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前認識老周，是在一個寫字樓的會議室裏。他穿著熨得筆直的襯衫，領帶打得一絲不苟，說話時永遠微微欠身，帶著那種職場人特有的恭敬。會散時，他收拾文件的動作很慢，像怕弄皺了什麼。那時我不知道，這個看上去體面的中層主管，晚上要爬十八層樓梯，回到一個沒有門窗的水泥洞穴裏睡覺。
再見他是在那棟爛尾樓下。傍晚，夕陽把整棟樓照得像一副巨大的骨架，鋼筋從窗洞裏伸出來，像斷掉的肋骨。我是來採訪的，聽說有人住進了爛尾樓，覺得荒誕，想看看到底是怎麼回事。樓下堆著建築垃圾，風吹過來，塑料布嘩啦啦響。老周就站在那裏，手裏提著公文包和一袋菜，看見我，愣了一下，然後笑了，說，你也來看熱鬧？我說不是熱鬧，是想聽聽，怎麽回事，他點點頭，說，那上來坐坐吧，只是沒電梯，要爬樓。
十八層樓梯，他爬得很慢，卻很穩。我跟在後面，聽見他的呼吸聲在樓道裏迴響，像被壓扁的風箱。到了十八層，他推開一扇用木板釘起來的門，說，到了。屋裏是毛坯房，水泥地，牆上還印著施工時的編號。窗洞用透明塑料布封著，夕陽從外面透進來，把整個房間染成暗紅色。角落裏鋪著一張行軍牀，牀頭掛著他那件深灰色西裝，工工整整，像等待著第二天的出征。我看著那件西裝，突然覺得它不該掛在這裏，它該掛在有衣櫃的房間裏，掛在有燈光的地方，而不是掛在這根從天花板伸出來的鋼筋頭上。
老周接了水，用電熱壺燒開，給我泡了茶。他說水是從樓下公共水龍頭接的，每天要提上來。茶杯是搪瓷的，有些掉瓷，卻擦得很乾淨。他坐在一張摺疊椅上，把公文包放在膝蓋上，像在辦公室裏一樣端正。我問他為什麼住進來，他說，房子買了，錢交了，開發商跑了，銀行貸款還在還。不住進來，這房子就真成了一堆廢墟。住進來，至少還是個家。他說這話時很平靜，像在說一件與自己無關的事。可他手裏的茶杯，卻一直在微微顫抖。
他說剛搬進來那晚，一個人坐在水泥地上，聽著風從窗洞裏灌進來，呼呼地響，像有什麼東西要把他吹走。他坐到半夜，突然想起家裏還有一塊桌布，是結婚時買的，米黃色，繡著小碎花。第二天他把桌布帶來了，鋪在水泥地上，擺上碗筷，坐下來吃飯。他說，鋪上桌布，就不覺得是在工地上了。我看著那塊桌布，它被疊得整整齊齊，放在角落裏，像一個沒說完的夢。
後來陸續有人搬進來。十七樓住著一對夫妻，丈夫是開貨車的，妻子在超市收銀。十六樓住著一個獨居的老人，退休教師，說話慢條斯理。十五樓住著一個年輕人，在工廠上夜班，白天睡覺。大家見面時會打招呼，會互相幫忙提水，會在樓道裏交換一些生活用品。老周說，他們還選了個「樓長」，就是十七樓那個開貨車的，嗓門大，辦事公道。樓長說，咱們雖然住的是爛尾樓，可不能爛尾地活著。於是大夥湊錢買了幾盞節能燈，掛在樓道裏，晚上回來時就不用摸黑了。
有一次我晚上去看老周，正好碰上他們在樓下開會。十幾個人圍坐在一堆建築材料旁邊，有人提著手電筒，有人抽著煙。樓長說，下個月水電費要交了，雖然沒有物業，可咱們得有個說法。有人說不交，憑什麼交？有人說交吧，萬一以後斷水電呢？討論了很久，最後決定先把錢凑起來，等將來需要時再用。我站在遠處聽著，覺得這場景很荒誕，一群住在爛尾樓裏的人，在討論繳費。可他們討論得很認真，像在討論一件真正重要的事。
老周說，住進來後，他開始理解什麼叫「活著」。以前他覺得活著就是上班、還貸、攢錢、買房，像一條流水線上的零件，按部就班。可現在他發現，活著原來是每天提水上樓，是在水泥地上鋪桌布，是在沒有門窗的房間裏掛好西裝，是和鄰居們在樓下開會，討論那些看似無用卻必須討論的事。他說，以前他怕丟臉，怕別人知道他住在爛尾樓裏。可現在他不怕了，因為他發現，丟臉和活著比起來，不算什麼。
那天晚上我們坐在十八樓，看著窗外的城市。燈火通明，車流如織，像另一個世界。老周說，他每天下班回來，都會在樓下站一會兒，看著那些亮著燈的窗戶，想像裏面的人在做什麼。他說，他不羨慕他們，只是覺得，那些燈光很遠，像隔著一層玻璃。我問他，那你呢？他笑了，說，我就在這裏，在這個沒有完工的地方，可也在活著。
月亮升起來時，月光從窗洞裏照進來，把整個房間照得很亮。那是一種毫無遮攔的光，冷冷的，卻也清澈。老周的西裝掛在鋼筋頭上，在月光下泛著微弱的光澤，像一面旗幟。我看著那件西裝，突然覺得它很重，重得能壓住風，壓住命運，壓住那些說不出口的苦。
後來我再沒去過那棟樓，只是會偶爾想起老周，想起他在水泥地上鋪的那塊桌布，想起他掛在鋼筋頭上的西裝，想起十八樓窗洞裏透進來的月光。我不知道那棟樓後來怎麼樣了，不知道老周還在不在那裏。只是覺得，有些人的活法，像月光一樣，冷，卻也亮。而那些被命運壓彎了腰的人，最後還是會把腰挺直，哪怕只是為了掛好一件西裝，鋪好一塊桌布，在荒誕的日子裏，過出一點日常的體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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