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間錄：工地上的水鬼

 

那套潛水服掛在工地角落的鐵架子上，像一具被剝了皮的人。橡膠味混著泥漿的腥臭，在夏天的悶熱裡發酵，誰走過都要摀鼻子繞開。只有大猛不躲，他每次路過都要摸一把，像摸自己的命。我第一次見到他，是在一個樁基工地的板房外。那時正是午後，太陽把地面曬得發白，他蹲在陰涼處抽菸，菸灰掉在腳邊也不彈。工友們叫他「水鬼」，說得輕描淡寫，像叫「老張」或「小李」一樣隨意。可我看見他的手，那雙手指關節粗大、指甲縫永遠嵌著黑泥的手，握菸的時候在微微發抖。

工地上的人都知道他幹什麼。當鑽孔灌注樁出了故障，鋼筋籠卡在幾十米深的泥漿裡，或者孔底塌方堵死了，機器下不去，只能人下去。大猛就是那個人。他穿上那套重達幾十斤的潛水服，戴上老舊的銅頭盔，順著繩索滑進那個直徑不到一米的黑洞。下面是什麼，誰也說不清。泥漿濃得像稠粥，伸手不見五指，壓力大得能把人的耳膜震裂。他在裡面摸索，靠的全是手感和運氣。鋼筋、混凝土塊、塌下來的土石，隨時可能卡住他，或者索性把他埋在下面。上來一次，幾千塊；上不來，什麼都沒了。

我問過工頭，為什麼不用機器。工頭笑，說機器貴，人便宜。大猛在旁邊聽見，也不反駁，只是把菸頭按在地上，慢慢輾滅。他說話聲音很輕，帶著西南口音，說這活兒總得有人幹。我說，可這是拿命換錢。他抬頭看我，眼神平靜得讓人害怕，說，命不都是拿來換的麼？只是有人換房子，有人換車，我換我閨女的命。

他女兒七歲，白血病。在老家縣醫院確診那天，他正在另一個工地上班，接到電話，腿軟得站不住。醫生說要幾十萬，他攥著手機，看著自己銀行卡上的四位數，覺得天塌了。他不識字多，合同看不懂，只知道工地上這活兒給錢快。沒保險，沒合同，口頭說好，下去一次三千到五千，看深度和難度。他算過，一個月下四五次，半年能攢十幾萬。可他也知道，這錢不是攢出來的，是賭出來的。每一次下去，都像把命放在桌上，等別人翻牌。

下水前他要喝酒。不是一兩口，是半斤。我見過他灌酒的樣子，仰著脖子，喉結滾動，像在灌一種烈性的麻醉劑。喝完臉也不紅，只是眼神更飄忽了些。工友說這是壯膽，他搖頭，說不是膽的問題，是怕。他說，人要是清醒著往死裡走，腿會軟；喝了酒，至少能讓自己相信還能上來。我聽著，覺得那酒不是喝進胃裡，是灌進命裡。

有一次他下去了四十多分鐘沒上來。地面上的人拉繩子，拉不動，以為他卡住了。工頭臉都白了，說完了完了。大家圍在孔口，鴉雀無聲。又過了十幾分鐘，繩子突然動了，他被拽上來，脫了頭盔，癱在地上大口喘氣。然後側過身，吐了一地黑水，混著血絲和泥漿，像從地獄裡嘔出來的東西。他緩了好一陣，才坐起來，說，鋼筋籠歪了，卡得死，差點上不來。工頭遞菸，他擺手，說先給錢。工頭當場數了五千，他接過，揣進兜裡，站起來走了。背影佝僂，像被什麼壓彎了脊樑。

他很少和人說起女兒。偶爾喝多了，會掏出手機看照片。照片裡的小女孩剃了光頭，臉色蒼白，卻還在笑。他盯著螢幕，半天不說話，菸灰掉在手背上也不覺得燙。有人問他，閨女知道你幹這個嗎？他搖頭，說不知道，也不能讓她知道。他說自己每次給家裡打電話，都說在工地上開吊車，活兒輕鬆，工資高。妻子不信，追問，他就掛電話。後來妻子也不問了，只說，你自己小心。那四個字，他聽著比什麼都重。

工地上的人對他客氣，卻也保持距離。沒人願意和「水鬼」走得太近，像怕沾上什麼晦氣。只有一個老師傅，幹了一輩子土建，見過太多生死，偶爾會和他說幾句。老師傅說，這活兒不能老幹，人的運氣是有數的。大猛點頭，說我知道，可不幹又能怎麼辦？老師傅沉默，最後只說，那就多喝點酒，少想點事。大猛笑，說，想不想都在那兒，躲不掉的。

我在那個工地待了兩個月，見他下去七次。每次上來，他都要在地上躺一會兒，像剛從另一個世界逃回來。有一次我問他，下面是什麼樣？他想了想，說，就是黑，什麼都看不見，只能聽見自己的心跳，像敲鼓一樣。他說有時候會覺得自己不是在水裡，是在棺材裡，四周的泥漿像土，要把他活埋。我問，那你怎麼撐下來的？他說，想我閨女。想她還在醫院裡等著，想她還能好起來，就咬著牙再摸一把，再撐一會兒。他說完，又點了根菸，煙霧在他臉上飄散，像一層薄薄的霧。

後來我離開那個工地，再沒見過他。聽說他又去了別的城市，繼續幹這一行。有人說他攢夠了錢，帶女兒去了大醫院；也有人說他在某個工地上出了事，再沒上來。我不知道哪個是真的，也不敢去查。只是偶爾路過建築工地，看見那些深不見底的樁孔，會想起他穿著潛水服的背影，想起那套掛在鐵架子上的橡膠衣，想起他吐出的黑水。那些東西，像一種無聲的證詞，證明著這世上有些人，是在用命換命，在黑暗裡摸索著一點微弱的光。

而光在哪兒，誰也不知道。只知道有人還在找，還在下潜，像一個永遠醒不過來的潛水員，沉在城市的地基深處，沉在命運的泥漿裡。風吹過工地，揚起一層灰，又落下。一切照舊，只是少了一個人的呼吸聲，多了一個孔洞，黑得看不見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