那排山倒海的弦樂與依舊奮不顧身的高音襲來，竟讓匆忙的人潮有了片刻的失神。

原來，有些柔軟，是為了對抗整個世界的堅硬而存在的。當風暴過境，最固執地留在枝頭的，往往不是闊葉，而是那些細軟的、看似不堪一擊的針芒。Air Supply便是這樣的存在——在咆哮的時代巨輪旁，他們始終是那縷溫柔的風，提醒著我們，人類的心靈，曾有過如此毫無雜質的抒情年代。只是那渡輪，已緩緩駛向霧深的港灣，留下幾段旋律，在漸沉的暮色裡，閃著微光。

人間錄：王姐的地下人生

十年前，我在南方的一座新城打零工，住在工地上的鐵皮房裡。那時附件的商場剛建成不久，玻璃幕牆亮得刺眼，地下停車場延伸到三層深，像一個巨大的混凝土胃袋。下班之后，我常去商場蹭空調，也就認識了王姐。

第一次見她是在電梯口。她推著保潔車，腰彎得很低，像是在躲什麼。車上堆著拖把、抹布，還有一個鼓鼓囊囊的布袋，用舊雨衣包著。她個子不高，皮膚曬得發黑，頭髮在腦後紮成緊緊的一團。見我看她，她側過身讓路，動作很快，像怕擋了別人的道。後來熟了才知道，那布袋裡裝的是她的全部家當——兩件換洗衣服，一床薄被，一盞檯燈，還有幾包泡麵。她住在地下三層的設備間裡，就在通風管道旁邊，那裡本來是堆放雜物的地方，她把角落收拾出來，鋪上硬紙板，就成了床。

我問她為什麼不租房，她說租不起。這城裡最便宜的床位也要五百，她一個月工資兩千八，扣掉吃飯、寄回家的，剩不下多少。住在這裡，一分錢不花，只要小心些，不被保安發現就行。她說這話時很平靜，像在說今天天氣怎麼樣，沒有委屈，也沒有抱怨，只是陳述一個事實。

那設備間我去過一次。她帶我下去時，電梯停在負二層，我們走樓梯到負三，穿過停車場最深處的一道鐵門。門後是一條窄窄的走廊，兩側都是管道和電箱，頭頂的排風扇轟隆隆響個不停，聲音大得像要把人吞進去。她推開一扇沒有標識的小門，裡面黑漆漆的，只有她那盞檯燈發出微弱的光。燈罩上蒙著一塊黑布，只露出一條縫，光線從縫裡漏出來，照在牆上，像一道細細的傷口。

她說這燈不能亮得太明顯，怕保安巡查時看見。她每天晚上十點後才回來，早上五點就得走，中間只能睡六個小時，還得把鬧鐘調成震動，不能發出聲音。她把這裡收拾得很整齊，硬紙板上鋪著一塊舊床單，被子疊成豆腐塊，衣服掛在管道上，用衣架撐著，像兩個瘦瘦的影子。最讓我意外的是，她在管道上掛了一串塑料花，紅的、黃的、粉的，在黑暗裡顯得特別鮮豔，像在說這裡也是個家。

她說剛住進來時，每天晚上都睡不著，排風扇的聲音太吵，像有人在耳邊不停地喊。後來習慣了，反而覺得安心，因為聲音大，別人就聽不見她的動靜。她最怕的不是黑暗，也不是孤獨，而是被趕走。她說有一次保安差點發現她，那天她忘了關檯燈，光從門縫裡漏出來，保安走過來敲門，她嚇得大氣都不敢喘，把燈按滅，躲在被子裡裝睡。保安推了推門，沒推開，就走了。她說那晚她一夜沒睡，一直在想，如果被發現了，她能去哪裡。

白天她在商場裡擦地，從早上八點到晚上九點，中間只有一個小時吃飯。她擦的是一樓大廳的大理石地面，那地面光滑得像鏡子，每天都有無數人踩過，留下無數腳印。她跪在地上，一寸一寸擦，擦完了，腳印又來了。她說這活兒沒什麼技術含量，就是要細心，要耐得住寂寞。她擦地時總是低著頭，不看人，也不說話，像一個影子，悄無聲息地在人群中穿行。

有一次我在商場碰見她，她正在擦一塊被咖啡灑過的地方。那咖啡已經乾了，結成一塊黑色的痂，她用鋼絲球使勁蹭，手指都蹭紅了。我問她累不累，她抬頭看我，笑了笑，說還行，比種地輕鬆。她說她老家在北方的一個小村子，地裡種不出什麼東西，一年到頭只夠吃飯。她丈夫在外面打工時出了事，留下她和一個讀高中的兒子。她把房子賣了，帶著兒子來這座城，想讓他考上大學，將來有個出路。她說這話時，眼睛一直盯著地面，像怕說多了會哭出來。

她兒子我見過一次，瘦高個，戴著眼鏡，看起來很內向。那天她讓我幫忙給兒子送點東西，我在商場門口等他。他來時背著書包，手裡拿著一本習題冊，見到我有些拘謹，接過東西就走。我問他在哪裡讀書，他說在城北的一所中學，住校，一個月回來一次。他不知道母親住在地下三層，以為她租了房子。王姐說不能讓他知道，怕他分心，怕他覺得對不起她。她說孩子只要好好讀書就行，其他的她來扛。

我問她打算住到什麼時候，她說住到兒子考上大學，住到自己攢夠錢租個房子。她說這城裡房租一年比一年貴，她一年能攢一萬塊就不錯了，按這個速度，還得三四年。她說這話時很平靜，像在計算一筆帳，沒有絕望，也沒有希望，只是一種樸素的堅持。

後來我離開那座城，再也沒見過王姐。偶爾想起她，會想起那盞蒙著黑布的檯燈，還有管道上的塑料花。我想，在這座城市光鮮亮麗的表面下，有多少人像她一樣，住在看不見的地方，過著看不見的日子。他們不喊，也不鬧，只是默默地活著，像地下三層的那盞燈，雖然微弱，卻從未熄滅。而那串塑料花，在黑暗裡開著，不需要陽光，也不需要掌聲，只是開著，像一個倔強的證明——這裡也是家，哪怕只是一個沒有窗戶的洞穴，哪怕只有排風扇的轟鳴聲作伴。

 

鋼鐵的夢與肌肉的語法

 

阿諾史華辛力加的名字，念起來本身就像一段舉鐵時的喘息，重、慢、帶點金屬味。那不是一個演員的名字，而是一種工業產品的註冊商標，來自奧地利鄉下，卻被美國吸收、重鑄，最後出口到全世界。他的英語口音從來沒有被修正過，反而被保留下來，成為品牌的一部分，像一輛德國戰車偏偏裝上美國引擎，轟鳴聲不標準，卻異常可靠。荷里活向來崇拜自然流暢的美，卻在他身上迷戀起反自然的東西——過度發達的肌肉，誇張得幾乎像人體藝術展覽裡的石膏像，那是後工業時代對「人」的重新想像。

他演的角色很少需要心理描寫，因為他的身體已經替他完成了敘事。當他站在銀幕中央，故事便自動簡化成一句話：誰能比這個人更強。從《王者之劍》到《未來戰士》，從蠻荒神話到冷酷機器，他其實一直在重複同一個母題——力量如何被合法化。未來戰士最聰明的地方，不是特效，而是選了一個本來就不像人的人來演機器，於是人與機器的界線被輕易抹平，觀眾甚至會在某一刻產生錯覺：也許真正的機器，是坐在戲院裡、被情節操控情緒的我們。

史華辛力加的成功，來自他對美國夢的直譯。他不懂那些精巧的修辭，不談存在主義，不需要方法派，他相信努力、重量、重複次數，這些健身房牆上寫得清清楚楚的倫理學。他把移民神話變成肌肉神話：只要你肯練，身體會給你回報；只要你夠強，世界就會讓路。這種簡單粗暴，在八十年代顯得天真，卻異常迷人，因為那是一個仍然相信直線上升的年代。

後來他當上州長，銀幕裡的幻想暫時走進現實政治，結果當然不如電影乾脆。現實世界不靠二頭肌解決問題，終結者也不能一句“I’ll be back”就交代責任。但正因如此，他反而顯得誠實——一個從不假裝自己是知識分子的公眾人物。他的局限清晰可見，卻也因此不虛偽。

今天再看史華辛力加，會發現他已成為一段時代的化石。那個相信身體可以戰勝一切的年代過去了，取而代之的是演算法、焦慮與自我懷疑。但正是在這樣的時刻，他的形象反而顯得溫柔：一個用盡全力，把自己鍛造成神話的人。不是因為他完美，而是因為他從不掩飾自己的笨重與用力。鋼鐵終會生鏽，肌肉終會鬆弛，但那種毫不迂迴的野心，仍然在銀幕深處閃著冷光，提醒我們，美國夢曾經是可以用雙手舉起來的。

 

人間錄：紅磚上的絕句

那時我在城西的工地上給開發商看守建材，住在一間臨時搭建的鐵皮房裡。南方多雨，鐵皮房頂夜裡總是響個不停，像有人在那上面沒完沒了地要把一口陳年的舊痰咳出來。

老陳就在那雨聲裡推門進來了。

他手裡提著個蛇皮袋，袋口露出一卷鋪蓋的邊角，那灰色像是一截發霉的腸子。他個子不高，背微駝，臉上有著經年累月被紫外線和石灰燒灼出的醬紫色。最扎眼的是那副眼鏡，黑塑料框斷了一條腿，用細銅絲纏著掛在耳朵上，鏡片上蒙著一層擦不掉的水泥灰點，像是在眼前落下了一場永遠停不住的霰雪。

工頭阿桂指著角落對他喊：「那個誰，你就睡那兒，別佔道。」

老陳沒說話，只是點了點頭，那種點頭的幅度很小，卑微裡帶著一種奇怪的遲鈍，像是聽到了，又像是沒聽到。他把鋪蓋卷放下，從懷裡摸出一本書，小心翼翼地壓在枕頭底下。那一刻，我看見他的手，指節粗大，指甲縫裡全是黑泥，但動作輕得像是在撫摸一塊易碎的豆腐。

後來熟了，才知道那是一本沒頭沒尾的《唐詩三百首》。

老陳是泥瓦匠，手藝其實極好。但他有個壞毛病，讓阿桂很是看不過眼。每次砌牆，別的工人生怕慢了，恨不得把磚頭當饅頭吞進牆裡去。老陳不急。他總要在每一塊紅磚被抹上砂漿之前，先端詳片刻，彷彿那不是一塊燒結的粘土，而是一塊待琢的璞玉。

若是趕上工歇，或者沒人注意的當口，他會從兜裡掏出一截短短的粉筆，在紅磚的側面飛快地寫上幾個字。

有時候是「明月松間照」，有時候是「此時無聲勝有聲」。字是繁體，顏體的底子，端端正正，卻又因為磚面的粗礪而顯得有些顫抖。寫完了，也不給人看，抄起瓦刀，挑一團灰黑的水泥砂漿，「啪」地一聲蓋上去，抹平，再壓上另一塊磚。

