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件戲服是洗不乾淨的。血漿的味道混着汗臭，掛在更衣棚裏，像一張永遠撕不掉的皮。老王每天早上五點到橫店影視城，先去領這件衣服，摸一摸還溼不溼，然後套上，等着被分配到哪個劇組去“死”。他說這話時很平靜，像在說今天吃什麼。我是十年前在橫店見到他的，那時我替朋友去拍一個紀錄片的素材，鏡頭對準的是那些“大場面”，成百上千的羣演在泥地裏翻滾、喊殺、倒下。老王就在其中，臉朝下，一動不動，像一塊被踩進土裏的石頭。
他是河南人，來橫店十幾年了，專門演屍體。不是沒試過演活人，但他個子矮，臉上有道疤，副導演看一眼就說，你還是躺着吧。他也不爭，說躺着也好，省得記臺詞。橫店的屍體是論“次”算錢的，一次五十到八十不等，看劇組預算。老王一天最多能死八次，從早上的抗日劇死到下午的宮鬥戲，再死到晚上的民國槍戰。他說每次“死法”不一樣，有被刺刀捅的，有被炮彈炸的，有被毒死的，也有莫名其妙就倒在路邊的。但不管怎麼死，都有一個共同點——不能露臉。鏡頭永遠拍他的背影、側影、或者一隻伸出來的手。他說，我這張臉，在電視裏存在過，但從來沒人看見過。
更衣棚在影視城最邊上，鐵皮頂，夏天熱得像蒸籠，冬天冷得像冰窖。棚裏掛滿了各朝各代的戲服，清朝的、民國的、抗戰的，破破爛爛，分不清哪件是道具哪件是真古董。老王的那件“萬能屍衣”就掛在角落，黑灰色，布料硬邦邦的，像一張風乾的人皮。他每次穿上，都要深吸一口氣，說這是“進入角色”。我問他，屍體還需要進入角色嗎？他笑，說當然，你得讓自己相信自己真的死了，不然躺在那兒會動，會被罵。
他躺屍的地方五花八門。泥坑裏、石板路上、草叢中、河溝邊，有一次甚至躺在馬糞堆旁邊，因爲劇情需要“戰場的真實感”。那次他躺了四個小時，導演一直在調光，調角度，調演員的站位，就是沒人管他。中間下了場小雨，他渾身溼透，也不敢動，怕穿幫。拍完收工，副導演過來看了一眼，說，行，這屍體躺得專業。老王爬起來，腿都麻了，扶着樹站了半天才緩過來。他說那一刻他覺得自己比真屍體還像屍體，因爲真屍體至少不用忍着腿麻。
橫店的盒飯是十塊錢一份，米飯硬，菜冷，但老王每次領到手都吃得很香。他說餓的時候，什麼都是真的。我見過他吃盒飯的樣子，蹲在片場邊上，埋頭扒飯，不說話，像在完成一件重要的事。吃完了，把飯盒疊好，放在統一回收的筐裏，然後抹一把嘴，繼續等下一場戲。有時候一天拍不滿八場，他就站在片場外頭張望，看哪個劇組還缺屍體，過去問一聲，能不能補個位置。大多數時候被拒絕，偶爾能補上，他就很高興，說今天不白來。
他住在橫店外圍的城中村，租的是一間十平米的隔斷房，月租三百。房間裏只有一張牀、一個塑料凳、幾件換洗的衣服。牆上貼着一張泛黃的日曆，是2011年的，上面的日子早就過完了，但他沒撕，說撕了也是空牆，不如留着。牀頭放着一個舊手機，屏幕碎了，但還能用。他說手機裏存着家裏的電話號碼，但已經很久沒打過了，因爲不知道說什麼。家裏人知道他在橫店，但不知道他演什麼，他也從來不說，只說在劇組幹活，挺好的。
有一次我問他，這麼多年，有沒有想過換個工作。他沉默了一會兒，說想過，但不知道能幹什麼。他說自己沒文化，沒技術，出來打工這麼多年，除了躺屍，好像也沒學會別的。他說這話時，眼睛看着遠處的攝影棚，那裏正在拍一場大戲，燈火通明，人聲鼎沸，像另一個世界。他說，你看那些明星，前呼後擁的，跟我們不是一路人。我說，可你們都在同一個鏡頭裏。他笑，說是在同一個鏡頭裏，但我是沒人看的那部分。
他說得最多的一句話是，我這人，活得像個假人。我問他爲什麼這麼說，他說，因爲我每天都在演別人的死，卻從來沒活過自己的生。他說橫店這地方，什麼都是假的，城牆是假的，宮殿是假的，連那些哭聲、笑聲、喊殺聲，都是假的。只有一樣東西是真的，就是餓。他說餓的時候，你就知道自己還是個人，還活着。
最後一次見他，是在一個深夜的夜宵攤。他剛拍完一場夜戲，渾身泥水，坐在攤位邊上吃麪。我走過去，他擡頭看見我，愣了一下，然後笑，說你還在橫店啊。我說路過，順便看看。他點點頭，說那就坐下吃碗麪。我們沒說太多話，只是吃麪，聽着夜風吹過橫店的街道，遠處的攝影棚還亮着燈，像一盞永遠不會熄滅的火。
後來我拍完素材，離開橫店，再沒回去。偶爾在電視上看到那些古裝劇、抗戰劇，看到那些倒下的屍體，就會想，不知道哪一個是老王。但我知道，即使看見了，也認不出來，因爲他永遠沒有臉。只是有時候，看到那些一動不動的背影，我會想起他說的話——餓的時候，什麼都是真的。而那些在虛構裏死去的人，他們的飢餓，卻是這世界上最真實的東西。
風還在吹，橫店的夜還很長，那件洗不乾淨的戲服，大概還掛在更衣棚裏，等着明天繼續穿上，繼續死去，繼續在十塊錢的盒飯裏，找到一點活着的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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