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前，我在南方的一座新城打零工，住在工地上的鐵皮房裡。那時附件的商場剛建成不久，玻璃幕牆亮得刺眼，地下停車場延伸到三層深，像一個巨大的混凝土胃袋。下班之后，我常去商場蹭空調，也就認識了王姐。
第一次見她是在電梯口。她推著保潔車，腰彎得很低，像是在躲什麼。車上堆著拖把、抹布，還有一個鼓鼓囊囊的布袋，用舊雨衣包著。她個子不高，皮膚曬得發黑，頭髮在腦後紮成緊緊的一團。見我看她，她側過身讓路，動作很快，像怕擋了別人的道。後來熟了才知道，那布袋裡裝的是她的全部家當——兩件換洗衣服，一床薄被，一盞檯燈，還有幾包泡麵。她住在地下三層的設備間裡，就在通風管道旁邊，那裡本來是堆放雜物的地方，她把角落收拾出來，鋪上硬紙板，就成了床。
我問她為什麼不租房，她說租不起。這城裡最便宜的床位也要五百，她一個月工資兩千八，扣掉吃飯、寄回家的，剩不下多少。住在這裡，一分錢不花，只要小心些，不被保安發現就行。她說這話時很平靜，像在說今天天氣怎麼樣，沒有委屈，也沒有抱怨，只是陳述一個事實。
那設備間我去過一次。她帶我下去時，電梯停在負二層，我們走樓梯到負三，穿過停車場最深處的一道鐵門。門後是一條窄窄的走廊，兩側都是管道和電箱，頭頂的排風扇轟隆隆響個不停，聲音大得像要把人吞進去。她推開一扇沒有標識的小門，裡面黑漆漆的，只有她那盞檯燈發出微弱的光。燈罩上蒙著一塊黑布，只露出一條縫，光線從縫裡漏出來，照在牆上，像一道細細的傷口。
她說這燈不能亮得太明顯，怕保安巡查時看見。她每天晚上十點後才回來，早上五點就得走，中間只能睡六個小時，還得把鬧鐘調成震動，不能發出聲音。她把這裡收拾得很整齊，硬紙板上鋪著一塊舊床單，被子疊成豆腐塊，衣服掛在管道上，用衣架撐著，像兩個瘦瘦的影子。最讓我意外的是，她在管道上掛了一串塑料花，紅的、黃的、粉的，在黑暗裡顯得特別鮮豔，像在說這裡也是個家。
她說剛住進來時，每天晚上都睡不著，排風扇的聲音太吵，像有人在耳邊不停地喊。後來習慣了，反而覺得安心，因為聲音大，別人就聽不見她的動靜。她最怕的不是黑暗，也不是孤獨，而是被趕走。她說有一次保安差點發現她，那天她忘了關檯燈，光從門縫裡漏出來，保安走過來敲門，她嚇得大氣都不敢喘，把燈按滅，躲在被子裡裝睡。保安推了推門，沒推開，就走了。她說那晚她一夜沒睡，一直在想，如果被發現了，她能去哪裡。
白天她在商場裡擦地，從早上八點到晚上九點，中間只有一個小時吃飯。她擦的是一樓大廳的大理石地面，那地面光滑得像鏡子，每天都有無數人踩過，留下無數腳印。她跪在地上，一寸一寸擦，擦完了，腳印又來了。她說這活兒沒什麼技術含量，就是要細心，要耐得住寂寞。她擦地時總是低著頭，不看人，也不說話，像一個影子，悄無聲息地在人群中穿行。
有一次我在商場碰見她，她正在擦一塊被咖啡灑過的地方。那咖啡已經乾了，結成一塊黑色的痂，她用鋼絲球使勁蹭，手指都蹭紅了。我問她累不累，她抬頭看我，笑了笑，說還行，比種地輕鬆。她說她老家在北方的一個小村子，地裡種不出什麼東西，一年到頭只夠吃飯。她丈夫在外面打工時出了事，留下她和一個讀高中的兒子。她把房子賣了，帶著兒子來這座城，想讓他考上大學，將來有個出路。她說這話時，眼睛一直盯著地面，像怕說多了會哭出來。
她兒子我見過一次，瘦高個，戴著眼鏡，看起來很內向。那天她讓我幫忙給兒子送點東西，我在商場門口等他。他來時背著書包，手裡拿著一本習題冊，見到我有些拘謹，接過東西就走。我問他在哪裡讀書，他說在城北的一所中學，住校，一個月回來一次。他不知道母親住在地下三層，以為她租了房子。王姐說不能讓他知道，怕他分心，怕他覺得對不起她。她說孩子只要好好讀書就行，其他的她來扛。
我問她打算住到什麼時候，她說住到兒子考上大學，住到自己攢夠錢租個房子。她說這城裡房租一年比一年貴，她一年能攢一萬塊就不錯了，按這個速度，還得三四年。她說這話時很平靜，像在計算一筆帳，沒有絕望，也沒有希望，只是一種樸素的堅持。
後來我離開那座城，再也沒見過王姐。偶爾想起她，會想起那盞蒙著黑布的檯燈，還有管道上的塑料花。我想，在這座城市光鮮亮麗的表面下，有多少人像她一樣，住在看不見的地方，過著看不見的日子。他們不喊，也不鬧，只是默默地活著，像地下三層的那盞燈，雖然微弱，卻從未熄滅。而那串塑料花，在黑暗裡開著，不需要陽光，也不需要掌聲，只是開著，像一個倔強的證明——這裡也是家，哪怕只是一個沒有窗戶的洞穴，哪怕只有排風扇的轟鳴聲作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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