那些絕句，就這樣被但他親手埋葬在這一座座鋼筋水泥的森林裡了。

工友們笑他「酸」，說他是個「喝墨水喝壞了腦子的」。阿桂罵得更難聽，說他是「這輩子也就在磚頭上寫字的命」。老陳從不辯解。阿桂罵兇了，他就把眼鏡摘下來，對著那片滿是灰點的鏡片哈一口氣，用衣角慢慢地擦。那神情裡沒有怒氣，只有一種近乎麻木的平靜，像是一棵老樹在聽風罵它。

只有一次，那是發工錢的日子，買了點豬頭肉，喝了幾兩散白酒，他的話才多了些。

他說他也是教過書的。八十年代初，在陝南的一個山溝溝裡，他是民辦教師。教語文，也教算術。那時候由於教室不夠，就在打穀場的大槐樹下上課。風一吹，槐花落得滿書都是。

「後來呢？」我問。

「後來清退了。」他淡淡地說，抿了一口酒，辣得瞇起了眼，「一刀切。說是學歷不達標，也不全是。反正就是沒名分了。」

他說得輕描淡寫。那個把十幾年的青春都切掉的「一刀」，在他嘴裡，輕得就像切斷了一根早已腐朽的麻繩。沒有控訴，沒有眼淚，甚至連一聲嘆息都吝嗇給予。他只是說，那天離開學校的時候，把黑板擦得很乾淨，粉筆頭都收進盒子裡，擺整齊了才走。

從那以後，他就成了老陳，成了這個城市裡的一粒灰塵。

但他似乎並不覺得苦。或者說，他已經把那種苦，咀嚼成了一種只有他自己知道味道的乾糧。

夏天的工棚熱得像蒸籠，汗臭味、膠鞋味和劣質菸草味混在一起，能在空氣裡發酵出綠毛來。工友們打牌、罵娘、看手機裡的短視頻，聲音嘈雜得要把房頂掀翻。老陳就縮在那個角落裡，就著頭頂那一盞昏黃得像是要斷氣的白熾燈，戴上那副像是在下雪的眼鏡，讀那本破書。

他讀書不出聲，只是嘴唇微微翕動。那一刻，他周圍的喧囂彷彿都退潮了，露出了一塊只屬於他的、乾淨的礁石。

有一次我起夜，看見他還沒睡。手裡捏著那截粉筆，在床邊的牆皮上比劃。我湊過去看，他在寫李商隱的《錦瑟》。

「錦瑟無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華年。」

寫到「莊生曉夢迷蝴蝶」的時候，粉筆斷了。那一截白色的粉筆頭掉在地上，滾進了滿地的菸蒂和瓜子皮裡，瞬間就分辨不出來了。

老陳愣了一下，沒有去撿。他抬起頭，透過那個沒裝玻璃的窗框，看著外面城市上空渾濁的月亮。月光照在他滿是水泥灰的臉上，照在他那件早已看不出本色的迷彩服上，竟顯出一種奇異的莊嚴。

「怎麼不寫了？」我問。

他笑了笑，那笑容裡有一種舊式的、寒傖的斯文：「沒處寫了。這牆，明天也要拆了。」

那座樓封頂的時候，老陳被辭退了。原因是他年紀大了，手腳慢，加上那隻眼睛越發看不清東西。走的那天，天陰沉沉的，風捲著工地上的防塵網，發出嗚嗚的哨音。

他把那本《唐詩三百首》塞進蛇皮袋的最深處，依然是那副慢吞吞的模樣。阿桂也沒難為他，多給了他五十塊錢，說是路費。老陳接過來，捏了捏，揣進貼身的兜裡，沒說謝，也沒說不謝。

臨走前，他走到那面還沒來得及粉刷的紅磚牆前，站住了。那裡埋著他寫過的幾百句詩，或者更多。但此刻，它們只是一堵牆，一堵擋風、承重、冰冷且沉默的牆。

他伸出手，在粗糙的磚面上摸了摸，指腹劃過那些看不見的字跡。然後，他轉過身，背著那個像發霉腸子一樣的鋪蓋卷，走進了漫天的揚塵裡。

那背影有些佝僂，每走一步，都像是在地上頓一個沉重的句號。

我後來常想，在這個巨大的、日夜生長的城市裡，在那些光鮮亮麗的寫字樓和豪宅的牆壁裡，到底封存著多少像老陳這樣的絕句？它們在黑暗中靜默，支撐著繁華，卻永遠無法被閱讀。

就像老陳這個人，來過，寫過，然後消失了，連回聲都沒有留下半點。只剩下那面牆，替他記著：曾有一個人，在不得不彎下脊樑求生的間隙裡，試圖用粉筆，為自己的靈魂畫過一個潦草的出口。

史泰龍的拳頭，與美國的自我安慰

史泰龍這個名字，本來就不像一個人，更像一個時代的肌肉註腳。你很難想像他坐在咖啡館裏談存在主義，或在書店翻康德，因為他的語言從來不是嘴說的，是一拳一腳打出來的。他的臉，像被時代反覆毆打過，又拒絕投降；他的口齒含混，彷彿連英文都被他打腫了。可偏偏就是這樣一張臉，成了美國電影最誠實的鏡子。

《洛奇》不是拳擊片，是一個國家對自己的心理治療。越戰陰影未散，工業空洞化，藍領尊嚴碎了一地，美國需要一個不聰明、不漂亮、卻願意一直挨打的人，告訴大家：只要你還站得起來，就算贏了。史泰龍把這個角色寫給自己，也寫給整個國家。他不是英雄，他只是拒絕倒下。於是觀眾在電影院裏流淚，其實不是為洛奇，是為自己。

後來有了藍波，這就更露骨了。創傷後壓力症候群被簡化成肌肉與機關槍，心理醫生不如M60好用。這是美國的另一種自我敘事：如果世界不理解我，那我就把整個世界掃平。史泰龍的藍波，話更少了，表情更像一塊被戰爭燒過的石頭，情緒只剩下暴力這一種出口。這種粗糙，反而誠實。

有人嘲笑他演技單一，永遠皺眉、咬牙、出拳。這批人通常也相信人生可以靠簡報與策略解決。史泰龍的存在，本身就是對這種中產幻覺的嘲諷。他代表的是另一個階級的邏輯：世界不講理，你只能用身體回應。他的電影裏沒有太多修辭，只有疼痛。

有趣的是，當史泰龍老了，肌肉鬆弛，聲音更啞，他反而變得動人。《第一滴血》裏那場失控的哭喊，比任何爆破都震撼，因為那一刻，拳頭放下了，只剩下一個被國家用完又丟掉的男人。這種脆弱，是他一生角色的反面，也是他最好的表演。

梁小龍那一代的東方武打明星，講的是身法、是氣，是「以柔制剛」；史泰龍講的是硬碰硬，是用血肉證明自己還活著。兩種文化，兩種暴力美學，卻同樣誕生於焦慮的年代。當世界開始崇拜效率與算法，這些靠身體說話的明星，就顯得像恐龍，卻又讓人懷念。

史泰龍從來不是精緻的藝術品，他是一塊被反覆使用的工具。可正因如此，他留下的痕跡才真。電影史上有很多聰明人，但只有少數人，敢把自己的一生，壓縮成一記拳頭，打在銀幕上。

 

人間錄：彩票站的老闆

打印機的「滋滋」聲一響，我就知道又有人把希望往裏塞了。那臺機器跟了我八年，卡紙的脾氣也像我自己，倔得很。十平米的屋子裏，煙味和紙灰混在一起，時間久了，連牆皮都是灰的。

幹這行十五年了。最開始只是為了混口飯吃，後來就成了日子本身。每天早上我掀開捲簾門，地上那些昨天晚上沒掃乾淨的廢票，會先衝我亮一下眼，皺巴巴的，像一地沒醒的夢。

來這兒的人，大多窮。不是那種「喊窮」的，是那種把零錢攤在手心數三遍的。他們盯著走勢圖，像盯著什麼天意。有人問我：「老張，你看這期穩不穩？」我說不穩，概率不穩，人生更不穩。他們聽不進去，也不想聽進去。

有個常來的，胖子，開貨車的。工資結得慢，他每次來都先買包煙，再買五塊錢的刮刮樂。他刮的時候不眨眼，那樣子像在剝開一層殼，看看裏面是不是另一條命。有一次他輸了個精光，靠牆坐著，不吭一聲。我遞給他一根煙，他接了，抬頭看我一眼，什麼都沒說。那一眼裏什麼都有，又好像什麼也沒有。

也有更苦的。前幾天，一個穿著工地反光背心的小夥子走進來，全身都是水泥味。他買了十塊錢的數字，號碼念得很快，像背經。我看他鞋跟裂開，露出襪子裏的洞。他問我：「叔，真有中過大獎的嗎？」我嗯了一聲，也沒再講下去。說多了像騙他，說少了又對不起他那點兒期待。

偶爾也會有不一樣的。前些年，有個退休的女教師，天天看書的那種。她每天下午三點來，買同樣的數字，說是給過世的先生守號。她走得輕，說話輕，買的彩票也放得輕。後來有一天，她沒來。第二天也沒來。日子久了，我知道，她大概不需要守了。

有時候，我看著他們攥著小票走出去，背影在路燈下拖得長長的，像被什麼牽著。那一刻，我也會問自己：我賣出去的，到底是幾塊錢的紙，還是他們撐著不倒的那口氣？希望這東西，有時候亮得太假，有時候又假得太亮。

我知道概率的殘酷。真要講清楚，十平米的屋子能瞬間冷三度。但我不說。說了，他們也不會因此過得好一點。不說，起碼能讓他們在黑的地方找一道縫。人活著，靠的就是這點縫。

我自己年輕的時候，也賭過。不是彩票，是命。幹小買賣的時候被人騙過一次，那次我記到現在。後來想明白了，人與概率較勁，總要輸幾回才能安靜下來。安靜了，也就老了。

有天夜裏收攤，我彎腰撿地上的廢票，撿到一張沒完全揉碎的。上面寫的是一組沒人會選的數字，亂七八糟的。我忽然停了一下，不知道為什麼。那張紙軟得像濕了，捏在手裏沒有分量。我想起以前我的兒子來店裏玩，用彩筆亂寫數字的樣子。後來他走得急，連他亂寫的那些號碼，我都扔了。

那時候我蹲得久了，腿有點麻。我站起來，把那張廢票隨手塞進桌子裏的鐵盒子，那裏面已經放了十幾張同樣不知道為什麼留下來的票。它們都是別人丟的，卻只有我記得。

我偶爾也會想，這份工作算什麼？賣希望？還是替別人看著他們的希望碎掉？不過想想，也就那樣。幹哪一行不是這樣？時間都是自己的，賣給誰也一樣。

現在夜越來越深了，街上風吹過來，帶著點土腥味。我把捲簾門關到一半，又聽到那臺打印機「滋滋」響了一聲，是沒關好插頭。那聲裏夾著一種很輕的亮，好像還留著白天那些人的影子。

我把機器的插頭拔掉，屋子一下子安靜下來。地上的廢紙被風從門縫吹動了一點，翻了個邊，又落回去。

它們躺在那裏，不急，也不動。

和我一樣。

圆桌上的 iPhone：一顿晚餐里的苹果、中国与微醺

 

那本书就躺在酱油瓶和一碗冒着热气的罗宋汤之间，书脊已经被翻得微微弯曲，像是提前认输了。Patrick McGee的《苹果在中国》并不是那种适合安静阅读的书——它天生就要被讨论、被反驳，甚至被指责“毁了一顿好饭”。而那天晚上，它确实做到了。

我们一共三个人。我负责叙述——总得有人在历史、地缘政治和酒精正面相撞时记笔记。对面坐着 Leo，前管理咨询顾问，至今点菜都像在做 PPT 汇报；左手边是 Mei，受过策展训练，对大型公司本能保持怀疑，对注脚却怀有感情。我们以“随便喝点”为名聚在一起——这是成年人用来掩饰自己即将严肃讨论帝国问题的常用说法。

餐馆里很吵，筷子碰碗的声音像轻型火力。窗外的城市泛着一种熟悉的苹果店白——干净、理想化，还带着一点若有若无的道德优越感。我把书翻开，像是在启动某种仪式。

“这本书，”Leo 用手指敲了敲封面，“是一部伪装成商业案例的悲剧。”

Mei 冷笑一声：“不，这是封写得极好的‘人质信’。”

气氛就此定调。

对还没被它“扫兴”的人来说，这本书的核心观点是：苹果并非只是‘在中国做生意’，而是在规模、效率和季度奇迹的诱惑下，缓慢、克制、而且非常礼貌地，把自身的战略自主权交了出去。你可以把它想成浮士德，只不过合同是铝合金外壳，条款附带完善的供应链。

“我很佩服它的调查，”我试着降温，“读起来就像在看一块昂贵手表的组装过程，只不过每一个齿轮，不是中国的地方官员，就是假装没看见对方眨眼的硅谷高管。”

Leo 抿了一口酒：“但麦吉太认真了。他写得好像苹果本可以有别的选择。好像资本主义会拒绝廉价劳动力和完美物流一样。”

Mei 抬了抬眉毛：“这就像说麦克白别无选择，因为野心是人性。或许是真的，但我们还是会盯着地上的血。”

这时，一盘热气腾腾的饺子被端了上来，皮薄馅紧，藏着秘密。象征意味太明显，反而让我有点不耐烦。

麦吉最厉害的地方在于节奏。他把这本书写成了一部悬疑片：所有人都知道结局，却还是不自觉地希望主角能在最后一刻拔掉电源。章节一章章推进，绳结越收越紧——苹果培训中国工程师，中国工厂吸收苹果的工艺与知识，国家在一旁观察、学习，最终露出一个心照不宣的微笑。这是一支慢舞，没有枪声，没有怒吼，只有备忘录和点头。

“让我想到古代的一些画，”Mei 忽然语气放缓，“画里外国商人客客气气地在港口交易，却没意识到，朝廷早就比他们自己更清楚他们的弱点。”

Leo 用筷子比划着：“或者说，这不过是全球化在做全球化的事。苹果需要中国，中国利用苹果。大家的手都不干净，只是有些人用的是更好的肥皂。”

我注意到那本书静静地躺在桌上，像第四位已经讲完故事、正在旁听我们争论的客人。麦吉的语气很克制，几乎带着英式的冷静，拒绝大声指控。也正因为如此，书中的意味反而更响亮。他既没有指控苹果“叛变”，也没有把中国写成反派；他只是把事实一一摆好，直到它们反过来问你一些不太舒服的问题——关于权力、依赖，以及“方便”是否已经成了我们这个时代最危险的信仰。

“讽刺的是，”我说，“苹果向世界贩卖‘个人自由’的想象，却把制造这种自由的过程，外包给了地球上最讲纪律的体系。”

Mei 笑了笑：“一则带锂电池的禅宗公案。”

Leo 低头看了看手机——当然是 iPhone。我们都看了。这才是真正的笑点，而麦吉心里很清楚。这本书从不让你忘记：在一个由你正在批评的系统组装出来的设备上敲下批评，是多么轻而易举。它是一种手指留在屏幕上的文化批评。

如果说这本书有什么不足，或许在于它对“揭示真相就会引发改变”抱有某种信念。麦吉似乎相信，只要故事讲得足够清楚，事情就会不一样。但历史告诉我们，帝国很少因为一本写得漂亮的书而悔改，它们更擅长调整定价策略。

尽管如此，夜深酒尽时，我仍感到一种罕见的满足：读到了一本不是终结谈话、而是让谈话更锋利的书。它不告诉你该怎么想，而是递给你一面精密打磨的镜子，让你自己看清裂纹。

临走时，Leo 说：“说了这么多，我还是很佩服苹果。”

Mei 接了一句：“我也是。所以这才更悲剧。”

街对面的苹果标志安静地亮着，像一轮知道潮汐终将服从它的满月。我把麦吉的书塞回包里。晚餐结束了，但争论——就像供应链一样——显然是全球化的、持续运转的，而且远没那么容易关机。

 

腊肉：时间的黑名单

 

腊肉不是给急性子准备的，它天生属于冬天、属于等待，也属于那种对生活抱有戒心的人。新鲜肉人人看得见，腊肉却要被风、盐、烟火反复审讯，颜色由红转褐，再趋近于黑，像一份被时间列入黑名单的证据。现代人一听“腊”字便皱眉，嫌它不健康、不清爽、不够国际化，可偏偏在年关将至、气温骤降之时，所有关于养生的道德判断都会自动失效，只剩下一块腊肉，稳稳挂在屋檐下，像一枚沉默的勋章。

腊肉的气味最诚实。它不讨好鼻子，第一下甚至带着点敌意，烟火味、脂肪味、陈年味混在一起，像老屋里翻出来的一封旧信，不写抒情，只陈述事实。等到下锅，油脂被逼出，边缘微焦，香味才慢慢显形，那是一种经过克制的丰腴，不张扬，却持久。腊肉的香，不是给你第一口惊喜，而是让你在第三口、第四口时，突然意识到自己已经吃多了。

地域不同，腊肉的性格也不同。湖南腊肉烟熏得狠，像性情暴烈的山民；四川腊肉带辣，讲究刺激与对抗；徽州腊肉咸中带甜，像算盘珠子，精于计算。南方人做腊肉，是为了储存；北方人吃腊肉，多半是情调。一个是生存策略，一个是文化想象。可无论哪一种，腊肉都拒绝被轻易理解，它必须切片、翻炒、与蒜苗或豆腐发生关系，才肯交代自己。

腊肉最适合配白饭。不是因为节俭，而是因为白饭懂得退让。腊肉从不需要复杂配角，它讨厌被过度修饰。和它搭配的，最好是最朴素的主食，像老朋友之间不必寒暄。你会发现，一块腊肉可以吃很久，不是因为分量，而是因为它的信息量太大。每一口都像在回放过去的冬天、灶台、风声，还有那种对来年并无把握却仍要准备过日子的决心。

今天的城市里，腊肉多半来自超市冷柜，真空包装，标签清晰，仿佛已经被驯化。可真正的腊肉，从来不完美：咸淡不均，肥瘦失衡，偶尔还带点不可控的烟苦。正是这些瑕疵，让它像人。太标准的腊肉，吃起来反而心虚，像一段被修剪过的记忆。

腊肉教会人的，并不是如何吃肉，而是如何与时间相处。它提醒你：有些东西，必须被放置、被忽略、被风吹雨打，才能在某个合适的时刻，重新被端上桌。人生里真正耐吃的部分，大多如此。你嫌它旧，它却替你保存了冬天。

 

人間錄：工地上的水鬼

 

那套潛水服掛在工地角落的鐵架子上，像一具被剝了皮的人。橡膠味混著泥漿的腥臭，在夏天的悶熱裡發酵，誰走過都要摀鼻子繞開。只有大猛不躲，他每次路過都要摸一把，像摸自己的命。我第一次見到他，是在一個樁基工地的板房外。那時正是午後，太陽把地面曬得發白，他蹲在陰涼處抽菸，菸灰掉在腳邊也不彈。工友們叫他「水鬼」，說得輕描淡寫，像叫「老張」或「小李」一樣隨意。可我看見他的手，那雙手指關節粗大、指甲縫永遠嵌著黑泥的手，握菸的時候在微微發抖。

工地上的人都知道他幹什麼。當鑽孔灌注樁出了故障，鋼筋籠卡在幾十米深的泥漿裡，或者孔底塌方堵死了，機器下不去，只能人下去。大猛就是那個人。他穿上那套重達幾十斤的潛水服，戴上老舊的銅頭盔，順著繩索滑進那個直徑不到一米的黑洞。下面是什麼，誰也說不清。泥漿濃得像稠粥，伸手不見五指，壓力大得能把人的耳膜震裂。他在裡面摸索，靠的全是手感和運氣。鋼筋、混凝土塊、塌下來的土石，隨時可能卡住他，或者索性把他埋在下面。上來一次，幾千塊；上不來，什麼都沒了。

我問過工頭，為什麼不用機器。工頭笑，說機器貴，人便宜。大猛在旁邊聽見，也不反駁，只是把菸頭按在地上，慢慢輾滅。他說話聲音很輕，帶著西南口音，說這活兒總得有人幹。我說，可這是拿命換錢。他抬頭看我，眼神平靜得讓人害怕，說，命不都是拿來換的麼？只是有人換房子，有人換車，我換我閨女的命。

他女兒七歲，白血病。在老家縣醫院確診那天，他正在另一個工地上班，接到電話，腿軟得站不住。醫生說要幾十萬，他攥著手機，看著自己銀行卡上的四位數，覺得天塌了。他不識字多，合同看不懂，只知道工地上這活兒給錢快。沒保險，沒合同，口頭說好，下去一次三千到五千，看深度和難度。他算過，一個月下四五次，半年能攢十幾萬。可他也知道，這錢不是攢出來的，是賭出來的。每一次下去，都像把命放在桌上，等別人翻牌。

下水前他要喝酒。不是一兩口，是半斤。我見過他灌酒的樣子，仰著脖子，喉結滾動，像在灌一種烈性的麻醉劑。喝完臉也不紅，只是眼神更飄忽了些。工友說這是壯膽，他搖頭，說不是膽的問題，是怕。他說，人要是清醒著往死裡走，腿會軟；喝了酒，至少能讓自己相信還能上來。我聽著，覺得那酒不是喝進胃裡，是灌進命裡。

有一次他下去了四十多分鐘沒上來。地面上的人拉繩子，拉不動，以為他卡住了。工頭臉都白了，說完了完了。大家圍在孔口，鴉雀無聲。又過了十幾分鐘，繩子突然動了，他被拽上來，脫了頭盔，癱在地上大口喘氣。然後側過身，吐了一地黑水，混著血絲和泥漿，像從地獄裡嘔出來的東西。他緩了好一陣，才坐起來，說，鋼筋籠歪了，卡得死，差點上不來。工頭遞菸，他擺手，說先給錢。工頭當場數了五千，他接過，揣進兜裡，站起來走了。背影佝僂，像被什麼壓彎了脊樑。

他很少和人說起女兒。偶爾喝多了，會掏出手機看照片。照片裡的小女孩剃了光頭，臉色蒼白，卻還在笑。他盯著螢幕，半天不說話，菸灰掉在手背上也不覺得燙。有人問他，閨女知道你幹這個嗎？他搖頭，說不知道，也不能讓她知道。他說自己每次給家裡打電話，都說在工地上開吊車，活兒輕鬆，工資高。妻子不信，追問，他就掛電話。後來妻子也不問了，只說，你自己小心。那四個字，他聽著比什麼都重。

工地上的人對他客氣，卻也保持距離。沒人願意和「水鬼」走得太近，像怕沾上什麼晦氣。只有一個老師傅，幹了一輩子土建，見過太多生死，偶爾會和他說幾句。老師傅說，這活兒不能老幹，人的運氣是有數的。大猛點頭，說我知道，可不幹又能怎麼辦？老師傅沉默，最後只說，那就多喝點酒，少想點事。大猛笑，說，想不想都在那兒，躲不掉的。

我在那個工地待了兩個月，見他下去七次。每次上來，他都要在地上躺一會兒，像剛從另一個世界逃回來。有一次我問他，下面是什麼樣？他想了想，說，就是黑，什麼都看不見，只能聽見自己的心跳，像敲鼓一樣。他說有時候會覺得自己不是在水裡，是在棺材裡，四周的泥漿像土，要把他活埋。我問，那你怎麼撐下來的？他說，想我閨女。想她還在醫院裡等著，想她還能好起來，就咬著牙再摸一把，再撐一會兒。他說完，又點了根菸，煙霧在他臉上飄散，像一層薄薄的霧。

後來我離開那個工地，再沒見過他。聽說他又去了別的城市，繼續幹這一行。有人說他攢夠了錢，帶女兒去了大醫院；也有人說他在某個工地上出了事，再沒上來。我不知道哪個是真的，也不敢去查。只是偶爾路過建築工地，看見那些深不見底的樁孔，會想起他穿著潛水服的背影，想起那套掛在鐵架子上的橡膠衣，想起他吐出的黑水。那些東西，像一種無聲的證詞，證明著這世上有些人，是在用命換命，在黑暗裡摸索著一點微弱的光。

而光在哪兒，誰也不知道。只知道有人還在找，還在下潜，像一個永遠醒不過來的潛水員，沉在城市的地基深處，沉在命運的泥漿裡。風吹過工地，揚起一層灰，又落下。一切照舊，只是少了一個人的呼吸聲，多了一個孔洞，黑得看不見底。

 

四個青年與一個時代

披頭四第一次闖入世界時，世界其實並沒有準備好。那是個仍然相信西裝、領帶、秩序與權威的年代，音樂被視為一種娛樂，而不是態度。然後四個利物浦的年輕人站上舞台，頭髮稍長，笑容放肆，吉他像武器一樣掛在胸前，第一個音符響起，世界忽然發現：原來不聽話，也可以這麼好聽。

披頭四最厲害之處，並不在於旋律，而在於他們的輕慢。他們對音樂傳統的輕慢，對權威的輕慢，對「應該怎樣」的輕慢。早期的《She Loves You》《I Want to Hold Your Hand》，表面上是少年情歌，其實已經在拆解一種英國式的克制與含蓄——愛情可以大聲說出口，快樂不必內疚。那個年代的父母聽見這些旋律，眉頭一皺，直覺地感到不安，因為他們知道，秩序正在被旋律一點一點鬆動。

披頭四的四個人，各自代表了一種現代人的原型。約翰·列儂是天生的反骨，冷嘲、諷刺、帶著工人階級的敏感與不滿，他寫歌像寫標語，簡單卻鋒利；保羅·麥卡尼則是優等生，旋律流暢，情感溫和，負責把列儂的尖銳磨成大眾可以入口的形狀；喬治·哈里森安靜而內斂，後來轉向靈性，像一個提前厭倦名利的年輕哲學家；林哥·史達，常被低估，卻是那種沒有他，整個時代就會走音的人。他們不是一支樂隊，更像一個微型社會，每一種性格互相牽制，互相消耗，也互相成就。

當披頭四從舞台轉入錄音室，流行音樂才真正長大。《Rubber Soul》《Revolver》《Sgt. Pepper’s Lonely Hearts Club Band》不再只是唱給少女聽，而是唱給正在懷疑人生的整個西方世界。迷幻、反戰、東方哲學、藥物、孤獨感，全被塞進三分鐘的歌曲裡，卻毫不沉重。披頭四讓人第一次意識到，流行文化也可以有思想，而思想不一定要板著臉。

他們的解散，反而完成了神話。披頭四如果老去，變成一支靠懷舊巡演維生的樂隊，今天大概只剩下紀念價值；正因為他們在最耀眼的時候停下，才永遠年輕。解散不是失敗，而是一種對時代的拒絕——拒絕被消費殆盡，拒絕被制度收編。這一點，遠比任何一首經典歌曲更披頭四。

今天再聽披頭四，已經很難重現當年的震撼，因為他們的叛逆早已被世界吸收、商品化、變成背景音樂。但只要你仔細聽，仍然能在某些旋律轉折處，聽見一種輕聲的挑釁：世界本來不必這樣運轉，規矩本來可以被改寫。披頭四教會後來所有人一件事——真正的流行，不是迎合，而是帶頭離隊。

 

人間錄：無臉之屍：橫店片場浮生錄

 

那件戲服是洗不乾淨的。血漿的味道混着汗臭，掛在更衣棚裏，像一張永遠撕不掉的皮。老王每天早上五點到橫店影視城，先去領這件衣服，摸一摸還溼不溼，然後套上，等着被分配到哪個劇組去“死”。他說這話時很平靜，像在說今天吃什麼。我是十年前在橫店見到他的，那時我替朋友去拍一個紀錄片的素材，鏡頭對準的是那些“大場面”，成百上千的羣演在泥地裏翻滾、喊殺、倒下。老王就在其中，臉朝下，一動不動，像一塊被踩進土裏的石頭。

他是河南人，來橫店十幾年了，專門演屍體。不是沒試過演活人，但他個子矮，臉上有道疤，副導演看一眼就說，你還是躺着吧。他也不爭，說躺着也好，省得記臺詞。橫店的屍體是論“次”算錢的，一次五十到八十不等，看劇組預算。老王一天最多能死八次，從早上的抗日劇死到下午的宮鬥戲，再死到晚上的民國槍戰。他說每次“死法”不一樣，有被刺刀捅的，有被炮彈炸的，有被毒死的，也有莫名其妙就倒在路邊的。但不管怎麼死，都有一個共同點——不能露臉。鏡頭永遠拍他的背影、側影、或者一隻伸出來的手。他說，我這張臉，在電視裏存在過，但從來沒人看見過。

更衣棚在影視城最邊上，鐵皮頂，夏天熱得像蒸籠，冬天冷得像冰窖。棚裏掛滿了各朝各代的戲服，清朝的、民國的、抗戰的，破破爛爛，分不清哪件是道具哪件是真古董。老王的那件“萬能屍衣”就掛在角落，黑灰色，布料硬邦邦的，像一張風乾的人皮。他每次穿上，都要深吸一口氣，說這是“進入角色”。我問他，屍體還需要進入角色嗎？他笑，說當然，你得讓自己相信自己真的死了，不然躺在那兒會動，會被罵。

他躺屍的地方五花八門。泥坑裏、石板路上、草叢中、河溝邊，有一次甚至躺在馬糞堆旁邊，因爲劇情需要“戰場的真實感”。那次他躺了四個小時，導演一直在調光，調角度，調演員的站位，就是沒人管他。中間下了場小雨，他渾身溼透，也不敢動，怕穿幫。拍完收工，副導演過來看了一眼，說，行，這屍體躺得專業。老王爬起來，腿都麻了，扶着樹站了半天才緩過來。他說那一刻他覺得自己比真屍體還像屍體，因爲真屍體至少不用忍着腿麻。

橫店的盒飯是十塊錢一份，米飯硬，菜冷，但老王每次領到手都吃得很香。他說餓的時候，什麼都是真的。我見過他吃盒飯的樣子，蹲在片場邊上，埋頭扒飯，不說話，像在完成一件重要的事。吃完了，把飯盒疊好，放在統一回收的筐裏，然後抹一把嘴，繼續等下一場戲。有時候一天拍不滿八場，他就站在片場外頭張望，看哪個劇組還缺屍體，過去問一聲，能不能補個位置。大多數時候被拒絕，偶爾能補上，他就很高興，說今天不白來。

他住在橫店外圍的城中村，租的是一間十平米的隔斷房，月租三百。房間裏只有一張牀、一個塑料凳、幾件換洗的衣服。牆上貼着一張泛黃的日曆，是2011年的，上面的日子早就過完了，但他沒撕，說撕了也是空牆，不如留着。牀頭放着一個舊手機，屏幕碎了，但還能用。他說手機裏存着家裏的電話號碼，但已經很久沒打過了，因爲不知道說什麼。家裏人知道他在橫店，但不知道他演什麼，他也從來不說，只說在劇組幹活，挺好的。

有一次我問他，這麼多年，有沒有想過換個工作。他沉默了一會兒，說想過，但不知道能幹什麼。他說自己沒文化，沒技術，出來打工這麼多年，除了躺屍，好像也沒學會別的。他說這話時，眼睛看着遠處的攝影棚，那裏正在拍一場大戲，燈火通明，人聲鼎沸，像另一個世界。他說，你看那些明星，前呼後擁的，跟我們不是一路人。我說，可你們都在同一個鏡頭裏。他笑，說是在同一個鏡頭裏，但我是沒人看的那部分。

他說得最多的一句話是，我這人，活得像個假人。我問他爲什麼這麼說，他說，因爲我每天都在演別人的死，卻從來沒活過自己的生。他說橫店這地方，什麼都是假的，城牆是假的，宮殿是假的，連那些哭聲、笑聲、喊殺聲，都是假的。只有一樣東西是真的，就是餓。他說餓的時候，你就知道自己還是個人，還活着。

最後一次見他，是在一個深夜的夜宵攤。他剛拍完一場夜戲，渾身泥水，坐在攤位邊上吃麪。我走過去，他擡頭看見我，愣了一下，然後笑，說你還在橫店啊。我說路過，順便看看。他點點頭，說那就坐下吃碗麪。我們沒說太多話，只是吃麪，聽着夜風吹過橫店的街道，遠處的攝影棚還亮着燈，像一盞永遠不會熄滅的火。

後來我拍完素材，離開橫店，再沒回去。偶爾在電視上看到那些古裝劇、抗戰劇，看到那些倒下的屍體，就會想，不知道哪一個是老王。但我知道，即使看見了，也認不出來，因爲他永遠沒有臉。只是有時候，看到那些一動不動的背影，我會想起他說的話——餓的時候，什麼都是真的。而那些在虛構裏死去的人，他們的飢餓，卻是這世界上最真實的東西。

風還在吹，橫店的夜還很長，那件洗不乾淨的戲服，大概還掛在更衣棚裏，等着明天繼續穿上，繼續死去，繼續在十塊錢的盒飯裏，找到一點活着的證明。

人間錄：住在命運的廢墟裏

 

三年前認識老周，是在一個寫字樓的會議室裏。他穿著熨得筆直的襯衫，領帶打得一絲不苟，說話時永遠微微欠身，帶著那種職場人特有的恭敬。會散時，他收拾文件的動作很慢，像怕弄皺了什麼。那時我不知道，這個看上去體面的中層主管，晚上要爬十八層樓梯，回到一個沒有門窗的水泥洞穴裏睡覺。

再見他是在那棟爛尾樓下。傍晚，夕陽把整棟樓照得像一副巨大的骨架，鋼筋從窗洞裏伸出來，像斷掉的肋骨。我是來採訪的，聽說有人住進了爛尾樓，覺得荒誕，想看看到底是怎麼回事。樓下堆著建築垃圾，風吹過來，塑料布嘩啦啦響。老周就站在那裏，手裏提著公文包和一袋菜，看見我，愣了一下，然後笑了，說，你也來看熱鬧？我說不是熱鬧，是想聽聽，怎麽回事，他點點頭，說，那上來坐坐吧，只是沒電梯，要爬樓。

十八層樓梯，他爬得很慢，卻很穩。我跟在後面，聽見他的呼吸聲在樓道裏迴響，像被壓扁的風箱。到了十八層，他推開一扇用木板釘起來的門，說，到了。屋裏是毛坯房，水泥地，牆上還印著施工時的編號。窗洞用透明塑料布封著，夕陽從外面透進來，把整個房間染成暗紅色。角落裏鋪著一張行軍牀，牀頭掛著他那件深灰色西裝，工工整整，像等待著第二天的出征。我看著那件西裝，突然覺得它不該掛在這裏，它該掛在有衣櫃的房間裏，掛在有燈光的地方，而不是掛在這根從天花板伸出來的鋼筋頭上。

老周接了水，用電熱壺燒開，給我泡了茶。他說水是從樓下公共水龍頭接的，每天要提上來。茶杯是搪瓷的，有些掉瓷，卻擦得很乾淨。他坐在一張摺疊椅上，把公文包放在膝蓋上，像在辦公室裏一樣端正。我問他為什麼住進來，他說，房子買了，錢交了，開發商跑了，銀行貸款還在還。不住進來，這房子就真成了一堆廢墟。住進來，至少還是個家。他說這話時很平靜，像在說一件與自己無關的事。可他手裏的茶杯，卻一直在微微顫抖。

他說剛搬進來那晚，一個人坐在水泥地上，聽著風從窗洞裏灌進來，呼呼地響，像有什麼東西要把他吹走。他坐到半夜，突然想起家裏還有一塊桌布，是結婚時買的，米黃色，繡著小碎花。第二天他把桌布帶來了，鋪在水泥地上，擺上碗筷，坐下來吃飯。他說，鋪上桌布，就不覺得是在工地上了。我看著那塊桌布，它被疊得整整齊齊，放在角落裏，像一個沒說完的夢。

後來陸續有人搬進來。十七樓住著一對夫妻，丈夫是開貨車的，妻子在超市收銀。十六樓住著一個獨居的老人，退休教師，說話慢條斯理。十五樓住著一個年輕人，在工廠上夜班，白天睡覺。大家見面時會打招呼，會互相幫忙提水，會在樓道裏交換一些生活用品。老周說，他們還選了個「樓長」，就是十七樓那個開貨車的，嗓門大，辦事公道。樓長說，咱們雖然住的是爛尾樓，可不能爛尾地活著。於是大夥湊錢買了幾盞節能燈，掛在樓道裏，晚上回來時就不用摸黑了。

有一次我晚上去看老周，正好碰上他們在樓下開會。十幾個人圍坐在一堆建築材料旁邊，有人提著手電筒，有人抽著煙。樓長說，下個月水電費要交了，雖然沒有物業，可咱們得有個說法。有人說不交，憑什麼交？有人說交吧，萬一以後斷水電呢？討論了很久，最後決定先把錢凑起來，等將來需要時再用。我站在遠處聽著，覺得這場景很荒誕，一群住在爛尾樓裏的人，在討論繳費。可他們討論得很認真，像在討論一件真正重要的事。

老周說，住進來後，他開始理解什麼叫「活著」。以前他覺得活著就是上班、還貸、攢錢、買房，像一條流水線上的零件，按部就班。可現在他發現，活著原來是每天提水上樓，是在水泥地上鋪桌布，是在沒有門窗的房間裏掛好西裝，是和鄰居們在樓下開會，討論那些看似無用卻必須討論的事。他說，以前他怕丟臉，怕別人知道他住在爛尾樓裏。可現在他不怕了，因為他發現，丟臉和活著比起來，不算什麼。

那天晚上我們坐在十八樓，看著窗外的城市。燈火通明，車流如織，像另一個世界。老周說，他每天下班回來，都會在樓下站一會兒，看著那些亮著燈的窗戶，想像裏面的人在做什麼。他說，他不羨慕他們，只是覺得，那些燈光很遠，像隔著一層玻璃。我問他，那你呢？他笑了，說，我就在這裏，在這個沒有完工的地方，可也在活著。

月亮升起來時，月光從窗洞裏照進來，把整個房間照得很亮。那是一種毫無遮攔的光，冷冷的，卻也清澈。老周的西裝掛在鋼筋頭上，在月光下泛著微弱的光澤，像一面旗幟。我看著那件西裝，突然覺得它很重，重得能壓住風，壓住命運，壓住那些說不出口的苦。

後來我再沒去過那棟樓，只是會偶爾想起老周，想起他在水泥地上鋪的那塊桌布，想起他掛在鋼筋頭上的西裝，想起十八樓窗洞裏透進來的月光。我不知道那棟樓後來怎麼樣了，不知道老周還在不在那裏。只是覺得，有些人的活法，像月光一樣，冷，卻也亮。而那些被命運壓彎了腰的人，最後還是會把腰挺直，哪怕只是為了掛好一件西裝，鋪好一塊桌布，在荒誕的日子裏，過出一點日常的體面。

人間錄：落在雪地裏的弦音

 

二〇〇三年冬天我回老家小住。那年雪大，院牆外的風把夜吹得發亮，像一張舊照片在寒氣裏慢慢顯影。村口有間廢棄的果庫，鐵門半倒，門縫裏塞著枯枝。每天傍晚我都沿著那條土路走過去，路盡頭有一棵老海棠樹，枝丫乾硬，像一個老人的手，指向某個被忘掉的方向。海棠樹下放著一隻發黴的二胡匣子，弓杆歪著，皮面起了鱗片。這東西本來不該放在外頭，是我那個遠房舅舅的。村裏人叫他「三哥」。我小時候聽母親提他，總說他年輕時是縣劇團的首席，臺上穿白衫，站在幕布前，拉一段《賽馬》能把過道都拉亮。那是我對他最早的印象，只聽過，沒有見過。後來劇團解散，他去了南方，像當年村裏年輕人都要走的那條路，被時代推著，往南邊的工廠、碼頭、灰塵裏擠。再回來時，他斷了一根手指，左手無名指，根部像被老虎鉗夾過，凹進去一塊。他從來不提，只在摘蘋果時動作更慢些，像怕碰疼了那塊早就沒知覺的地方。那時我在外讀書，見他不多。偶爾回村，看見他在果園裏，穿一件褪色的軍綠外套，袖口磨得起白毛，背對著風翻枝丫。風吹大了，他的肩就抖一下，像被什麼舊事拍了一下背。他聽見我腳步聲，也不回頭，只嗯一聲，讓我順著行走別踩壞嫩枝。說話輕，像怕驚動了樹上的果子。他說話時，嗓音裏總帶點風乾過的味道。吃晚飯時，我見過他擺那把二胡。放在炕沿上，用一塊藍格子布蓋著。布邊磨爛了，不知多少年。他掀開布，動作很慢，不像是要演奏，更像是照料一件舊物，怕它在手裏散架。他把弓子舉到燈下看，弓毛稀疏，像冬天的草。他輕輕擦了擦，什麼也沒說。那燈是舊式日光燈，亮時嗡嗡響，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長，落在炕頭，像另一人靜靜坐著。那晚他沒拉。我看見他左手停在把位上，卻遲遲沒按下去。他把手收回來，又放下去，過了許久才說一句：這手不聽使喚了。語氣平平，像在說蘋果熟得晚了點。第二天早上，我跟著他去果園。天還沒亮，霜氣像鹽一樣灑在地上。幾棵老蘋果樹的枝幹黑漆漆的，風一吹，樹影抖得像老人夜裏翻身。他提著個小搪瓷杯，從井邊舀一口水喝，喝完順手在褲腿上擦了擦杯口。那搪瓷杯是白底綠花，上面印著「改革春風吹滿地」，字跡掉了半邊，只剩「改 風 吹 地」。他看著那幾個字時愣了一下，但什麼也沒說。後來村裏人提起他，也大多輕描淡寫。有人說他在南方的工地上擠手指時沒有吭聲，只把斷的那節包進手帕，自個兒去了小診所。也有人說他當年拉二胡拉得像唱哭腔，可他自己卻從不讓人誇，聽見別人說好，還會把頭低低的，像被風吹動的草。他終身未娶。偶爾有人問，他總說家裏忙，顧不過來。可我見過他傍晚坐在果園口，煙點著了沒吸兩口就滅了，手指在煙蒂上捻來捻去，像是在等誰，又像在跟誰告別。那天晚上我問他，舅舅，你二胡還拉不拉了。他說，不拉了，拉不穩，音跑了，人心也跟著晃。我說你放外頭不怕潮。他笑了，露出一點牙，像風吹開的一小口門，說：「潮就潮吧，人也是要受潮的。」他說完就把二胡匣子推到牆根，像把一段舊日子放回原位。他說，東西老了，人也老了，能留就留，不能留就算。他的背影被昏黃的燈照著，薄而直，像一根被削平的木樁，站在時間裏，不動聲色。那把二胡後來真的受了潮。皮鼓起一層暗暗的紋，弓毛貼在一起，像濕了的麥鬚。風一吹就抖，抖得像在發冷。我回城前，再走到果园那邊看。海棠樹下的雪融了一半，露出泥地。二胡匣子靠在樹根，漆面起泡，像長了歲月的皰疹。風從閣樓殘洞吹下來，繞著那匣子打轉，有一點低低的聲響，聽起來像弦斷前最後的顫音。村子很靜，天色灰得像褪色棉布。我站在那兒，不知為什麼想起他年輕時站在臺上，燈光照著白衫，弓子一甩，能把整個縣城的夜都拉亮。可那光後來去了哪兒，沒有人能說得清。人這一輩子，有的音符落地了，有的飄散了，落不住的就隨風走了。回頭時我看見那棵海棠樹，枝上掛著幾粒乾癟的小果子，被風吹得輕輕搖。我忽然覺得，那些輕微的搖動，像極了舅舅的命，一點點被風推著走，走得慢，也走得遠。風從北面吹來，帶著冷意，卻亮得很。我想，這世界上大概很多命運都是這樣，被風吹過的人與物，最後都化成一處靜靜的風聲，落在某個寂寞的樹下，落在一把再也拉不響的二胡裏。

 

怒火是他們的節拍器

 

Rage Against the Machine這個名字，本身就像一面紅旗，插在音箱上，沒有修辭，沒有暗示，直截了當。不是反對某件事，而是反對那台看不見卻無所不在的機器。這個名字不適合英國人，太直，太用力，也不懂自嘲；它屬於美國，屬於那個一邊高喊自由，一邊把人磨成零件的國度。

他們的音樂不像歌，更像一次持續失控的新聞發布會。吉他不是旋律，是警報；鼓不是節奏，是警棍；而Zack de la Rocha的嗓音，介乎咆哮與宣判之間，沒有抒情，沒有過渡，像在你耳邊貼著喊：你還要裝睡到什麼時候？這不是邀請你思考，而是逼你站起來。

有趣的是，Rage Against the Machine並不複雜。他們不玩象徵，不搞隱喻，不靠曖昧撐氣氛。他們的世界觀粗糙得像水泥牆，卻也因此結實。權力、資本、軍事、警察、制度、種族，敵人全部擺在桌面上，點名點姓，沒有詩意，只有指控。這種「不文藝」的態度，在搖滾史裡反而顯得異類，因為搖滾向來喜歡把反抗包裝成風格。

Rage Against the Machine不相信風格，他們相信立場。這也是為什麼他們始終令人不安。你可以不同意他們，但很難忽視他們。當其他樂隊忙著把憤怒變成商品，他們卻把商品拆解成憤怒。諷刺的是，他們終究還是被唱片工業包裝、販售、巡演、印在T恤上，成為另一種可消費的革命形象。這個矛盾，他們自己心知肚明，卻選擇繼續吶喊。

他們的音樂裡，有一種罕見的身體性。不是跳舞的身體，而是被追趕、被壓迫、被逼到牆角的身體。Tom Morello的吉他聲效像工廠裡故障的機械，刮擦、反饋、失真，拒絕優美。這不是炫技，而是一種美學立場：世界既然如此不順耳，音樂為何要順？

在九十年代，這種聲音是必要的。冷戰剛結束，資本主義勝利者的敘事鋪天蓋地，歷史被宣告終結，未來被拍賣。Rage Against the Machine偏偏在這個時候提醒你：遊戲還沒完，只是換了規則。這種提醒不溫柔，也不討喜，但它至少誠實。

時間過去，世界變得更複雜，也更疲憊。今天再聽Rage Against the Machine，有人會覺得他們過於單線，過於憤怒，缺乏解法。這其實是對的，但也無關緊要。因為他們從來不是來給答案的，他們只負責把問題放大，放到你無法忽視的程度。

Rage Against the Machine最終留下的，不是一套理論，而是一種聲音記憶：當制度運轉得太順暢，當語言被磨平，當憤怒被管理，他們提醒你，還有一種音樂，拒絕被安撫。它不保證正確，但至少保證不安靜。對某些時代而言，這已經足夠。

 

人間錄：以命煉金

 

那年我因事去了珠三角，借住在朋友介紹的一處城郊舊屋。屋外不遠就是貴嶼鎮的拆解區，空氣裏永遠飄著燒焦的氣味，像是什麼東西在慢火上烤了很久，烤得發黑，又烤不透。我每天早上醒來，第一件事就是看窗外那片灰藍色的天，總覺得那不是霧，是無數臺電腦主板燒出來的魂。

小黑就住在隔壁棚屋。我第一次見他，是在公共水龍頭邊。他蹲在那兒洗手，很用力地搓，可十個指甲始終是發黃發黑的，像被什麼東西浸透了，洗不掉。他抬頭看見我，也不說話，只是點點頭，露出一口參差不齊的牙齒。後來熟了，他說那是長期接觸酸液留下的，手指肚的紋路都快磨平了，摸什麼都像隔了一層蠟紙。

他的作坊在一條窄巷盡頭，棚頂用廢舊彩鋼板搭的，地上堆滿了電路板、顯示器外殼、鍵盤殘骸。那些東西來自世界各地——美國的蘋果手機、日本的索尼電腦、台灣的服務器主板——上面印著各種洋文，小黑一個字也不認識，但他知道哪個部件含金量最高，哪條線路藏著銅絲，哪塊芯片值得花時間敲下來。他說這活兒叫「煉金」，聽起來挺神氣，其實就是把電路板泡在王水裏，等金子從那些密密麻麻的焊點上溶解下來，再用另一種藥水把它沉澱出來。他指給我看一個塑料盆，裏面的液體渾濁得像濃痰，可仔細看，底下沉著一小粒一小粒的金色顆粒，在昏暗的棚子裏閃著微弱的光，像是從另一個世界漏出來的。

小黑二十七歲，安徽人，初中沒念完就出來打工了。他說家裏窮，父親在礦上傷了腿，母親種田養不活一家人。他原本在東莞的電子廠流水線上，後來廠子搬走了，聽老鄉說貴嶼這邊來錢快，就跟著過來了。剛來那會兒他還戴口罩，後來嫌熱嫌麻煩，也就不戴了。他說反正大家都不戴，你一個人戴著，顯得矯情。我問他知不知道這活兒對身體不好，他笑了笑，說知道，可不幹這個還能幹什麼呢？他說得很平靜，像在說別人的事。

他每天早上六點起床，煮一鍋稀粥，就著鹹菜吃完，然後開始幹活。電路板要先砸碎，再分類，然後一批批泡進酸液池子裏。那氣味刺鼻得很，我站在門口待了不到五分鐘就眼淚直流，他卻一待就是一整天。中午隨便扒幾口飯，繼續幹，一直到晚上八九點。棚子裏沒有風扇，夏天熱得像蒸籠，他的背心總是濕透的，汗水混著不知名的化學液體，在皮膚上留下一道道白色的鹽漬。

有一次我看他從酸液池裏撈出一塊主板，用鑷子夾起一粒米大的金子，對著光看了很久。他說，你別看它小，十幾塊主板才出這麼一粒，可這一粒就夠我吃好幾頓肉了。他把那粒金子放進一個小玻璃瓶裏，瓶子不大，半滿，都是這樣一粒一粒攢下來的。他說等攢夠了，就拿去鎮上賣，然後寄錢回家。他說家裏給他相了個姑娘，姑娘家要八萬塊彩禮，他已經攢了五萬多了，再幹一年多就夠了。他說這話時眼睛亮了一下，像那粒金子在水裏的樣子。

可他也知道自己的身體在壞掉。他說有時候夜裏會咳，咳得喘不過氣，胸口像壓了塊石頭。他說鎮上有個工友，幹了三年，突然就倒了，送到醫院沒幾天就沒了，醫生說是肺出了問題。他說自己有時候也怕，可又不敢想太多，想多了就幹不下去了。他說命這東西，你不知道它什麼時候會斷，可你總得往前走，走一步是一步。

貴嶼的河水是黑的，像濃墨，水面上漂著一層油污，反射出詭異的彩色光暈。沒有人在河裏洗衣服，也沒有人在河邊玩，小孩子都知道那水有毒。可河還是在那兒流著，從鎮子中間穿過，流向更遠的地方。小黑說他剛來那年，河水還能看見底，現在什麼都看不見了。他說這話時沒有憤怒，只是陳述一個事實，像在說今天又下雨了一樣。

他很少回家，一年頂多回一次，每次待不到三天就又走了。他說在家待著心裏慌，總覺得少掙了錢。他說父母老了，頭髮都白了，可他不敢多看，看多了心裏難受。他說村裏和他一起出來的人，有的去了工地，有的去了礦上，有的去了更遠的地方，都是為了活下去。他說活著這件事，其實挺難的，可你又不能不活。

我在那兒待了兩個多月，走之前又去了一趟他的作坊。他正在幹活，滿手都是黑色的污漬，見我來，停下手裏的活，給我倒了杯水。水是從桶裝水裏接的，他自己從來不喝，都是喝燒開的自來水，說省錢。他說你要走了吧，我說是，他點點頭，也沒多說什麼。我問他以後有什麼打算，他想了想，說也沒什麼打算，就這麼幹著唄，等攢夠了錢就回去。我說那身體呢，他笑了笑，說身體的事以後再說，現在想太多沒用。

我走的那天下午，天陰沉沉的，空氣裏的焦味更重了些。我從他的棚屋邊走過，看見他還在那兒幹活，一個人，埋著頭，像一顆釘子，釘在那片灰色的廢墟裏。我突然覺得，那些從世界各地運來的電子垃圾，它們曾經在某個地方發著光，被人捧在手心裏，而現在它們在這兒，被拆解、被熔化、被提煉，最後變成一粒一粒的金子，和一片一片的毒土。而小黑，他就站在這條鏈條的最末端，用自己的命，去換那些金子的光。

後來我再沒回過貴嶼。偶爾想起來，就會想起那個下午，想起小黑發黑的指甲，想起那粒在渾水裏閃光的金子，想起他説的那句話——活著這件事，其實挺難的，可你又不能不活。我不知道他現在怎麼樣了，不知道他攢夠彩禮了沒有，不知道他的身體撐到了哪一步。可我知道，那片土地上，一定還有無數個像他一樣的人，在廢墟裏彎著腰，在毒水裏泡著手，在文明的背面，用最原始的方式，煉著那些微小的、閃光的東西。而那些東西，有人叫它金子，有人叫它希望，也有人叫它——命。

噪音裡的空洞

 

Nirvana不是一支樂隊，更像一種時代症狀。它出現時，世界並沒有戰爭的緊急狀態，也沒有革命的集體幻覺，只有一代年輕人被過早告知：未來已被安排好，你只需配合。於是他們選擇不配合，卻又懶得反抗，只剩下一種漫不經心的崩壞。Nirvana的聲音，正是這種崩壞的背景噪音。

Kurt Cobain不像明星，他身上沒有英雄氣，也沒有領袖相。他更像一個被推到舞台中央的局外人，站在聚光燈下，卻始終不相信自己屬於那裡。他的嗓音不漂亮，甚至刺耳，卻誠實到讓人不安。那不是歌唱，是疲憊的自白，是對世界的低聲咒罵，又像對自己的不耐煩。

九十年代初的美國，已經完成了物質上的勝利，卻在精神上進入一種奇怪的停滯。沒有敵人，沒有方向，連反叛都顯得多餘。Nirvana拒絕把這種空洞包裝成哲學，也不願意將其升格為理想，他們只是把它放大，放進失真裡，讓你無處可逃。《Smells Like Teen Spirit》聽起來像口號，其實什麼也沒說清楚，正因如此，它成了最準確的宣言。

與其說Nirvana是憤怒，不如說是厭倦。他們的情緒不是爆炸，而是坍塌。旋律突然炸開，又立刻縮回，像一個人試圖表達，卻隨即後悔。這種反覆，這種不確定，構成了Nirvana最迷人的地方。他們不相信宏大敘事，也不相信自我救贖，只剩下一種對虛偽的敏感。

Kurt Cobain的悲劇，並不在於他早逝，而在於他過於清醒。當Nirvana被推上神壇，當「反主流」變成新主流，他意識到自己也成了那台機器的一部分。對一個連成功都感到羞愧的人而言，這是無解的困局。於是他選擇退出，留下無數解讀，卻沒有答案。

Nirvana的影響，並不在於音樂技術，而在於態度。他們讓一整代人意識到：你可以不熱血，不進取，不積極向上；你可以困惑、無聊、失敗，甚至什麼都不想成為。這在今天聽來近乎消極，但在當時，卻是一種解放。

時間過去，世界變得更加喧嘩，情緒被精準管理，叛逆被精心設計。再回頭聽Nirvana，會發現那種粗糙與不完整，反而顯得奢侈。因為那是真正沒有被規劃過的聲音。不是為了成功，也不是為了留下什麼，只是因為活著本身已經足夠吵。

 

人間錄：祖屋記

 

推土機又響了。茶杯在八仙桌上跳了三下，停住，又跳。老太太沒有去扶，只是把手裏的抹布放下，等那陣轟鳴過去。這是每天的功課，早上八點，下午兩點，有時夜裏也來。杯子跳慣了，她也聽慣了。茶早就涼透，杯底一圈深褐色的漬痕，像這屋子的年輪。

她叫沈雲芝，八十三歲。住的這院子，是她公公民國十七年蓋的，青磚黛瓦，兩進兩出，門楣上刻著"詩書繼世"四個字，落款是當年縣裏有名的舉人。公公做過縣參議員，解放前一年去了台灣，走時說很快回來，丟下這宅子和一屋子的字畫。這一丟，就是七十年。

周圍的老房子，十年前就拆光了。如今四面都是玻璃幕牆的高樓，她這院子夾在中間，像一塊卡在喉嚨裏的骨頭。開發商的人來過無數次，先是客氣，後來威脅，再後來乾脆斷了水電。她託人買了幾十斤蠟燭，又在天井裏放了七八個水缸，接雨水用。她說，從前逃難的時候，比這苦多了，這算什麼。

她說的從前，是四九年以後的事。公公走了，婆婆沒走，成分劃成官僚地主，宅子差點充公。虧得當時一個工作組的幹部，在廂房裏翻出一箱子線裝書，說這是文物，不能毀。房子保住了，婆婆卻沒保住。五七年劃成右派，下放農場。她一個人守著這院子，每月給農場寄五塊錢、兩斤紅糖。寄了三年，農場來信說人沒了，骨灰自己想辦法。她借了輛板車，走了四十里路去接。那年她二十六歲，剛生完老二，奶水還沒回。

這些事她很少提。來談拆遷的人問她有什麼要求，她不說賠償，不說安置，只指著門前那對石獅子，說你們知道這是什麼年份的嗎？乾隆四十三年。那人說乾隆是哪個朝代的我都不知道。她便不再說了。她知道，有些東西說了也沒用，像兩個維度的生物，聲音傳不過去。

堂屋正中掛著一幅畫像，是她公公請人畫的祖先像。畫上的人穿著清朝的官服，面目已經有些模糊，右下角生了一塊黴斑，像地圖上的海岸線，一年比一年大。她試過用乾布擦，擦不掉；用濕布擦，顏料脫落，更糟。後來就不敢碰了，只是每天早上，點一炷香，鞠三個躬。香是從前囤的，只剩小半盒，她省著用，每炷掰成三段。

她的三個孩子，兩個在美國，一個在加拿大。孫子輩有六個，沒有一個會說中國話。他們勸她出去，說那邊有大房子，有草坪，有游泳池。說我走了，這些東西怎麼辦？他們說可以運過去。她說運過去放哪兒？掛在游泳池旁邊？

她每天早上五點起床，先在院子裏站一會兒。四周的高樓擋住了太陽，只有正午時分，才有一小塊光斑落進天井，像探監似的，照一照就走了。她從前養過幾盆花，後來都死了，沒有光。現在只剩一棵石榴樹，是她嫁過來那年公公種的，七十年了，還活著。今年結了三個果子，皮已經乾癟發黑，她捨不得摘，說讓它們在樹上過年。

她的頭髮全白了，但每天早上，她還是要在鏡子前坐半個小時，把頭髮一絲一絲地攏起來，盤成一個髻，用一根老銀簪子別住。那簪子是婆婆留給她的，簪頭是一朵牡丹，花瓣已經磨得看不清紋路了。她說從前大戶人家的女人，心裏再亂，頭髮也不能亂。這話是婆婆教她的。

廂房裏堆滿了東西。一箱子線裝書，蟲蛀得厲害，她用樟腦丸護著，還是擋不住。幾卷字畫，有鄭板橋的竹子，有任伯年的花鳥，真假不知道，從前公公請人看過，說是真的。也有假的，一眼就能看出來，她也留著，說假的也是老東西，老東西就有老東西的意思。還有一櫃子瓷器，康熙雍正乾隆的款兒，她一件件擦過，說這些碗碟，從前是吃飯用的，不是擺著看的。現在倒過來了，吃飯用塑料的，擺著看用瓷的。什麼都倒過來了。

開發商最近一次來，帶了律師，說要走法律程序。她說你走你的，我守我的。律師說按照法律，這塊地已經被徵用了。她說你們的法律管得了這塊地，管得了這些東西嗎？她指著牆上的畫、櫃子裏的瓷器、院子裏的石榴樹。律師說那些是私人財產，可以依法賠償。她說賠多少？律師說可以評估。她說你們評估得了這個嗎？她指著那幅發黴的祖先像。

律師沒有說話。

她的大兒子上個月回來過一趟。他在矽谷做工程師，二十年沒回來了，頭髮也白了。他在院子裏轉了一圈，說媽，您這麼下去不是辦法。她說什麼是辦法？他說不如把這些東西捐給博物館，然後您跟我們出去。她說博物館收嗎？後來問了，博物館說字畫可以考慮，房子不行。她說那就算了，房子沒了，這些東西擱哪兒？擱博物館的櫃子裏？那跟擱墳裏有什麼區別？

大兒子走的那天，她送到門口，看著他的車子拐進那些玻璃高樓的陰影裏，一直看到看不見。那天下午推土機沒響，安靜得像有人死了。

她年輕的時候念過教會學校，會說幾句英文，會彈風琴，會打毛衣。嫁過來的時候，婆婆說她是新派人物，怕她不習慣老規矩。她說規矩是人定的，人沒了規矩還在，那規矩就是死的；人還在規矩沒了，那規矩就還能活。婆婆聽了，點點頭，說這丫頭心裏有數。

現在那架風琴還在廂房角落裏，蒙著一塊藍布。她好多年沒掀開過了，怕老鼠把裏頭的呢子咬壞了。有一年斷電的時候，她點著蠟燭，掀開藍布，試著踩了踩踏板，發現還能響。她彈了一首讚美詩，是從前在教會學校學的，名字忘了，調子還記得。彈完她把藍布蓋回去，坐了很久。燭火在牆上晃，那幅祖先像好像也在動，像是在聽。

隔壁的高樓上，有時會有人站在窗口往下看。他們看見的，是一片灰黃的瓦頂，瓦頂上的野草，草叢裏露出半截歪斜的獸頭。他們不知道瓦頂下面坐著一個老太太，正對著一杯涼茶發呆，手邊一本翻開的《古文觀止》，頭頂一炷燒了三分之一的香。

前幾天，一個電視台的記者來採訪她。記者問她為什麼不走，她想了想說，我走了，這房子就沒了。記者說房子遲早要拆的。她說我知道，但我在一天，它就在一天。這不一樣。記者問有什麼不一樣。她說，人死了，房子還在，那是憑弔；房子沒了，人還在，那是流亡。記者好像沒太聽懂，但還是點點頭。

採訪播出後，有人在網上罵她是釘子戶，是阻擋城市發展的絆腳石。她不上網，但孫子打電話告訴她了。她說絆腳石就絆腳石吧，從前那石獅子，不也是路中央的絆腳石？絆了兩百多年了，現在還絆著。

推土機又響了。這次響得特別長，像是在清理什麼大件的東西。茶杯又開始跳，跳著跳著，跳到桌邊，掉下去，碎了。她彎腰撿起碎片，撿了幾塊，停住了，望著地上那一攤淡褐色的茶漬。

窗外的天暗下來，那一小塊探監的光斑已經走了。她起身去點蠟燭，燭火亮起來的時候，牆上的祖先像又活了，黴斑像海水一樣漫上來，快要淹到那人的胸口了。她站著看了一會兒，輕輕說，再等等，再等等就好。

也不知是對誰說的。

人間錄：此處無淨穢

 

藍色塑膠桶跟了我五年，蓋子早就擰不緊了，味道從縫隙裡鑽出來，鑽進被子裡，鑽進米飯裡，也鑽進我的夢裡。

幹這行八年了。小屋在公廁側面，一床一桌一個煤氣灶，隔著薄木板就是蹲坑。每天凌晨五點醒，不是鬧鐘叫的，是隔壁傳來的第一聲沖水。刷牙的時候聽見有人進來，匆匆忙忙的腳步聲，然後是隔間門「咣噹」一聲。我等著，等那聲嘆息。有人嘆得長，有人嘆得短，有人不嘆，蹲下去就是一串急促的聲音。

我在門口支個小桌子，上面擺著繡花繃子。路過的人看見總要愣一下——這地方還有人繡花？繡的是牡丹，紅的。針線穿過布料的聲音很輕，輕得像怕吵醒誰。有個穿西裝的男人，每天早上七點準時來，進去之前衝我點點頭，出來洗完手也點點頭。有一回他多站了會兒，看我繡花，說：「李大姊手藝好。」我說：「閒著也是閒著。」他笑笑，走了。第二天他吐了，吐在蹲坑外面。我去收拾的時候，他蹲在門口抽菸，臉白得像紙。我說沒事，他遞給我根菸，我擺擺手。

老周是隔壁小區的保安，常來這邊上廁所。他說他們小區的公廁太新，蹲著不自在。有天他蹲完出來，靠在洗手池邊上跟我說話：「李大姊，你不覺得憋屈嗎？」我正拖地，拖把在水泥地上劃出一道道水痕。我說：「討生活，有啥憋屈的。」他說：「可這地方……」他沒說下去。我說：「這地方怎麼了？乾淨著呢。」他看看我，看看那塊繡了一半的牡丹，嘆口氣走了。

見過太多了。有人在裡面哭，哭得撕心裂肺；有人在裡面打電話，吵架，聲音大得整個廁所都在震；有個女孩子蹲了一個小時不出來，我敲門，她說等等，聲音抖得厲害。我就站在門外等。後來她出來了，眼睛腫得像核桃，從包裡掏出十塊錢塞我手裡，說謝謝。我說不用謝，她哭著跑了。那天晚上我坐在小屋裡看電視，想起那女孩子，想起她蹲在隔間裡的樣子。人到了這裡都一樣，西裝革履也好，濃妝豔抹也好，進去之前是一個樣子，出來又是另一個樣子。

冬天最難熬。消毒水凍得稠了，倒在地上像漿糊。手伸進水裡洗拖把，骨頭都疼。晚上睡覺，聽見外面風颳著窗戶，嗚嗚地響，像是有人在哭。有個老頭，每天傍晚來，不上廁所，就站在門口跟我說話。他說他老伴走了三年了，兒子在外地，一年回來一次。他說話的時候看著地面，聲音很輕。我說您進來坐坐，他說不了不了，站一會兒就走。有回下大雪，他沒來，我有點擔心。第二天他來了，說昨天摔了一跤，在家躺了一天。我說以後別來了，天冷。他說沒事，不來這兒，也不知道去哪兒。

這份工作算什麼呢？管理員？清潔工？還是守門人？我也不知道。只知道每天天一亮，就得起來幹活。掃地、拖地、倒垃圾、換手紙。有人嫌臭，捂著鼻子進來；有人誇乾淨，說比商場的還好。我都笑笑，不說話。髒和淨，其實沒那麼分明。我住在這裡，吃在這裡，睡在這裡，但我把地拖得比家裡還乾淨，把牆擦得能照出人影。老周說我是「潔癖」，我說不是潔癖，是規矩。這地方再髒，也得有個規矩。

晚上關門的時候，我會在廁所裡轉一圈。燈光昏黃，照在白瓷磚上，有種說不出的安靜。隔間的門一個個關著，像一排沉默的嘴。我鎖上大門，回到小屋，把繡花繃子收起來。牡丹繡了大半了，紅得很好看。窗外傳來汽車的聲音，很遠，像是從另一個世界傳來的。

消毒水的味道還在，淡了些，但還在。我習慣了。

 

小寒

 

小寒這個節氣，名字取得極有分寸。它不說極端，也不談終局，只輕描淡寫地提醒你：冷，正在加深。中國人的時間感一向含蓄，不喜歡宣判，只愛鋪陳。真正的考驗，從來不是在最戲劇化的時刻出現，而是在你以為已經習慣之後，悄悄加碼。

小寒不像大寒那樣具有象徵意義，它沒有最後通牒的氣勢，更像一個冷靜的官僚，翻著日曆，面無表情地在制度欄裡蓋下一個章。這一天，天地不動聲色，卻已把多餘的溫情全部撤走。風不狂，雪不急，但冷意滲人，像長時間的對視，逼你承認自己其實並不堅強。

北方的小寒，是一種硬冷，空氣像玻璃，走路時腳步聲清脆；南方的小寒則更為陰柔，濕冷貼身，沒有重量，卻最難擺脫。這種差別，恰如人生的兩種困境：一種明刀明槍，一種悄無聲息。前者讓人痛快，後者消磨意志。中國人對小寒的記憶，多半來自後者。

在小寒時節，食物開始變得實際。沒人再談清淡養生，只有熱量、油脂與耐餓。臘肉、年糕、羊湯、米酒，都是對寒冷的本能回應。這不是文化，而是生存。所謂風俗，不過是長期有效的生活經驗，被後人賦予了詩意的名稱。小寒教人明白，浪漫通常發生在條件允許之後。

城市裡的小寒，則顯得有些尷尬。暖氣、空調、羽絨服，把節氣削弱成一個名詞。人們依然照常上班，照常刷手機，寒冷被管理、被隔離、被推到窗外。只有在清晨或深夜，走出室內的那一刻，才會突然意識到：原來季節仍然存在。那一瞬間的遲疑，便是小寒的全部意義。

小寒也是一年裡最誠實的時段。節慶尚未開始，希望尚未上桌，總結已經做完，未來卻還模糊。人在這個節氣裡，最容易感到疲倦，也最難自欺。你會發現，真正留下來的，不是雄心壯志，而是身體的反應與內心的底色。怕冷的人終究怕冷，能熬的人，也不必聲張。

古人說「小寒勝大寒」，其實說的是心理。真正難熬的，從來不是結束，而是漫長的過程。小寒不給你結論，只讓你繼續等。等年關，等回暖，等一個說法。它像生活本身，沒有高潮，只有持續。

或許正因如此，小寒才顯得高明。它不安慰你，也不嚇唬你，只是冷靜地存在。它提醒人：能撐過去的，不一定是最強的人，而是最能接受現狀的人。等到春天來時，你未必會感激小寒，但你會知道，自己確實是從那段不動聲色的冷裡，一步一步走過來的。

 

牆後的月亮

 

Pink Floyd不是一支樂隊，而是一段英國中產階級對自身靈魂的長期審訊。它的音樂從不討好，甚至刻意拒人於千里之外，像一所舊式公學的走廊，冷、長、回聲巨大，腳步聲一來，自己都被嚇了一跳。這支樂隊最迷人的地方，在於它用最精緻的技術，反覆書寫最不體面的情緒：恐懼、偏執、崩潰、權威、時間的浪費，以及男人面對自我時那種英式的、不肯痛哭的絕望。

Pink Floyd的英國性很重，不是披頭士那種利物浦式的親切，也不是滾石的藍調流氓氣，而是劍橋、寄宿學校、二戰陰影、福利國家與精神病院交織而成的產物。他們的音樂像一份過度認真的論文，腳註太多，主題太沉，但一旦你願意坐下來聽，便會發現那些冗長的器樂段落，其實正是在模擬人的腦內獨白——沒有旋律可哼，只有意識在牆上來回撞擊。

《The Dark Side of the Moon》之所以成為經典，不是因為它好聽，而是因為它準確。時間、金錢、瘋狂、死亡，每一個主題都像英國社會的隱疾，被冷靜地攤在手術燈下。那段滴答作響的時鐘聲，聽久了會讓人懷疑自己是不是已經遲到一生；而《Money》裡那種帶點諷刺的節拍，像會計師在酒後突然說了真話。Pink Floyd不反資本主義，它只是告訴你：這套系統運作得很好，但你未必會因此幸福。

至於《The Wall》，更像一封寫給自己的漫長控訴書。教育、家庭、戰爭、愛情，全都成了磚塊，一層一層，把人砌成一個功能正常、內部空心的成年人。Roger Waters的偏執在這裡達到高峰，幾近不講理，但正因如此，它才像真實的人生。沒有人是靠理性築牆的，牆永遠是情緒的工程。

Pink Floyd的音樂不適合通勤，不適合派對，更不適合作背景。它要求你關燈，坐好，最好順便懷疑一下自己過去所相信的一切。在這個講求效率、短影音、三十秒高潮的年代，Pink Floyd顯得格格不入，像一位仍然堅持寫長信的人，明知沒人回，卻還是要把話說完。

或許正因如此，Pink Floyd才一直沒有過時。當世界愈來愈吵，它的音樂反而像一片荒原，空曠得讓人不安，但至少，你終於聽見了自己。那牆後面，其實一直有月亮，只是你願不願意承認，自己親手把窗封死了。

 

人間錄：整容的名字

我第一次見到那張新身份證，是在片場一張摺疊桌上，和對講機、場記板、半瓶擰不開的礦泉水放在一起，塑料殼還沒被手心焐軟，邊角很直，像剛磨過的刀口，上面的名字我後來才知道並非她的乳名，也不是她在黑龍江戶口本上的舊稱呼，而是一個經過反覆推敲、適合出現在片尾字幕裡的名字。她把身份證翻過來扣著，像怕光，又像怕被認出來。那天北京的風很乾，攝影棚外的楊樹落葉被車碾成紙屑，她坐在監視器後，身子微微前傾，罵人時嗓音低沉而短促，不帶髒字，卻句句有力，像當年在洗浴中心分派房號時那樣乾脆。她指間夾著一支細長的女士煙，白色，過濾嘴發黃，從不點燃，只在罵完人後停頓一下，放在唇邊，吸一口並不存在的煙，再放下。我注意到她的手，骨節粗，指甲剪得很短，和那支煙並不般配。後來我才慢慢知道，她叫小燕，74年生，黑龍江農村出身，十七歲那年，冰雪覆蓋的土地沒有給她任何保護，一次性侵把她從故鄉推出去，她沒再回頭。她不怎麼提那件事，只在冬天拍外景時，站在雪地裡發呆，眼神發空，像在聽很遠的狗叫。北京的地下室潮濕陰冷，她在那裡住過幾年，燈泡永遠帶著灰，白天像黃昏，夜裡像井底，她在那樣的地方學會了如何看人臉色，也學會了如何先發制人。她做過傳銷講師，站在台上喊口號，聲音洪亮，手勢熟練；也開過按摩房，當過媽咪，管理一屋子比她年輕的女孩，教她們如何笑，如何拒絕，如何在必要的時候沉默。那時她的生存邏輯簡單而直接，用身體和手段換空間，換時間，換一口飯吃，換一張床睡，換一口喘息。她對我說這些的時候正在吃盒飯，米飯有點硬，她把青菜裡的蒜挑出來放在盒蓋上，動作很輕，像在整理一段舊賬。後來她遇到那位導演，一個說話輕聲細語、總穿舊毛衣的男人，來找「真實題材」，她把自己的生活攤開給他看，像把一件舊衣服翻過來，線頭和補丁都露出來，成了紀錄片裡的主角，也成了他的妻。她說改名那天在派出所坐了很久，窗口的玻璃很厚，工作人員反覆核對信息，她簽字時手有點抖，卻沒有猶豫，那是她給自己做的一次精神整容，把舊日的污跡封存進檔案袋。如今她是製片人，懂預算，懂人情，也懂如何在飯局上替導演擋酒，她用當年混跡江湖的圓滑去搞定投資，用管理按摩小姐的潑辣去管理劇組。她坐在監視器後，看演員一遍遍模仿她曾經經歷過的苦難，有人哭得用力，有人喊得用力，她卻只是盯著屏幕，眼神冷而疲憊，像在看一條早已熟記的河流。我有時會想，這算不算一種救贖，但轉念又覺得這個詞太輕。那個文弱的導演需要她的野蠻來滋養他的創作，她需要他的文化權來洗白過去，他們在彼此身上取暖，也在彼此身上消耗。苦難在這裡被整理、被剪輯、被定價，成了一種可以流通的資源。她並不否認這一點，只是說，至少現在她坐著，而不是被擺放。傍晚收工時，風從棚外吹進來，燈光一盞盞熄滅，她把那張身份證收進錢包，細煙依舊夾在指間，沒點，像一截沒燒完的引線。遠處有人喊下一場的準備，她站起身，拍了拍褲腿上的灰，走回那片人造的光裡，腳步很穩。棚外的楊樹在風中作響，葉子落下來，鋪了一地，又被踩碎，像舊名字，被時間反覆碾過，卻不再發聲。

元旦：日曆上的禮貌微笑

元旦是一個很有禮貌的日子。它不熱鬧，不煽情，也不要求你必須感動，只是在日曆翻頁時，象徵性地對你點一點頭，像一位在電梯裡遇到的熟人，不談近況，只確認彼此仍然存在。與農曆新年那種鋪天蓋地的倫理動員不同，元旦更像西裝口袋裡的一條手帕，乾淨、克制，主要功能是提醒你時間並沒有停下來。

元旦之所以安全，是因為它不帶家族，不查戶口，也不逼人團圓。你可以一個人過，也可以假裝沒過。城市在這一天顯得有些空心，街道依然，商場照舊打折，唯一的不同，是所有人都在手機裡互道一句「新年快樂」，像完成一項例行公事。祝福被壓縮成四個字，省略了內容，也避免了責任。

跨年倒數這件事，原本是對時間的儀式性挑釁，如今卻更像大型集體對時。人們盯著螢幕，跟著數字喊，彷彿只要喊得夠整齊，就能把過去一年的混亂留在舊時區。零點一到，煙火升空，朋友圈爆滿，卻沒有人真正說清楚，明天究竟會不會比較好。元旦提供的，只是一個心理緩衝區，讓人暫時相信「重新開始」這件事在技術上仍然可行。

元旦最適合回收誓言。去年此時寫下的計畫，大多已經失聯，如同寄錯地址的明信片。健身卡仍在，身材卻沒有跟上；書單愈列愈長，閱讀量卻始終停在封面。元旦並不揭穿你，它只是默默給你一張新的空白表格，讓你再次填寫相同的願望，像政府部門接受重複申請，知道結果有限，程序卻不能省。

對成年人而言，元旦其實是一個低風險的節日。沒有必須回鄉的焦慮，沒有紅包的經濟壓力，也沒有親戚的即時審問。你可以選擇加班，選擇睡覺，甚至選擇對時間冷處理。這一天的自由，來自它的象徵性：它重要，卻不重要到非你不可。

所以元旦真正的功能，也許只是給生活加一個逗號，而不是句號。它不負責改變命運，只負責校對日期。當你在一月一日早晨醒來，發現世界並未煥然一新，這反而是一種安慰——至少，時間還願意繼續和你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